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时期，张春桥、王洪文一再传播过一种说法：“陈毅不会打仗，他是南靠粟裕，北靠许世友。”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以后，特别是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他们强加给陈毅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已被一一推倒。惟独“陈毅不会打仗”的说法，至今影响犹在。

　　陈毅是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陈毅的军事活动，始于1926年参加顺泸起义和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他和毛泽东、朱德一起领导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参与领导了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历次反“围剿”战争。在红军主力长征以后，他和项英一起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他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放战争后期，他和邓小平坐镇总前委，指挥了世界军事史上赫赫有名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陈毅的名字，是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说“陈毅不会打仗”，不仅是对陈毅的贬损，而且关系到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声誉。

　　陈毅一生的军事活动波澜壮阔，非一篇文章所能尽述。本文只以陈毅指挥新四军南征北战的一些实例，来对“陈毅不会打仗”之贬有所争辩。

陈毅指挥新四军东进北上，

表现了无产阶级战略家的雄才大略

新四军组建初期，陈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副书记和第一支队司令员，后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苏北指挥部指挥。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积极组织指挥新四军东进北上，是陈毅在这个时期的突出功绩，表现了他战略家的雄才大略。

　　到敌人后方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共中央为八路军、新四军制订的战略决策。1938年2月15日，当新四军还在向皖南集结途中，毛泽东就致电项英、陈毅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1]这年5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项英：“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2]

　　六十多年以后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可能会觉得：既然中共中央、毛泽东已有如此明白的指示，新四军的东进北上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是遵令照办而已。否!当年的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简单，在新四军面前，有许多困难和不利条件。

　　首先，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不利于我。日军占领上海、南京、杭州后，即以二十四万余人的兵力，沿津浦铁路南北夹击，占领战略要地徐州。接着又沿陇海铁路、长江和大别山北麓西犯，向武汉进逼。国民党军在台儿庄大战和武汉会战中虽然英勇抵抗，给予日军打击，但在宁沪杭地区则已溃不成军。日军气势正盛，装备精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步枪和梭标的新四军孤军深入敌人后方，能不能站得住脚？这是不能不再三掂量的大问题。

　　其次，是如何应对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下，新四军接受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指挥。国民党给新四军划定的活动地区是：第一、第二支队在长江以南的苏皖交界地区，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约五六十公里；第三支队在皖南担任机动防御任务；第四支队在皖中的淮南铁路沿线。东进，北上，都要突破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必然引起纠纷，会不会因而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这也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第三，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新四军，擅长在崇山峻岭中打游击，而苏南、苏北则是平原水网地区，地形有利于装备了汽车、舰艇的日军，不利于新四军。即使是毛泽东指明的茅山山脉，“完全是一个童山，在游击战的地形意义上完全不合乎我们的要求。”[3]“茅山上不仅山上无树、无花，连茅草也不多不厚，既藏不下单人独马，当然也隐蔽不了较大的部队。”[4]在平原水网地区能不能开展游击战争？刚从山区出来的新四军指战员难免疑虑。

　　陈毅以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的深谋远虑，洞察战争全局，把握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深刻认识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东进北上对于抗日战争的全局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他辩证地从不利中看到有利的方面，认为日军虽然强大，但正在一意西进，后方必然空虚，尚有游击余地。正因为新四军弱小，才不宜与强敌正面作战，而应该不顾国民党的限制，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扰乱敌人，打击敌人，变不利为有利，积小胜为大胜，发展壮大自己。他从人民战争的战争观出发，强调依靠人民，发动群众，就可以克服兵力不足、地形不利等困难。陈毅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兵力弱于日本兵力，但中国兵力加上中国民力就大大超过日本兵力。”[5]“游击战主要条件是人力，地形条件固然是重要的，但是这是次要的，人力可以战胜地形条件的不利。”[6]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陈毅初到皖南，就坚定地支持立即派出先遣队去苏南敌后作战略侦察。他受叶挺、项英委托，负责组建先遣队，把身边的得力参谋张铚秀、王培臣和副官曹鸿胜都调了过去。他给先遣队作动员讲话，希望他们“开辟我军主力前进的道路”[7]。1938年4月28日，先遣队出发，陈毅长途相送，从歙县的岩寺一直送过太平、青阳，直到南陵。他对先遣队的这种殷切之情，反映了他对东进苏南的决心和雄心。

　　在派出先遣队的十多天以后，5月12日，陈毅即率第一支队离开太平县，从皖南向苏南挺进，着手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次年5月，他又派第六团继续向东发展。原来赞同东进的项英，此时有了顾虑，怕第六团势单力孤被日军吃掉，怕越出国民党划定的地区会破坏统一战线。陈毅在反复衡量得失以后，以大无畏的气概，不顾国民党的限制，不顾项英的阻挠，断然决定第六团东进澄锡虞地区。当然，为应付国民党的干预，他也用了一点策略，让第六团改称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让第六团领导人叶飞等都改了名字，还在茅山地区组建了新的第六团。

