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丹辉同志是新四军通信工作的开拓者、领导者，为创建和发展我军的通信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为人正派耿直，事业心很强，政策水平很高，善于团结、教育和使用干部。大家反映，在他身边工作，心情舒畅，干劲十足,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曹丹辉同志身上，我们看到了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得到了进一步发扬，这是我党我军为战胜艰难险阻， 夺取革命战争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

坚强的事业心和工作中的创造性

    从皖南事变后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我们一直在曹丹辉同志身边工作，给我们印象极深的是他坚强的事业心、责任心和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在做业务技术工作的老干部中，很少有像他那样政治上如此敏锐，十分注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运用。我们在与他长达五六年时间相互接触中，话题总离不开通信业务这个中心。那时，电台每天都有日报表，每月都要呈送报务日志和工作简报，纠察台也报送纠察日报表，这些资料他都详细审阅批示，科部每月都召开电台联席会议，听取汇报，布置工作，提出要求。通信科与军部及各师、旅广大电台干部保持着密切联系，向曹丹辉同志口头或书面汇报反映工作和思想情况的人很多，他总是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与广大报务人员思想相通，关系融洽，朝夕相处，无话不谈。他通常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军首长和军委三局的有关指示，结合他所了解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有关会议上作口头传达，有时也以军首长名义或与赖参谋长联署名义给各师发电报。业务工作问题则用台密发给各师。在设置电台问题上，1941年后军委三局提出要控制电台数量，军部三科就具体提出团不设固定台，统一控制在师、旅部，必要时派机动台， 并注意对电台的警卫保密，所以后来在战斗中再未发生遭敌袭击而丢失电台的情况,在加强无线电通信保密斗争上，曹丹辉同志抓得较紧，根据军委指示，提出不少具体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例如统一编发呼号乱码、联络规定，定期更换呼波和联络规定； 在发报手法上严令纠正花腔怪调，严格遵守通报纪律;禁止机上骂人和泄密，禁止用明码或新文字在机上会话，减少无关的英语会话;简化通报手续，缩短电台信号在空中暴露时间，多听少叫， 提高责任心，减少漏听或中断联络次数;对可疑电台尽快摆脱， 更不得稀里糊涂给它发报，对可疑信号或生疏手法要提高警惕，按可疑问答逼它回答以辨真伪；加强对违犯通规通纪的纠察，除纠察台外，各兄弟台有互相监督纠察之责，大家都注意防范，这样保密才有保障;根据军委要求设战报台，分散机要台负担，并确保核心机密;改装收发报机，提高机器效能;扩展收发报机波长范围，为改变更短波长提供条件。1943年在曹丹辉同志督促和指导下，机务主任涂作潮等同志多次改装发报机，从根本上改变了军部与延安军委联络的不顺畅情况。所有这些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出来的，对改善联络，提高通报效率，加强保密 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在爱护机器、器材上，对不负责任烧毁真空管的严格追查，对由于不懂技术偶然失误的在处理上合情合理，对在战斗关键时刻保护电台有功的给予奖励，对贪生怕死丢失电台而自己逃命的则严格审查处理，对丢失天线备份零件、电池的也要严肃处理，这在当时困难情况下不严格是不行的。

曹丹辉同志勤于思考，善于集思广益，吸收下面合理意见。 他很会运用毛主席提出的领导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一整套作法。工作中很注意计划性、创造性，每年每季他都有预见地提出纲领性工作要求。如反 “扫荡”、反“摩擦”战斗的通信工作，开辟新区的通信工作，提高业务技术和培训干部安排等。那时，他经常注意运用会议表扬，不定期出刊物指导工作，用以交流经验和指导通信业务，在当时 敌后那样艰苦困难的环境下，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

曹丹辉同志尊重领导，注意与友邻单位和各部门的团结，发生问题时对下要求较严，对参谋处、华中局秘书处交代的任务 总是尽力去完成，对兄弟单位的要求总是设法予以解决，如对地下党电台的联络，受领任务后无论怎么困难都要设法联络通，对二局或下面提出要什么干部和器材，也都从大局出发，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曹丹辉同志更加注意改进领导方法，对工作着眼于加强政策指导，对各项业务工作能及时提出具体的方计，如办电训班和通信学校的方针，通信器材筹措采购的原则，接管大中城市电信工作和接受新区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的政策等。由于指导思想明确，目标要求具体，因而贯彻执行起来也就比较好办。所有这些，对我们都是很好的言传身教，至今印象很深.

