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芦墟镇。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上海地下党。1937年参与创建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工作。

路遇危险

1938年党组织安排我到新四军军部学习，18岁的我兴奋的恨不得插翅飞翔。从浙江金华出发，途径东洋县，狭窄的盘山道，我坐着破旧的汽车，车越开越高，地形越来越险，侧面

路牌标志“危险，急转弯！”司机把车速放慢，不料事故还是发生了，车子像脱了缰绳的野马冲出公路，往山坡下滑，下面万丈深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巧遇几棵大树挡住了车子，大家都得救了！我和乘客们“一二三、一二三”地用力把车抬起来，司机修好车，勉强开到东洋县境。交通员安排我住在山边路旁的一间茅屋里，老乡说山上野兽多，狼群出没不定。夜晚果然野兽嚎叫、狼群抓门，我们燃着一堆干柴，吓跑了狼群。待到天明，交通员领我上路抵达新四军岩诗兵站，分配到教导队女生八队学习。

女生第八队

女生队创建于1938年8月，坐落在山涧平原，中村河畔上岗村的祠堂里。祠堂正中张贴“团结友爱严肃活泼”八个大字，门前是操场，右侧山坡为教室。没有板凳自编草垫，没有桌子用膝盖，没有书就记笔记。第1期设3个排9个班。一排是老红军；二、三排是女工、职业妇女、还有南洋华侨，学制6个月。我入学报到后，编入第1期女生队学习，担任班长、军人俱乐部经济委员。第2期扩编为八一队、八二队。八一队为文化较低的红军女战士；八二队为江浙沪等地的学生、工人。这是女生队的鼎盛时期。

庆祝“八一”建军节，女生队是众目睽睽的对象，要及早准备应付男生队的挑战。于是排练活报剧、大合唱、独唱、单人舞、诗歌朗诵，十分活跃。军人俱乐部配合庆祝“八一”建军节改善伙食的任务落到我的身上。南方人多爱吃甜食，我决定做八宝饭，但是没有钱，就把每人每天1角2分钱伙食费的节余拿出来用，我试着做好后，同学们都说真好吃。

八一队结业，学校将我分配到八二队担任二排长，宗英任一排长、杨琴任三排长，于晶仍担任女生队队长、王仪任女生队政治指导员。教员都是闻名国内外的知名人士：薛暮桥、罗琼、夏征农、冯定等。他们依据同学们的文化水准、理解能力的差异，深入浅出地讲课，鼓励学员们不懂就问。6个月毕业，发给结业证书，堪称是山沟里的女子大学哩！两期毕业生共200多人。

学习和训练

社会发展史教员是罗琼（女），她通俗地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当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时，生产力必然冲破生产关系，推动社会质的飞跃。社会发展的进程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前期是社会主义社会）。她风趣地比喻各个社会的特征及其演变：“好似孕妇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经过阵痛，婴儿诞生，象征着旧社会的崩溃，新社会的诞生。”学员们哈哈大笑地说：“罗教员讲得生动。”

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训练处主任薛暮桥（罗琼的丈夫）任政治经济学教员，亲自讲课，忙时偶尔也请冯定教导员代课。他们耐心细致地讲述政治经济学——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剩余价值论、扩大再生产论等。

中国农民问题是教员夏征农讲：“民以食为天，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要吃饭。农民问题是中国的首要问题。”讲述中国农民的特殊性，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广大农民积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等。

军事课教员张日清、谢祥军、蔡园、陈铁君都是老红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分别讲：游击战争的基本理论；实弹射击、打靶、投手榴弹；以班为单位讲解匍匐前进、利用地形地物保护自己等。实弹射击时女兵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第一枪打了10环十分兴奋，第二枪打了8环、第三枪打了个0环，可见枪法不过硬。

那时规定学员要轮流站岗放哨，1个钟点换一班岗，但国民党第三战区发给新四军的经费极少，没有钱买钟，怎么办？排长宗英说：穷有穷办法，燃完1支香相当1小时，就可以换岗了，这叫“点香计时”。