　　陈毅在大力经营苏南的同时，又谋划向苏北发展。早在1938年10月，他就到长江边观察，确定以长江中的扬中县作为北渡的跳板，部署新四军挺进纵队尽早拿下扬中。1939年5月，他再次到已经占据长江北岸的挺进纵队视察，根据苏北的敌友我情况，确定“击敌、联李、孤韩”的方针。联李，即联合地方实力派、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孤韩，即孤立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部。他还乘着李明扬要求新四军帮助运送子弹的机会，派第四团团部和第二营去江北，成为最早北渡的新四军苏皖支队。为了实现向北发展的方针，陈毅不失时机，不避艰险，费尽了心血。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由于项英优柔寡断而滞留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六个团损失殆尽。而由陈毅率领的第二团、第四团、第六团，此时已发展成为苏北指挥部的三个纵队九个团，还指挥着联抗、崇启海常备旅、南通保安旅等地方武装。两相比较，正确与失误是显而易见的。要说打仗的本领，陈毅组织指挥新四军东进北上的大手笔，比之于打一两个胜仗，当然要高明得多，意义重大得多。

陈毅直接指挥新四军的许多战役战斗，

创造了游击战、运动战、攻坚战的光辉范例

　　陈毅作为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和统帅，不仅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且还亲临前线，直接指挥了许多战役战斗，取得了辉煌胜利。

　　1938年6月新四军第一支队进入苏南以后，陈毅立即指挥部队对日军连续发动战斗。他创造性地运用十年内战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依据苏南的地形、民情、敌我力量对比等新的条件，灵活地运用了夜袭、奔袭、伏击、突击等战术手段。从6月28日在竹子岗设伏开始，紧接着火攻新丰车站，在横塘和新塘伏击日军车队，奔袭南京近郊的西善桥日军据点，夜袭句容县城……一连串的战斗，每战必有斩获，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扰乱了敌人的后方，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更重要的是，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积累了在平原水网地区开展游击战的经验，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和人民抗日的勇气和信心。这个时期，陈毅发表了《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论茅山战局》《茅山一年》《论游击战争》等文章，总结新的战斗经验，宣传人民战争思想，使新四军指战员从理论上得到了提高。

　　1940年10月的黄桥战役，是陈毅指挥艺术的光辉范例。当时韩德勤以二十六个团三万余人组成左、中、右三路大军进攻黄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只有九个团七千余人。陈毅审时度势，以兵力不足两千但作风顽强的第三纵队据守黄桥，以兵力比较充足、善于勇猛突击的第一、第二纵队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诱敌深入，断敌退路，隐蔽接敌，分割歼敌于运动之中。首歼国民党顽军中路军的右翼独立第六旅，再歼中路军的左翼第三十三师，最后三个纵队合力全歼第八十九军军部和第三四九旅大部。此役，新四军集中兵力攻敌一路，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从而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以少击众，以弱胜强，共歼国民党顽军一万一千余人。

　　陈毅在1942年回顾说：“黄桥西南面有日寇的据点，北面又是大敌来攻，背腹受敌，当时的决心很值得考虑。有人主张集中全力死守黄桥，候李守维进攻失利后再出击。这个决心是有理由的，可以应付敌顽夹击的严重局面。但是这样就不能决战，最多只能击溃敌人，使苏北战争长期下去。这却于我不利。所以我的决心是要用全力来包围敌人而歼灭之，对日寇据点则大胆不管，只派少数侦察就好了。只以一个纵队守黄桥，以两个纵队包围敌人而决战。如果战胜了，苏北大局就定，我们也可东进了。”[8]这是一着险棋。但是为了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大局，非走这着险棋不可。这就需要指挥员有非凡的胆略，部队有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新四军两者皆备，因而大获全胜。

　　在一些关于黄桥战役的文章和文艺作品中，着力记述了陈毅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就。这本来是符合历史的，但过于突出这个方面，就使人们造成错觉，似乎陈毅没有承担指挥作战的重任。这里有两个方面需要澄清。其一，在黄桥战役中，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的粟裕协助陈毅指挥，起了重要作用。三个纵队的司令员叶飞、王必成、陶勇也对战役的部署提出过很好的意见。但是，集中集体智慧作出正确决策的是陈毅，自始至终掌握着战役全局的是陈毅。这就是说，黄桥战役的新四军总指挥是陈毅。其二，战前和战役进行中的统一战线工作，确实对黄桥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由李明扬部、陈泰运部组成的右路军采取观望态度，由五个保安旅组成的左路军未敢轻举妄动，这就使韩德勤的三万大军只剩了中路一万五千余人。《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纵横捭阖，历来是兵法的一个内容。通过友军工作和敌军工作，削弱敌人，瓦解敌人，保存自己，壮大自己，正是打仗的必备本领。

