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四军的将领中，项英是争议最大的一位。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只有三年，关于他在新四军期间是非功过的争论，时间超过了三十年。

　　我读过许多关于项英功过的争论文章，如果加上关于皖南事变的争论，多达近百篇。虽然有些文章言辞激烈，甚至互相指责对方是和中共中央“唱反调”[1]，其实仔细剖析，还是有许多方面的共识。例如，都认为项英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从事工人运动，参与领导多次大罢工英勇无畏，后来任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职务，对反“围剿”作战和人民军队建设有重要贡献。又如，都认为在红军主力长征以后，项英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后来又对集结红军游击队组建新四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都认为项英在新四军工作期间有错误，尤其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时处置失当，使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当然，分歧是有的，分歧只在错误的程度，错误的原因，错误的性质。

　　项英已经是一位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有不同的评价，因而引起争论，是历史研究中常有的事情。臧否人物，本是历史研究的应有责任。只要依据准确而且全面的史实，不各取所需，不各执一端，不拘泥于已有的说法，将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加以考察，通过互相切磋，交流看法，相信可以取得一致的定论，并且从中得出经验和教训。今年是项英殉难八十周年，随着时间的沉淀，对他的评价会更加客观，更加平心静气。即使暂时还不能完全一致，也可以求大同而存小异，留待后人继续研究和讨论。

　　本着这样的想法，我也来说说项英在新四军时期的是非功过。

一

　　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结组建的。这些红军游击队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反复清剿，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大多又分散隐蔽到许多山头。项英、陈毅所在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已经分为北山、油山、信康赣（信丰、南康、赣县三县边界）、三南（虔南、龙南、定南三县边界）、南山、崇仙六支几十人到百余人的游击队。闽北红军游击队虽然保留着闽北独立师的番号，实际上已分成六个纵队各自为战，后来处境更加艰难，进一步分散以排为单位活动。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则分成了独立活动的三部分：瑞金游击队，武阳游击队，活动于长汀、瑞金两县边境的汀瑞游击队。十四个游击区都已和中共中央联络不上，相互之间也失去联系。要将如此分散的红军游击队集中编组新四军，首先要分别寻找，取得联络，还要和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举行谈判，签订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这样，才能下山集结，编组为新四军的连、营、团和支队。

　　红军游击队实行战略任务的转变，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同国民党打了十年内战，牺牲了许多战友和亲人，幸存的人都经历了九死一生，积下了血海深仇。现在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许多人思想上接受不了，感情上适应不了。有的红军游击队根本不相信可以和国民党停战合作，甚至把前去动员他们下山的联络人员当作叛徒杀害了。

　　面对种种困难，项英作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责无旁贷地担负了组建新四军的重任。

　　1937年7月，当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赣南山中，项英敏锐地感到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必将带来形势的重大变化。那时，他们已经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两年多。项英一面派人下山搜罗报纸，希望从报纸上寻觅到中共中央的信息；一面召开中共赣粤边特委会议，和陈毅等一起分析形势。根据大家的讨论，项英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提出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有可能和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7月下旬，项英从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读到毛泽东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得知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已经调整政策，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有了党中央的指示，终于有了和国民党方面谈判的依据，项英十分兴奋，随即写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一文，向红军游击队的战友们详细解释实行战略转变的必要。8月初，项英又召开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干部大会，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要求干部们必须尽快实行由内战到抗日的思想转变。

　　8月8日，项英起草了《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宣布“为争取民族的解放，挽救中国的危亡，放弃一切敌对政府的活动，停止游击战争，并盼军政当局立停对于游击区清剿”，“合作一致的努力于抗战工作，来为对日抗战和争取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2]8月25日，项英又起草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告赣南民众书》。这篇激昂慷慨的公开信宣告：“抗日救国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抗日救国是我们革命的素来志愿”，“我们已准备好，只等与政府接洽商妥，就来同大家一同上前线，为中华民族解放而作神圣的英勇战争。”[3]

　　两个多月里。项英和陈毅日夜操劳，对部队进行教育，对民众进行宣传，和大庾县、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军政当局进行谈判和斗争，终于在9月21日达成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下山集结改编为抗日武装的协议。项英立即着手其他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事宜。9月24日，他到南昌同江西省政府的代表再作谈判，达成了各地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三点口头协议。项英在南昌看到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因而特地提出，改编红军游击队的各项问题，要待国共两党中央的谈判最后决定。项英还在南昌设立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在吉安等地设立了红军游击队接洽处。9月29日，项英在离开南昌前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信中说：“余遵照最近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效命杀敌。各地接信后，立即听候点编，以便追随全国友军和第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作英勇的斗争。”[4]

　　虽然设立了红军游击队接洽处，项英并不坐等战友们前来接洽，而是主动派出代表去寻找并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先是由陈丕显去闽赣边红军游击队传达，接着又派他去南雄、全南一带联络三南游击队。又派罗绍曾去湘南，刘新潮去寻邬，还由陈毅去找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和他们商谈下山改编的各种问题。

　　项英更为关注的，是尽快恢复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在南昌期间，他从报纸上看到博古、叶剑英已到南京和国民党当局谈判，立即给他们发去电报：“久别以来，音信断绝。现为改编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闻诸兄在京，特此电达，请派人来弟处联络。”[5]殷切之情，如久旱盼望甘霖。博古接到电报，一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面派人去项英处联络，带去了中共中央文件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也带去了同国民党谈判要注意事项的口信。终于和党中央联络上了，项英十分兴奋。10月11日当天，他向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布置下山改编和扩大部队等工作，第二天，10月12日，就离开大庾县池江圩驻地，经兴国、吉安、南昌、九江到达南京，同博古、叶剑英见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项英在南京只停留了短短三天，又动身奔赴延安。

　　项英于11月7日到达延安。当天，张闻天、毛泽东就看望了他。得知叶挺正在延安，项英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前去看望，就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的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在延安期间，他还会晤了从重庆回来的周恩来，从华北抗日前线回来的彭德怀，从新疆回来的陈云，以及在延安的李富春等，听取了他们介绍的情况。他如饥如渴地学习中共中央在七七事变以来的各种文件，向党中央写出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他十分忙碌但是心情愉悦。他在这个报告中诉说心声：“困居在山林中过野人的生活而与敌人斗争三年的我们，结束了旧的斗争生活，好似重见天日，直接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而为当前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奋斗。”[6]

　　接着，项英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作了口头补充说明，又对组建新四军的原则和办法提出了建议。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分局，项英被任命为长江局委员和东南分局书记，同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得到中共中央授予的重任，全身心投入了组建新四军的工作。