半夜紧急集合

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限制新四军发展，皖南形势日趋紧张，我军也加强了备战。1939年秋的一天，夜半紧急集合号响，我们睡梦中惊醒，摸黑穿军装、打绑腿、背背包、戴军帽、背枪、背子弹带、背干粮袋、背手榴弹，跑步到操场集合。于队长命令各排检查人数整队出发，她走在队伍前头，我们紧紧跟上，王仪指导员殿后。女生队在山丘上跑了几圈，回到操场集合。于队长严肃批评：有掉队的、有掉了军帽的、有散了绑腿的，一旦敌人袭来准当俘虏。今夜是初次以后还要搞多次,请大家提防，但不准假睡。王仪指导员讲话：我收容了掉队的同志，拾到了背包、眼镜等物，希望下次不再发生。同学们怕夜间紧急集合，个别人偷偷穿军装睡觉、打好绑腿睡觉、枪放在身边睡觉、全副武装假睡。通过多次紧急集合的演练，一次比一次进步，达到了训练的目的和要求。

愉快的周末

在紧张的学习训练之余，同学们也经常开展各种业余活动。学习期间（1939年夏）的一个星期天，应同学们的要求，我排整队出发去爬山，目标是驻地对面的巍巍群山。一声哨响，同学们冲啊！很快就有同学爬上山顶，挥舞军帽，跳着高喊加油，鼓舞士气，大家爬上山顶后欢呼拥抱，将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这次活动成为抢占制高点的演习。我们汗流浃背，昂首阔步，高唱着新四军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又直奔中村河而去。同学们在中村河畔游泳、拍打小河流水，仰望蓝色的天空和朵朵白云，心情无比舒畅。这次有趣的活动，大家玩得痛快极了。调节了紧张的学习和生活。

受国民党顽固派限制，女生八队被迫停办，毕业生少数留军部，大多数男兵背上背包，奔赴前线。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仅军部机要室、医院、速记班就有10几位女同志，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惨遭杀害。

难以忘怀的第三期卫生训练班

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八队（女生队）结束，所有毕业学员，除分配到军直机关和前方各部队工作外，留下半数以上学员，由队长于晶带到军医处。

1939年7月的一天，在肖家祠堂成立第三期卫生训练班，共有学员51名，其中女生40人、男生11人。于京任队长；我（吴为真）代理指导员；童紫（童树民）任文化教员兼俱乐部主任。

这期卫生训练班学制3个月。办学方针：从实际出发着重学习医学卫生知识（政治课已在八队学习了）。掌握基本的业务理论知识，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达到临床应用的目的。教学内容有：护理知识、常见病、外伤治疗、生理解剖、卫生防疫等。还有不定期的形势教育、党课以及文化课等。

生理解剖课由军医处李振湘兼，他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讲的是生理解剖基础理论，大家不易听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老师自己掏钱买来一只山兔，亲自作活体解剖示范，大家说：看得见摸得着，易于理解。

一天，有一位伤员腹膜炎久病不治去世。经请示于队长，决定利用尸体讲解剖课，并注意保密！于队长组织学员听课和观看；我负责动员党、团员作好保密工作。深夜11时许，于队长带全班同学，到达一个偏僻的小屋——临时手术室。室内正中门板上躺着一具待解剖的尸体，腹部高高隆起。全班同学站立在周围，对病故的战友为军事医学事业所作贡献表示崇敬和哀悼。

李老师操刀示范，大家认真严肃的听讲。李老师说：他病故前患了典型的化脓性腹膜炎。边操作边讲解，并回答学员们的提问。解剖完毕后对胸腔和腹腔进行消毒，缝合全部切口，揩洗干净尸体，已是凌晨3时。学员们仍毫无倦意，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到驻地休息。次日，学员们三五成群，轻声慢语地说：“昨晚没有睡着，尸体解剖的情景仍不时在脑海里萦回。”

