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光（1906.5—2006.3），192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共青团陕西省委秘书处主任；1934年赴日本留学，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1937年赴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任彭雪枫秘书；1938年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宣传科科长，期间，组建并兼任《拂晓报》社社长；后任敌工科科长，随营学校教务主任，豫皖苏边区党委秘书长等职。1941年任新四军四师敌工部副部长、部长；1944年任淮北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部长；1945年任解放军独立第二军政治部主任。1946年任华中野战军九纵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任华东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任山东军区宣传部部长兼青年部部长，华东军区、三野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部长；1954年7月任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大校军衔。1957年由周总理任命为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62年任河南省科委副主任；1964年任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

从北平到竹沟

　　1937年7月2日，我被日本驱逐回到北平，经张友渔老师(已回国)的转达，我与中共北方局联络局书记王世英同志接上了关系，他要我租房子，组织秘密机关，刻印《广闻通讯》。这是油印的小册子，32开大，只印几十份，专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的。材料是组织上通过关系搜集来的。为了便于工作，组织上介绍一位刘雅洁同志来协助。我们租了西直门内南草厂半壁街一号，一家地主的后花园，园门朝东，有3间花庭，一明两暗，而且家具齐全，很适合作秘密工作。于是我化名王子光(原名为王孔昭)，她化名刘桂清，对外称夫妇。办完租赁手续，开始投入工作。送稿件来和带成品去的是赵先生(阮慕韩)夫妇。

　　7月7日晚，日本侵略军进犯宛平，当地驻军(二十九军)在高级将领和团长吉星文(吉鸿昌将军的侄子)指挥下，在芦沟桥对日本鬼子奋起还击，这就是七七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揭开了。

　　一天夜晚，听到西边城墙上有机枪声，第2天我上街观察动静。穿过几条街，来到宣武门，遇见日本鬼子的一辆小坦克从城外急驰而进，宣武门里的城墙上贴着日军香月司令的入城布告，路东一家门上插着日军俱乐部的旗子。街上行人很少，商店都关着门，整个街上被恐怖的空气笼罩着。一天，有人敲门，进来两个查户口的，一是伪警察，一是日本兵，盘问我们的姓名、关系、职业，伪警察问时，日本兵在旁边察言观色。我们对答如流，神色自若，他们无空可钻，溜走了。

　　两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已编印了四期通讯。9月21日，赵先生匆匆来说：“为了团结抗战，红军主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由于形势关系，组织决定撤销这个机构，介绍刘桂清去延安，介绍你去太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找彭雪枫主任。”并说：“已给延安和北方局打过电报，组织关系不用自己带了。北路已被敌人封锁，必须绕道青岛、济南、郑州、西安。这里有两封信，一是给你们办路费的，一是办船票的，你们到了天津，赶快去送信。情况紧急，明天就动身。”

　　我化装成商人，身穿长衫，提着被子卷和小皮箱。刘桂清把两个小辫梳成纂纂，穿一身便服，拿把雨伞，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北平。到天津，刚出车站过大桥时，迎面站着3个鬼子兵，端着上刺刀的枪，摆出凶恶的架势，拦截旅客。大概我俩化装的不太象，让我们站在一边，等下车的人走完了，才把我们站在一边的20多人，带到一座大楼里，一一问话和检查行李，没查出什么问题，才放行。这时天已乌黑，立即去法租界找旅店，问了几家，都是客满。最后到惠通旅社，给安排在楼梯下的一间小屋。第2天，我带着两封信去找人，办路费的人不在家，无法投递。办船票的同志给我两张船票。我们立即离开旅舍去上船。这是英国的“皇后号”，船大人多，尤其是普通舱，几乎无立足之地。船到青岛靠岸时，看见一条醒目的横幅，上写：“平津流亡学生接待站”，我们立即走进行列，到一所学校里休息。

　　第2天，从青岛到济南，又参加了流亡学生的行列，住在一所学校的楼上。幸运受到两次接待，虽然节省了不少路费，但这时手里只剩12元，根本不够用，只好先到郑州，然后给亲戚去信告急。这时店老板就象“王小二”一样，天天要账，几乎要下“逐客令”了。盼到第7天，终于收到两封信，花、阎两家亲戚合计寄来80元，我们如获至宝，高兴极了！离开郑州，回到西安。给刘桂清一些钱作路费去延安，我告别西安亲属去太原。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驻太原成城中学的前院(学校已停课)，经传达，彭雪枫主任接见我。他的儒将风彩，爽朗精神，令人起敬。他发我一身军装，从此，我成了一名革命军人了。国难当头，投笔从戎，义不容辞。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日寇战略进攻之下，节节败退，日寇又准备进攻太原，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驻太原的机关部队决定立即转移。办事处也决定离开太原，前往临汾。我随北方局一块儿行军。当我们刚出南门，过一小桥，正在休息时，敌机多架轰炸太原，一会，有人来说，城里炸的很厉害，成城中学受损失很大。