　　经中共中央同国民党当局多次谈判，决定新四军的编制为四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两个团。项英提出了四个支队领导干部的配备，在征得叶挺同意后报告中共中央决定。对于各个团的编组，项英也在多方征求意见后做了安排。

　　项英在延安时曾要求中共中央组织部给新四军多派一些干部，尤其是有作战指挥经验的干部。他从延安到西安，会合了中共中央派往新四军的一批干部，对他们的经历做了详细了解。到了武汉，他向叶挺介绍了这批干部的情况。叶挺也将他邀约来的干部情况向项英作了介绍。他们共同从这些干部中选配了军部各部门的负责人。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

　　1938年1月6日，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一面健全军部机关的干部配备，一面领导各支队各团的编组和集结。这些日子，叶挺留在武汉联络各方，后来又赴香港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和购买武器，所以部队的编组和集结由项英主持。他在南昌先后接待了闽北的黄道，闽东的叶飞，皖浙赣边的李步新，湘赣边的曾昭铭，闽西的温仰春，浙南的龙跃、余龙贵，向他们了解情况，传达指示，征询意见。红军游击队下山集结改编，开赴抗日前线，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也遇到一些国民党军政机构的留难，甚至一再发生扣押新四军人员的事件，称得上险象环生，阻力重重。项英和战友们一起，坚定地排除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新四军在皖南和皖西的集结。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汇合成铁的新四军，是中共中央坚强领导和直接参与，许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项英作为南方红军游击队和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做了大量工作，起了特殊作用，功不可没。这是大家都承认的。

　　对于项英这个时期的工作，也曾有过质疑。

　　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张云逸等指出：“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做法带有危险性。”[7]10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给博古、叶剑英的电报中又说：“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8]

　　项英起初和国民党方面谈判时，由于还没有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确有一些说法不妥，过于强调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无大错。至于红军游击队是否应该集中，不久就已意见一致：应该集中编成一个军开赴抗日前线，长期分散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是难以生存的。

　　项英赞成在南方保持战略支点。新四军组建初期，在原来红军游击队的驻地大多设立了留守处、通讯处或办事处。这些公开的合法的新四军后方机构，同时是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掩护机关，并有少量武装。国民党是容不得这些机构存在的。1939年6月12日，就发生了杀害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人员的惨案。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这些新四军办事机构都被迫撤销了。

二

　　1938年4月，新四军的四个支队各团陆续到皖南和皖西集结，抓紧时间健全组织，充实装备，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为开赴抗日前线投入新的战斗积极准备。

　　项英作为实际上的新四军政治委员，着重抓了加强党的建设。他在多种场合讲话，强调新四军虽然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个性质没有变，也不能变。他把大批政治工作干部安排任团、营、连的副职，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他对各级政治机关的建设十分重视。四个支队的政治部主任都经历过长征，是富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1938年6月，部队刚完成集结，就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商定，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提出了四项要求，第一项就是健全党的工作，提高党支部在连队的领导作用。1939年7月16日至8月4日，举行了中共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项英在会上作了报告。袁国平对党的建设作了部署。这次党代表大会强调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的重要性，明确了新四军中党的任务就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大江南北抗战，进一步巩固和坚强共产党的组织，提高共产党员的质量，发挥共产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

　　项英非常重视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还在新四军组建之初，他亲自编写政治课教材，第一篇就是《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1938年12月21日，项英专门召开会议，提出新四军面临的新形势新环境，十分需要开展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的运动，因为这对抗日战争伟大任务的完成，“是有决定意义的”。[9]七天之后的12月28日，项英又写了《那些是我们不要的坏传统》，提出“要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首先要排斥这些坏的传统和习气，要同这些坏传统恶习气作斗争”。[10]不久，项英还写了《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一文，把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归纳为十个方面论述。这篇文章突出地鲜明地把优良传统称为“我军的特殊战斗力”，是“我军能够以最劣势武器对抗优势之敌，能够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能够最终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之一”。[11]

　　项英把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作为部队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倡导以多种方式宣传，使优良传统如细雨滋润，深入人心。他重视新四军政治部出版的《抗敌报》和《抗敌》杂志，亲自审阅重要稿件，常常为报刊撰写文章。现在能见到的《抗敌》杂志第1期到第6期，就发表了项英的八篇文章。《新四军军歌》的诞生，项英也付出了许多心血。他根据陈毅创作的歌词初稿，主持集体修改，最后又和从苏南来到皖南的陈毅一起研究定稿。据当年在军部机要科工作的邓毅生回忆，1939年7月1日，项英在一个大草棚里给大家讲解军歌歌词，从北伐战争讲到南昌起义，讲到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奋斗。“侃侃而谈，一直讲了四个钟头”，“给在场听讲的人进行了一次极其深刻、生动的革命历史教育”。[12]

　　项英对新四军的军事建设也很关心。他多次提出要总结三年游击战争的宝贵经验，在抗日战争这个新的战争环境中灵活运用。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游击队高度分散，只能由指挥员临机决断，没有健全的军事机构。1938年6月，新四军刚完成集结，就召开了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项英在会上作了《指挥机关与参谋工作》的报告，从现代战争的要求论述了加强参谋工作的重要和必要。1939年1月1日，项英在新四军军部庆祝元旦大会上讲了一年来抗日作战的经验教训，一再强调：“民众重于军队。只有军队，没有群众团结在周围，是孤立的军队，在这样困难的情形下坚持抗战是不可能的。所以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比军队还重要。”“一定要使游击战争成为群众的游击战争，而不是单独军队的游击战争”，“只有这样，才能时时刻刻给敌人以打击。”[13]1939年3月15日，项英又在新四军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上作了《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的长篇报告。其中讲新四军抗日作战的经验教训，就详尽地列举了二十项。

　　项英生活简朴，军容整齐，平易近人，常和干部战士一起出早操，一起在军部机关食堂就餐，工作之余喜欢到处走走，和干部战士谈谈心。不少新四军老战士对此印象深刻，在回忆文章中提及。这些虽然都是小节，但是对于刚由许多山头的游击队汇合组成的新四军来说，亟需加强团结，加强正规养成，项英的率先垂范，是很有影响的。

三

　　1938年5月4日，在新四军各支队各团分别于皖南、皖西集结以后，毛泽东即致电项英，指示新四军应该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新四军挺进敌后，第一步是“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第二步，“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14]这里已经明白指示新四军应该东进北上。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在皖南期间，周恩来和叶挺、项英、陈毅等多次商谈，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概括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经过讨论，在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表述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项英对这个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究竟是赞同和执行的，还是持有异议而且抵制的？这是关于项英功过的争论中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

