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期间，戈克平同志是华野四纵的保卫部领导，又兼任了纵政直属党委书记。我所在的文工团党组织就归他管，我当然成了他的部下。1948年夏天豫东战役后，他亲自坐镇文工团，直接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政治运动”，名为“反自由主义斗争”，实际的“罪魁祸首”竟是我，没有我就没有这次专题的运动。

这件事始末情况如下：文工团大多是些小知识分子，在一起时不免互相发发牢骚讲讲怪话。我虽然并未参加这种活动，自己却钉了个小本本，上面主要写了些当时的战斗历程，和不少歌颂英雄的快板诗歌等等，只有一页上有十几句快板，是因为对文工团内部生活有意见，没有公开向别人说，却记在自己的本本上，例如：

龙会翻身，地能打滚，印象成见压死人。

“主义”、“观念”多，赛过金篐咒。

大帽子又重又沉，压得人难以超生。

我讲怪话像大炮，（别）人发牢骚听不到。

抓住一点穷攻，牛角尖也钻通。

（同）一句话两人讲，一个挨骂，一个受表扬。

真心话，不能讲，说出来就会挨人骂。

……

我这本子从不“保密”，随手乱丢谁都能看。有一天被一位党支委看到了，他的政治警惕性特高，竟从中发现了严重问题，马上向党支部作了汇报，查看之后认为确有问题，至少是反映了一种不满情绪，于是又搜集了一些同类的情况和材料，由支部书记去向戈克平书记再作详细汇报。后来决定利用战斗和行军空隙时间，在文工团展开一次以“反自由主义”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克平书记住到我们团，具体领导这场“整风”。这场只我们几十人的小运动，本是由我引起的，但我原是个乡下野孩子，参军后又常自由散漫，但克 平书记却没让大家批斗我，因为我只是16岁多的小捣蛋鬼，既非团员（当时没有共青团组织），更非党员（不到年龄也不够格），只让我和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然后对照检查，并在全团大会上作自我批评，我一一照办了，检讨一次通过。有的大同志却几次检查过不了关，可见克平书记因我还小，努力保护并认真教育我，与我谈话非常和善，不用大帽子压人，耐心给我讲道理，启发我自己认识错误。因为不断与他接触，他虽是首长却没一点架子，休息和行军时还同我们开玩笑，使我与他关系反而更加亲密了。

不过这次“整风”对我影响很大，到我18岁入党时，就被党支部认为“自由主义已有克服”，因此我的入党特别顺利。但是克平书记仍然对我严格要求，按我的出身成分，本来只要三个月甚至没有“候补期”（即现在的预备期），他却决定多考验我一段时间，使我六个月后才转正。这不仅更深地教育了我，甚至对我一生都有积极影响，特别是这次“整风”，明明是由我引起的，我却被他保护和爱护得非常好，所以我从心里对他非常感谢，他本来是用真刀真枪防敌除奸生死斗争的，对自己同志如我这小鬼竟是如此慈心爱护。不过我也看到过他对敌人是毫不留情的。

那是1947年， 我们配合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部队深入河南国民党统治区，不知怎么竟抓到了三个敌人的“坐探”，正由保卫部捆着跟我们部队一起行军。我这小鬼就去看“热闹”，只听三人中一个穿长衫的，边走边向押解的同志诉说，他弟弟也是共产党的，自己受影响也同情革命，求我们放了他。但是当时正在敌占区，那人说的事又无法调查核实，放了他就会暴露我军动向，带着他们行军又是个大累赘，纵队领导决定，干脆毙了这几个人。虽然这事克平同志只是执行上级命令，我却亲眼见他指挥几个武装战士，把那几个人拉到路边，一枪一个全结果了，看得我心惊肉跳。同时也看到了克平同志的另一面，他对敌人是严厉甚至残酷的，可对自己同志，尤其是我这样的小鬼，又是那么的细心耐心和仁慈。虽然他是保卫部的首长，是以除奸杀敌为专业的，却又与我这样的小文艺兵成了亲密好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部下姜子言、薛克家也都与我成了亲密战友。

由于我和保卫部（后来又改称保卫科和保卫处）熟悉了，他们也了解我了，后来有事情我也敢向他们反映，得到他们的理解。我大伯父有两个儿子，老大在我们二十三军当了营长，老二却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在淮海战役被俘，成为我军八纵（即二十六军）的解放战士，第一批去抗美援朝。我那堂弟没什么文化，在朝鲜战场条件艰苦得受不了，就开小差想逃回国。他当然跑不出来，最终被抓回，作为逃兵被判了徒刑。二十六军撤回国时他刑期还未满，就被移交到后入朝的我们二十三军。劳改队在军部，为我们挖地洞建隐蔽部，我看到了自己堂弟，问了情况，知道他刑期快满。由于他们是由保卫部门管的，我就找保卫处说：这人是我的堂弟，家里除了他一个，都是共产党员，还是革命老干部，请他们考虑能否从宽处理。经过研究，他们接受了我的请求，将我堂弟提前释放，回国又回了家，后来还当了生产队长。

这件事表明，克平同志和他领导的保卫部门，对我还是非常信任的。我这篇回忆他的文章，不以这个“长”那个“长”相称，只亲切地叫他克平同志，并以此文献给他的百年诞辰，希望我党我军干部，都能和他一样地对敌狠，对已和。

再补充一点。他转业到北京后，住家和上班处，都离我所在的解放军报社不远，我常去他家。有战友想见他，我也领他们去，每次都受到热情接待。他晚年全家都成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积极分子，我们经常见面谈心。他夫人还由女儿、女婿陪着，到几十年前在苏中地区的住地，去看望了一家老房东。戈老在新四军研究会活动中，经常慷慨激昂讲话发言，批评当前的贪腐等不正之风。一家人在他带领下，都是保持初心、不忘使命的真正共产党人。所以我这篇文章，不是“应酬”，而是出自内心，从心里敬重和喜爱这样的老革命。

              洪 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