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新四军第九旅的老战士怀着对昔日战斗岁月的缅怀，出版过一部《鏖兵苏鲁豫皖》的回忆录，其中有一篇新四军九旅首任政委韦国清的文章。韦国清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九旅这支部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诞生的，由许多大大小小的抗日游击队、游击小组组建起来的。1940年8月以前，一部分属于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一部分属于新四军第六支队领导。194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报经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将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一、二团和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十一团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1940年9月1日这两支部队在今天江苏省泗洪县朱湖召开了成立大会，这一天就成了今天步兵某师（注：原二十一军六十三师）成立纪念日。”在九旅之前，韦国清同志是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的政治委员，他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南进支队诞生、发展到走向合编的历程。1941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统一整编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为7个师，九旅从此成为活跃在华中战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

  作为置身这一转变中的老战士、我的父亲钟沛，生前曾留下一个两万多字的笔记《我的回忆》，每当读到父亲这些记载往事的文字，都会使我受到深深的鼓舞。

陇海游击支队的诞生

    陇海南进支队原名叫陇海游击支队。1938年12月21日，邳县、睢宁、铜山三县抗日武装的主要力量300多人在江苏省邳县（今江苏省邳州市）南部的许楼村集中，在村里的打谷场召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简称“陇支”）成立大会。大会宣读了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命令：钟辉任陇海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梁海波任副司令员，李浩然为政治部主任，张震寰为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科科长，沈东为供给处主任。为了统一协调党和军队的活动，成立了苏皖特区（苏北、皖东北）军政委员会，钟辉任书记，李浩然为苏皖特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陇海游击支队建立时为两个营，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被编为一团一营，下辖一、三两个连，营长谢文秀、教导员谢锡玉。睢宁独立大队和铜山抗日游击队合编为一团三营，也辖两个连，营长刘文焕、教导员周瑞迎。二营暂时空缺。陇海游击支队的诞生，使苏北地区出现了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武装。

选择许楼作为陇海游击支队的诞生地，是因为上级给陇支确定的最初任务是：出山东，入徐（州）海（海州即连云港地区），组织和开展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打通东陇海线的企图，创建徐海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地下党的同志认为，这里10年前就建立了党组织，有群众基础，便于吸收陇海路南的抗日武装，且地处邳县、宿迁交界，距沭阳和睢宁也不远，临近骆马湖，有建立广泛的游击根据地的基础。后经钟辉根据实地考察提出：“我们的队伍人数不多，都是农民和青年学生组成，未经训练，实战经验太少，真打起仗来经不住冲击，应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抓紧训练一下部队。而许楼处在平原地带，距可以依托的山区较远，暂不适宜建立中心根据地”。在征得支队领导班子的意见统一后，于元旦前把队伍拉回地处苏鲁边界、靠近鲁南山区、条件更为理想的邳县北部铁佛寺一带整训部队，着手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陇海游击支队在许楼活动不到10天，以后很少在此驻留。加之后来这里由邳县炮车乡划入新沂县窑湾镇王楼乡，连许楼的后人都很少有人知道大名鼎鼎的南进支队是在他们脚下这块土地上诞生的。但当地乡民们都知道村中尚存的3棵约110年树龄的老柿子树，是当年村里共产党“闹红”的聚集地。这块“红色印记”距今已经过去80多年了。

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的成立

    钟辉组建陇海游击支队最初的武装基础，是我地下党领导的邳县、睢宁、铜山等县经国民党驻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批准的青年抗日救国团建立的武装。

位于苏鲁豫皖四省边界接壤处的徐州，是津浦、陇海铁路的交通枢纽，向来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分别从上海、北平北上南下，于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为连贯南北战场，遂从南北两端向徐州夹击，以便控制津浦和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实现占领中原的战略计划。国家面临民族危亡，人民普遍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这年10月，李宗仁受命担任驻徐州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了把徐州地区高涨的爱国情绪利用起来，迫于战争急需，成立了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经他批准的各县抗日救国武装团体纷纷建立。

邳县在大革命时期就是红色革命的热土，1926年中共在邳城建立了第一个邳县支部，从这里走出过李超时（红十四军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邳县才庄村人）、宋绮云（小说《红岩》中“小萝卜头”之父原型，邳县杲堂村人）、娄梦侠（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苏区江西省委保卫局局长，邳县薛集乡娄楼村人）等著名共产党人。1929年底，中共江苏省委在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区发动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组建了红十四军。1930年7月，省委责成徐海蚌特委策动邳县党组织举行了“旧州暴动”（旧州即旧邳州，指现古邳镇），但由于敌强我弱，暴动很快失败，十几人英勇牺牲，队伍被打散。