　　项英确实有一些赞同东进北上的言论和行动。

　　1938年4月，项英和叶挺、陈毅共同研究决定，派粟裕率先遣队去苏南敌后作战略侦察。4月26日，在先遣队出发前夕，项英在军部直属队和皖南三个支队的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挺进敌后的动员报告。6月1日，陈毅率第一支队东进，项英特地到潜口村看望部队并对干部讲话，要求他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打开苏南敌后的抗日局面。接着，又派第二支队到芜湖、当涂以东的苏皖交界地区活动。6月15日，项英致电毛泽东报告部队部署。在这个电报里，项英甚至提出：“准备组织野战司令部，到茅麓一带指挥一、二支队，由我去任指挥。”[15]此后，项英同意张云逸和叶挺先后渡江北上，去指挥第四支队东进，扩建第五支队，成立江北指挥部。再后来，项英还派谭震林去苏南东路加强领导，发展部队。

　　有一本“重新评价”项英的书因此断言：“事实证明，项英不仅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制定者之一，而且是具体实践者之一。”[16]

　　遗憾的是，项英也有许多抵制东进北上的言论和行动。这些事实，和前述事实大相径庭，互相矛盾。这大概是后人对项英评价不一而各有事实作依据的一个原因。

　　是不是执行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最重要的是看兵力部署，看是不是把尽可能多的部队用于东进北上。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东进苏南不久，项英就以整训为名，把已经有了对日军作战经验的第一团和第三团调回皖南。第一支队只有一个第二团了，虽然奋勇作战，兵力显然不足。经陈毅力争，项英派第六团归属第一支队，但留下了第三营。陈毅指挥新四军苏南部队积极打击日军，放手发动群众，联络地方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引起国民党的第三战区不满，项英跟着发电报责备。陈毅主张不理第三战区的干涉，“不要有什么顾虑，人、枪、款都要放手搞”。[17]又被项英批评为“人枪款主义”。

　　1939年5月，陈毅派叶飞率第六团继续东进，到苏南东路的苏常太地区去，打击日本侵略者，创建抗日根据地。项英发电报表示“坚决反对，理由有两条，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部队到那里去会被敌人消灭”。[18]顾虑重重，极力阻扰。幸而陈毅经过慎重考虑，果断决定照原计划行动，这才有新四军在苏常太地区和上海郊区对日军的英勇战斗。

　　1938年11月10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电告项英：“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两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19]项英执行了这次北上行动，11月17日就派张云逸从皖南出发，北渡长江去皖中，但是只给了他特务营的两个连。此后，项英也同意张云逸率江北部队向皖东挺进，但是却反对在皖东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说“目前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防范和限制。”[20]中共中央立即发电报纠正项英这种害怕得罪国民党束缚自己手脚的意见：“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在这份电报里，又一次强调了“积极向东向北发展”。[21]

　　遵照中共中央确定的东进北上方针，陈毅在创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即已筹划分兵北渡长江，打开苏北的抗日局面。1939年11月，陈毅派张道庸改名陶勇和卢胜率苏皖支队渡江北上，展开于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同月，又派管文蔚、叶飞率挺进纵队进入长江北岸。新四军由此建立了向北发展的桥头堡。国民党极为不满，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新四军江北部队调回江南。1940年3月29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关于蒋、顾电令江北部队南调之事，只有置之不理反为好。”“南调绝无理由可讲，因其目的系以命令强迫我军南调，在其控制之下，国党对我进攻之一形式，故置之不理为好。”[22]项英的这种态度，和中共中央是一致的。令人诧异的是，十多天之后，他就变卦了。他在4月10日致电中共中央：“在某种情况下对叶飞部队可允南调。”[23]4月14日又致电中共中央：“目前可允江北部队南调。”[24]4月16日再致电中共中央：“以我估计，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形势日恶化。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张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25]此时袁国平去第三战区谈判，项英未得中共中央同意，就让袁国平答复第三战区：“只允叶部南调，但四、五支尚需说服。”[26]4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项英电，明确答复说：“叶、张两团以留在江北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的可能。”[27]项英于4月20日收到电报，立即复电说：“叶部再坚请调回江南。”“为便于争取苏北，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有大作用，以牵顾不能增援。”项英认为要争取苏北，就要把已在苏北的部队调回江南，这个逻辑奇怪不奇怪？项英在这个电报最后还发牢骚说：“对部队部署，事实上我只能负皖南与江南之责，因我之意见事实上也不为人所重视，不过等于空话而已。”[28]中共中央当天复电项英：“蒋、顾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陷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以求隔断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以求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破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围在敌后，尤其是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在与顾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之南调。现在和将来，全部或一部，均不能南调。”指示还规定：“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均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依照中央电令。”[29]话说得很明白了，口气也相当严厉。但项英还是听不进，4月22日又致电中共中央争辩说：“江北局势因苏韩败退，及皖李现撤兵，已基本稳定”，“并不需要叶、张两团”，“如谓叶、张两团南调，竟会使江北孤立困难，绝无此理。”又说：“叶、张南调，一方面既以缓和战区之压迫，一方即以增强反击力量，其有帮助即在此。”“再度坚决要求叶、张两团南调。”[30]

　　重读这些电文，给我的印象是：中央三令五申，项英无动于衷，病入膏肓，药石无效。

　　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新四军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对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发布重要指示。这个由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起草的指示，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示针对项英强调江南有特殊性，未能坚决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扩大军队，对国民党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缺乏准备，严肃地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这种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发展，均应该发展。”“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指示最后规定：“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31]陈毅立即执行，召集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大家十分振奋，并对照指示检查了苏南的工作。项英却拒不传达，把传达任务推给了袁国平。项英认为中央已在路线问题上批评他，于5月9日、12日、29日三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辞职。这是用“掼纱帽”的办法在抗拒了。

　　项英的抗日决心，是毋庸质疑的。他也应该明白东进北上最有利于新四军在敌后抗日并壮大自己。那么，他为什么会对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迟疑甚至抵制？

　　有多篇文章认为，这与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有的说：“项英同志一直和党中央存在路线分歧，他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32]有的说：“皖南新四军的失败，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33]但也有文章持不同意见，认为“把项英和王明扯在一起是不对的”。[34]或说项英“主要是认识问题，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思想上跟不上的缘故”。[35]