1939年11月1日，第三期卫训班结束。结业典礼时军部副军长项英、秘书长李一氓、宣传部长朱镜我及政治教员冯定、业务教员李振湘、王隶先、王雨田、吴之理等均到会祝贺，并和卫训班全体干部、学员合影留念。三期卫训班发展了一批优秀党员，培养了一批我军急需的医务人才。

护卫军费受到陈毅军长表扬

1941年1月，陈毅就任代军长，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同时筹建军部财政经济部、江淮银行，两块牌子一套人员。朱毅任部长兼行长、李人俊任副行长、5月中旬从敌占区来的骆耕漠任副行长。

机构设置有营业科、会计科、票照科、稽征科、审计科、金库、总务科等。配备两个警卫班负责警卫、解缴税款、通讯联络、勤务工作。我任政治指导员、财贸总支委员。同年7月1日我主持联合庆祝“七一”纪念大会，特邀刚来的骆耕漠同志谈对解放区与敌战区的观感。

几天后，日军大举进攻盐城，“扫荡”苏北盐阜地区，矛头对准新四军军部（军部已战略转移），数架日机在盐城投弹，炸毁江淮银行仓库，还死伤许多平民，损失巨大。李人俊副行长召开会议传达军部指示；我召开党团员大会，要求党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朱部长给金库人员每人发一支护卫手枪，发特别绿色背包（类似大旅行包）满装税款和少量支票，跟随朱部长先到郊区小马庄，再去大中集江淮印钞厂。

在金库负责人周旋的带领下，大家把仓库稍加整理就开始办公。这时又遭敌机投弹震塌了墙壁，工作人员汪其向外逃跑，周旋掏出手枪：“逃跑就枪毙你！”制止了人员外出暴露目标，幸免被日机再次轰炸。

会后我去金库检查，发现还有硬币，请示财贸总支书记张元培（老红军），他说：“快去供给部领米袋，把银币缝在米袋里。”我组织女同志领回仅有的30条米袋，紧张地缝制起来，每两个银币缝在一起，合计840枚，上缴军部；铜币装在子弹箱里；另有票照科的税票装入大木箱待运。

李人俊副行长率队出发，走盐城东门，我腰挂手枪、身系手榴弹殿后，随身带着一包财政经济部和江淮银行的大小印鉴。下午3时许到达小马庄，李人俊指出带的物品太多，箱子、担子、独轮车，浩浩荡荡不适应战备行军。命令银币交税警班挑，铜币箱交盐阜区粮食管理局及盐城税务局携带。次日，金库的女同志周旋、苏更、陈蔚褚身背满装法币的沉重的绿色帆布包上路，会计科、审计科的女同志唐翠英、施凌、钱君方等自觉协助分担她们的负担，开始了小马庄汇合后的行军。

李人俊骑马去“抗大”五分校（以下简称“抗大”）汇报。我们行军到斗龙港口，风大浪高且没有桥，如何过得去？票照科长（党支部书记）金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船，却无船老大。他就手持又长又粗的竹篙子，费劲地把船徐徐起动，对我说：“你看两个盖了税迄的税票箱，像小棺材大，太笨重啦，打起战来无力携带怎么办？”我说：“谁得到它就可以征税，乃是无价之宝！”当时船上只有我们俩人，去请示谁？我负责地说：“你把船撑到深水处，把税票箱沉入河底。”船靠斗龙港口，我们上岸追赶上队伍。

李人俊从“抗大”回来传达：我部、财贸系统、盐城县税务局、鲁艺学校统归“抗大”军事队（队长老红军张兴发）指挥，随“抗大”行军。到盘湾附近，已是上午10时许，疲劳的队伍在路旁歇息。因箱子、担子、车子多需补充民夫，李人俊又去“抗大”求援。骆耕漠副行长、邢益新（盐城县税务局长兼税警大队长）走上土堆时，发现对面有伪军，便朝天鸣枪，敌人回击，干部张文华头部受伤用毛巾做了包扎。只见“抗大”学员三五成群伏在坟堆上、田埂边，已进入临战状态。

