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22日，周日早晨，深圳。我登完南山开车回家，闲暇之余上网搜索吴道英的名字，好几条信息涌上我的眼帘:“她们一行20多人已经顺利完成《重走中原突围路》的活动。”

     记得一年前，受爸爸委托去北京看望宋伯伯，行前爸爸说：“你宋伯伯在1941年时送给我一件毛衣，你路过北京时去看看他，代我问他和你吴阿姨好！”我答应着：“没问题!”

      宋伯伯是爸爸的老首长，他们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30年代战争时他们就在一起，到现在已经历了70年，他们依然经常联系……

    到了北京，很快找到宋伯伯家。进门寒暄后，我和宋伯伯大声聊起来说：“你身体这么好，应该写些战争年代东西，叫我们也了解些历史。”他也很大声地和我说起我爸爸当时刚参军的事情，而吴阿姨边收拾着东西，边坐在我旁边的长沙发上，接过话头来“哈哈”地笑着和我说：“你宋伯伯耳朵听不清，他们写什么东西，都是些小萝卜头。”“对了，我们准备进行一次《重走中原突围路》的活动，去的人有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及女儿李紫阳，任质斌的儿子任全胜以及新四军五师老战士和他们的后代。目的是缅怀老一代革命军人和烈士们，他们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忍饥挨饿、冒着枪林弹雨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今天的辉煌的丰功伟绩。”“另外，竹沟有个新四军纪念林，我们在那里都领养了一棵树，有条件的话，你也代你爸爸领养棵树吧。”我答应着：“好!”

      宋伯伯，小萝卜头？这叫我震撼。是吴阿姨对宋伯伯的昵称吗?吴阿姨当时是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1939年参加革命时11岁，是纯粹的红小鬼。宋伯伯叫宋世荣。1933年他13、4岁时，想参加刘志丹的部队，刘志丹看他太小了，就介绍他学文化。1935年刘志丹又介绍他参加红军，他曾作过毛主席的警卫员、机要处长、李先念的秘书，1954年定为行政11级。是名副其实的高干。他的部下有的已是部长和大军区司令了。怎么吴阿姨现在还叫他小萝卜头呢？小萝卜头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大人叫他干啥他干啥，怎么能这么称呼呢？我带着疑惑琢磨着。噢！原来吴阿姨是针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说的。战争年代他们就是严格执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的小萝卜头呀。

    网上看完对《重走中原突围路》的报道后，我真有些后悔没有参加那近20天的活动了。尤其是我答应吴阿姨做的事始终还没着落。我要赶快做完这件事，好向老人家们汇报。

2007年4月24日晚7点半，我在深圳给北京的吴阿姨打电话，告诉她，我要去竹沟。请给我介绍下那里的情况。吴阿姨爽快地把联系人江建国的电话和注意事项一一告诉了我。并说她们栽树时每人缴了300-500元钱，都由江建国联系，上次林佳楣阿姨给那里捐了5000元现金。

2007年4月26日早6时火车在河南省驻马店站停靠。站台内外已是车水马龙一片喧闹。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请司机送我到确山县人民政府招待所。路上我和司机聊了起来，他听说我的父辈是从这里突围出去、我是来竹沟缅怀祭奠烈士英灵的，便十分热情地为我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甚至绕道而行，带我参观了杨靖宇的故居和纪念馆并为我照相留影。

      我到确山县政府招待所时，他们还没上班。听说我找江建国，一个年纪较大的同志告诉我江建国是当地的政协主席，已经退休了。我说明来意后，他让我去找当地党委。

    党委的大楼和政府的大楼一样都是那么矮小老旧。我在党委大门口见到宣传部新闻处的张宏女士。她十分热情地引见我到宣传部部长办公室等候，部长办公室很小，不足10平方米，屋里的东西挤得满满的，窗口边有两张陈旧小办公桌椅，门口是一张三人木条椅，三人木条椅的对面是两个小单人沙发，沙发中间还夹了一个小茶几。三人木条椅的背后立着两个大书柜，到处堆满书报。

      一会儿，罗副部长手里拿着笔记本急冲冲地赶到办公室，我站起来和他握手说：“我是从深圳专程赶来替父亲贾克功领养新四军纪念林的树的，请帮忙办一下相关手续。”随后，我又递上我的卡片。他看了卡片后，诚恳地说：“这几天正开会，叫司机带你在这里转转，也请你们深圳来的同志好好看看，看我们这里有没有投资环境。”随后，   罗副部长跟民政局刘局长通了电话，告诉他现在有位老干部的子女要到新四军纪念林领养树。请他接待一下。放下电话罗副部长帮我叫了一辆吉普车并和司机交待了几句，然后跟我说让我坐这辆车去找民政局长，他已经安排好了，因为还要开会所以不能陪我了。我谢过他和他告别后上了车。

