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6日，母亲张西蕾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8岁。临终前，我一直守候在她的身旁。那天凌晨，她的心跳骤停，经过医生按压抢救，竟然在她的心跳停止几十分钟后又恢复了自主心率。随后，她的心跳狂奔了数小时，各种药物无法改善，直到永远地停止了跳动。母亲顽强的生命力没有再创奇迹，终于撒手人寰。尽管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母亲的离世仍让我们悲痛不已！

只身赴沪找组织

母亲1922年出生于江南水乡江苏常州。外公张太雷（1898.6-1927.12），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12月12日，他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年仅29岁，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外公牺牲时，母亲张西蕾年仅5岁。

外公给母亲取名为西梅，小名细妹（常州方言“细”为“小”的意思。参加革命后，母亲把名字改为张西蕾，表示继承父亲的遗志）。外公牺牲后，外婆陆静华一人挑起了生活重担，靠做刺绣和针线换取一点微薄的报酬，上要照顾瘫痪的婆婆，下要抚养二女一子。尽管如此，她仍然不忘丈夫的嘱托，让三个孩子上学读书，成为有知识的人。

母亲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比她大两岁；下有一个弟弟，比她小一岁。他们姐弟三人从小聪明、勤奋。她和姐姐连续跳级，10岁念完小学，13岁初中毕业，相继去投考苏州女子师范。为了省钱，她俩假期都留在学校，打些零工贴补用度。

“从幼年起，就有一团烛光在我心中闪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烛光愈加明亮灿烂，它给我温暖，给我鼓励，给我信仰，给我支撑。追循这烛光，我走着自己坚实、无愧的人生。这烛光是我的父亲张太雷为民众解放事业不懈追求、英勇奋斗的崇高灵魂……”这是母亲在自传中写的一段前言，我们常常被这段话深深感动。

1937年“八·一三”以后，上海、南京一带沦陷，母亲无法上学了，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于是，外婆决定让母亲只身去上海寻找组织。

母亲挑选了一封外公第一次去苏联时寄回来的家信，搭乘一辆装货的卡车颠簸了两天赶到上海。为了躲避敌人检查，母亲把那封信的首尾都剪掉了。如今，这封弥足珍贵的家书，被作为革命文物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不久，母亲辗转找到了党组织，并在组织安排下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到达皖南不到两个月，母亲就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1939年初，周恩来与叶挺来到新四军，听说张太雷的女儿也来参加了新四军，曾专门把母亲找去。周恩来见到她高兴地说：“长得真像太雷！”母亲高兴极了。母亲说，听到周恩来对我们全家的关心和对自己的鼓励，仿佛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父亲的怀抱。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组，母亲即成为抗大五分校女生队的指导员，帮助更多的女兵加入革命队伍，也奠定了她一生强调妇女解放、自强自立的基础。后来，由于日军连续“扫荡”，盐城被占领，女生队不得不化整为零。在组织安排下，母亲先后到华中抗大总分校训练部及华中局党校当教员，给薛暮桥和孙冶方当过助教。

1938年8月，母亲从上海到皖南参加新四军的途中认识了我的父亲冯伯华。那时，他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扮作“难民”，一路长途跋涉。我父亲13岁就在上海当工人，参加了地下党。1938年，在党组织安排下，他到泾县参加了新四军。他参加革命早，又当过工人，了解社会，胆大过人，加上曾是印刷工人，自学文化，记忆力超强，具有当侦察员的良好素质。所以，他曾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任联络副官和一师侦察科科长等职。

1942年12月，母亲与父亲在苏北阜宁县停翅港华中局党校经组织批准结婚。婚后，母亲随父亲到苏中新四军一师驻地。随后，母亲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被派往江苏的台北（现为江苏省东台县以北）当区委书记，经历了基层工作锻炼和抗日战争腥风血雨的严峻考验。苏中这一带，是父母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战场，也是他们恋爱、结婚，生下我大姐、二姐的第二故乡。

努力求学更“懂行”

新中国成立时，母亲27岁，她的履历里却已记载了12年军龄、11年党龄。母亲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她不怕困难，不畏艰难，工作出色；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安定了，她仍然不降低自己的追求，刻苦学习。

1958年，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在职干部到大学去学习文化技术，母亲当时在化工部设计院当党委副书记，已是13级干部，5个孩子的母亲。虽然很多人劝她，说上大学吃苦受累又耽误提职调薪，可她还是坚持报名参加。当母亲了解到，调干生的学制是三年半，其中一年半用来学习中学课程，大学课程只学二年时，她认为这种课业安排不能满足自己的学习欲望，要求参加普通高校学习。通过考试，母亲以各科平均70多分的成绩进入本科。她进入北京化工学院高分子合成材料专业，和普通大学生一起上课。

从36岁到41岁，母亲克服了年龄偏大、家务拖累等困难，完完整整地读完了5年本科全部课程，除了体育课免修以外，学习不打折扣，考试没有照顾，在当时的5分制成绩单上，她没有得过3分以下的。那时，我大姐也开始上大学，母女同上大学传为美谈。

