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去世两年了，父母生前很少谈及他们工作的情况，我只能回忆起一些零星片段。

战争时期医务人员严重缺乏，为了应对战争的需要，父母很重视对部队医务人员的培养，他们创办卫生学校，亲自请有学历和有实际经验的医护人员讲课。学员来自部队，多数文化基础较差，他们经过培训和实战锻炼，不仅有力地支持了革命，解放后许多学员都成为军队和地方医务工作的领导和骨干，他们一直尊敬地称妈妈为老师。

东北民主联军进入哈尔滨，妈妈转到地方医院当医生，后随大军南下。她又到天津中央医院做妇产科大夫，经常要值夜班，很辛苦。

1950年父母奉调到中国驻东德使馆工作，按规定学龄儿童不得带出去，弟弟民伟才3岁多，他能跟随父母。妈妈把我从庐山的中南干部子弟学校转到上海华东保育院，托付给我的舅妈一家照管。当时他们每两年可以回国休假一次，为了我他们决定分开，每年回来一个人，而且选择我放暑假的时候，这样每年我都可以和爸爸或妈妈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记得妈妈曾说过开始出国的时候，她只有一块不能走的手表，宴会时要出去好几次重新拨表针。她还利用在东德的机会进修了眼科。

1955年父母离任回国，妈妈选择回到她所熟悉的卫生行业，到卫生部对外联络室当副主任，从事卫生部的外事工作，外宾接待、会谈、参观访问，学术交流，组团出访等等，还负责照料老挝等国领导在和平宾馆子女们的生活。有一次她说刚请了印度柯棣华大夫的遗孀和他们的儿子张印华（我中学的同班同学），为他们去印度探亲送行。妈妈恪守纪律，卫生部有时下午放电影，看完电影还不到下班时间，有的同志就拎包回家了，妈妈看完电影哪怕离下班不到半个小时她也回办公室工作到下班时间，她的行为带动了其他同志。妈妈很能团结同志，关系亲密无间，1959年她离开卫生部后和对外联络室的老同事们经常聚会。几十年后我们看电视介绍中国派遣医疗队，惊喜地看到当年给中央打报告要求派遣医疗队的文件，签名的就是我的妈妈张惠新。之后中国向许多发展中国家派出了医疗队，成为中国对外援助卓有成效的生力军。由于工作关系妈妈熟悉北京各大医院和著名的专家们，外交部的同志和他们的家属有疑难病症常会打电话来咨询，妈妈问清楚病情后就帮助他们联系医院和专家，有时还陪他们去看病。妈妈就是这么一个热心肠的人。

1959年爸爸调任驻苏丹大使，工作需要妈妈也随任前往。苏丹首都喀土穆毗邻撒哈拉大沙漠，干季气温很高，自来水管放出来的水都是热的。使馆经费有限没有空调，他们就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做两国的友好工作。苏丹政府主动以一苏丹镑象征性价格批了一块地皮，平地起高楼，建立了中国驻苏丹大使馆新址，一度成为喀土穆的旅游景点之一。

1964年妈妈又随爸爸到我驻肯尼亚使馆工作，肯尼亚政府限定使馆人员只准10名夫妇，不得不精心挑选能做多面手的人员，但仍不能面面俱到。初到时人们习惯在两棵树之间拉一根绳凉衣服，不久发现皮肤里长出大鼓包，挖开里面有蛆虫，原来是非洲的果蝇在衣服上下的卵，成蛆后会钻进人的皮肤里面。熟悉医务的父母告诫大家不要在树下凉衣服，洗好的衣服一定要经过太阳暴晒后才能穿。不久国内爆发文化大革命，各使馆主要领导都回国参加文化革命，有些大使因压制了造反派或平时对员工态度不好被激烈地斗争，甚至挨打。肯尼亚使馆一直是坐着批斗，从来没有让爸爸站起来训斥。厨师说：“我脚烂了，大使夫人给我治疗、包扎过。”可见妈妈平日对人真心相待，形势变化时他们会感恩回报的。

1970年作为文革后期第一批试点派出的8位大使之一，爸爸被派到刚果（布）任大使，妈妈又去了，担任参赞。刚果（布）也是一个非常落后贫穷的国家，当时是我国在非洲的重点友好国家。1995年我初访刚果（布）时还探访了他们那时使馆的旧址，那里已经成为刚果（布）的总理府。

1977年爸爸病重住院，长躺在病床上陷入沉思。一天爸爸对我说：“我想把一生经历写下来，不是著书立传，而是希望对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有所教益。”我说：“爸爸，你口述，我来记录。”爸爸说：“提纲我已经想好了，还是等我稍有好转，出院后自己写吧。”我正要劝阻，妈妈忧愁的目光止住了我，谁知爸爸的病情急转直下，愿望成了遗愿。爸爸去世后，妈妈陷入极端的悲痛之中，很长时间才慢慢恢复，开始着手整理编辑爸爸的纪念文集。她除了自己写回忆文章外，还找了爸爸的老领导，各时期的战友、同事、同学，老熟人，爸爸家乡的党史工作者以及我们子女题词、写序和回忆文章。妈妈精心地整理各地陆续寄来的文章，挑选了21张爸爸生前的照片以及爸爸在战争期间写的文章和翻译罗生特大夫文章的目录。花了很长时间，很多精力，最后妈妈写了后记，终于在爸爸去世20周年前完成了30余万字的《王雨田大使纪念文集》。

奥地利人罗生特是白求恩、柯棣华式的人物，是著名的泌尿科、外科大夫，早年在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加入新四军。因罗荣桓患有严重的肾病，陈毅特安排他到山东军区去照料和医治，他提出需要一个既懂医又能说德文的同去，陈毅决定调我爸爸去山东军区工作并协助罗生特照顾罗荣桓，爸爸任军区卫生部长，罗生特任卫生部顾问，他们成为亲密战友。此后爸爸和罗生特随罗荣桓转战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大军南下，罗生特担任第四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全国解放后，他要求回奥地利。回国后他的境遇不理想，曾到我驻奥地利使馆提出回到他所熟悉并战斗过的中国，但当时使馆工作人员不了解他，没有办理。后来他妹妹到东德使馆表达他想回中国的愿望。姬鹏飞大使和爸爸都熟知他，姬鹏飞叫爸爸回国休假时请示报告，领导批准了。但那时罗生特去以色列探亲，不久在以色列病故。不能完成这位国际友人的遗愿，成为爸爸切肤之痛的遗憾，他总想把罗生特的事迹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写出来，告知更多的人。妈妈下一步工作就是去实现爸爸的愿望为罗生特写一本书。她遍寻了还在世的罗生特的战友，请他们写回忆文章，最后终于成就了一本反映罗生特大夫在中国战斗历程的书——《一个大写的人——罗生特在中国》。罗生特曾经战斗过的山东莒南县将县医院更名为罗生特医院，为他树立了雕像，设立了罗生特纪念馆，并举办了纪念罗生特的各种活动。

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志愿、专业、爱好，但是摆在前面的总是党和国家的需要，然后才是爸爸、我们子女和他人，而默默地把她自己放在最后面。

 王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