注意团结干部 ,合理使用干部

    曹丹辉同志很注意抓出主意、用干部两件大事。他经常强调团结爱护干部，培养教育干部，合理使用干部，在团结教育和安排使用干部上是肯花功夫的。他经常给我们讲三国时代的历史故事，从中吸取团结使用干部的经验教训。在历史转变关头和部队合编过程中，特别注意合理安排干部，既要照顾山头，又要警惕宗派地域观念。比如1941年、1942年，既注意安排红军老干部，又注意团结抗日战争初期的青年干部,并照顾到江南、江北、 中原局、皖南军部、华北八路军南下各方面来的干部。1945年底，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既注意新局面发展建设的需要，又合理安排军部与山东军区主要业务领导骨干，使他们各得其所。在安排各级通信领导干部上，十分注意全军综合平衡，注意把资历老、能力强的领导干部安排在适当岗位上。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准备进入大中城市接管时,他也注意到既要合理部署各省市电 信领导机关的干部，又要保留野战军通信部门的领导骨干。对于老干部始终注意既严格要求，又耐心帮助。对犯错误干部从不 “一棍子打死”，总是想方设法帮助教育，给以改正机会，所以犯了错误的同志很少有背包袱以至消沉下去的，多数后来也都转变得很好。

    他善于把使用干部与培养教育结合起来。对干部的使用，既然放在某一战斗岗位就给予充分信任，放手让他们去经受锻炼和考验，支持他们大胆去干，即使遇到困难，出现挫折，也鼓励他们鼓起勇气，去克服困难，开创新局面。另一方面，他对干部工作 严格要求，不降低标准，必要时给以帮助与检查。这对新走上领导岗位的新老干部、电台队长以上和后来的科长以上干部， 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培训干部上，1941年在盐城创办了报务训练班，除精兵简政期间停办一段时间外，一直坚持在办，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先后办了四期，培训报务学员近200人。与此同时，还要求各师有条件的都要自己办。各单位电台人员都有正常的业务学习，每年都得按计划提高报务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包括机务学习在内）。他善于对干部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对报务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抓得很紧，并能有计划地安排进行，对电台队长、报务主任以上干部还经常有意识地给以更多的政策教育。在和我们的接触中，谈话议题大多是红军通信工作光荣传统和战斗故事,以及当时各战略区、各根据地作战与建设的情况和问题，当时通信干部思想情况和工作中的问题等。每次谈话，实际上都是一次生动的教育。所以那时虽环境艰苦，物质条件很差，但大家的精神面貌很好，进取心很强，关系很融洽。这些都与领导上和大家思想一致、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关心分不开的。有时，军首长把下面送来的慰问品分送到通信科，他就转送到电台。1943年，一台还吃到过一师送给陈毅军长的鱼翅。

    他关心干部政治上的成长，常用历史经验来说明反对“左” 右倾机会主义的必要，如经常谈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杀“AB团”、改组派的教训，陕北红军肃反和山东湖西肃反扩大化的教训等。1943年、1944年整风运动，掌握政策较好，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同志们都自觉自愿地作了思想检查。在整风审干中，司令部三科和直属各电台没有发生在政治上对同志无端怀疑以及搞逼供信之类的错误。对于电训班在整风时出现的偏差，曹丹辉同志发现后即迅速予以纠正，消除影响。后来他更加强调，对进入通信部门经过认真审查并经受长期战争环境考验的同志，要在政治上充分信任，以进一步调动干部的积极性。

在军部三科和后来的通信局，他与所属单位的上下级关系、 同志关系，一直很融洽、很密切。曹丹辉同志既是我们的首长，又是战友和同志，大家对他很尊敬、很爱戴。所以，那时的阶级友爱、同志友谊永难忘怀。这些都是与曹丹辉同志的品德修养、领导水平、工作作风密切相关的。 

