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周山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

那是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军民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苏中根据地首当其冲。我苏中前线部队坚决抵抗，在粟裕的领导下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后奉命北撤到山东。苏中地区只留下很少的部队坚持斗争。周山时任华中军区政治部锄奸部长，苏中区党委社会部副部长。他肺病十分严重，老是咳嗽。领导关心他，让他到后方疗养，但他拒绝了，坚决要求留在地方坚持战斗。

当时为了南京的安全，蒋介石派出了他的嫡系部队，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74师和全副日式武装的25师向苏中进攻，没几天，淮安，淮阴，宝应，高邮先后失守。有的干部吓得一天跑200里路，脱离了自己管辖的地区，跑到安全地带。为了鼓励和动员群众开展自卫反击，坚持就地战斗，区党委领导陈丕显决定区党委各部领导分头下去到各分区加强领导工作。分工时，为照顾周山的身体，让他到比较稳定的一分区；但周山坚决要求到最艰苦危险的二分区。二分区的宝应和高邮已被敌人占领，牺牲了很多干部，局势非常严峻。二分区地委书记惠浴宇一边陪着周山到二分区区委所在地，一边分析情况，他希望周山留在地委机关，帮助领导工作。但周山了解到高邮某位县领导思想不稳定，很不放心，他想到高邮地区的群众处在敌人白色恐怖下，高邮的干部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他不顾地委领导的劝阻，仍然决定亲自带队下去。

6月21日周山到达高邮县委驻地，连夜开会，对200多名干部传达了上级精神，介绍其他分区坚持原地斗争的经验，大大鼓励了与会代表的斗志。会后，他组织疏散了老弱病残和妇女等非战斗人员，同时命令所有人轻装上阵，他脱下了贴身的毛衣，留下了随身携带的文件，甚至把一直随身携带的钢笔也留下了。他给地委写了封信，分析了形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据惠浴宇回忆，周山很清楚当时高邮的敌强我弱的状况。他知道自己带这么少的武装队伍下去，无疑是有极大风险，但他是共产党员，在革命最需要时，他得站出来。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在23日渡过子婴河,带着100多名当地干部和一个排的警卫战士夜行50里，插进敌人重兵包围的高邮周家垛。24日，他正在为发动群众作筹备时，由于还乡团的告密，黄百韬的部队把他们包围了。在紧急情况下，周山沉着冷静，毫不畏惧，果断决定，亲自带一个班吸引敌人，安排两个班掩护其他干部撤离。战士们不干，说：“首长，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你”。周山急了，大声呵斥，“这是战场，我的话就是命令!”说完，他手一挥，带着一个班的警卫战士向另一方向冲。他们越过两条河，前面又有一条河，周山的体力不支，刚想坐下，敌人就追上来了，他们大叫着 “抓活的！”父亲打光了手中的子弹，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纵身跳入滔滔大河，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9岁。当地政府和人民为了纪念父亲，把他牺牲的地方命名为周山区，后改为周山乡，现为周山镇。

转眼60多年过去了。除了几张照片，父亲未给我留下任何东西。小时候，我听他的战友们说，父亲会写文章，字也写得好。我做梦都想拥有一件父亲的遗物，那怕是一张纸片，也好让我有个念想。但是，多少年过去了，这只能是我的一个梦想，因为连妈妈也没有父亲写的片纸只字。

前年，我加入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有人叫我去找找陈同生的女儿，看看她能不能提供一点有用的情况――因为1940年我父亲曾经和陈同生一起奉命到国民党的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所在地泰州与李明扬、李长江谈判。陈同生写的回忆录被改编成了电影《东进序曲》，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电影。刘华苏会长给了我陈同生女儿淮淮(张浩青)的电话号码，并给淮淮通报了我的情况。我立刻和淮淮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她亲自到车站接我到她家。

我们的父辈在生与死的考验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我和淮淮就像久别的亲人一样交谈着，真是相见恨晚啊！

谈着谈着，我说起父亲牺牲得太早了，连一张纸都没有留下，我连他写的字都没有看见过。淮淮听了，对我说：“我这里有啊！” 她的话让我大为惊奇！

原来是这样的:1942年，苏中区开展整风运动。陈同生同志因多次被捕入狱，事情的经过都要向党组织交待清楚。当时说他有九个“关节”要审查，组织上派他去泰州和李明扬、李长江谈判被扣留也算一个“关节”。一年多过去了，他还是过不了关。实在没办法，只好给我父亲写了个便条，要他帮忙说明一同在泰州谈判时被无理扣押的经过。