我对同志们说：“快到玉米地去隐蔽。”这时两位伙夫抬来了一箩筐喷喷香的白米饭，敌情紧急不容开饭，大家就你挖一口杯，我挖一口杯，还有人抓饭往军帽里放，边走边吃直奔青纱帐。“抗大”与敌人接上了火，步枪、机枪、掷弹筒，轰隆隆地打个不停，从上午10点多交战到下午3点多钟，太阳西斜时枪声渐渐停止了。我从青纱帐里探出头来，环顾四周无动静，估计日军已被“抗大”击退，就招呼同志们到土堆子上的小茅屋集中，发现少了一副担子，孙晶自告奋勇去找，骆耕漠派一人同行，把挑担人和公文箱找了回来。骆耕漠吩咐警卫员彭集换便装，又叫同志们也都去和老乡换便装，安排罗某将两箱银币（每箱200枚）就地掩埋，待情况好转后再取回。

盘湾这场战斗把队伍打散了，我们失去了与“抗大”的联系。我说：“当前形势严峻，必须当机立断，做出决策，请施凌召开党支部委员会，骆耕漠参加。”我在支委会上提议：“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应避敌锋芒、化整为零，改变对敌斗争的方式。在困难时要想到胜利，在黑暗中要看到光明，我们必胜！我部的特点是工作人员多、女同志知识分子多、财物多、目标大且集中，行军困难重重。从实际出发，工作人员编成组，以小组为活动单位，指定正副组长，由组长负责。白天隐蔽夜间行军，到军部集中。”支委会一致通过这一决策。张文华提出：“预防遇敌失散，无钱吃饭，每人发5枚银元。”骆耕漠点头同意，周旋（周西平）给大家发了钱。施凌宣读编成的5个组名单。我定今夜“口令”，每人左臂系白毛巾为联络记号，各组间隔一定时间出发，拉开距离，避敌的视线，骆耕漠说：“向西北方向找军部。”此时正遇变天，伸手不见五指。第一组出发一段时间后，第二组出发。三四五组有领导、金库人员，随身携带全部军费和印鉴，至关重要！成员有骆耕漠、吴为真（女）、施凌（女）、周旋（女）、苏更（女）、陈蔚楮（女）、唐翠英（女）、钱君方（女）、徐里程、黄运锦、金风、罗少锋等。要求各组间隔近一些，一旦遇敌便于碰头决策。我任第四组组长，会计科长徐里程任第五组组长。

已是子夜时分，要在鬼子兵没有出动的天亮前偷渡龙王庙据点，再渡过日军严密封锁的串场。这水网地区，河川纵横，田埂狭窄，有时深深地陷进水田，要费劲地拔出泥腿子跑步跟上。为避开日军碉堡，绕远道、跨河沟、越水渠、走独木桥，有女同志掉到河里，男同志赶忙来搭救。我是党员干部，处处要起模范作用！不顾右腿比左腿短2公分，细6～7公分(小儿麻痹后遗症)，手拎两个单位的印鉴，走在路上一瘸一拐。失足掉桥下了，又是男同志闻声前来救我上岸。有两位女同志正逢例假，仍身背巨款出没于水网地带，拼命跟上急行军，为送军费而在所不惜。

我们到阜宁县见到区长唐君昭。唐说：“这里土匪猖獗，你们要警惕！”次日下午夏日炎炎，我们衣衫湿透在水车棚下歇脚，不一会儿，发现背后小山坡上有土匪三五成群地上山来，逐渐形成包围圈。我说：“沉住气！不能向前跑，不然让土匪发现就不好了。”黄运锦（票照科副科长，广东人）游到河对岸划了1条船过来，我们一一上船甩掉了土匪到达岸边。走到一座桥上，有军人喊“站住！”黄运锦前去交涉，是三师七旅一营的哨兵，问明情况后，连部招待吃饭安排宿营。子夜随七旅担架连去旅部，旅政委接待我们，又派4名通讯兵送我们去军部，步行到周门附近，看见陈军长在土堤上散步，我们喊：“陈军长！”军长风趣地说：“‘财神爷’来了，钱带来没有？”“带来了。”“嗯！好得很呀！正愁发不出菜金哩！快去交给供给部宋裕和。”