从通信联络分局到华东电信管理局

    日本投降后，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调整部署。新四军主力北上，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根据中央军委电令，成立华东通信联络分局，曹丹辉同志任局长，闻述尧同志任副局长，统一管理山东及江北地区通信联络工作。从通信分局成立到华东军区移驻临城(薛城〉贾汪地区，曹丹辉同志和通信局主要忙于组织战时通信联络和战场准备、培训通信干部等一系列大事:组织合编领导机关的电台区队和通信大队;组织津浦前线指挥部通信部门及通信分队;检查协助各纵队、师、旅及军区、军分区的通信工作;组建通信学校，扩大培训报务、机务、有线电话等通信干部。当时通校编四个大队，从1946年至1949年 先后培训各类通信干部1500余人。1946年6月，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夕，召开临战前通信会议，部署野战部队战争时通信工作及军区通信网建设;成立电话总局统管山东军区长途电话和各军区电话局站，架设、修理干线支线达21000余里;解放战争前期还负责统筹供应通信器材和电池，1947年起，才主要依靠缴获; 直接组织保障了宿北、鲁南战役的战区长途有线通信联络。这两次战役取得胜利，通信工作受到表扬，通信局起了很大作用。 1947年野战军统编后，协助野战军调配所属纵队兵团通信干部 并经常指导野司通信工作;根据敌将重点进攻山东的趋势，为内线歼敌预设战场作准备,增建改建部分长途电话线路，为尔后莱芜、孟良崮、南麻临朐诸战役的野战部队机动提供了方便。从 1946年下半年起，野战部队在机动中，旅以上均可在长途线路上搭线联络，大大便利了部队的指挥、情报传递与后勤保障;组织通信局前后方机关及所属单位的“三查三整”，使机关工作更好地为前方部队服务，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1948年秋，成 立干部营，为接管大中城市电信工作作好政策准备和干部准备， 这是有战略预见的。在这三年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曹丹辉同志特别注重两件大事:一是支援和保障战争的胜利，凡是和前方作战有关的事，他都抓得很紧，务必迅速落实;二是团结干部和提高干部素质，特别是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刚合并时，经常讲要互相尊重，搞好团结，要谦虚谨慎，尊重山东军区的通信干部。在干部安排使用上，一视同仁，防止宗派地域观念。正是由于领导重视并认真贯彻执行，因此，两大战略区机关合并，部队合编过程，以及后来工作，没有发现闹不团结的。1949年春，华东军区南下时与山东军区“分家”，在干部和器材分配上，既照顾山东的需要，又 适应南下接管需要，团结协商，双方都满意。在提高干部素质上，他既正确使用干部，又注重培养提高干部。其方法:一是放手在工作、战斗岗位上锻炼他们。二是给以系统学习的机会。在学习内容上，强调干部在政治思想和政策水平上要有所提高，同时在业务技术和军事战术上也要有所提高。那时他常讲:要勇敢加技术，要又红又专，偏废哪一边都要抓瞎。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我华东野战军在取得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后，积极准备渡江。曹丹辉同志随华东军区司令部进驻济南，立即主持会议认真总结了济南电信接管工作的经验，为以后接管大城市的电信工作培养了干部，奠定了接管城市电信工作的基础。同时，展望我军面临解放长江以南新区的任务，特别是要解放国民党中央政府首都南京，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还有杭州、福州等沿海城市,这些城市的电信企业的接管任务，义不容辞地会落到华东通信分局身上。当时，曹丹辉同志考虑到如果没有足够的既懂业务又懂政策也会管理的干部，接管工作是搞不好的。要掌握我党在新解放区的政策，团结新区职工，共同搞好城市通信工作也是不容易的。曹丹辉同志和闻述尧、黄荣、 曹维廉等华东通信分局的领导同志反复研究，并经军区司令部批准，在通信分局下成立了干部营，学员都是从各军区、纵队科以上业务骨干中抽调的，人数近200人。集中后即组织大家学习华东局、华东军区规定的入城政策，野战军政治部发布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入城纪律约法七章;收集国民党电信法令汇编，了解华东各大城市的电信局人员、组织制度等情况。我解放大军进抵上海近郊，曹丹辉同志随华东局、华东军区进驻江苏丹阳，这时上海电信系统的地下党员杨文圻、张恩全等同志带着上海市的电信网络图和上海市电信界国民党人员的情况到丹阳向曹丹辉同志汇报。他领导通信分局的同志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作了明确分工，对接管上海电信企业如何做到既掌握政策又团结新区职工，稳定人员思想，掌握技术环节，防止敌人破坏，努力保持上海对内对外的通信不间断，作了认真细致的准备，以便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能力管理好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通信工作的。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当天夜里，曹丹辉同志率领通信局少数精干人员迅即抵达上海，先住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现华侨大厦，后移住福州路电信局国内报房楼上,指挥上海市的电信接管工作。

上海解放后，电信接管工作的实践证明，曹丹辉同志的预见，以及集中干部加以政策和技术培训，以便顺利接管大城市电信企业的果断措施是正确的。进抵上海后，随即成立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电信接管处，曹丹辉同志任处长，根据在丹阳时所研究的部署，有组织、有计划、有条不紊地分配干部分头进驻上海电信局系统和上海国际电台进行接管，组织维持对国内国外的通信，出色地完成了接管任务。当时的上海电话公司是美商开办的，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公用局接管。

我军解放华东地区后，曹丹辉同志又不失时机地组织成立了华东各省级电信管理局，派干部到各省领导电信工作。在江苏、安徽采用电信指挥局的名义接管，分别组成苏南指挥局（无锡）,苏北指挥局（扬州），皖南指挥局（芜湖）、皖北指挥局（合肥）,迅速统一管理了华东地区电信事业，开辟了华东地区欣欣向荣的地方电信工作。

曹丹辉同志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值得我们敬仰、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这里记述的只是一些片断。 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位老首长、老同志吧！

 军部分会 张起信 蒋熙奎 陈问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