父亲毫不犹豫地立刻将此次经过详细地叙述一遍，写了满满四页纸。整风过关后，陈同生便将此信一直带在身边。他觉得以后可能还要用到。后来，父亲牺牲了，这封信就成了烈士的遗物，陈同生同志一直小心地保存着。果不其然，此信帮陈同生躲过了一劫又一劫。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觉得这次运动不一样，似乎在劫难逃。于是他将此信交给在家里服务多年的保姆带到乡下藏起来，不久他自己却被造反派迫害致死。

1978年，陈同生平反后，保姆才将周山的信归还给了他的家人。前几年，淮淮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这封周山烈士写的证明信，一直寻找烈士的后人。

淮淮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我特别激动。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笔迹，我要见见这封证明信。当淮淮从她父亲的遗物中找出这封信交给我的那一刻，激动和喜悦之情无以言表。看到了泛黄的一页一页纸，我禁不住热泪盈眶。这信也和人一样，历尽沧桑。太珍贵了！我都快70岁的人了，长这么大，从没见过父亲写的任何东西，没想到我还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父亲的亲笔书信！这真是父亲留在世界上的唯一笔迹，其对我的意义可想而知……

    我为了争取存留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周山镇”镇名参加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是研究会的兄弟帮我联系到了陈同生的女儿，才使得我们有幸相见，也使我有幸见到父亲的遗物。感谢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的兄弟姐妹们！看到父亲那一行行整齐隽秀的字体，仿佛看到了父亲在灯下奋笔疾书的身影，仿佛见到了我梦中的父亲。这一切，在冥冥之中都像安排好的一样，74年前的6月父亲周山随陈同生进泰州谈判，70年前的6月父亲周山将证明信交给了陈同生，70年后陈同生的女儿又将这封信还给了周山的女儿，再次续写上一辈的革命友谊。一封信不但承载了老一辈革命者的深厚情谊，也使我们这一辈成了最好的姐妹。

    太神奇了！太感人了!这真是：一封信，两代情。

和陈同生同志于1940年6月在泰州被扣及释放经过情形

一、去泰州的情况和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

六月初，两李部队在郭村我军驻地周围之塘头、庄家桥、宜陵、彭家庄等处增兵，并积极构筑工事，形势日趋紧张。当时估计有向我进攻之很大可能，而我们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与其相差很远，同时又有两李准备解决陈玉生同志部队的消息。陈军长来电给管文蔚、叶飞同志，设法缓和冲突或延迟冲突时间，以待江南部队北来，并由陈军长亲来后再处理。根据此指示，最初决定陈同生和惠浴宇两同志去泰州看李明扬，对李进行麻痹争取工作，缓和冲突或延迟冲突时间，但因惠浴宇同志临时生了病，行动不便，改由我和陈同生同志同去。我以陈之随员面目出现，帮助陈并便于接近当时在泰州之季方、季恺等同志，以便从他们那里进一步了解泰州情况（因陈在泰州面目很公开，不便常与季等接近）。在另一方面，派了挺纵第4团由邱玉权、刘文学同志率领去陈玉生同志处，增强陈处武装力量。

二、六月二十二日到泰州及被软禁之情形

六月二十二日，我们两人并带了两个特务员，由郭村动身，中午到达泰州。先找到颜秀五处（因颜当时对我军态度较好），当时季恺也来颜处看我们。在颜处坐了半个钟头左右，陈才福（当时李之六纵队司令兼泰州城防司令，流氓出身与敌汪有勾结，是极力主张进攻我们的一个）带了十几个卫士手执短枪声势汹汹的闯了进来，故意和我们挑衅，先说我们有两个军需来泰州采买东西不按他们规矩获照，看轻他们，又说我们一面表面上对他们客客气气派代表拉他们，实际上是骗他们，一面又到处打他们，完全以流氓腔调无理取闹。我们因他不是正式代表两李向我们谈判，所以只简单地回答他凡有什么问题，可在李明扬处商谈。他当时就跳了起来，骂我们是以总指挥（指李）帽子压他们，要拿“颜色”给我们看。当时就要他卫士来缴我们的枪，把我们抓起来。在最初陈才福谩骂时，颜秀五从中劝解，到此时，颜秀五也跳了起来，说我们既在颜处，是颜的客人，要侮辱他的客人，也就是故意欺压他，下他面子。当时颜也叫他自己卫士来，说哪个敢在他这里动手抓人，就对不起。陈才福被他这样一压时，气焰低了一些，但要我们到李长江处去讲理，那时李明扬刚到东台韩德勤处去了。我们就同陈才福一起到李长江处去，颜秀五也送我们同去。

