1916年7月3日，我出生于山西省长治县，4岁丧母，8岁丧父，寄人篱下生活了6年，吃尽了旧社会的苦。14岁时，我进入洪桐县德来女校（孤儿院），得到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学了点文化。最可贵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孙安轩，他是逃荒到异乡，刻苦学习，自学成才的好教师，非常拥护共产党。七七事变后，红军被国民党“围剿”。他每天上课时，都要给我们讲国内形势，他天天讲国民党不抗日，不顾国家兴亡，专搞内战。他说不同国家共命运的党是可耻可恨的，反之是光荣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在这样的教育下，认识了共产党的正确和伟大，立志做一个抗日战士，不参加革命就没有活路。我1937年3月参加革命，在长治县牺盟会（地下党的县委机关）做统战和保安工作。1937年9月调潞城县县妇救会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给了我新生，我从参加革命起就坚信党的正确路线，依靠党的领导，跟着党走。

1940年，我随八路军黄克诚同志东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阜宁解放后，八路军留守处（当时地委的公开称呼）任命宋乃德同志为阜宁县县长。当时县政府设在郭树张庄，我和方劼同志一起到阜宁，分配我任县政府党支部书记兼警卫连政治指导员。

记得县政府成立后，没多长时间，就做了一件深得民心、影响很大的事——-修海堤。

阜宁的海啸是经常发生的，海啸一来，沿海地区汪洋一片，几丈高的浪头一下子冲上了海岸，把海船抛向天空，掉下来摔的粉碎。海啸退后，地里一片盐碱，颗粒无收，老百姓生活艰苦，到处是逃荒要饭的饥民。为了解救群众的灾难，也为了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经参议会讨论通过，宋乃德同志亲自负责，县政府决定修筑海堤。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我们向工商业资本家发行公债借款40多万元，到盐城等地买了大量的玉米、杂粮做民工的口粮用，当时，群众很拥护修海堤。因为，一来他们被年年的水患闹怕了；二来做民工可以有饭吃，能度过春荒。所以很容易就动员了近2万名民工上海堤。

宋乃德同志及其他一些负责人和民工一道，日夜吃睡在工地上，工程进展速度很快，终于在海啸到来之前修好了3米高、19米底宽、90里长的海堤。

以前国民党借修海堤为名，搜刮法币20万元，（合后来200多万元），结果只修了1米多高，毫无用处，而我们只花了50多万元就修成了这样大的海堤。难怪不少人家都要在吃饭前念叨：“宋公请吃饭”，还有人家恭恭敬敬地写上“宋公”两个字贴在家里。

修好海堤时间不长，海啸就来了，比上年还大，但海堤未垮。一些民主人士原来瞧不起政府的，也很佩服了，誉海堤为“宋公堤”。群众高兴地说：“政府做的好事千万件，修海堤这是一件大好事”。还编了首诗在阜宁各地传颂：

由南到北一条龙，

不让海潮到阜东。

从此无有冲家祸，

每闻潮声思宋公。

修海堤不仅要与自然灾害斗，还要时刻警惕敌伪顽匪的破坏。在南堤开工后，宋乃德从堤上返回县政府，走在半路遭敌人的埋伏，幸亏小通讯员机灵警惕性高，才幸免遇难。敌人还杀害了粮食局长陈景石。三区（八滩）区长陈振东在工程收尾时，被敌人抓了去,吊在桅杆上，砍掉双腿，最后沉入大海，死得很惨烈。

1941年秋天，鬼子“扫荡”前后，阜南地方的土匪活动很猖獗，经常骚乱我们，还杀了我们一些同志。一天，宋乃德正在理发，新四军胡服（刘少奇）政委要他立即去，他理了半个头就跟着通讯员去见胡服同志了。原来是胡服指示地方武装要加强活动，对敌人的猖獗要组织力量镇压。让宋乃德立即专程到东坎、八滩做传达。组织县中队抓了一些人，连庞友兰、杨芷江、田厚斋等知名绅士也被抓了起来。胡服知道后又找宋乃德交待政策，特别对知名绅士要注意做好统战工作，团结他们一道抗日。后来军部首长胡服、陈毅同志派宋乃德把他们几个绅士接到了军部，亲自会见他们，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宣传爱国一家的思想，使这些绅士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了解，表示愿意为政府为抗日活动做工作，事后军部和县里专门派人把他们送了回去，还送了一些礼品给他们。1942年10月，地、县相继成立了参议会，邀请他们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我们党和政府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1943年春节后，日本鬼子第二次对苏北地区大“扫荡”，部队主力全部跳圈子过了射阳河，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那里去。师部把钱全交给了我，要我设法埋藏起来。三师二部粮食科长孔庆龙同志和四五名战士推了两车子“华中币”和“抗币”，由我押着准备放在杨芷江先生家里。杨芷江先生经过我们团结教育，是个比较开明的绅士，他原来曾做过国民党吴佩孚直鲁豫巡阅使驻北京办事处处长等职，国民党的腐败使他毅然离开而回家，后来韩德勤、日本人都请他去做官，他始终不去，而在暗地里帮助我们共产党。他的侄儿杨仲华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侄女婿徐继泰原是国民党旅长，杨仲华的老婆马文波是个大学生，为了掩护我，对外公开说我是她的妹妹。半夜到了杨仲华家，杨仲华连夜让一个名字叫王二的长工帮我们把钱藏在屋檐口和梁上。

当时邹韬奋、贺绿汀同志由宋乃德安置在杨芷江家里，宋乃德得知敌人来了，将邹韬奋、贺绿汀两人掩护起来。第二天敌人来了，村子里到处是伪军的兵，杨仲华家隔壁就住着一个参谋长，我也被敌人发现了。虽然杨仲华的老婆称我是她的妹妹，但我仍设法由后门离开杨家，在长工的帮助下，将好几大包“抗币”盖在草堆里后才溜出了庄子，藏在坟茔里。看到黄河边上到处是日本鬼子。半夜里我听到一个人喊：小二子，小二子！我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是杨家的长工，是杨仲华让他来找我回去的，说在外面不安全，杨家没住军队，并说邹韬奋、贺绿汀先生也都回到杨家了。我才相信，用被子裹起来趁夜晚回到了杨家。

徐继泰的部队在村子里到处烧杀抢劫，老百姓呼天抢地，闹的全村鸡犬不得宁。邹韬奋先生责问徐继泰是不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抗日反而祸害老百姓！徐继泰跪在邹韬奋的面前说是邹韬奋的学生，可以保邹韬奋无事，并送他出去。邹韬奋大义凛然说：“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哪儿也不去，也没有你这个学生。”说得徐继泰狼狈不堪。

第二天鬼子撤退了。徐继泰的部队在撤走时，却把抢来的老百姓东西全烧了。这次在敌人的“扫荡”中，军队的钱一点没受损失，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邹韬奋先生安全无恙，另外还有军部很多女同志如吴为真、李德观等人都是当地群众以宋乃德表妹身份掩护下来。应该说杨芷江先生还是有民族正义感的，对我们帮助很大，也是我们党统战工作的结果。

陈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