　　1941年夏季的盐阜地区反“扫荡”作战，是陈毅指挥艺术的又一范例。起初，日伪军集中一万七千余人，对盐阜地区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已任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指挥第三师避免决战，以阻击、袭击、伏击等手段消耗敌人，疲惫敌人；以第一师在苏中发动攻势，连克蒋垛、黄桥、古溪等地，接着攻其必救，围攻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的巢穴泰州。日军得之于北，失之于南，被迫将“扫荡”苏北的大部分兵力南撤，并对苏中进行报复“扫荡”。此时陈毅又指挥北线的第三师和第一师第二旅乘机反攻，相继收复阜宁、湖垛、上冈、大中集、裕华镇等地。日军极为恐慌，又从苏中抽调兵力北返。这次反“扫荡”作战，陈毅指挥第三师和第一师密切配合，积极策应，灵活机动，调动敌人，迫使日伪军顾此失彼，南北折返，疲于奔命。一个多月里新四军作战一百三十五次，共歼日伪军三千八百余人，取得了平原水网地区反“扫荡”作战的宝贵经验。

　　就在新四军全力投入反“扫荡”作战之时，韩德勤乘新四军无力他顾，夺占了淮海抗日根据地的大片地区，并在泗阳县以北的程道口构筑深沟高垒，企图以程道口为中心，向东西进一步扩张，构成一条横贯淮北、淮海抗日根据地的走廊，以迎接河南汤恩伯部东进。新四军在一再交涉无效后，不得不发起程道口战役，以驱赶和消灭入侵的国民党军。10月15日，陈毅亲临前线指挥。由独立旅、第四旅、第七旅各一部组成的突击部队，在肃清外围据点后，又在炮火掩护下，越过四道铁丝网和两道外壕，以炸药和集束手榴弹摧毁明碉暗堡，于l0月2l日攻克程道口。这是新四军的一次成功的攻坚战，不仅拔除了国民党军楔入的钉子，有利于淮北、淮海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而且锻炼了部队的攻坚作战能力，有利于后来的反攻作战。陈毅总结说：新四军由于技术装备落后，主要靠游击战和运动战；“可是因而得出在原则上拒绝采取攻坚战术的结论亦是不正确的。今天敌后环境中，在我根据地巩固的条件之下，在我握着农村优势的条件下，对侵入我区的敌伪孤立据点应采取适当的可能的攻坚办法。”[9]

陈毅善于团结部属，知人善任，

是能够指挥众多将领的帅才

　　现在再来谈谈“南靠”“北靠”之说。首先应该指出，这样的概括并不准确。从新四军挺进苏南起，粟裕在长时期里是陈毅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军部和陈毅在苏北的盐阜地区，粟裕在苏中独当一面，这个时期可以说“南靠粟裕”。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陈毅直接指挥山东野战军转战北线，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留在南线，这个时期更可以说“南靠粟裕”。但是这两个时期还不存在“北靠许世友”的情况。要到1947年8月以后，华东野战军东西分兵，粟裕指挥西兵团外线出击，许世友指挥东兵团内线作战，才形成西靠粟裕、东靠许世友的局面。

　　无论是南靠北靠还是西靠东靠，都不能引申出“陈毅不会打仗”的结论，而只能说明陈毅善于团结将领，充分发挥将领的作用，是一位能够指挥众多将领的帅才。

　　新四军东进北上时期，陈毅不仅有粟裕这位得力助手，还有叶飞、王必成、陶勇等多位名将。粟、叶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参加者，与陈毅有着相同的经历。王、陶则是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由中共中央选派到新四军来的。王必成初任第二团参谋长，陶勇初任第一支队副参谋长，不久他们就脱颖而出，成为领军主将。这当然有诸多因素，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应是陈毅没有门户之见，知人善任，擢拔得当。

　　皖南事变后，和粟裕一样在一个战略区独当一面的，还有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张爱萍、李先念、谭震林等。他们中有的在红军时期曾与陈毅共事，有的则战斗在不同的根据地；有的参与了新四军的组建，有的是后来才从八路军调来。经历不同，特点各异，陈毅都能与他们团结合作，发挥他们指挥作战和治军带兵的长处。举一个例子：1943年3月的山子头战役，陈毅指派彭雪枫统一指挥新四军第二师、第三师、第四师和淮海军分区的参战部队。自己则照应全局，协调其他各部的配合策应。此役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东西对进占领淮北的图谋，生俘韩德勤及其参谋长，是新四军战史上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麾下增加了原在山东的许世友、陈士榘、唐亮、王建安和来自延安的宋时轮等高级将领。陈毅对他们如同对新四军将领一样信任，在战争实践中了解和发挥他们的特长。陈士榘和宋时轮还分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和山东野战军参谋长，留在陈毅身边参与指挥。众所用知，这些将领在解放战争中都大显身手，战功显赫。1955年人民解放军初次实行军衔制度，他们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陈毅善于从暂时的失利中汲取经验教训，