会计科长徐里程和金库负责人周璇等女同志们，将身上背了一路的钞票、支票全部上交供给部宋部长了。陈军长又问：“有人员伤亡吗？”“没有！”军长高兴的说：“全来了吗？”“都来了！”陈军长说：“挺累的休息吧，和我住一个院子。”勤务员送来开水、洗脚水。军长的关心和照顾，激励我们继续努力做好财经工作。

军长命令：8月在军部休整1个月，9月去新四军第三师。骆耕漠任苏北盐阜地区（盐城、盐东、阜宁、阜东、淮安、涟水）税务管理局局长。我任该局党总支书记兼骆耕漠秘书，垂直领导6个县税务局的政治指导员。

原军部财政经济部干部郑瑞英（郑强）汇报：日本鬼子“扫荡”时期，抗大校长冯定派干部队（营以上干部）把12箱银币沉入盐城南洋岸丁家墩子某农户的池塘里，指定我和另一位同志打埋伏、暗中看管，确保了万无一失，现在敌人扫荡结束，请派部队取回。郑瑞英汇报后，三师彭雄参谋长很重视，派了一个加强连，由郑瑞英领路日夜兼程，将12箱银币安全运到阜宁县北菜庄驻地，全部交给三师供给部。

刻骨铭心的爱情（我和彭雄）

1942年3月，盐阜区行政财政经济处召开财政科长会议。会后骆耕漠对我说，因工作需要调你去阜东县。我二话不说，于5月的某日，步行90里到达东坎镇，任县纺织生产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属阜东县委领导，行政工作归县财政科长项南领导。我还兼顾纺织生产学习班，班主任是邵萍，两期毕业学员数十人，分配到各区组织农妇纺纱织布。后来我又兼纺织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社长余仲舒抓点带面，与信贷部、营业部部长研究工作，一致认为：一区的张祥祯及二区的穆英夜以继日地走东家、串西家成立纺纱小组，开动新旧织布机、出售土纱布、回笼资金、生产自救做得有声有色，值得宣传和表扬。

8月，一天唐克县长对我说：“三师准备隆重庆祝‘十月’革命节，彭雄参谋长托买两个徕卡胶卷，你去镇上帮助买一下开发票。”警卫员送来便笺付款，取走胶卷。而后又接到彭参谋长来信：“各旅运动健儿，纷纷来司令部驻地孙胡庄参加纪念‘十月’革命节，大会盛况空前，黄克诚师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加深‘十月’革命节的影响，大大鼓舞了士气。阅兵式、比赛（跳远、撑杆跳、武装冲刺、摔跤、拔河、骑兵过障碍、越野赛、武装泅渡）一个个项目、一幕幕的表演都是用你买的胶卷拍摄下来的，作为珍贵纪念品保存。”参谋长又来信探讨军人恋爱观。我很单纯直率的函告：“战争年代以不谈恋爱为好！我主张自由恋爱，不找年龄大的老红军、不找年轻的小弟弟、不找小恩小惠的庸俗者。”参谋长复信：“不理解老红军在长期战争中贡献了青春年华，历尽沧桑是有功之人，现在年岁大了，需要有个家庭。经介绍女方同意、领导批准结为夫妻有益工作。”纠正了我的偏见。

1942年冬季，日寇扬言：“扫荡苏北盐阜地区”。我社为了备战从东坎镇上搬至一区张庄。我和张祥桢正在研究进一步搞好纺织生产工作，忽听马蹄哒哒声，抬头望见两匹白马疾驰而来，在门口停下，是彭雄参谋长和警卫员。参谋长说为了反击日寇扫荡，来阜东八滩查看地形，顺路看望我们。我向首长汇报在农村开展纺纱织布、生产自救，供给军需民用的工作情况，又提出各区发展不平衡，一区、二区较好。一区负责人张祥祯简单扼要地介绍了概况，首长说：“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提供了部队的军装，有什么困难提出来，一定帮助解决。”