　　说项英忠实地执行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我认为并不恰当。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条件下，新四军受第三战区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受第五战区指挥。他们的命令，只要有利于抗日，或无碍于抗日，新四军就可以执行。如前所述，项英牢记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国民党是有警惕的。蒋介石给新四军的第一个行动命令，即那个“出南陵”的命令，项英就认为“显系借刀杀人”。虽然这反映了项英不懂得只要能去敌后就可执行，但也说明项英并不是无条件执行国民党的命令。

　　说项英受到王明路线的影响，也是有道理的。不仅因为他在新四军传达过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更是因为他的许多言论和行动，和王明的错误主张相近。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显然认识不足，未能始终坚持践行。他总是顾虑被说成“破坏统一战线”，害怕引起和国民党的冲突，屈从于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和压迫。这正是项英对东进北上战略方针迟疑和抵制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我以为更加重要的原因，是项英另有盘算。

　　有些文章指出，项英有个“三山计划”，即在黄山、天目山、仙霞山一带建立根据地。也有文章争辩，所谓“三山计划”，是当年“军部参谋处第三科（即通信科）在云岭驻地山上建立了一个侦听机构，负责在电波中搜情报，对外称三山办公室”，于是造成了后人的误解。又说这是国民党编造的谎言，“是国民党方面为发动皖南事变推卸责任制造口实的”。[36]

　　在现存的档案中，确实找不到“三山计划”，但是项英有这种设想，是有据可查的。他在1938年6月15日致电毛泽东报告新四军的部署，其中就说，军部和第三支队“准备以太平与泾县、青阳、南陵之间山地为根据地”，“在某情况下，即可派一部队伍到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发展游击战争”。[37]项英在6月23日给陈毅的信中说得更明白：“我们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38]

　　项英所说的“某情况下”，“战争形势变化时”，指的应该是日军向南侵犯浙江、江西、福建之时。项英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领导皖浙闽赣诸省党的工作，有这种预判是正常的。即使这种预判不准确，也无可非议。项英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总想到山区去打游击，有崇山峻岭做依托心里才踏实，这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他不仅是预判，设想，而且有实际行动。他株守皖南，要在国民党军环伺，连保长也由国民党委派的皖南建立根据地。他坚持皖南的部队不能调出，身边有了三个主力团还说兵力太少，一再要求江北部队南调，要求从苏南抽调部队到皖南。总之，中共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进北上，项英却要加强皖南并为南下浙闽做准备，这不是明摆着背道而驰吗！

四

　　项英没有处理好和叶挺的关系，也是多年争论的一个话题。

　　叶挺是正规军校出来的北伐名将，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此后在海外漂泊十年，已经不是共产党员。项英多年从事工人运动，后来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也有两年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他们的经历很不相同，治军理念、工作作风、业余爱好、生活习惯都有所不同，对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方针、政策也都有待更多地了解。由他们分任新四军军长和副军长，能不能精诚合作？有迹象表明，中共中央是不很放心的。李一氓赴新四军工作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找他谈话，认为他和叶挺、项英都熟悉，特地嘱他要做叶项之间的缓冲人。[39]

　　为了把分散在南方八省众多山头的红军游击队组建成新四军，项英和叶挺有过密切的合作。在延安，在武汉，他们对新四军的组建原则，集结办法，重要干部的配备，有过诚恳的商量。他们还发挥各自的长处有所分工：叶挺利用他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声望，为新四军争取编制、经费、军械，交涉集结地点和开进路线，并在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中争取对新四军的支持；项英着重对红军游击队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组织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开进、集结。项英向叶挺介绍了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领导干部和从延安来的主要干部。叶挺对他们分任新四军的重要职务表示赞同和欢迎。叶挺向项英介绍了他动员来的愿为抗日出力的爱国人士。项英对他们参加新四军表示热诚欢迎，对他们的工作都有妥善安排。例如，曾在日本留学但不是共产党员的林植夫当了敌军工作部部长。军需处处长预定是延安来的宋裕和。他在1929年就是红四军经理处处长，当然是合适人选。但叶挺的胞弟叶辅平在北伐战争中任叶挺独立团的经理处处长，也有军需工作经验。项英决定由叶辅平任新四军军需处处长，宋裕和改任副处长。这样的安排，体现了对叶挺的尊重和团结。

　　有一篇文章说：“项英对叶挺是尊重的，对叶穿夹克拿手杖等从没在下面露过不满情绪，为了在生活上照顾叶挺，专门办了小伙房。”[40]

　　这些当然都是尊重，但是，对于满怀抗日救国热情的叶挺，更需要的尊重是让他履行军长的职权，发挥指挥才能，率领新四军英勇机智地打击侵略者。正是这种最需要的尊重，叶挺深感失望。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指示，项英往往不向叶挺传达。军分会讨论决定新四军的重要行动，叶挺不能参加。新四军参谋处起初在叶挺所住的种墨园办公，后来搬到了项英的住处。

　　新四军刚完成集结，项英就对叶挺不信任了。1938年3月，蒋介石通过第三战区命令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集结以后出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叶挺认为可以执行。项英则认为“不能接受，显示借刀杀人”。他于3月18日致电毛泽东等告状：“我意，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41]这是想撇开叶挺，由他代表新四军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毛泽东于3月21日复电，同意叶挺的意见：“开经南陵一带亦未为不可。因敌犯长江上游时，南陵一带居于敌人侧后，正好活动。”[42]5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项英，强调新四军应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特地嘱咐：“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43]

　　这年6月7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主张接受叶挺的建议，“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44]中共中央于6月9日复电同意。这是为了让叶挺能参与领导和决策的变通办法，但这个新四军委员会由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未能改变项英决定一切的局面，叶挺的处境大体依旧。

　　8月6日，叶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和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项英：“敌攻武汉，形势吃紧，新四军担负京芜东南广大游击区域，为准备应付将来敌人进攻计”，他拟亲率一个轻装支队，赴苏南敌后直至苏州、青浦、松江一带，“组织群众武装力量，统一游击区武装领导，加强建立各游击支队”。[45]叶挺的这个打算，仍然未能如愿。前线去不成，在军部又难有作为，叶挺向中共中央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军长职务。10月21日，叶挺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新四军回家乡广东。

　　为了挽留叶挺，为了改善叶挺和项英的关系，中共中央做了大量工作。既要慰勉叶挺，又要应付蒋介石另派新四军军长的图谋，更要做项英的思想工作。在延安的毛泽东、王稼祥，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在香港的廖承志，电报往来，反复磋商。而项英对此却持不同态度。他在10月23日致电中央军委并告周恩来：“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恩来与蒋解决继任人。以后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46]项英急盼确定叶挺的继任人，又要求新四军的事情“由党直接解决”，显然不想由叶挺继续当军长。