到了李长江所住之西山寺以后，陈才福在李面前诉说我们不顾信义，到处打他们，他站在鲁苏皖部队（两李部队番号）的立场，不能忍受这种情形，当时态度仍是气势汹汹。李长江说一切慢慢谈，要他回去。留我们吃中饭，未作正式谈判。在李处等了一会后，我们预备到季方同志处去，李送我们出门。刚到门口，陈才福又带了二十多个卫士闯到李处来，扬言司令可以不当，仇不可不报，要和我们一拼，要缴我们的枪。有几个卫士上来要缴我们特务员的枪，当时被李长江阻住，并骂了陈才福一下，要他们退了出去。我记得陈同生同志此时曾对李长江说，我们并不怕死，假使陈才福要和我们拼，他也不会占便宜，但为了团结，为了大局，若我们互相冲突，只有使敌人和韩德勤高兴，对我们双方均不利，因此我们不和陈计较，我们只找他和李明扬谈，使双方问题合理解决。李长江则解释说他部下是凑起来的班子，不很统一，陈才福是流氓出身，有时乱来脾气躁，不要和他计较。但为了我们的安全，要我们住在李明扬的公馆里，等李回来再谈。并说预防陈才福对我们有意外行动，叫李的特务营在公馆门口放哨，不许任何人带武器进来，同时要我们也不要出来乱跑，事实上是做好的圈套，把我们软禁起来。

在李明扬的公馆里住了一个星期，开始几天，李并未回来，只有许少顿（李之参谋主任、CC份子）与我们谈了几次。谈话内容是如何调整双方关系，许在表面上表示他对两李部队现状不满，想改造这些部队，事实上他与陈才福等也有一些矛盾，并表示愿与我们合作。我们提出由双方并一部中间人士组成考察团，到双方驻地调查谁是衷心团结抗战，调查双方纠纷之原因与责任，并研究合理解决办法。中间，季方同志来看过我们一次，何克谦也曾会过一次面，但未谈什么，其他李之官员没有和我们接谈什么。

六月二十六日，李明扬由东台回来。二十七日晚上，我们与李正式谈判，提出如何改善关系，调查各地纠纷的原因，以后再讨论解决办法。对陈玉生部问题，我们表示陈是抗日有功的部队，我们站在朋友立场，希望他们能团结，不愿他们武装冲突，同时指出双方冲突不论胜败谁属，对抗战双方均不利，应建立对敌对韩的统一战线。李也表示同意，而事实上他们已决定了对我们的军事进攻。我们谈了后离开，从许少顿的卫士口中听到了两李和其部下陈才福、丁聚堂、何克谦及张少华、张星炳之代表开秘密军事会议，我们知道形势已到一触即发，准备第二天回郭村。

三、六月二十八日两李部队向我进攻，当天陈同生同志和我被逮捕关禁到七月四日释放情形

二十八日清晨，李长江特务营长来叫我们到李长江处谈话。到了西山寺以后，那个营长叫我们在一个大客厅等待，要我们特务员等在外面，把我们和特务员分开来。隔了一会，特务营副营长带了几个战士说是李长江要我们不要带武器进去，将武器留在他这里（我们两人各带一支手枪）。我们知道要缴枪了，但若在这时与其硬拼，对党并无好处，只有把问题更闹大、闹僵，上级是要我们缓和冲突，等陈军长北来再处理，因此采取不丧失立场原则下将手枪交给他们。

解除武装后，我们在那个大厅休息。离开不到一二十米，就是李长江的“办公所”，里面有许多李的官员办公，那时有一个人在打电话，讲得很响，我们听到他在电话中询问对方部队已逼近郭村多远，战况如何。到这时，我们才知道李的部队已向郭村进攻，内心非常的激愤。

