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新四军五师研究会组织了“重走豫鄂挺进路寻访”活动，沿着当年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发展之路实地进行寻访。巡访团中途经过了我的家乡安陆，去了京安等地。活动结束后的一天，家中电话响起，对方用熟悉的乡音问道：“你是程小洪吗？我们是通过寻访团得到了你的电话。你父亲程超明，母亲欧阳辉，1939年到1946年在我们京安县一带开展抗日活动……”。70多年过去了，老区百姓仍然记得当年在此与日寇、汉奸伪军和顽匪开展斗争的父母。我的眼晴湿润了，感谢老区的父老乡亲们。这也使我不禁又一次重温父母参加革命的那段历史，特别是我的母亲。

母亲欧阳辉云是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隔蒲潭人，6岁进入私塾，1933年考入美国教会举办的免费培英小学，读完高小。1936年考入孝感县私立求实中学，1938年因日寇入侵中原，学校停办，辍学回家。1939年5月在中共党的地下工作者陈林森（当时在云梦县隔蒲潭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介绍下，到京安县养马畈参加了中共鄂中区党委领导的抗日队伍。7月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举办的大山头青训班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年方17岁。结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京安应县县委工作，担任中共桑树店区委妇女委员。初建的县委机关只有十几人，其中2名女同志，没有武装警卫，没有生活来源，仅靠有限的党费收入，每天两餐糙米饭，有盐无油，芋头莄当菜。1939年秋后，在母亲的积极主动要求下，党组织派她去罗店区嗷家乡种玉湾开展工作。那里距离日寇据点只有十几里地，日寇经常出来骚扰祸害百姓，是一个环境动荡不安，没有基础的空白区。母亲利用湾里的一间小屋，在没有经费来源，没有课本的条件下创办了抗日小学。初期农民怕招惹是非，没人敢送孩子上学。母亲利用共产党员伍先泽、伍可造同志在当地的影响，从团结积极分子入手，深入到各家各户逐一做宣传动员工作，最终学生增加到六十多人。学校按年龄分了3个班，课程有语文、算术、音乐、政治时事等。一间教室轮流讲课，穿插进行，老师就是母亲一个人。学校建立了抗日儿童团，十一二岁的少年都可以参加，协助抗日组织开展抗日宣传、表演节目等活动。1940年春，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到敌后采访，来到了养马畈。根据地政府组织了一场约有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欢迎集会，会场气氛热烈隆重。母亲组织学校学生徒步数里地前往参加，儿童团还向大会进献了“抗日救国”的锦旗。

1940年初，在日寇的封锁下新四军在京安县物资匮乏，采购困难。上级决定派有地缘优势的欧阳辉同志化妆回乡采购物资，母亲穿乡湾，走小路，钻树林，到达隔蒲潭后动员亲戚纷纷购买电池、钢笔、火柴、煤油和纸张等物资，并由亲戚轮流送往根据地。1940年夏秋时节，白色恐怖笼罩安陆，日伪军疯狂搜捕、盘查可疑人员。母亲白天不能呆在屋里，只得躲进门前的水塘，头上蚊虫叮咬，两腿爬满蚂蝗。晚上还要在乡里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一次，日伪军血洗了离家500米的左家巷子村。周边村民惊恐不安，纷纷弃家四处躲藏。姨妈怕母亲被敌人发现拉着她往庄稼地里跑，母亲跌倒在秸秆桩上，刺破了左眼视网膜，血流不止。躲过日伪军扫荡后赶到县城，医生畏于敌人的淫威不敢给陌生人接诊。费尽周折托熟人找到医生，母亲的伤口早已化脓感染，只能将左眼球摘除。母亲虽然落下残疾，但意志并未消沉，照样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和工作中。

1941年春，京安县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杨威同志被选为县委委员，县委妇女部长。母亲被任命为妇女部副部长兼中共桑树店区委书记。她们工作上相互配合，生活上相互关照，成为一对非常要好的革命姐妹。同年10月，她俩在小丁家湾开完区党代会后分手，约定晚上到大丁家湾碰头宿营。到了晚上一直没等到杨威归来，却由北边传来一阵犬叫声，黎明时侦查情报传出“敌人跟踪抓捕了杨威等同志”。杨威在狱中经受了严刑拷打，但她英勇不屈。敌人问她姓名，她说：“姓抗名日”。最后敌人恼羞成怒，用灭绝人性的酷刑残杀了年仅20岁的杨威同志。新四军五师政委陈少敏曾赞杨威“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共产党的好儿女”。母亲也为没能营救出杨威而感到终身遗憾，在她有生之年常常给我们讲起杨威烈士的故事。

