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棣华，女，原名胡家珍，曾用名胡笳。1918年10月出生在湖北省武汉市一个富有的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家庭。她在青少年时代目睹陈腐守旧的家庭日趋没落颓败：父亲那一代人个个都堕落成“寄生虫”，或是吃喝嫖赌花天酒地，或是沉迷鸦片醉生梦死，令她非常憎恶。因为是女孩，她从小在家中备受歧视，虽酷爱读书，却差点被迫剥夺上学的权利。后因得到母亲支持，才得以初中毕业后住校读高中、进一步求学深造。
投身“一二·九”运动
唐棣华1935年考入山东大学化学系。秋季入学后不久，在日寇步步紧逼、长驱进犯的严峻形势之下，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游行。青岛的山东大学学生积极响应，一面向全国发出声援北平等地爱国学生的通电，一面组织上街游行和宣传活动。随后大中学生又联合组成了“青岛市学生抗日救国会”。1936年2月元宵节之际，青岛大港三号码头建成举行庆典，在海边栈桥大放烟火，观看的群众很多，爱国学生抓住这个机会进行演说、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救国。国民党军警当场拘捕了李声簧（中共党员）等数名山大学生，次日迫于舆论压力又将他们释放。然而校方不肯就此罢休，认定这些学生“行为不轨”，强令他们退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学校收回成命，遭到拒绝后，同学们当即宣布罢课，组织了护校纠察队，撕下学校的布告，切断了电力，提出了“驱逐校长与校方斗争到底”的口号。
这次学潮发生之前，唐棣华基本上是一个埋头读书的学生。她自幼性格孤僻内向，很少参与社交，也不曾直接介入政治活动。不过，她一向痴迷文学，每每被文采斐然且表达了家国情怀和高远境界的古典诗文所打动，还熟读鲁迅、邹韬奋等左翼进步文化人的作品，很有爱国心和正义感。九一八事件发生时，她只是初中学生，曾和同学们抱头痛哭。另一方面，她在山大第六校舍（女生宿舍之一）的同屋室友吴綪是学生运动活跃分子，在北京女一中读书时已经参与了学运，善于演讲，有很强的宣传鼓动能力。同学朝夕相处，自然多有潜移默化。此时，“栈桥”事件及其后续发酵给了唐棣华很大刺激和震动，成为她个人政治觉醒的一个重要节点。
1936年3月初，尚是春寒料峭。青岛市政府当局出动500多军警进入山东大学，于8日凌晨包围了学生宿舍，开始搜捕进步学生。住在第六校舍的唐棣华和其他一些女生感到情形不对，试图跑出去，却发现宿舍大门已经无法打开。于是女同学们推开近旁一间会客室的窗户，纷纷跳窗而出。她们看到，学校里到处是军警，第二、四校舍的男生宿舍已经被翻查得一片狼藉。校门口处停着一辆警车，有一些人在围观，吴綪已被押在车上。女同学们围上前来为她打抱不平，义愤填膺地质问：“吴綪犯了什么法？！”“吴綪不过是主张抗日救国，这也有罪吗！？”警察对她们不理不睬。情急之下，平时不善于公开发言的唐棣华高声喊道：“吴綪和我们天天都在一起，她是我们的代表，你们要抓她就把我们都抓去吧！”随后，面对军警的冷言讥笑，她抓住警车车边的小梯自己爬了上去。在她的带动下，另有5名同学也上了车，其中包括数学系高年级优等生马淑文（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和黄天华等。警察试图赶走她们，但未能得逞。这是在其他宿舍包括男生宿舍都不曾发生的场面。本来，警方的抓捕名单上只有吴綪和沙霞英（第八宿舍的）两名女生，结果却带走了8个女生，加上男生，这次被捕的学生共33名。
被捕的学生起初被关在一栋小楼里。男生很快提出要展开绝食斗争，他们的提议得到了女生的一致响应。绝食第二天大家纷纷感到头晕、恶心、冒虚汗。黄天华身体单弱，开始一口一口不断吐酸水。但是同学们忍受饥寒，团结一致，没有一个退缩的。第三天当局答应了他们提出的要求，将学生转移到巡警教练所，改善了伙食，允许在押学生互相见面并会见前来看望的同学。被捕学生继续抗争并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学校里广大师生也对他们的举动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有些教师（包括外文系著名教授洪深）提出了辞职。最终，这场斗争以校长赵畸被罢免、33名被捕学生全部获释而胜利结束，前一次被强令退学的6名同学则改为转学。