　　1939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新四军问题的解决原则是：“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是政委。”[47]中共中央于1月10日电复周恩来并告新四军：“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项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中共中央同意新四军委员会改为叶正项副，并要求“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因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48]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对正确处理叶项关系的原则，办法，分工和重要作用，都讲得很清楚了。接着，周恩来亲自陪同叶挺从重庆回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周恩来在皖南期间，多次和项英谈话，要他改善同叶挺的关系。经过周恩来的帮助，项英作了自我批评。据李一氓回忆：“周恩来走后，叶项之间开始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但这种状况可能不是真实的，而是互相克制的结果。”[49]

　　有人说，叶挺不习惯政治委员制度，因而叶项矛盾的主要责任在叶挺。李一氓对此断然否定：“这个理由不是事实。”他说，叶挺在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时历任团长、师长、军长，都有党代表，也就是政治委员。“南昌起义的时候，聂荣臻就是他的党代表，他们合作得很好，不能说叶挺不习惯于政治委员制度。”不同的是，那时叶挺和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之间的问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得到解决”。“叶项之间只有行政关系，只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党的关系。这就使得两方面之间很难于自处一方面和对待另一方面。”[50]

　　还有人说，项英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当然要坚持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如果把指挥权交给并非共产党员的叶挺，岂不是党的军权旁落。我想，这大概正是项英内心所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项英有两个错误。

　　一个错误是把叶挺的指挥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了。要知道，叶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组建和指挥了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此时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得知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就在南京“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51]到了延安，叶挺又表示：“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52]蒋介石一再挑拨叶挺和共产党的关系，叶挺始终不为所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称叶挺为同志，对叶挺表示信任，强调应尊重叶挺在新四军的职权。周恩来到皖南，对项英说得更明白：“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53]这就是说，叶挺此时不是共产党员，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这个特定环境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叶挺想要实施的指挥，完全符合中共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战略方针。他想亲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东进，直到上海近郊。他北渡长江，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又根据发展皖东的需要组建第五支队。后来去重庆为第五支队争取编制和经费、弹药，有过一个致毛泽东并告项英的电报，再次申述他对新四军发展方向的意见。这个电报值得多引用几句：“江南新四军目前是处在困难环境中，区域被缩小和隔绝，行动被约束，部队被分散，编制、经费被限制”，“只有坚决而秘密的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54]可以说，叶挺衷心拥护和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正是体现了党对新四军的领导。

　　另一个错误是，把党的领导等同于党委书记也就是他项英的领导。党对新四军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的领导，体现为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新四军的贯彻执行。项英不仅不尊重叶挺的军事职权，也并不尊重新四军军分会这个领导集体，往往自己决定一切，而且对中共中央的方针持有异议，甚至抵制和抗拒。正是项英自己，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一度脱离了党的正确领导。

　　叶挺难免也有不足，也有缺点。但是回看叶挺和项英的三年共事，他们的关系不和，主要责任在项英。项英对叶挺不信任，是不和的症结所在。项英和叶挺对新四军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意见分歧，加深了不和。

五

　　1941年1月4日晚上，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共七千余人离开皖南泾县的云岭等处驻地，根据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和中共中央同意做出的让步，开始北移行军。1月7日拂晓，行至泾县茂林附近，遭到国民党军九个师一个旅九万余人的包围阻击。经过七昼夜的英勇自卫，浴血奋战，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于13日晚不得不撤出阵地，分散突围。在这次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悍然发动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损失惨重。只有约两千人分批分路突出重围，辗转到达苏南和皖中。一部分干部战士被打散回家，或潜伏皖南打游击。两千余人伤亡，四千余人被俘。军长叶挺下山和国民党军谈判被扣押。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隐蔽在山洞中，3月14日凌晨被叛徒杀害。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到惨重损失，罪魁祸首是国民党顽固派。他们对新四军英勇抵抗日军深受人民拥护，因而不断壮大，十分嫉妒和恐惧，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早就大造反共舆论，罗织新四军的种种罪名。他们限期命令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同时调兵遣将，策划在新四军北移途中予以“一网打尽”。国民党在皖南原有四个师加一个旅，为了加强围歼新四军的兵力，不惜削弱对日军的防务，又从江苏、浙江、江西调来五个师。总之，这场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已久的罪行。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能够得逞，新四军未能避免或减少损失，又和项英在事变前和事变中的种种错误有关。

　　错误之一：北移时机一再延误。

　　早在1940年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就电示项英：“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55]3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在关于目前华中军事策略的指示中又提出：“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56]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受到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57]项英于4月9日电复毛泽东，还是这也不行，那也困难：“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线，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队会合。”而且“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58]在这期间，陈毅、粟裕等多次建议新四军军部应东移苏南。中共中央于5月4日电告项英、陈毅：“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新四军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请按这个方针布置兵力，分配指挥人员及指挥机关”。[59]5月26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项英、陈毅：“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60]项英起初表示同意东移，并要陈毅派部队接应，但6月12日又致电中共中央说：“军部移动已停滞”，如移动，“很可能为彼方借词进攻。这一带作战极不利，故目前只有作待机移动。”[61]

　　这年10月上旬，陈毅指挥新四军苏北部队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暂时打了下去。也是在10月上旬，叶挺指挥新四军皖南部队取得反“扫荡”的胜利，从日军手中收复泾县县城，打开了由云岭东进苏南的门户。这是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东移或北移的最佳时机。10月8日和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连致电叶挺、项英，明确指出，蒋介石已令顾祝同、韩德勤“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62]“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63]时机甚好，理应抓紧。中共中央强调“速速渡江”，“绝对不要再迟延”。项英仍然顾虑重重，诉说困难，没有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

　　11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叶挺、项英：“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64]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凡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65]这就是说，1940年12月31日是国共两党设定的最后期限。项英偏要再拖几天，拖到1941年1月4日晚上开动。这四天，给了国民党军完成合围部署的时间，也给了国民党诬称新四军“违抗军令”的口实。老天还来添乱，风雨交加，道路泥泞，青弋江江水大涨，北移部队到7日还没有走出泾县。