　　我们沿着汾河左岸的山坡前进，依山傍水，天朗气清，我随队伍行军，还是第一次。走到韩侯岭时，敌机两架又来投弹10余枚。经过几天行军，来到临汾，县城在河东岸，北方局、办事处驻汾河西岸的刘庄，是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庄子。最初我和联络局的王世英、王恩九、肖四平同志住一家堂屋的里屋，少奇同志夫妇住堂屋。亲眼看到少奇同志经常和人谈话、写东西，很辛苦。

　　分配我到办事处工作，办事处驻的是一个四合院，彭主任和机要室住里院，我和张震同志住南屋，宿舍也是办公室。我主要是办理彭交办的事情，如将他搜集到的资料，复写成32开大的小册子，每次复写5份，最多时一天写了5000余字。有时参加学习《响导》(党中央办的刊物)上刊登的重要文章。有时我提石灰桶，扛着梯子，用笤帚在大墙上写团结抗战的大标语。领导上还找我给直属队同志讲了一次《日本问题》。听贺绿汀同志给歌泳队教唱《游击队歌》。曾在这儿遇见了王克西、王重英、张廉光、李畅英、潘自力等同志，久别重逢，相见甚欢！

　　一天，杨尚昆同志交给我一些材料，要我以张慕陶为例，向集合起来的一部分同志讲了反托问题。张慕陶原名张金印。1927年任团陕西省委书记，曾被调到团中央(时在上海)工作，后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党籍。现在他又来山西，化名张慕陶，以抗日旗帜为招牌，暗里作破坏团结抗日的活动。还以马参议的名义招摇撞骗。据说，他曾窜到民族革命大学宣扬不抵抗主义，企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散布托派言论，激起革命师生的强烈反对，学生们把他包围起来，痛打一顿。通过这件事，狠狠打击了托派汉奸的气焰。

　　办事处为了培训抗日知识青年，在刘庄开办了学兵队，何以祥、谢忠良为正副大队长，区队长方中铎等等，女生队队长李伯钊，王众音在学兵队当教官。学员有几百人。杨尚昆、彭雪枫、张震等同志给他们讲军事课、政治课，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等问题。3个月中，学员们在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方面有很大的提高。结业后，分配到部队里工作，成为部队的骨干。

　　1938年1月，日寇企图打通平汉线，彭雪枫同志先去武汉受领新任务。2月初我们办事处30余人和部分警卫部队，在张震同志带领下，跨过风陵渡、陇海路，直奔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

　　竹沟，是桐柏山区里的一个小镇，然而它是革命的发祥地。远在苏维埃时代，这里就是红军游击根据地之一，曾是中共中央中原局设立过的地方。我们驻在镇街心路北的一个四合院里。门外挂一个长牌子，上写国民革命军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处。

　　第八团队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豫南游击队，是周骏鸣、王国华利用家乡(确山)关系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后，南方八省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豫南红军游击队被编为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八团经补充整编后，即由周骏鸣团长带领开赴淮南抗日前线去了。王国华同志带少部分部队以政治处主任名义留守竹沟，处理八团善后工作。他为人和气，在豫西一带威望很高，深得群众喜爱和拥护，人们尊称他为王老汉。

　　为了发展抗日武装，巧妙地解决了安段两股土匪武装，除遣散部分外，愿留者将他们留下，大部分补充了八团队。安股是由八团队解决的，段股是由彭、张解决的。

　　在扩大抗日武装的同时，积极开办教导大队，培训知识青年为初级干部。通过地方党的动员，各地学生纷纷前来报到。大队分编为3个男中队，1个女中队，3个月1期，每期约300余人，共办两期。大队领导先后有方中铎、周季方、谭友林，女中队长有高维进。领导同志给学员上课，讲革命理论、军事知识。雪枫同志给学员们讲《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我以教官名义给学员讲《日本问题》。教导队在竹沟东门外，隔河相望，踏过石块桥就到了。这儿约有20户人家，学员们全是集体住宿，睡在用麦节铺的地铺上。自办教导队后，革命歌曲响遍小河两岸，全镇活跃起来。

　　河南省委也由开封移来竹沟，省委书记朱理治、组织部部长陈少敏、军事部部长彭雪枫、参谋长张震、统战部部长刘贯一。

　　根据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彭雪枫在这一带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对豫西地方实力派别廷芳、泌阳县绅士王友梅、国民党十三军军长张轸，经过了解情况，联络争取，不但化敌为友，而且慷慨支援我们，对我军的发展壮大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了解敌后情况，加强豫东部队的领导，7月间，由肖望东同志率近一连人，号称肖大队，作为先遣队出发了。豫东部队是由吴芝圃同志组织起来的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是睢、杞、太一带的子弟兵。