参加暴动的栗培元、武广春是大革命时期邳县的共产党员，后来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与组织失掉联系。基于民族危亡的危机形势，出狱的栗培元决心去延安寻找党，他在宋绮云侄子宋承尧陪同下路经西安见到了同乡、在杨虎城手下作党的统战工作的宋绮云，经宋介绍栗培元返回徐州与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接上了组织关系。郭指示栗回邳县，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不久，第五战区青年救国总团在中共特委领导下成立，经特委介绍，栗培元到徐州办理了从事公开抗日活动的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的立法、登记手续，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于1938年2月在邳城成立，栗培元被推选为主任委员，武广春为组织委员，吴云培为宣传委员。

    1938年3月中旬，在李宗仁指挥下，40万国民党军队以徐州为中心、在苏北、鲁南、皖北和豫东广大地域与七八万日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会战。国民党军队先以惨重的代价重创日军，取得台儿庄大捷。日本侵华首脑机构调集华北地区日军13个精锐师团约30万人，兵分6路，形成对徐州四面包围的态势，致山东、江苏、安徽大部地区陷入敌手。国民党军队遂向皖豫边界山区突围撤退，夺路狂奔；国民党各级政府官员也卷旗而逃；部队与机关人员、学生、逃难的老百姓等挤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宽大的逃难人流。徐州于5月19日失陷。

我的老家邳县四户镇处在台儿庄附近的邳北战场，战争使家乡人民遭受了巨大蹂躏。邳北的老百姓担着担子、推着小车、拉着牲口像洪水一样也加入逃难潮。当地人把这种逃难称作“逃反”，父亲钟沛和两个叔兄为躲避战火，照顾着母亲和二三十个家眷，背扛、肩挑、独轮车推，带着能带的家财和粮食混杂在“逃反”的人群中。

战争期间邳县国民党政府陷入瘫痪，政令无法推行，对支援作战束手无策。而此时的邳县青救团员已发展到千余人，根据战地需要，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组织了500副担架，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和密集的枪炮弹，冲上台儿庄主战场之一的、邳县境内的禹王山阵地抢救伤员，给作战部队运送粮食、弹药和伤员；还组成“民众驻军联合办事处”接待过往部队，解决他们的食宿和提供向导。特别是栗培元、武广春等组织了一支由独轮车、驴骡牲口组成的运粮队，车推驴驮担挑，将那些农村富裕大户逃跑时丢下的粮食抢运出来，分发给难民。经过10余昼夜的抢运，争取到了10余万斤粮食，而自己在抢运粮食过程中，常常要遭到日机轰炸扫射，有的被炸伤，有的献出了生命，这一行动赢得了民心。我父亲一家在“逃反”中就受到过他们的接济，若不是带着一大家口人，他当时就想加入青救团。

经过1个多月颠沛流离的“逃反”生活，日寇主力越过邳县，父亲他们才结束饥寒交困的流浪日子潜回四户。日军仍分散驻扎在交通要地和战略点线上，四户村里还有一个日军医院，鬼子见着老百姓就打枪，无法进村，他们只好白天观察鬼子的动静，晚上抢收些未成熟的麦子充饥度日。附近乡和四户镇部分捡到国民党溃退丢弃枪支的乡民，为了返回家园，组织起来偷袭驻村日军，并打死打伤少数日本鬼子和他们的战马，迫使日军医院难以孤立留守，不久便逃回徐州。家乡经日军糟蹋已是满目疮痍，到处是残垣断壁。家具已被当柴禾烧掉，吃的全被抢光，房内隔墙被打通，一片狼藉，钟沛和叔兄弟为谋生在镇上开设的一个自行车行，也遭溃退的国民党兵的洗劫一无所有。为了防备流窜土匪的抢劫偷袭, 父亲和村里青年一道组织了几十人的护村自卫武装，手中武器都是在战乱中捡拾的枪支、子弹、手榴弹和大片刀。

栗培元和青救团骨干此时正考虑建立组织更加严密的抗日武装——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听说四户组织了护村武装，栗培元（四户镇栗家村人，曾在四户镇初级小学教书，当过我父亲的老师）便回到家乡来查看。见到我父亲，对他自发组织村民护村抗日的想法给予了鼓励，并引导地说：“你们这样干力量太弱，土匪来了会抢你们的枪，容易吃亏，不如去找青年抗日救国团，他们有组织，政府也承认，大家扭成一股劲儿干力量才大。”听了老师的话，父亲受到启发：“青救团是抗日的，这在逃难中就亲眼所见，何不就此参加他们的抗日武装，跟着共产党干。”于是他暗自与几个平时相处不错的同伴做了联络。于1938年5月下旬，结伴到距村只有十几里路的铁佛寺村，加入了驻在那里的栗培元、武广春领导的邳县抗日青年救国团。一同和先后加入的还有我的大爷钟心浃、大伯钟心济。