走出拘留之地，唐棣华成了学生运动的忠实参与者。1936年下半年，山大学生的抗日热情再度高涨。学校里酝酿着要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唐棣华因在学潮期间的表现被列为首批发展对象之一。李欣同志找她谈话，介绍她阅读进步书刊。学生的抗日宣传工作很活跃，组织了歌咏队等等，还筹备演出抗日剧《放下你的鞭子》。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困难，那出戏的女主角是流落关内的东北卖唱姑娘香姐，临近演出时原扮演香姐的同学因故不能上场，于是大家临时指派唐棣华顶替。唐棣华未曾受过任何特殊音乐训练，不识乐谱，也毫无演出经验，但对于组织上分派的工作她总是全力以赴。她努力在一两天里背下台词，学唱了“杨柳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两首歌。排演了一两遍，就匆匆“上阵”了。不想戏演完后得到了好评，于是她就成为演抗日剧的一名“主要演员”。后来在城镇、乡村多地巡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有同志回忆说，在高密县的集市上演出时许多观众被感动得落了泪。剧中扮演群众的演员，跳出来夺下卖艺老汉抽打女儿的鞭子，以及女儿香姐向观众收钱等情节的设计，使观众忘记了这是演戏，一时群情激奋，拥上去愤怒地责打扮演老汉的章茂桐同志，还纷纷向场子里抛钱。唐棣华一向觉得自己毫无社会经验、实际工作能力差，“百无一用”，此时感到“总算也有了点用处”，很受鼓舞。
山东大学的“民先”成员，在1936年秋冬至1937年春开过几次会。前两次小会是在同学王桂荣家（位于青岛市内）开的，1937年春又在海滨公园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集会，宣布正式成立“山大”区队，吴綪被推举为区队长。唐棣华正式成为“民先”一员，心里十分激动，感觉自己的人生有了方向，有了归宿。她想：“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志愿是庄严崇高的，我毫不犹豫地自愿献身于这个事业。”加入“民先”后，她读了《西行漫记》等书，才知道有“红军”、有“延安”、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以及“二万五千里长征”。接着她又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弊端和阶级斗争有了新认识，立下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毕生志愿。
1937年刚放暑假，她就和吴綪、王桂荣结伴与李欣等人前往北京。她们事先已和“民先”总队部联系过，准备赴延安学习，但刚刚抵达天津时七七事变就发生了。赶到北京，“民先”总队负责人表示：她们应该立即回校，抗日需要她们在敌后工作。于是唐棣华等又踏上返回青岛的路程。回到青岛，正赶上学校准备搬迁（后来并入西南联大）。“民先”领导下的左派学生表示反对，但是学校最终还是决定内迁，绝大部分同学跟着学校走了，只有“民先”队员仍留在学校继续抗日活动。同学们响应党的号召“脱下长衫”，深入到郊区农村从事宣传鼓动，与当地共产党人和农村热血青年共同发起了“崂山起义”，拉出了一支抗日队伍。
八年敌后抗战
日本军队占领青岛前夕，山大“民先”队员和一些本地同志日行百里，从青岛撤出，遵照上级指示加入了高密县士绅蔡晋康组织的抗日游击武装。男生领了枪，女生仍主要做发动群众的宣传工作。他们既要时时与国民党势力、反动地主武装等斗争、周旋，又要尽可能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抵御外敌，在复杂的情势下摸索抗日救国的道路。1937年秋冬之际，吴綪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立刻介绍唐棣华和李风入党。她们俩都已在“民先”领导下工作多时，经过了考验，因此没有预备期，直接成为正式党员。
由于高密游击队内部的国民党势力不断制造摩擦，中共领导的108位同志（包括山大学生、青岛郊区农民以及高密的一部分青年师生等），后来不得不脱离蔡晋康部，长途转移。他们斗志昂扬，自称新“一百单八将”，一路唱着抗日歌曲，日夜兼程，沿着高徐公路南进。到达徐州后，根据党的指示，他们中的部分同志（其中包括吴綪、唐棣华、李风等）组建了山东省第一巡回宣传队，在鲁西南活动了半年，得到群众的欢迎和信任。有些民众甚至还把自家子弟托给宣传队参加抗日，于是又组建了一支儿童宣传队。队里最多时有10来名女同志，行军休息时，老乡在地上铺一张晒粮食用的大苇帘，她们就像罐头沙丁鱼一样排排而卧；下雨天全身淋湿了，就在地头生一堆火，围火而坐，将衣服烤干。大家一点都不觉得艰苦，劲头十足。城市女大学生们第一次发现身上生了虱子，惊讶过后便乐呵呵地将之命名为“抗日虫”。唐棣华晚年回忆说，跟随游击队和宣传队奔走的岁月，是她“一生中最勃勃有生气的几年，最快乐的几年。而且风吹雨打，从不生病”。