1941年，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地方上出现了许多以抗战名义拉起的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队伍。既有绿林好汉，也有群众性自卫组织。党派欧阳辉做这些队伍的团结教育工作，母亲以抗日救国匹夫有责的道理既肯定了抗日组织的大方向，又指出分散的游击方式危险何在，出路何在。在她的说服动员下，一位何姓的游击队长终于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干才有前途”，带着队伍投奔了我军。母亲在京安县毛河区任区委书记时，县委让她率领区中队在白兆山岭南坚持斗争。这里是京安县边区的前哨阵地，既要面对日寇对边区的进攻围剿，也要在国民党第二次反攻高潮下严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捣乱。她在这种十分恶劣、艰苦的环境下，带领区干部及20多人组成了一支精干的武工队，采取避坚攻虚的斗争方式，避开敌人锋芒，以国民党顽固势力为斗争对象，争取、威慑恩威并重，团结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揭露国民党顽匪的不抵抗行为，教育群众大多数，坚持敌后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当地形势好转后奉县委命令返回后方。母亲所带的这支队伍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当地党群基础得到壮大，胜利完成了任务。1942年母亲调任中共安（陆）应（山）县搓山乡任区委书记。当时搓山正处于大旱年头，百姓正在开展修塘筑坝水利工程。母亲带领驻守的机关人员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共同过着“青天作铺天作被，树林亦是青纱帐”的艰苦生活，这一举动拉近了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加快了工程进度。1943年春，搓山水利工程竣工蓄水，发挥了巨大效益。县委召开了隆重的庆功会，母亲率领群众带着鸡、鸭、鱼肉、烟酒、鞋袜等丰富物品，慰问驻扎在这里的第二军区和鄂中地委机关人员。老百姓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派军民鱼水情深的景象。1944年，全国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为了把安应县建成新四军五师的反攻战略后方，县委发出“发展生产和组织人民大多数”的指示，决定以搓山乡为试点创办试验区。母亲承担了这项艰巨任务，带领区委全体同志团结努力，在各乡成立了农救会、儿童团、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组建换工组、变工队，指导农民互帮互助，调剂耕牛农具，为军工烈属代耕代种。使搓山区出现了一片生机和农业大丰收的景象，农民欢心，领导称赞。在搓山区示范引领下，安应全县相继实现了农业互助合作，在整个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产生了轰动效应。1944年在全边区召开的农救会上，安应县受到表彰，母亲领导的搓山乡也受到“组织群众大多数”的荣誉称号。陈少敏在《一年来农救工作总结》报告中，赞扬安应人民工作做得好，郑重宣布“安应为边区第一县”， 搓山区被誉为第一县第一乡。

1946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国共两党合作协议，大肆向我解放区进行围剿。30多万国民党军包围了只有5万多人的新四军五师，妄图一举迁灭之。延安派周恩来同志亲自到中原传达党中央命令，决定由李先念同志领导的新四军五师全部突围北上。父母接到地委通知，化妆突围北上。她们从武汉乘船到了南通，通过三叔（当时在国民党任职）派遣军车反复3次才穿过敌占区。到达解放区后，又一站站地历经了3个月的征途跋涉，于9月中旬到达山东的华中局。见到组织部长曾山同志，根据组织上的指示他们继续前往东北。到达辽宁后，父亲被任命为辽宁复县公安局局长，母亲欧阳辉任县妇联主任。随后的岁月，父母又跟随解放大军的滚滚车轮一路南下，最终回到湖北，在解放后的省政府任职。

以上是母亲在战争年代经历的几个简短片段。在革命战争时期，她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凭借对党坚定不移和百折不回的信念，带领群众坚持斗争。她舍小家为大家，为了革命工作，先后将自己的三个子女寄养在老乡家。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位新四军女兵。正如当年鄂中军分区蔡斯烈司令员对她的赞扬：云梦一青娥，英勇武干戈，抗敌经险浪，浩劫渡危波。

程小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