从青救团到陇海游击支队

    1938年7月，经过一番筹备，青救团在土山镇关帝庙正式成立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土山是历史名镇，《三国演义》第25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就发生在这里。抗日救国团义勇队含青救团全部武装，栗培元为指挥，武广春、吴云培为副指挥，有70多人，3挺机枪，步枪、土枪各占一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邳县第一支抗日武装。但对外因打着国民党第五战区青年救国总团的旗号，队旗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还发了新军装（募捐钱做的，上衣黄色，下身蓝色短裤）。当抗日救国团义勇队队员身穿崭新军装，扛着枪，列队整齐进入会场时，参会的邳县各界人士200多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

抗日救国团义勇队为阻止日军伪化地方政权成立维持会，在土山、古邳、碾庄、赵墩等村打了几仗，组织的最大一次行动是破坏了碾庄至炮车的一段陇海铁路。这次破路行动发动了不少周边群众，连续干了七八个夜晚，将钢轨全部运走埋藏起来，使陇海铁路交通瘫痪了很长时间。当然，对土山镇日军的袭扰，遭致日军1000多人对土山镇的报复，有数千民房被炸毁烧毁，死伤群众300多人，18户居民被斩尽杀绝，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土山惨案”。严酷的斗争事实使青救团领导认识到，要与强大的日军作斗争，必须要有共产党领导的更强大的抗日武装作后盾。

为了加强对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的领导，山东党组织于1938年9月先后派来一批军政干部和经过挑选受过短期训练的青年学生充实队伍，同时建立了中共邳县县委。红军干部谢文秀就是这时被派到邳县抗日义勇队来担任军事教官的。到了1938年底，以铁佛寺为中心，遍布周边区域，已形成了共产党控制的小有规模的抗日军政活动集中地。随着队伍的扩张，给养成了很大的问题，尽管有爱国人士和老百姓的捐赠和帮助，仍然是杯水车薪。为了义勇队的长期发展，栗培元与邳县国民党政府县长郭霞轩、县党部党务委员刘银铸经谈判达成“一致抗日，互不干涉”的基本原则，并划出邳县六、七区为义勇队筹措给养范围的协议，为扩大抗日武装打下了基础。

这年秋末，因徐州会战中纷纷逃跑的国民党各县军政官员陆续回来抢占地盘。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指令各县地方武装统统收归常备队，声称抗日是政府的事，不许地方成立民众抗日武装。如我党领导的睢宁独立大队面临被改编和吞并的严重威胁。中共苏皖特委书记邵幼和闻讯，即派组织部部长张芳久、宣传部部长张震寰秘密前往睢宁与独立大队领导人商量，除留部分人员分散隐蔽，将其主力一中队80余人连夜拉出北上，保留武装斗争的火种。没想到在途中行至邳县官湖镇，被国民党石友三（六十九军军长）驻守该地的一个营发现，没收了他们的枪支，扣留了领导人张芳久。睢宁独立大队没有做矛盾激化的进一步行动，连夜脱离官湖，到铁佛寺与邳县抗日义勇队汇合，并派张震寰同志去中共山东分局汇报，寻求解决办法。

1938年4月，山东党的负责人黎玉赴延安报告工作，在他的要求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延安的干部分期分批开赴山东，并任命郭洪涛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当年底，初步建立了一些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并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统一领导山东各地武装斗争。任命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委，王彬为参谋长，江华为政治部主任，陆续建立了一、二、三、四、五、六、八等数个游击支队。

听取了张震寰同志有关苏皖地区情况的汇报后，山东分局（位于山东沂水县岸堤村）认为石友三和高树勋的部队与我们有统战关系，可以派熟悉情况的钟辉同志前往交涉协调，尽快放人还枪。同时，徐州会战后这一带民众自发形成了不少抗日武装，那里不缺少兵员，也不缺少武器，我们正好可以乘势而为，派骨干把那里的武装民众迅速组织起来，成为掌握在党手里的一只抗日拳头。钟辉是在江西中央苏区成长起来的红军指战员，瑞金人，当过班长、排长，参加过苏区反围剿和红军长征，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受党派遣到国民党六十九军副军长兼师长的高树勋部作统战工作（师政治部主任）八九个月，后调任山东分局军事部政治处主任兼抗日军政干校政治处主任。