战备紧张，彭参谋长频频来信求爱，紧追不舍。我回忆当年师直属队每次操练，必见一位英姿抖擞、精神焕发的青年军人在指挥，要求一丝不苟，这位青年人就是彭参谋长。夏季，他组织师直属队游泳，自己噗通就跳进水中现场示范。秋季，他和司令部机关人员搞大生产运动，卷起裤腿，翻地、挑水、种地。在球场上他也是一员猛将。1927年在井冈山参加革命；1932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富田战斗中他被誉为“猛将”；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威震日寇，被日军敬畏地称为“白马将军”。

经过几个月的通信增进了友谊，相互间产生了爱情，我们准备结婚，并报请黄师长批准。1942年底的一天清晨，我骑上彭雄警卫员牵着的枣红马，从张庄直奔阜宁，日行百里。彭雄在门口迎接，他喜行于色的拉住我的手深情地说：批了！说着便把我领进了卧室，两张门板拼成一张床、两床军被码放得整整齐齐，看！这就是我们的家啊！我们高兴地拥抱在一起。黄克城首长闻讯前来看我们，他脸带笑容地说：“你们自由恋爱、不举行婚礼、不请客吃饭、不发喜糖，一切从简很好！婚后要相亲相爱。彭雄同志工作忙，吴为真呐，批准你休息3天。”

婚后我准时去师政治部报到，担任组织干事。供给部长见我穿着褪了色的棉军服，要给我换一套新的，说以旧换新不算特殊照顾，我婉言谢绝了。我在政治部虚心学习老同志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晚餐后回司令部，有时和彭雄在小溪畔散步、聊天；有时和同志们谈心，增进友谊；有时观看球赛。同志们反映，我们好比一对鸳鸯，形影不离。不久我怀孕了，怕影响工作我提出堕胎，彭雄同意了。我先是通过早操跑步多跑几圈把孩子打下来，没有成功；又在晚饭后和彭雄比赛骑马，马跑的特别快把我摔下来，摔掉两颗门牙还是没流产；最后我自作主张加服奎宁，结果导致发烧至40°C以上，耳鸣目眩、厌食，危及生命，经医治才脱离危险，但已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健康，影响到胎儿的正常发育。

小沙东海战痛失亲人

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党中央高瞻远瞩，要求各抗日根据地“抽调优秀的真正可靠的高级干部”到延安学习深造，以适应将来形势大发展的需要。

在苏北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三师赴延安学习的干部队伍由51人组成。其中团以上干部 11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干部队由彭雄任队长、八旅旅长田守尧为副队长、旅政治部主任张池明（即张赤民）为党支部书记。根据中央的规定，已婚的团以上干部，爱人为脱产干部的可以随同赴延安学习。于是，我和田守尧的爱人陈洛莲、张池明的爱人张明等7位女同志也参加了干部队。人员集中后，领导决定从陆地走，从阜宁县的板湖出发到山东，随后从山东再到延安。但走了几次都遇到鬼子扫荡，走不过去，也打了好几次仗。几次突围都没成功，于是决定改从海路走，利用夜色掩护，绕过连云港敌人海上封锁线，到滨海区赣榆县柘汪口登陆，然后转道去延安。因为船上不能载太多人，彭雄和田守尧、张池明等主要领导干部也只带了一两名警卫员，干部队伍全部化装成商人和水手船工。