宣传队名义上属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管辖。省主席沈鸿烈认为他们工作很有成效，于是分派其中一些男青年去当地方官，也给李风和唐棣华等挂了营指导员的名衔。不久后地方上纷纷告状，说宣传队出去的人任职官员后与“共匪勾结赤化地方”。沈鸿烈就开始暗中监视这批人，他们不再有行动自由。吴綪、唐棣华、李风都出身宽裕甚至富裕家庭，唐棣华执笔上书，代表3人自辩说：山大同学不过是想抗日救国，省政府听信谗言，停职停薪，这就逼得这些同学不得不寻求能够帮助他们的其他抗日力量。最后还表示既然无法工作，她们要求回家，等等。沈鸿烈收信后召见安抚，表示留在他这里生活可以保障，将来可酌情安排工作，云云。当时山东省政府已从鲁西逃到鲁北又逃到鲁南。鲁南是八路军的根据地，那时国共两党虽然不断摩擦，但统战关系尚未公开破裂，沈鸿烈也借助八路军的力量来保存他自己。吴綪等利用沈鸿烈态度有所缓和的机会积极联络，几度往返，中共山东分局终于批准她们请求撤出的计划。
她们的住处（即省政府所在地）距山东分局有四五十里山路。3人托可靠的老乡挑了行李先出发，自己则准备了电筒电池等（那时当地集市相当繁荣，什么都有），晚饭后逍逍遥遥走出村子，看清没有人跟踪，便与挑行李的老乡会合，向山东分局走去。天气寒冷，山路艰险，有一段路宽不过3尺，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深渊，地上还有未融的冰雪。
山东分局认为，她们3人从省政府潜逃，如被人认出将影响两党统战关系，不便留在山东。此前山东已于1938年底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1939年4月又设立了邳睢铜地委，领导是李浩然，他同时兼任由南进支队部分人员组成的先遣梯队的负责人。吴綪等被分配到邳睢铜地委，吴綪留在地委，唐棣华到邳县任县委妇女部长。这是她第一次离开所有的同学，独自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尝试开辟工作。这段时间里唐棣华还担任过先遣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代理部长）和随后成立的中共苏皖区党委负责人金明的秘书。任秘书期间她还兼管总务科，在物资管理中始终坚持按“需”分配。比如，棉大衣短缺，她优先照顾值夜班的警卫和常在户外工作的同志，自己带头不领大衣，即使个别领导有所表示她也没有破例优待。最终，大家基本满意她的办法。
当时皖东北的情势变化很快：有新四军的人马、有八路军三四三旅一个团、有南进支队，还有地方上形形色色自发的抗日力量。后来中原局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把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三四四旅及独立旅主力部队调来，将这几股力量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
1940年4月，金明派杨纯和唐棣华等人到苏皖区党委领导的“中共淮属二、三地委”开辟工作。“二、三地委”当时处于地下状态或半地下状态，活动的范围是苏北敌伪顽统治地区。唐棣华和李风都是地委委员，李风任宣传部长，唐棣华任民运部长。随后杨纯派唐棣华去涟水县。淮涟一带有不少曾被国民党抓去坐牢、写了自首书后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他们的信念没变，回乡后仍继续抗日，自行发展了组织，又搞了地方（半地下）武装，颇有点气候，但是没有党的领导。杨纯很有经验，首先抓全局，抓武装部队。唐棣华到此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和这些人建立联系，设法将他们的工作纳入党的领导之下。她从小生长在城市，东西南北都认不清，在当地找了个12岁的小孩带路，走村串户地联系本地的抗日力量，调解他们内部矛盾，和同志们合作得很有效。她后来回忆说，本地带头人“比我有经验、有办法、有群众联系。我是什么也不行，但我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他们经过我们才和党组织正式接上关系。”
不久后，杨纯召集了一次地委会，提出准备迎接八路军进入苏北，建立根据地，建立政权。这是一个大转变，共产党将从半“地下”转为公开执政，原来完全属于“地下”工作的地区也要转为地上。
