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纪念馆藏品里，有个旧手电筒；主人是被誉为“浦东人民的灯塔”的朱亚民，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支队长。当时叫诸亚民，日军悬赏10万军票通缉。

                                  图说：朱亚民用过的手电筒。

 1945年3月5日《新浙东报》长篇通讯《新四军在浦东》中写道，“在敌伪严密统治着的长江下游，尤其在与上海唇齿相依、据点林立的浦东，新四军不但能够始终坚持着，积极地打击敌人，更能在斗争中时刻壮大和提高自己，这种难以想象的事实，必然引起一般人的惊异，并且为全国人民和盟邦人士所关切。”

1974年。我在杭州128医院，第一次见到儿时就耳熟的传奇英雄。那时，朱伯伯任苏州市委副书记；“文革”前任苏州市市长。七年后，我为撰写学位论文收集素材（论文发表《军事历史》1985年第4期），住到离休后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的朱伯伯家，听他讲述从一个工运领导人到新四军英雄的传奇故事。

                       图说：上海解放后，朱亚民任松江军分区司令员。

 因生活困难，朱亚民一家人到上海谋生。祖母和母亲当奶妈、佣人，父亲到码头做工，几个叔叔也做工。1930年，为减轻家里负担，14岁的他虚报两岁进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学徒。每月工资7元，他吃“包饭作”，几个人在石库门合住一间，没有床。每月工资付了饭钱房租所剩无几，家当就是身上穿的和几件替换衣服。

为学文化，他下夜班就上曹家渡的肇基中学夜校，为赶时间就跑步，回家半夜12点。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刊品种多、范围广，他休息时常到图版科仓库看书。

他说，“中华印刷厂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活动的场所之一。1919年，李达同志就在中华书局做编辑工。我刚进厂时，厕所里还能隐约看到‘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标语的痕迹。”厂里有上海出版业工会中华书局分事务所。进厂不久，见到领导工运的工人被开除，心里很难过：“他们为全厂工人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我开始认识到，要取得胜利，工人团结很重要。”

                                                     图说：朱亚民与本文作者父亲吴早文。

 1936年，朱亚民调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在未有工会前，他组织的兄弟会发挥了很大作用。 翌年6月，香港印刷业总工会成立，他当选为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厂党总支委员。不久，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工会成立。

一个自海员大罢工以来的香港工人运动新高潮接踵而来。1939年8月7日，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宣布解雇1400名职工，给两个月工资的解雇金及单程回沪川资。

                     图说：朱亚民夫妇与本文作者父亲吴早文。

 领导工人斗争的“非常委员会”成立了，要求给予停工期内生活维持费，厂方拒绝。9月20日《新华日报》转载委员会的《告国内外同胞书》，30日发《保障我的劳动生活——援助中华书局失业工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要求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维护抗战期间工人正当利益。资方请杜月笙调解，朱亚民和王嘉生作为请愿队代表进杜公馆。

杜月笙对朱亚民说：“不要急，再等等。”

朱亚民答道：“谈判谈了三个月了，我们的肚子不允许再等了，请杜先生督促陆经理发给我们三个月工资再谈判。”

12月15日，13位工人入狱。上级决定：“积蓄力量，暂时退却，复工有困难，争取多得些解雇费”。历时7个月的反解雇斗争，使解雇费由原2个月增至6个月。

           图说：《星火燎原》第6集·朱亚民回忆录《浦东反“清乡”》，吴早文整理。

 1940年2月。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要朱亚民任抗日服务团团长，把中华印刷厂香港分厂党员和罢工骨干带回上海。到沪后，地下党上海印刷业工委负责人马纯古相告：组织决定其他同志去新四军，留朱亚民在上海。那时，中共江苏省委刚调金子明任浦东工作委员会书记（后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秘书长）。他要求派军事干部到浦东，组织选择了朱亚民。

5月初，朱亚民任浦委军委书记兼抗卫二大队指导员，开始角色的转身。毛泽东指出，“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

朱亚民说，“过去搞工人运动，对于武装斗争不熟悉，要我来领导它，真是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怎么办呢？决心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他从上海搞来各种军事书籍。在香港就学过毛泽东《论持久战》，现又读日本人注释的《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及国民党军队的《步兵操典》等。

 图说：“清乡”时，奉贤检问所位置图。

 8月，党领导的浦东抗日武装全开到浙东。9月初，他奉中共浙东区党委之命，率11人短枪队重返浦东反“清乡”，掀开上海市郊抗战最为壮丽灿烂的一页。

“清乡区”四周筑竹篱笆。镇上建据点，沿海港口设检问所，大村庄驻伪军。日军矛字3824、3825等主力、伪军刘铁成部和伪税警队分区“清乡”。朱亚民感到，只有打胜仗才能打开局面。10月下旬，花20分钟拿下苏家码头（今奉贤区塘外乡墩外村）检问所，击毙3个鬼子，缴一个班伪军枪，我无一伤亡。接着在三灶打两仗，打死3个鬼子和10多个伪军。于是，三五个鬼子带一个班伪军的小据点全撤了。

1943年正月初五深夜，冒大雪奔长途袭鹤沙镇（今浦东新区下沙镇）。把伪镇长、清乡主任等13个汉奸头目一锅端。又化装混进重兵把守的大据点大团镇，除掉作恶多端的伪大团维持会会长韩鸿生。

                           图说：上海第一期“清乡”示意图。

 面对再次军事“清乡”，决定打浦东大据点新场。4月一深夜，冲进营房俘100多伪军，缴机枪1挺和步枪几十支；为反“清乡”以来俘敌最多一仗。随后袭钱家桥据点，打死十几个鬼子，缴了日军刚发下来的96式轻机枪。旋而伏击庙泾港，全歼鬼子一个小队。逼敌撤了三灶、青村港和钱家桥等中等据点；促使伪保安五中队的区队长沙干臣率近百人携轻机枪2挺、长短枪80多支反正。日军不再信任伪刘铁城部，调离浦东。

　　青纱帐起来了。部分日军调出浦东，“清乡区”竹篱笆墙被扒得七零八落，近百据点缩到二三十个；“清乡”失败。此时，我12人短枪队发展为拥有3挺机枪、几百人长枪队的新四军浦东支队。

                        图说：抗日时期北宋战斗烈士纪念碑。

 在浦东，有块“抗日时期北宋战斗烈士纪念碑”竖奉贤区奉城镇北宋村，纪念浦东抗战最大战斗1944年3月 28日的北宋突围战。另一块“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纪念1944年8月21日朱家店伏击战。1小时歼日军34名和汉奸１人；缴掷弹筒1门、机枪2挺、99式新式步枪等。这是日军占领上海郊区以来、一次性消灭日军最多的战斗；被总参军训部和军科院选入《步兵连战例选编》。

                  图说：选入《步兵连战例选编》的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

 1944年11月。党中央宣布敌后有两支抗日武装，其中一支就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浦东支队编为其所辖的淞沪支队，朱亚民任支队长兼奉贤县长。“支队发展到六、七百人，并配备有电台，直接与浙东通讯联络，浦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上海军事志》）

在抗战期间，淞沪支队共歼200多鬼子和1500多伪军，成为淞沪地区抗击日伪的主要武装力量。1945年，浙东纵队北撤，1500多人的淞沪支队编为第一支队；后与五支队合编为新四军1纵3旅7团。两年后，整编为华野1纵3师7团。1949年，整编为三野20军60师178团。

                         图说：朱亚民身后为迟浩田题词。

 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给朱亚民寄来题词：“威震敌胆真英雄，峥嵘岁月汗马功”。

              作者 袁念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