钟辉接受任务后不负众望，很快疏通石友三达成谅解：送回张芳久，收缴的枪搞乱了不好还，折价5000银元，圆满完成了任务。之后，郭洪涛和张经武、黎玉先后与钟辉、梁海波、李浩然谈话，当面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要求他们带少量骨干入徐海，以敌后游击战争，阻止和破坏日军企图打通陇海铁路东段的阴谋，并在那里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12月9日，钟辉带着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分局统战部部长郭子化的信，与梁海波、李浩然、谢锡玉等一行21人从岸堤出发，经费县、临沂、苍山到达邳北铁佛寺村（张震寰因腿伤暂在山东养伤，此次未到，伤愈后返回），与中共邳县县委和栗培元等领导的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汇合，开始整顿和领导徐州以东、陇海路两侧数十支抗日武装组织。这才有了本文开头陇海游击支队在许楼的诞生。

几次胜仗赢得民心

    石友三给的5000元赔偿费，山东分局交给钟辉作为陇海游击支队的创办费，用这笔钱为每名队员制作了军装。所以，陇海游击支队一成立，不仅在外表上整齐划一，威武雄壮，战斗力上也不是一群“新兵”。

部队返回铁佛寺后抓紧整训。在部队整训的同时，在铁佛寺办起了随营学校（2017年秋，我在邳州市新四军研究会郑娟等陪同下曾到铁佛寺查访，铁佛寺村已改名铁富镇，铁佛寺大庙和随营学校旧址已无踪迹），钟辉兼校长，李浩然兼政委并直接负责学校工作，培养部队和地方工作干部，向陇海游击支队和各县区输送领导骨干。还在村里办起了后方医院。经过短期整训，部队具备了基本的战斗素质，投入到频繁的战斗和群众发动中。

1939年1月18日夜，陇海游击支队打了成立后的第一仗，冒雪夜袭击了驻老滩村（即滩上村）的伪军据点。老滩村据点和维持会，是日军打通陇海铁路东段在铁路北侧设置的安全保障线之一，有伪军300 余人，虽然敌我力量相当，武器还强于我们。但由于组织周密，采取的又是夜间偷袭，取得了意料之中的全胜。以伤亡10余人的代价全歼老滩之敌。首仗获胜，部队的情绪特别高涨。我父亲回忆，返回丁村他们主食吃的是“杠头”（发面大饼），菜是萝卜丸子烩豆腐，那一顿饭吃得特别香。

1月30日，游击支队又借投靠了日本人的伪军中队长姜东海抢占民女办喜事防备松懈的机会，趁夜攻克了驻泇口埝的伪军据点。2月1日，游击支队趁热打铁，端掉宿羊山伪区公所。

三战三捷，钟辉在陇海游击支队建立初期，采取“专拣软柿子捏”的策略来提升部队的作战能力，将日军陇海铁路北侧的安全屏障切割得支离破碎，打开了邳北抗日斗争的大好局面。

这期间，父亲钟沛被任命为陇海游击支队一团一营副官，负责一营的给养筹集工作。部队初创，八路军山东纵队机关设有供给部，各游击支队成立负责后勤保障的供给处，但没有后备物资的来源，多是分散在各自开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活动，行军打仗，无论走到哪里，基本上都是通过政治动员和宣传，就地募集给养资财，自筹自供。所以，每到一地，钟沛和他的同事们都要与当地乡保甲长或老百姓联系，开展艰苦细致的地方群众工作，靠群众的支援提供食宿，组织担架、安置伤病员，后勤保障工作十分困难。

2月，日军在邳城成立了维持会，并建立了伪军据点。钟辉决定趁伪政权羽翼未丰，拿下这个据点。2月23日钟司令员率一营直攻城的北门，梁海波副司令员则率三营攻取城墙的西北角。为攻城，部队准备了攻城器材。云梯刚搭上城墙，就被守城敌人发觉纷纷向城下扔手榴弹，烟雾尘土中部队后撤隐蔽。烟雾未散尽，钟辉司令员手提驳壳枪踩着手榴弹皮一个箭步冲上梯子，率先爬上云梯，蹬上城墙；警卫员王敬之手疾眼快，迅速跟了上去，他们以墙为掩护用驳壳枪向敌人射击。七八个敌人端着一挺捷克式机枪从另一边反扑过来，情况万分危急。钟辉勇猛泼辣的作风激发了全队将士的战斗勇气，排长张立业、连长张洪恩带着后续部队这时跟了上来，争先恐后，不畏弹雨，以猛烈火力压制了反扑上来的敌人。这时，梁海波副司令员指挥三营在西北角也登城成功。由于攻击力强烈迅猛，又很快打开了城门，城外部队如潮水般涌进城内。很快全歼了该城守敌。这是陇海游击支队成立以来第一次攻城，也是苏鲁地区八路军攻下的第一个县城，消息像长了翅膀四处传播，在当地影响很大。  

         四师分会 钟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