1940年秋，大部队果然开过来了，长驱直入，占领了阜、盐、涟、淮地区，并和地委取得了联系。杨纯带上唐棣华骑马从涟西穿过涟东，到阜宁的泰老庄去见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同志，带上她们所筹的一些款项并汇报了地委所做的准备工作。随后杨纯派唐棣华返回涟水建立政权，正式产生了中共的涟水县长。
“二、三地委”于当年10月受命组建盐阜地委。此后，苏皖区党委任命杨纯为首任盐阜地委书记。唐棣华兼任阜宁县委书记，李风兼任当时隶属于盐阜区的淮安县委书记。三位女性同时担任一方党内领导人，又都是正牌女大学生，这在盐阜地区历史上闻所未闻，一时有苏北“三女杰”之说。其中，杨纯是个传奇英雄人物，也是吴綪之后唐棣华最敬重、信赖的女上级。杨纯在东海、灌云一带活动，女扮男装，身穿男式长袍，冬天穿着长棉袄，身挎盒子枪，英气夺人。
这时陆陆续续有很多新同志被派到阜宁。中原局迁到盐城后，盐阜地委正式成立，刘彬任书记，曹荻秋、喻屏任委员。唐棣华仍任阜宁县委书记（后兼任了县大队政治委员），主要负责革命宣传、民众动员和基层党委工作。因当地人尚不习惯女官员，所有的县长、区长都由男同志出任。阜宁县长宋乃德同志是山西人，是从华北随军到新区开辟工作的能力很强的老干部，经验非常丰富，因而阜宁县大部分行政工作都由他承担了。这时已是1941年。
唐棣华多年一直痛感自己工作能力不足，因而十分注意在实践中学习。有一次黄克诚参加了她主持的县、区委会议。各区同志谈了本地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她有点不知如何收场，忽然想到有领导在，就请黄司令员做指示。黄克诚没有推托，从原则到具体、从整体到个别提出了他的看法。一番话说得大家都钻出了自己的“小牛角尖”，首先从大处着想，考虑大局和原则性的问题；虽然没有就事论事，但到最后每个具体问题也都有了处置的思路。很多同志都觉得好像上了一课。唐棣华恍然领悟到了听取意见、分析情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基层工作中也难免经历走弯路、经曲折。初到阜宁时当地正闹粮荒，难民遍野。唐棣华等煞费心力地发动“借粮度荒”。他们计算余粮户特别是地主的收入，然后按人口留下相应的生活用粮，其余全部强制借出。这个措施有点“左”，比较生硬，得罪了不少人。阜宁县成立参议会时就有人提出要取消她的县委书记。上级党委没有撤她的职，只批评了她。
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则是海啸灾难。盐阜地处淮河下游，东临黄海，人民饱受海啸、咸潮之苦。据《阜宁县志》记载，抗战前的近百年间，阜东沿海先后发生灾难性海潮达数十次。国民党政府迫于本地民众和士绅一再呼吁，曾勉强拨了一点经费修堤。但是，由于各级官员层层克扣、偷工减料，工程质量太差，海啸来了，一冲即垮。1939年夏末该地区遭大海潮侵袭，苏北沿海数百里尽成泽国，仅阜宁县死亡人口就达万余。所以，共产党的队伍一来，群众就热切盼望民主政府主持修筑海堤，兴利除害。唐棣华同县长宋乃德一起去求助黄克诚想办法。黄克诚与宋乃德长时间深入讨论，全神贯注算细账，那一幕给唐棣华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三师。黄克诚师长关于兴修海堤的建议得到了华中局刘少奇等领导的坚决支持。1941年3月，唐棣华参加了阜宁县参议会召开的第二次常委会。会议决定以盐税作抵押，发行公债100万元（实发60万元），作为修筑海堤和保证抗日军需的费用，此外还采取以工代赈等措施动员群众。
经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苏北大海堤于1941年5月15日月开工，由宋乃德主持修筑，唐棣华协助工作。工地上热火朝天，人流如织。工地缺粮危机发生后，黄克诚又果断决定全师节衣缩食，将新购进的10多万元军粮先用来解决工程的燃眉之急。干部群众在修堤期间还遭到敌机侦察、扫射以及匪顽两次袭击和绑架破坏。三区区长陈振东同志惨遭土匪杀害。唐棣华在建区时曾深入三区，因而更感痛心。黄克诚得知这一恶性事件后立即命令驻军参加施工并保障安全。进入6月后军民又共同努力克服了梅雨季节施工的重重困难，终于比计划（7月底）提前于7月5日完工，全长45公里、底宽19米、顶宽4米、堤高3米的海堤巍然屹立。海堤修好几天后海潮便呼啸而至，浪头比上一年还高了几寸，但共产党领导下修筑的海堤经受住了考验，保全了一方平安。此举赢得了民心，为巩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黄克诚和唐棣华于修堤前夕结婚。唐棣华婚后仍在阜宁任职，两人居住地虽然相距不远，
但各自忙于工作，聚少离多。1941年夏日寇第一次大“扫荡”。事发突然，县委和县政府被分在两处，县大队和县府在一起，唐棣华和徐平同志带着县委机关约二十余人单独行动，没有武装人员相随。他们一面想方避开敌人，一面设法联络县政