　　项英延误北移的时机，错误明显，不容争辩。于是，主张“重新评价”者就在错误的原因上做文章。有的说：“错过北移时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中央有一定责任”，“未能具体地规定北移时间，即使规定了，又有所变动。”直到1940年11月21日，中央还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所以，“不能说是项英一个人拖延了时间”。[66]有的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对形势有些过于乐观，对时局的危险估计不足”，“对北移的态度变化大，要求走的决心下的太迟”，“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是走一步看一步，曾经是想拖的。”[67]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年对形势的严峻一度估计不足，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全部事实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再指示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或东移苏南，或北移皖东，始终是明确的。那个11月21日的电报先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紧接着就说“但须认真准备北移”。三天以后的11月24日，一日两电，要求“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要求“立即开始分批移动”。[68]12月14日的电报又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宽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在本月内尽可能移毕。”[69]12月16日，18日，20日，接连致电催促北移。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批评他们对北移犹豫不决，毫无定见。电报中说：“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限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在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70]只要全面系统地读一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些电报就可明白，说拖，是对国民党的斗争策略，说走，才是给新四军的行动方针。

　　项英拖延北移，原因完全在他自己。

　　其一，项英总是顾虑在北移途中受到敌顽夹击。11月27日，他在致毛泽东、朱德电中说：“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大，反不如由三支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利”。[71]毛泽东、朱德、王稼祥11月29日复电：“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72]就在这一天，项英改变主意了：“我们决心目前公开走苏南。”[73]几个月里，一再这样变来变去。项英力求避免部队受到损失，这种心情可以理解。问题在于，既要北移，无论是先经苏南还是直接北渡长江，都要通过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受到袭击有些损失是难以避免的。作为新四军的领导人，需要的是权衡利弊抓住有利时机冲破困难的果断，舍得以局部牺牲换取全局胜利的胆略。左顾右盼，举棋不定，只能陷于更加困难危险的境地。

　　其二，项英对皖南恋恋不舍。10月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新四军军部应北渡长江，或东移苏南，同时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74]项英于10月11日复电却说：“依据各方面形势与条件，军部困难北移”，“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75]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电示：“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76]而项英的回答仍是：“为了便于将来我更大发展，坚持皖南阵地有极大作用。”“要坚持皖南阵地，必须有相当强的兵力才能保证，因此原有的力量不能减弱北移。”[77]到了10月30日，项英提出应付国民党军进攻的三个方案请中央选定，第一个方案仍是“保持皖南阵地，根本不北移”。[78]11月3日，终于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我们赞成北渡方针，并正做如此准备。”但接着又说：“目前有种种客观困难，不能立即实现这一方针”，“决心坚持皖南阵地”，还列举了有把握坚持的五个条件。[79]这个株守皖南以图向南发展的情结，一直干扰着项英的北移决心。

　　错误之二：北移路线选择不当。

　　在中共中央的批评督促下，项英终于决定北移，在12月28日主持新四军军分会会议讨论行动方案，并请叶挺列席。会上提出三个方案，逐一作了分析比较。

　　第一方案是向东经杨柳铺、孙家埠、郎溪到苏南，待机北渡长江到苏北。这个方案有利的方面是沿途建有兵站，做好了供应准备，地形比较熟悉，群众基础较好；如果发生战斗，新四军苏南部队可以策应。不利的方面是经过国民党军三个师防区，如果发生战斗，不易突出包围。

　　第二方案是由铜陵、繁昌间北渡长江，再到皖东。这个方案的有利方面是路程短，到长江边只需一天一夜行军，沿途为第三支队活动地区，群众基础好；经过半个月的准备，渡口已经选好，船只已有准备，在长江北岸还设立了接应指挥部。不利的方面是如果一次不能渡完，余部易遭敌顽夹击；北渡时如被日军发现，会有舰艇拦截；江北沿岸的渡口大部分被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控制，登岸时会受到堵击。

　　第三方案是向南绕道茂林、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脉到苏南，待机北渡长江到苏北。实施这个方案，只要迅速接近天目山麓，地形有利；遭遇国民党军第四十师时，以六个团对付三个团，兵力足够。不利的方面是行程远，时间长，地形不熟，群众工作基础薄弱。

　　项英认为第一和第二方案太危险，应该避强就弱，决定实施第三方案。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向南绕道北移的路线选择不当。前方等着的不仅是第四十师，而是进了国民党军包围圈。对敌情的严重估计不足，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而且向国民党后方移动，给了他们拦截的口实，政治上十分不利。其实，无论是第一方案或第二方案，虽然可能遭到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袭击，并非绝对不可行。这年12月，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先后有三批非战斗人员向东到苏南，然后北渡长江到了苏北，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曾山率领的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在此之前，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领一个营从皖南北渡长江，顺利到达了无为县以东地区。大部队北移当然比小部队困难更大，但总比后来的结果损失小些。

　　有的文章说，项英选择向南绕道，还是想择机向浙闽山区发展。这个说法没有依据，不应臆测推断；何况近万人的行军队伍，如果临时变更目的地，谈何容易！

　　也有文章为项英辩护，说选择向南绕道，是新四军军分会集体决定，不是项英一个人的错。事实是，叶挺在会上主张第一方案，被项英否定。叶挺退而求其次，又赞成第二方案，还是被项英否定。看来，新四军军分会已经形成一概由书记拍板的习惯。叶挺虽然能提出不同意见，但他只是列席会议，意见往往不被采纳。

　　错误之三：优柔寡断指挥失误。

　　1941年1月7日拂晓，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北移途中遭遇国民党军的阻击。指战员一面喊话：“新四军是奉命北移，友军不要拦阻！”“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面被迫还击，奋力冲杀。第一纵队冲过球岭，占领了星潭东北方向的举山。第二纵队冲上丕岭，沿着百户坑向星潭进击。第三纵队一路冲杀，下午到达离星潭只有六七公里的牛栏山一带。但是，由于国民党军的层层阻拦，预定三个纵队在7日午前会集星潭的计划未能实现。

　　7日15时许，项英在百户坑这个山谷里召开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怎样行动。

　　叶挺认为，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退就是灭亡。星潭是通向旌德的必经之路，只有夺取星潭才有出路。叶挺说，午前他到前沿察看，已告第五团第二营做好增援第二纵队进攻星潭的准备。要不惜牺牲，坚决从星潭打出去，冲破封锁，突出包围。作战科长李志高和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火星都支持叶挺的意见。但是项英不同意，认为硬攻星潭牺牲太大，伤员多了不好处理，如果付出重大代价，星潭打不下来，那就更困难了。

　　有人提出第二种方案：翻过百户坑右侧山梁，由另一个坑口打出去。但这一路情况不明，侦察地形和摸清敌情需要几个小时，时间不允许，不侦察又不能贸然行动。这个意见也被项英否决。