    几分种后，司机把我带到民政局局长办公室。刘永亮局长接待了我。刘局长和我聊了好多新四军的事，还聊了吴阿姨、林佳楣她们那次《重走中原突围路》的活动。随后，刘局长打电话叫来了任新文副局长，刘局长请他陪我去竹沟烈士陵园和新四军纪念林参观，同行的还有中央电视台7频道来采访的两位记者小陈和小张。。

      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山清水秀的竹沟烈士陵园。大门内迎面就看到高高的竹沟革命纪念碑。我在纪念碑下为烈士们默哀后，参观了旁边的中原烽火陈列厅和竹沟惨案陈列厅。

      竹沟被誉为中原地区的“革命摇篮”、“红色基地”和“小延安”。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朱理治、张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战斗工作过。1938年3月到1939年11月这里培训了4000多党政军干部。据不完全统计有6位党和国家领导人、200多位将军、27位未授衔的军级干部、60多位省部级领导和数百名地、师级干部。

       1940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讨汪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提到：“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对于那些敢于破坏边区的人，对于那些敢于打击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

      确山惨案即竹沟惨案。当时国共合作期间，新四军第八留守处200多伤病员惨遭国民党杀害。

1963年10月，李先念在此写下：“继承烈士遗志，高举革命大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怀着沉痛与崇敬的心情又参观了碑林和其它地方。往回走时，任局长派烈士陵园的主任找到我和我说：“任局长在等我们呢，咱们走吧。”我说：“好。”顺便跟他谈起竹沟的经济现状。他说他每月900多元收入，任局长每月1200多元收入。我真的有点不信，这要在内地都很难生存呀!

回到民政局，我按规定办理了领养树的事，办公室主任给我开了一张“收到贾克功交款五佰元领养树”的收据后，任局长等人又带我来到旁边的一排砖瓦平房里，屋里书架上堆了不少书，任局长把《劲松》、《杨靖宇将军的故事》、《竹沟英烈》和《百年征程》四本书送了三套给我，我爱不释手地把三套书都珍贵地放进了我的大背包。

   这时，已到吃饭时间，任局长邀请我小陈和小张两位同志一起吃饭。饭厅就在烈士陵园里一排小平房的一间小屋里。

      小屋不大。放置着一张可坐10人的掉了漆皮的棕色大圆桌和掉了漆皮的米黄色的木条椅子后就满满的了。任局长安排好我们坐下后说：“今天我们不去什么大饭店，就在这里用餐，吃的全是我们当地自己产的东西。”

    刚刚坐好，菜就端上来了，有肉、鸡、还有山上的野味，最开心的是我们吃到了当年红军和新四军吃的葛花。任局长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现在吃的葛花拌蛋，是鸡蛋和葱花拌了少量的含苞欲放的葛花后，又放了适量食盐用花生油烧炒的，又嫩又滑又香。当年的官兵可是什么也没有搭配，就干吃这又老又陈开败的葛花呀!”

    大家在饭桌上聊着当地的经济、文化以及风土人情。

    饭后，我绕到大厨的房后，跟给我们做饭的师傅聊了起来，我好奇地问：“葛花是什么样的，你们还有没有，叫我看看：“她指着码好的一摞砖头上放的两三个盖拍上的东西和我说：“这个就是。”我说：“这个东西贵不贵？好摘不好摘？”她说：“没的卖，好摘。”我又和她聊起来说：“这葛花生长在什么地方?怎么吃？”她愉悦自豪地告诉我道：“葛花是生长在我们这山上野藤上的花，每年一季，春天含苞欲放时把它采摘下来。用水像蒸馍那样蒸上几分钟后取出，再放在外面的盖拍上阴干就可储存了。吃的时候少拿出些，用水洗泡少许发开后，就可放在打好的鸡蛋里搅拌，炒时再放入一点葱花味道就更好了。”

    这时，任局长他们都走了过来，我不好意思地和任局长说：“我能不能买些带回去，给那些老干部看看、尝尝。”他看了看做饭的大师傅，一句话还没说出来，我就掏出了钱包。大师傅她急急忙忙地说：“不卖，不卖!"我期盼惋惜地看着她，又用手眷恋地摸了摸这象韭菜花似的新四军、红军的救命花。无可奈何地和大家走出了十几米后，突然听到背后的喊声：“给你，给你!” 我们回头看时，只见她手里捧着一个白色塑料袋子，装了满满的葛花，看着这足足可以做七八次菜的葛花，我鼻子一酸眼眶湿润了，原来她说不卖是要送给我呀！我仿佛又看到当年和父辈一起战斗的淳朴的老区人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用单纯可敬的奉献精神救活了多少今天依然健在将军。而他们现在生活怎么样呢？我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怎样才能叫他们尽快富裕起来？