大学毕业后，母亲被派到化工部刚组建的合成纤维研究所任所长兼党委书记。当她准备为我国化纤事业的发展作贡献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1969年，接军管会指示，母亲带领合成纤维所迁到湖南，参与总后勤部某工程的建设。

母亲年近50岁时，受命负责一条从青海西宁至西藏拉萨的输油管线的设计和施工。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她亲自带队去青藏高原勘测路况。从西宁到格尔木，在唐古拉山北侧，海拔已有五六千米，母亲坚持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劳累、艰苦的工作环境加之高原反应，不久后母亲患上了冠心病。但她却不曾后悔过，并把那段岁月当作了一生中非常珍贵的记忆。她说，在青藏高原为国家的国防工程尽了自己的一分力，感到十分自豪。

母亲逝世后，北京化工大学校友会在慰问信中对母亲这样评价：“她筹建和领导北京合成纤维研究所快速成长，解决了当时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之急需；参加总后勤部‘2348工程’，为我国合成纤维工业化产业发展的先驱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积极投入格尔木-拉萨输油管道建设，带领团队提前5个月完成设计任务，为保障中印边防安全作出了贡献。”

继承遗志尽责任

作为烈士的后代，母亲从不刻意张扬自己，早在20世纪50年代，母亲调入化工系统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道她的身世。直到“文革”查三代，党委的人还半信半疑地问：“你真的是张太雷的女儿？”

母亲常说：“我并不希望大家都知道我是张太雷烈士的女儿，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时常地想起像我父亲一样为民族的解放而献身的先烈们，缅怀他们的光辉业绩，珍惜社会主义的今天。多不容易啊，我们的今天，是千百万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后来母亲担任了化工部科技局副局长兼科技总院副院长，她所带的科研组多次受到中央嘉奖。1982年，母亲离开工作岗位进入政协，作为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每年要出席全国政协会议，还要到各地考察。为了更好地担负起人民赋予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任，她克服多种疾病的困扰，坚持下基层倾听民声、了解民意，许多人亲切地叫她“张大妈”“张大姐”，却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张太雷烈士的女儿。

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张太雷被列为我党的12名创始人之一，中央决定为他们每人出三本书，一本传记、一本论文集、一本回忆录。由于张太雷牺牲较早，历史资料散失较多，搜集工作量大等原因，这项工作没有如期完成。作为张太雷的女儿，多年来，母亲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把父亲张太雷的生平、著述整理出来出版，供后人学习和研究。她认为，这是作为先烈后代的一种责任。

离开领导岗位后，母亲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张太雷研究工作中。她走访中央档案馆、天津大学、出版社等部门，搜集父亲遗著，商讨出版事宜。纪念书籍顺利出版后，她又开始筹备在家乡常州修复“张太雷故居”和在广州建立“广州起义纪念馆”，从经费落实到故居修复，甚至展陈大纲的撰写，都亲力亲为。

母亲的努力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支持。1987年，由邓小平同志题写匾额的张太雷故居（常州子和里3号）正式对外开放，如今已接待了数以百万计的参观者，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0年，在常州市委的重视关心下，张太雷研究会正式成立，成为常州市第一个研究革命先烈理论思想的学术团体。

1998年，在外公张太雷百年诞辰前夕，母亲在外公的母校天津大学设立了“张太雷奖学金”。10万元的奖励基金里，有母亲5万元积蓄，其余也是家里亲人捐献的。

母亲常说：“父亲是我心中永远的楷模，继承与保护父亲的革命遗产不仅是我作为烈士子女的一种责任和使命，也是我对历史的一种有价值的收集和挖掘。”

教子有方当自强

母亲教子有方。她经常告诫我们：“人要正派，书要读好。有知识才干，才能为国奉献。”她要求孩子们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吃穿上不准挑挑拣拣，思想和学习上出现问题，从不姑息迁就。

母亲培养我们从小读世界名著，为我们介绍普希金、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她认为文学素养高，人就开窍，学习其他学科就有悟性了。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我们勤奋上进，学有所成，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奋斗找到了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的位置。

我是家中最小的，排行老五，对父母生前的事了解得不如哥哥、姐姐多。也是得益于最小，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成为家里学历最高的人。

1969年，因为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或去了农场，我被照顾留在北京，分配到北京京棉一厂当筒捻车间工人。两年后，我参军入伍，到南京空军医院当卫生员。1975年，我有幸到第四军医大学学习。1979年，考入第四军医大学口腔系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读博士；1987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修复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其间，曾任副院长、修复科主任，第三届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母亲一直影响着我，她使我明白：出生在光荣的革命家庭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先烈们未竟的事业——让中国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要由我们一代代后人来完成。

母亲病故后，尽管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唁电、悼念文章如雪片般纷纷而至，来自中央及各级单位的领导，母亲曾经的战友、同事、学生……我为母亲的一生而震撼，也为有这样一位光荣的母亲而自豪！我相信，照耀母亲一生的烛光，也将继续照耀着我们前行。

冯 海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