　　傍晚叶挺又提一案：既然不能正面突破，应该立即改道，沿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太平、洋溪、石埭方向突围，甚至南出祁门、景德镇，以图生存。项英仍然不同意。他一直有向南发展的意图，此时却说，向南是向国民党统治地区行动，在政治上说不过去。

　　项英一再否决别人意见，自己却提不出具体方案，会议迟迟形不成决策。到了晚上近22时，叶挺忍无可忍，有些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80]

　　这时周子昆提议：早上特务团通过高岭时，没有遇到国民党军，我们可以退回里潭仓，出高岭，到太平，转入黄山，伺机东进。项英当即同意，决定子夜沿原路折回，并且作了后卫变前卫，军部随后跟进的部署。

　　隆冬季节，皖南山区细雨绵绵，朔风凌冽，格外寒冷。指战员们不明白为什么改变计划后撤，怀着不安的心情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走到1月8日午后，发现走错了路，不是向高岭而是走向濂岭。此时特务团正在濂岭与国民党军对峙中，于是又向后转，再往高岭。此时，又得知国民党军正向高岭攻击。前进受阻，军部不得已在晚上撤回里潭仓宿营。

　　后来才知道，1月7日晚上，在军分会扩大会议还在争执不休之时，老三团和新三团经过奋力冲杀，已经扫清星潭外围，新三团第一营已经攻进了星潭镇。只是由于通讯工具落后，这个信息没有及时传到军部。直到8日凌晨，第一营得知部队已经后撤，才撤离星潭镇。如果按照叶挺的意见，当晚由第五团增强攻击力量，完全可以攻克星潭，从这里突出重围。

　　在北移受阻陷入国民党军包围的困难处境，在战机稍纵即逝理应当机立断的紧急时刻，项英主持的作战会议竟然开了七小时之久。这样的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必然铸成大错，错失了有可能转危为安的时机。

　　在我读到过的争论项英功过的众多文章中，没有人为这七小时的会议辩解。我们在许多年以后谈论这七小时的会议，仍然只能为如此犹豫不决乱了方寸感到惊讶，为错失突出重围的良机而扼腕痛惜，实在找不出理由来辩解了。

　　错误之四：惊慌失措擅自离队。

　　1月8日下午，顾祝同发布命令：新四军皖南部队“经我各部围剿，穷蹙一点，消灭在即”，“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聚歼之，勿使逃窜分散为要。”[81]项英从新四军获得的情报得知这一消息，惊慌失措，于9日晨率十余人擅自离开指挥岗位出走。走了不久，感到不对，随同附近的第五团于10日回到军部，并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82]

　　项英离队后，叶挺立即负起重任，亲临前线指挥作战。12日，中共中央电令：“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83]

　　对于项英的这个严重错误，四十年后也有过争论。有人称之为逃跑，有人反对用这种词语。我以为，项英的本意是试图分散突围，这是他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用过的办法。错是错在本应同舟共济的危急时刻，项英没有和叶挺商量应急措施，而是置军长和指战员们的安危于不顾，自己离队出走了，造成了部队的思想混乱，影响了士气。幸而他及时醒悟，一天后就归队，立即向中共中央检讨。他自己承认“临时动摇”，已经对这次出走的错误定性。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个定性足够严重了。

　　错误之五：对并不了解底细的刘厚总给予了特别信任。这个最后的错误导致项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好几篇文章说刘厚总是项英的“随从副官”。这是对副官这个职务的误解。新四军初期的副官处，负责行政管理，相当于后来的管理处。刘厚总是副官处第三科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项英原来并不认识刘厚总，而是在突围途中偶然相遇。据当年随同项英的警卫排副排长郑德胜回忆：“1月16日傍晚，敌人回大康王吃饭去了，刘厚总突然从山里对面爬出来，出现在我们面前。项副军长问：他是谁？我们告诉他是副官刘厚总。项副军长说：好吧！那就跟着我们一块走吧！”[84]

　　在近两个月的突围、转移、隐蔽期间，刘厚总对项英十分巴结，有一次还主动背着项英过河。项英因而对刘厚总有了好感，越来越信任。有人曾提醒，我们对刘厚总并不了解底细，不宜过于信任。项英仍未引起重视。后来到了泾县南容乡石牛窝村的赤坑山，隐蔽在山上的蜜蜂洞里。蜜蜂洞并无蜜蜂，只是因为赤坑山的顶峰状如蜂桶，才有这个洞名。洞不很大，只能躺下四个人。除了项英、周子昆和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还有一人，本来应该是项英的警卫人员中的一个，但项英却选了刘厚总，让警卫排的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住在半山腰悬崖旁的一个草棚里。更为荒唐的是，刘厚总携带的短枪只能打单发，他看到郑德胜的枪好，要求换枪。郑德胜不肯，项英还动员郑德胜换给他。

　　1941年3月14日凌晨，刘厚总就用郑德胜那把连发的枪，接连杀害了熟睡中的项英和周子昆，又向被枪声惊醒的黄诚连开两枪，然后下山去向国民党报“功”了。[85]

　　多年以前，我去寻找过蜜蜂洞。山高林密，杂草丛生，山径时断时续，眼看天色已晚，还是未能找到。1990年10月，为准备纪念皖南事变五十周年，泾县人民政府修筑了上山的道路，才使我得以探访蜜蜂洞。到了现场，不禁赞叹蜜蜂洞真是藏身的好地方。我们上山时，一路走来，边走边抬头，没有发现洞。接近顶峰时，山路突然右拐，这才看到蜜蜂洞。但是站在洞口，却可以一眼望见山下的村子。隐蔽在这个洞里，山下一有风吹草动，就可以从容转移。如果没有这个叛徒刘厚总，没有项英的盲目信任为刘厚总提供了行凶的条件，项英、周子昆完全可能在皖南事变中脱险。这真是令人痛惜的悲剧！

　　换枪的事，知道的人不多，在关于项英的文章和书籍中未见记述。我是听郑德胜说的。那时他正任芜湖军分区司令员，泾县就属于芜湖地区。山河依旧，往事难忘，郑德胜对换枪之事一直耿耿于怀。

　　一定还要说说项英的最后两个月。

　　在突围和隐蔽的那些日子，项英反复思考的，应该是他在皖南事变前后的错误。可以肯定，项英对此已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据大难不死的黄诚回忆，项英在突围中遇见周子昆时，噙着眼泪说：“我们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主要责任在我。我回到中央，要做检查，请求处分。”[86]后来在螺丝坑隐蔽时，联系上李志高、谢忠良，项英又说：“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将来到延安以后，我会向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的。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87]