不一会，李之政训处处长段木贞来看我们，还有许多人来看热闹。段一开口就说我们部队不顾信义于今天贸然向他们进攻，要是我们还想挽回危局，还想团结的话，就应即写信给管、叶两同志停止冲突，退出郭村，回到吴家桥地区，否则战祸要由我军负责。

当时，陈同生同志以很激昂的态度和语调驳斥了他。我记得陈同生同志是这样说的，“这次冲突的实际情形是因我们被扣在这里所以不清楚，但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次战祸的责任是你们而不是我们。第一，你们早已在调兵遣将，挖筑工事，积极准备作战；第二，为什么战斗是在郭村周围开始，你们四面八方向郭村进攻（我们已从他们打电话中听到），假使事先你们没有计划布置，是不可能这样的；第三，我们在郭村的兵力就这么多，而你们却有几万人，要是我们想进攻你们，为什么不等到多调一些兵力来进攻，新四军不是只有这么一点兵呀；第四，我是新四军相当重要的干部，要是我们想进攻你们，为什么肯把我送到虎口来，难道有这样傻的人吗？”最后陈同生同志说：“要是你们还有一点团结抗战想头的话，你们就应立即停止武装进攻，双方再调查到底是哪个挑起战争的。老实告诉你，我们在未来以前就知道形势很紧张，此来很危险，但为了最后挽回局面，团结抗战，因此，我们被派来了。现在事已如此，要我们写信回去叫管、叶退出郭村是不可能的，不要说用这样的办法吓不倒我们，就是把我们绑出去枪毙，向你们哀求一声，那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搅得段木贞面红耳赤，无话可说，有些看热闹的官兵有动于中。以后我们就被送到一个空房子中，我们两人和两个特务员都关在一起，外面放了两三个岗。以后就只有段木贞又来看了一次，没有谈什么，特务营副营长是一四川青年，对我们有些同情，来随便谈谈国际国内形势。三纵队政训处科长怌国珍来看了两次，他对我军表示有些同情，告诉我们一些战事消息，没有正式的审讯和谈话过。

我们则四人编了一个党的小组，我给两个特务员上了几次共产党员气节问题的课，平时唱唱歌，下下棋，也曾商量过，若被押往东台，中途如何逃脱的方法，也抓紧与他们战士接触的机会进行一些宣传。

到了七月四日，由于我军节节胜利，李部被打得落花流水，士无斗志，我军已逼近泰州，陈军长已过江北来，到达郭村。根据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此时写了一封信给李明扬，劝其重新言归于好，提议休战，两李自知无力消灭我军，若再打下去反而是自取灭亡，因此决定议和，就在七月四日把我们从狱中无条件释放出来，并向我们表示歉意，于七月五日把我们送到郭村。

四、对此次被捕的检讨

在此次被捕过程中，我自己检讨阶级立场是站得稳的，并未向阶级敌人屈服，也未发生动摇、害怕或悲观失望。但在六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七日被软禁期中，虽对李长江及其部下的反动性、动摇性是有认识的，估计其有很大可能向我军进攻，但对李明扬则还有在某种程度上的不正确的估计，认为李明扬本人不会赞成向我军进攻，还可能争取他来缓和或延迟冲突。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当时在我的主观上是估计得高了一些，反过来就是对其本人的反动性的一面估计得不够。因此在开始被软禁时，李长江说要我们等李明扬回来，我在主观上的想法也以为李明扬回来大概还会有办法来暂时缓和冲突，对李明扬一回来就同意了李长江等计划是没有估计到的，总认为李长江、陈才福等是要打我们，李明扬很可能无法制止他们的行动，但李不会同意他们的行动。当时陈同生同志在这方面恐也有如此认识，因此我们在被软禁期中，叶飞同志曾来信说：“弟等枕戈待旦，誓为兄等后盾”的勉词，我们的回信是，“弟等居虎口安看泰山，何况泰州并无虎口”（是陈提出由我抄写）。这句话中就表现了对时局虽有认识，但认识得是不够正确的。

对陈同生同志除了上面这点之外，我认为他在这次被捕过程中的表现是很好的。

   一师分会 周山

     六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