退而再进，反败为胜

　　不必否认，“陈毅不会打仗”的说法之所以传播很广，也是由于解放战争开头的三个月没有打好。这是当年部队中就议论甚多，陈毅自己也坦然承认的。但是，对此同样应当作具体分析。

　　第一，并不是开头三个月一概没有打好。陈毅在解放战争中直接指挥的第一仗是朝阳集战斗。这一仗就是指挥灵活、打得很好的歼灭仗。1946年7月，国民党军以五个整编师（军）分左、中、右三路进犯淮北。陈毅的决心是以少数兵力钳制右路和中路，集中主力首歼比较突出的左路。7月25日，正当各部队向着左路敌军接近时，中路整编第六十九师的第九十二旅开进至徐州以东之朝阳集、渔沟地区，第六十旅则于次日北移双沟。陈毅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当即改变作战计划，决定首先实施中央突破，打击处于突出位置的第九十二旅，并在运动中歼击来援的第六十旅，得手后再进击左路敌军。27日战斗发起，29日下午战斗结束，共歼第九十二旅全部和第六十旅一部计五千余人。这一仗，顿挫了国民党军进攻的锋芒。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长梁朝汉因而成为战争初期就被撤职的败军之将。

　　第二，没有打好，并不全是指挥的错误，也有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1946年8月的泗县战斗，是攻城未克而且伤亡较大的战例。这一仗没有打好，主要是由于选择作战对象不当，攻坚战偏偏选了擅长守备的国民党桂系部队；使用兵力也不当，二十二个团参战只用了六个团攻城，战役上的优势变成了战术上的劣势。天气不好，连日暴雨，河水陡涨，部队运动极为困难，尤其是大炮、辎重运不上去，炸药受潮失效。发起进攻的当晚就有部队突入泗县北门，只因后续部队不足，未能扩大战果。

　　更重要的客观困难是：解放战争开始，国民党军全面进攻。我军不得不分兵应敌，未能集中兵力。陈毅直接指挥的山东野战军，只有第二纵队、第七师和第八师（仅三个团），数量和质量都不及华中野战军。在山东野战军的序列中还有第一纵队，当时位置靠北。根据陈毅的命令，第一纵队在1946年6月和8月两次挥戈南下，都因山东军区领导人坚持要求，中途停止，改为北上鲁中和留在鲁南作战。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曾向陈毅建议：“不要受各方牵制，集中三个纵队兵力在手上，就有办法寻求战机，歼敌一个旅或两个旅。否则，兵力不集中，什么仗也打不好。”其实陈毅早就因兵力不足而深为苦恼。但是，“我们应当客观地承认战争初期集中兵力的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做到的。”[10]

　　第三，关键是怎样对待没有打好。陈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正确对待挫折，严肃地检讨自己在指挥上的失误，诚恳地替下级承担责任，耐心地教育部队“要做失败情况下的英雄”。关于大家议论较多的两淮撤守，他强调不应只看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要看有生力量的消长。我们是失地而不丧师，蒋介石是得地而丧师。“世界上有常胜的军队吗？有不后退的军队吗？”“常胜规律在于善于撤退而后再进。”[11]1946年10月底至11月初，陈毅多次召开干部会议，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起草的题为《三个月总结》的中共中央指示，总结华东战场三个月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了战略思想。从此改变各自为战的局面，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取得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的大胜，为新四军的光荣战史写下最后的辉煌篇章，在凯歌声中改编为华东野战军。

　　毛泽东说过：“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只能“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12]显然，解放战争初期的暂时失利，同陈毅军事指挥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陈毅的一生，文韬和武略相得益彰。他是文武兼备的新四军统帅，是英名不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戎。 

   作者 丁星

注释：

　　[1][2]《新四军·文献》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第2版，第22页，第111页。

　　[3]陈毅：《茅山第一年》，《新四军·文献》第1册第256页。

　　[4][5]陈毅：《江南抗战之春》，《抗战之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第3页，第17页。

　　[6]陈毅1939年2月与《新华日报》记者石西民的谈话，《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41页。

　　[7]陈毅1938年4月26日对新四军先遣队的动员讲话，《陈毅年谱》上卷第218页。

　　[8]《黄桥战斗总结》，《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160页。

　　[9]《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陈毅军事文选》第183页。

　　[10]《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l1月第1版，第383-384页。

　　[11]陈毅1946年10月4日给山东野战军第八师的信，《陈毅年谱》上卷第47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78-179页。

　　为纪念陈毅百年诞辰而作。发表于《铁军》杂志2001年第2期，后编入《陈毅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