　　9月，开封失守，豫东沦陷。为了开展豫东皖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雪枫同志遵照中央指示，正式成立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张震、秘书长岳夏、电台队长熊梦飞、卫生队长林士笑。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谭友林，我任宣传科科长、黄国山任保卫科科长。创办了《拂晓报》，工作人员有阿乐、易河、单斐。成立了《拂晓剧团》由胡介民、左奇、高维进等同志领导。

豫皖苏边区北面(过陇海路)是八路军，西面接连中原，向东可以挺进苏北敌后，战略地位很重要。当时，陇海路、津浦路已被日本鬼子占领，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敌伪据点林立，但是广大农村还没有完全被敌人控制，这正是我军速向敌后挺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好时机和有利条件。

向敌后进军

　　游击支队于1938年9月底出征。这天早晨，竹沟东门外广场上举行欢送大会，刘贯一同志代表留守竹沟的干部和地方给部队讲话后，彭司令员代表部队说：我们是地方的子弟兵，为了保卫家乡，保卫祖国，党派我们到敌人后方去，我们一定要多打胜仗，来报答父老兄弟姐妹们！今天，离开你们，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部队在欢呼声、锣鼓鞭炮声中整队出发，向敌后进军。彭司令员身穿深灰色军服，紧扎绑带，腰挎一支左轮，肩背小包袱，踏着健步，率领我们前进。这时的武器很差，除了6挺俄造转盘机枪外，都是土造枪，有几匹马驮东西，300多人的部队，行军行列不长。10里小休息，20里大休息。因为是第一天行军，只走了50里宿营。

　　部队经过确山、新蔡到达西华县杜岗后，和吴芝圃同志领导的第三支队一部以及肖望东同志带领的先遣大队汇合，合编，共1000余人，在彭、吴、张、肖首长领导下，扩编为3个大队。代号是：南阳、安阳、淮阳。任务是：东进，向豫东皖北一带挺进，打击敌伪，发展人民抗日力量。

　　一天，过黄水(即新黄河)，水不深，但河面宽，大家把裤腿卷起，提着鞋子，走了大半小时，才到河对岸。然后穿过淮太公路，到窦楼后休息。第2天上午，突然发现很多鬼子骑兵从南边冲来。彭司令员、张参谋长立即率部队三面迎击，敌人见势不妙，掉转马头，拖着林津少尉等人的尸体逃窜了。林津是被我神枪手吴守训射死的。这是首次与敌人交战，特别是对付骑兵，旗开得胜，这对部队和豫东人民都是很大鼓舞。

　　路经鹿邑县境，通过统战工作和魏凤楼先生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他听说我军是新建部队，家底子薄，缺乏弹药，特别是已经入冬，棉衣不足，他解囊相助，给了一部分子弹和军费，真是雪中送炭，令人感激。接着我们向白马驿进军：

　　寒夜行军，时值初冬，

　　夜阑人静，须眉结冰，

　　偶惊巢鸟，时闻蹄声。

　　山月有情伴人走，

　　旭日东升遍地红。

　　行军经过书案店，正值1939年春节，部队经费拮据，供给部仅剩五元了。群众看到部队过年吃的是红薯、杂粮，而纪律严明，深受感动，于是想方设法，给部队凑了些白面。但是一点肉也没有，彭司令员非常关怀部队，竟卖马过年。

　　1939年9月1日，我游击支队和地方一起在涡阳曹市集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传达了党的六中全会决议，讨论了当前局势，作出了建党建军和开辟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决议。会场上有两条大标语：一条是，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一条是，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

我军在行军中，进行瓦岗战斗，仅1个营，粉碎敌军2000余人的进攻，打得很漂亮。后与地方武装配合，又将一股土匪武装400余人缴了械，这是东仁台战斗。这些战斗的胜利，对周围地区震动很大，为民除害，获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最后进军到豫皖交界的新兴集休整。这时永城地区的地方实力派鲁雨亭部接受我军领导，改编为游击支队第一总队，将西华地方武装改编为游击支队第三总队。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拥有9个团12000余人。还创办了随营学校(以后扩建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这时，宣传科增加了李克弱、刘岘、丁大明几位同志，《拂晓报》《拂晓剧团》的人员也增加了很多。

　　部队里实行的是供给制，被服、鞋袜、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由部队供给，每人每月发给两角线的零用费，当时，大家在生活方面没有任何要求，情绪饱满，精神愉快，一心为革命。