1943年3月16日夜，干部队乘船出发，船借风势顺水前行。到了第2天凌晨3点，在距离柘汪口仅有30多海里时，风突然停了，船停在海面一动不动。天亮后，远处一条日军巡逻艇向干部队乘坐的木船急驶而来，并强制木船落下篷帆，停船接受检查。就在鬼子翻译官刚刚踏上木船的时候，隐蔽在舱面上的彭雄和警卫员一齐开火。敌人慌作一团，仓皇驾艇逃窜到三四百米远处，发现我们没有机枪和步枪，打不着他们，便停下来围着木船不停地扫射。彭雄下令：要节约每一颗子弹，等敌人靠近再打。这一仗从早上7点打到晚上7点，交锋3个回合，敌我伤亡都很大，彭雄的腿上也中了枪，血从裤腿里了流出来，但他仍坚持指挥战斗。在敌人第3次进攻中，他被敌人机枪射中前胸，受了重伤，昏倒在前舱，躺在血水里。第3个回合后敌人又从连云港增援了4条巡逻艇，但始终不敢靠近我们。到了傍晚，海上渐渐起了风，可船老大牺牲了，仅存的水手小张也负伤不能动弹。干部队在小张的指导下，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船篷帆扯了起来，驾着伤痕累累的木帆船顽强地向着赣榆县柘汪口驶去。

这时我赶紧爬往前舱，找到了彭雄，他嘴里流着血，我一边叫老彭，一边把手伸到他鼻孔前，还有微弱的呼吸。我抚摸他的胸口，双手沾满了鲜血，不禁潸然泪下。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抢救他，于是，我不顾敌人机枪扫射，从前舱爬到后舱，取了止痛片、纱布绷带，再到灶旁，舀了一大碗水，又爬回前舱，我给彭雄喂水、吃药，看他脸色苍白，昏迷不醒的样子，眼泪又一次噗簌噗簌滚落下来，我不时轻轻呼唤着他……慢慢地他苏醒过来，艰难地睁开眼睛，急促地问：“你手枪准备好没有？”“子弹早已上膛，敌人上船，我就给他一枪。”他直盯住我，看了一会儿，又闭上眼睛断断续续的说：“上岸后送我到一一五师，去看首长，我在罗荣桓政委领导下工作多年。”“一定送你到一一五师，陪你去看望罗政委，替你治伤，治愈后去中央党校学习。”“我不行了，你要爱护身体，把孩子养好，把孩子教育好（我已经怀孕2个多月）。”他挣扎着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又一次昏厥过去……

这时张池明在船上大声喊：“我们的船已经离岸不远了，现在位置是靠近海边，水浅船大，不能再往岸边靠拢，活着的、受轻伤的同志快下船，到岸上我们就胜利了。”我请警卫员孙连生同志等把首长抬上岸。狡猾的日寇见我军弃船登岸，立即集中火力封锁上岸的去路，五六挺机枪和数十支步枪不停地射击，密集的子弹像雨点落在海面上。干部队不断有人负伤倒下，血水殷红了海面……游在最前面的田守尧和陈洛莲夫妇不幸被海浪吞噬，光荣牺牲。在赣榆县抗日军民的接应下，幸存的干部队人员最终全部登陆上岸。我们抬着安祥沉睡的彭雄同志，在一一五师独立团某连卫生员陪同下，于午夜到达团部。但因流血过多，医治无效，彭雄同志光荣殉国，时年29岁。

1943年7月7日，中共滨海区党委和滨海军区为在小沙东海战中光荣殉国的新四军将士举行了隆重的安葬和追悼仪式。16位烈士的遗体被安葬在抗日山烈士陵园。陈毅代军长题词“浩气长存”。八路军滨海军区陈士榘司令员题词“英灵千秋”。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委罗荣桓亲临祭奠。参加追悼会的抗日军民义愤填膺，誓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与日寇血战到底！

岁月的流逝抹不去心中的伤痕，40多年后我又来到小沙东海岸。旧地重游，不禁往事萦回……当年23岁的我，现已鬓发斑白，但镂刻在心底的深刻印象，却依然那样清晰……小沙东海战惨烈悲壮的场景和彭雄与同志们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身影不时浮现在我眼前！老师长黄克诚祭奠烈士们的深情挽诗也在耳畔久久回响：

    十余年甘苦共尝患难相处破浪失忠贞遥望云天哭战友

数万里河山犹碎水火益深卧薪期素志誓除贼寇慰英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