    谢过饭堂大师傅，把葛花塞进了背包里后。任局长带我们驱车来新了四军纪念林。

   新四军纪念林坐落在烈士陵园以东，水库旁边的小山坡上。四周环境优美，我们把车停在水库边。下车后，任局长对我说：“你在山上选一棵柏树，做个记号，再叫小陈他们给你照张像片。回头我们在此立个石碑，写上新四军领养人的名字以示纪念。”

      “好了，就这棵树吧。”小陈端起手里的广角镜头照相机连给我拍了几张后说：“很好，很好。”我选的这棵树相对较粗大，位于新四军纪念林的最外端，也是距离水库最近的地方。

       我们站在水库大坝上，遥看着这优美的碧波蓝天和叠峦起伏的丘陵，顿时感到胸襟宽阔了很多。

    任务完成了，我依依不舍地和任局长告别，准备乘火车回北京向宋伯伯和吴阿姨汇报。我和小张来到竹沟的一条街上，参观了周恩来题词的“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并在那里拍照。继续前行几十米后，看到一座不到十米长、只能同时通行两辆大车的小桥。小桥下三四米深处还流着潺潺溪水。这就是在我幼年时爸爸经常提到的小河沟吗?当年新四军就是从这条沟里突围出去的吗?我似乎看到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国民党架设的探照灯一晃一晃地照射着，听到了子弹“嗖嗖”地从突围者的头顶飞过，部队里低声地传诵着：“谁也不许说话！”的严肃口令和“哗、哗、哗哗”的趟河声。

      突围出去的将士活下来了，留守的200多位将士全部被国民党杀害了。这就是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制造的“竹沟惨案”。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到了驻马店。稍事休息后，简单吃了些当地的饭菜，小张送我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在火车上听当地乘客说，确山县的地方财政收入年七千多万，财政支出二亿六千万，每年有一亿九千万的缺口。真要是这样，这叫老区人民怎么办？谁能叫老区跟上改革的步伐，给老区增加造血功能，让老区人民和我们共享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丰硕成果呢？这已成为当务之急。

2007年4月27日一早列车到达北京西客站。下了火车我迫不急待地赶到了宋伯伯家。吴阿姨热情地把我迎进客厅，指着沙发说：“坐，坐，收获不小吧。”我无法掩饰喜悦地“哈哈”笑着说：“不小、不小。”我把已经准备好的四本书和葛花拿出来递给吴阿姨，吴阿姨高兴地大声叫着：“老宋、老宋，记得不？葛花！”

宋伯伯过来坐下拿起葛花端详了一会儿，又起身拿着它把它放在橱窗旁返回身，若有所思地跟我说：“1938年底，39年初统战部往无战区派人，竹沟派张执一和你爸爸到老河口工作，那是李宗仁的部队，本想着国民党会给我们替退下来的电台，后因两党关系紧张，电台也没拿回来。你爸爸他们只在那里呆了3个月，就又返回了部队。”

“当时新四军需要电台和译电员，你爸爸是因为文化高，斗争经验丰富被选去了。”

接着宋伯伯又说：“你爸爸是刘少奇的好学生，在学习刘少奇的文章中，大家不懂的地方都问你爸爸，文革期间有人提出打倒刘少奇，你爸爸和陈少敏都说：中央没有文件精神我就不打倒。”停了一会儿，宋伯伯说：“你等一会儿，我给你爸爸写封信。”就走进写字间。

    快到中午时，吴阿姨请我吃面条，我告诉她：“我是中午的车票。您现在身体怎么样？要保重!”她高兴地和我说：“我去年还去欧洲11国旅游了一趟。”

    转眼宋伯伯已写好信。真不愧给国家主席当过秘书。他把信当着我的面装在开封的信封里说：“给你爸爸捎去，代我问好。”吴阿姨也把早已准备好的书交给我说：“不早了，我送你一下。”我说：“不用了，你们保重身体就好。”她又说：“我顺便到单位看看。”

  吴阿姨跟我出了家门后说：“不要像我家那几个孩子似的出门就开车，要不就打的士。”路上我把手伸进她的臂弯里搀扶着她，她和我非常健谈地说了很多。

走到又一个汽车站旁边，吴阿姨对我说：“我到了，你就在这儿坐车，直接坐到西客站。”我和吴阿姨道别后，望着她走进广电部大门的背影，忽然觉得阿姨的背影是那样高大，就是千千万万像叔叔阿姨这样的父辈和老区的人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舍生忘死，流血牺牲，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而在和平年代，他们又是那样默默无闻，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就像那开在山野的葛花，虽不起眼，但她有顽强的生命力，坚忍不拔、傲然屹立。

                                                    五师分会 李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