府、县大队以及主力部队。但是，唐棣华自己对前进方向和目的地也毫无把握。来到某个情况不熟悉的陌生村庄，她和其他同志一样有孤立无援、不知所措的感觉。这时她想到：愈是困难，主事的人愈得镇定。于是她鼓励大家说：我们在
找队伍找政府，他们也一定在找我们，而且他们找我们会更容易一些。然后她又和同志们一道商讨如何选择比较安全的行动方向。最终，阜宁县军民协力赢得了反击日伪“扫荡”的胜利，县委机关在猝然转移中也未受任何损失。
1942年后，有一段时间唐棣华因生育孩子健康受损，断断续续地艰难辗转于敌后环境中。但是，只要身体状况有好转，她便义无反顾地回到工作岗位。1943年秋她担任了中共苏北区委机要秘书，还一度在造纸厂工作。她与受过专门化工教育的工程师周宣城等合作得很融洽。当时条件简陋，他们生产的纸张粗糙、颜色不好，但可以将就满足需要。苏北根据地风清气正，也很重视知识分子，周宣城和其他多数专业人员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
抗战8年，唐棣华不畏艰难地努力完成每一项具体任务，终于和同志们一道迎来了日本侵略者投降的那一天。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派新四军三师远征东北。唐棣华准备了一担箩筐，预备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随军北上。行前她因病去检查，发现尿糖指标多到四个加号，不适合随军行动。于是在华中局帮助下转赴上海 “打埋伏”治病，病情缓解后便把孩子送往武汉。
唐棣华将一对小儿女安顿在武汉母亲家，仅仅住了7天，趁夜晚孩子睡熟后便悄然离去，经张家口转赴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她先后担任过张家口市企业党委委员、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部长、沈阳军需企业党委委员，天津军管会文教部教育处副处长、天津女中校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在湖南任省妇联副主任、省工业厅秘书主任，后主动要求下基层担任了省工业党校校长。在国家推进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她于1952年秋任重工业部化工局化工设计院院长、化学工业部设计司司长，负责组建化工设计院。当时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大项目中包括三个化肥企业，运来的图纸、资料以火车皮计。唐棣华和她的同事们为了圆满完成全部设计任务，为了布局新中国的化学工业，奔走在关内关外，夜以继日地忙碌。她在工作中深入群众，短时间内动员了数百名具有较高水平的国内专业人才离开自己原来熟悉的安适环境，走上新化工建设的第一线。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就改善国家基本建设的计划和协调做了发言。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她又于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1959年庐山会议上黄克诚被错定为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唐棣华受到牵连。1960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她被错误地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2年甄别后撤销错误处分。“文化大革命”中她遭受迫害，被解除领导职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1979年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不论在哪个岗位上，不管个人境遇如何，唐棣华都始终不改初衷，坚定地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唐棣华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于1986年离职休养，2000年3月22日凌晨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2岁。
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