　　项英在隐蔽期间，不断联系上被打散的新四军人员。他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不忘自己的领导责任，向战友们强调既要分散隐蔽，力保安全，又要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在联系上李志高等人以后，他提出要建立临时党支部，并指定李志高为临时党支部书记，谢忠良为副书记。项英说：“在隐蔽过程中，一切行动要以支部为核心。”[88]后来，项英又先后联系上军部机关政治协理员杨汉林、军需处副处长罗湘涛等，多达七十余人。项英得知已有三个临时党支部，又提出建立党的总支部，以杨汉林为书记。他说：“在任何时候，特别是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89]项英还十分重视寻找当地的党组织，务使突围行动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项英鼓励干部战士在挫折面前要保持旺盛的斗志，胜利的信心。第五团第二营营长陈仁洪和副营长马长炎，在石井坑抗击国民党军的战斗中负重伤，经领导批准由营部侦察班、通讯班战士抬着担架离开战场，隐蔽养伤，后来和项英联系上了，还见了面。项英听说他们的伤口已经好转，在一起隐蔽的有二十多人，非常高兴，和他们作了长时间的交谈。项英说：“虽然我们这次损失很大，但新四军在苏南、江北地区还是有很大发展的，从整个新四军看，我们还是有很大力量的。不要丧失信心，我们将来还会发展起来的。目前敌人还在搜山，你们要团结好周围的同志，注意隐蔽好，保存力量，以求共同突围出去，多保存一个人，就是多一颗革命种子，多一份革命力量啊！”[90]

　　项英还做了两手准备，力争突围到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根据地去，万一北渡长江不成，就在皖南组织力量打游击。他对隐蔽在石牛窝村的工兵连长刘奎说：“我们现在又有了这么多人，这里的群众又这么好，我们还有枪，还有那么多老战士可以当干部。这样，很快可以发展成为一个营、两个营。”又说：“现在的条件是很好的，比我们在赣南打游击的条件好多了。”[91]刘奎记住了项英的话，这年5月就组成泾（县）旌（德）太（平）游击队并任队长。他在皖南一直坚持到解放大军南下，民间誉称“打不死的刘奎”。

　　项英在突围和隐蔽期间的所思所为证明，他是勇于正视错误和承担责任，有决心改正错误的正直的共产党人；他是挫折和失败压不垮打不倒，即使九死一生仍然斗志昂扬的坚强的革命战士；他是忠诚于党和人民，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奋斗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的新四军英烈！

  作者 丁星

注释：

　　[1]王辅一在2006年5月8日《北京日报》发表《项英历史真貌的还原》，详细介绍了《中国大百科全书》项英条目的撰写和审定经过，强调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审阅了条目释文，“为客观公正地评价项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辅一又在《铁军》杂志2015年第5期发表《澄清不实之词，恢复历史原貌》，说持有不同意见者是“公开同党中央对项英的重新评价唱反调”。争论的另一方则说，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对项英的错误有过决定，这个决定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由毛泽东执笔，至今仍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是不能否定的。陈守礼、徐瑞应在《淮南学刊》1996年第2期发表的《中共中央对项英错误所作的历史结论不容否定》说，否定这个结论，是“诋毁当年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并同现在的党中央唱反调”。争论的双方都指责对方和党中央唱反调，这是历史研究中少有的甚至独有的现象。

　　[2][3][6]《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44页，第46页，第114页。

　　[4]项英：《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博古1937年转发的项英电，《新四军·文献》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第2版，第40页。

　　[7][8][14][19][20][21][42][43][44][47][48][51][52][55][56][57][58][59][61][63]《新四军·文献》第1册，第37页，第41页，第111页，第392页，第397页，第399页，第214页，第111页，第94页，第106页，第107页，第54页，第57页，第145页，151页，第152页，第153页，第163页，第171页，第185页。

　　[9][10]项英这两篇文章，均载于新四军政治部1939年3月出版的《我军优良传统的解说》。

　　[11][13][15][22][23][24][25][26][28][30][37][38][41]《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614页，第535页，第485页，第663页，第674页，第676页，第677页，第678页，第681页，第685页，第485页，第501页，第478页。

　　[12]邓毅生：《项英同志在创建新四军的三年中》，《东南烽火》1998年第2期。

　　[16][34][67]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359页，第501页，第484-489页。

　　[17][18]《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18页，第122页。

　　[27][29][54][60][76]《新四军征战日志》，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00页，第101页，第73-74页，第109页，第135页。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53-758页。

　　[32]何理：《皖南事变》，《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33]武兼思、张玉成：《王明项英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错误及其教训》，《理论探讨》1987年第2期。

　　[35][66]王秀鑫：《关于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的功过问题》，《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

　　[36]王辅一：《项英历史真貌的还原》，2006年5月8日《北京日报》。

　　[39][49][50]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52页，第303页，第302页。

　　[40]王辅一：《论项英》，《中国军事史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293页。

　　[45]《新四军抗日战争资料选编》第1册，南京军区战史编辑室1964年编印，第117页。

　　[46][53]《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第443-444页，第548页。

　　[62][64][68][69][70][71][72][73][74][75][77][78][79][82][83]《新四军·文献》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9页，第51页，第52页，第66页，第87页，第54页，第55页，第56页，第9页，第11页，第17页，第19页，第29页，第105页，第112页。

　　[65]蒋介石1940年12月9日电，《新四军·参考资料》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372页。

　　[80]叶超：《悲壮的史诗》，《纪念皖南事变五十周年专辑》，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50页。

　　[81]转引自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战斗详报，《新四军·参考资料》第2册第407页。

　　[84]郑德胜：《回忆皖南事变突围经过》，《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2期。

　　[85]关于刘厚总的经历和叛变后的下场，有多篇文章传闻不实，甚至胡编乱造。我曾详加考证，发表过三篇文章：《皖南事变中的两个叛徒》，《铁军》杂志2000年第4期；《也说叛徒刘厚总》，《文史精华》杂志2003年第8期；《关于叛徒刘厚总》，2003年10月6日《北京日报》。以上文章已编入《追寻铁军》，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86]黄诚：《项英、周子昆同志被害纪实》，《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2期。

　　[87][88]谢忠良：《沉痛的回忆》，《纪念皖南事变五十周年专辑》第183-184页。

　　[89][90][91]马长炎：《忆项英在被害前与我的几次谈话》，《历史不应该忘记》，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73-75页。

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21年第10期、第11期和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