　　1939年11月初，刘少奇同志来华中，路过新兴集，检查第六支队和豫皖苏边区的工作，并作了指示。一天晚上，他召集直属队少数干部座谈，要求大家不论在工作、思想、生活等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随便谈。他深入了解情况，关心爱护同志的精神，深受感动。以后他又和部队见面，在彭司令员、张参谋长等陪同下，一边检阅部队，一边向大家问好：“同志们辛苦了！”

　　大家心情激动，感到非常亲切和温暖，齐声回答：“为革命服务不辛苦！”

　　不久，调我到随营学校任教务主任，不到一个月，又调我到豫皖苏边区党委任秘书长，在刘子久、吴芝圃、刘瑞龙同志(正副书记)领导下工作。几位部长是：周季方(组织部)、曹荻秋(宣传部)、黄赤坡(保卫部)、向明(兼民运部)。秘书中有肖苇、张景华、徐勉一同志。肖苇同志后来因工作需要，调到地方部队作队长去了。他有个坏习惯，和人讲话时，常把手枪口对着自己的腿，摇来摇去。一天，紧急集合，他给警卫排战士讲话时，也是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大腿，无意中抠动板机，伤了自己的腿，等把他抬到卫生所时，因流血过多，就断气了，令人惋惜！

区党委住大李家，在新兴集以北，约2里路，是个10多户人家的小庄子，环境优美，远远了望，一株株桃花盛开，犹如朵朵红云，漂浮在绿油油的麦浪之上，构成一幅“大地春光”画图。

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民党准备妥协投降，危机严重。党中央为了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号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时指出，在坚持反击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反摩擦)时，要掌握有理(自卫)、有利(胜利)有节(休战)的原则，也就是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只要敢于反摩擦，不仅不会破坏统一战线，而且能够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为了检阅部队整训的成绩。1940年6月1日。在新兴集北门外广场召开盛大的“五卅”纪念大会。部队、机关以及区党委机关的人员都参加了，我和几位同志留守。忽然听见小炮声，急忙跑出去看，只见小炮弹落到村子南边的田地里冒土烟，离开会场的队伍在向西北移动，情况紧急，当即叫会计边之先同志及运输员挑公文箱。可是有些电报在吴芝圃同志住的房子里，这是绝对不能丢失的东西。但是，吴不在家，又没钥匙，怎么办？情急智生，我用脚踏门，踏不开，用全身力量，猛撞过去，连门带门框都撞倒了。急忙把电报从抽屉里取出来。装入公文袋。带着三四个人立即朝西北方向去，不一会，炮声停了。以后听同志说，快开大会时，得到紧急情报，发现敌人快速部队的汽车，数百人，直向我进犯。当时彭司令员作了紧急动员，说：“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立即下命令，把部队带开，迎接战斗。当时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在开大会，盲目地向新兴集打了几发小炮弹之后，直奔大王庄(司令部驻地)去了。结果，敌人到大王庄扑了个空。我军趁机迂回反击，大量杀伤敌人，打得敌人摸不透我军虚实，最后放火烧了精忠堂，扒上汽车逃跑了。

　　1940年8月，八路军一部与我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同志仍任司令员，下辖四旅、五旅、六旅，共9个团17000余人。地方成立了豫皖苏边联防委员会(行政机构)。联委会正副主任是吴芝圃、刘宠光。调我到这里代理秘书长，各处正副处长是：宋日昌、彭笑千(民政处)、雷鸣、廖原(财政处)、张勃川、江陵(教育处)、徐风笑(司法处)……秘书处有张剑石、李凌同志。机关共有40余人，另有1个警卫排。联防委员会，是个独立单位，但行动起来，和部队司政机关在一块。1940年冬，宿县、砀山一带敌伪出来“扫荡”，我部分部队在薛湖东北一带与敌周旋。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公然发布命令，宣布我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1941年1月20日，我中央军委发布了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为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委，将华中各地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坚持阵地，准备迎接反动派的进攻。我们第四纵队，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由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张震为参谋长，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原四旅、五旅、六旅改编为十、十一、十二旅，同时成立萧县独立旅。

国民党反动派仍坚持其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在津浦路西，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我第四师，汤恩伯指挥9个师，7倍于我四师的兵力，进犯我中心区。4月初。乘我主力调到淮上执行任务，后方(萧、宿、永、夏)空虚之际，策动我地方保安部队耿(蕴斋)、吴(信容)、刘(子仁)等阶级异己分子叛变，使我豫皖苏根据地形势急速恶化。耿、吴、刘在叛变之前。还玩了个花招，借用开会名义将我们40余名干部扣留，关在一个大屋子里，门口架机枪站双岗。被扣的同志们一致认为，不能束手待毙。当日下午，就英勇地冲了出来，除个别同志牺牲和负伤外同志们终于脱险了。反顽斗争，先后进行了三个月，粉碎了敌伪顽的夹击，取得了胜利。

 四师分会 王子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