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个天真、活泼的华侨姑娘洪婉，在抗战中被国民党反动派俘虏，敌人将她四肢绑在弯倒的毛竹上，竹子弹开，她的身躯被撕得惨不忍睹……然而，42年后，她竟奇迹般地在江南某个城市里出现了。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春天，在风景如画、碧波荡漾的太湖边，一座新建的宾馆里，几十位历经沧桑的老战友，正在举行一次有历史意义的聚会。他们原来都是新四军一个战地服务团的，大家久别重逢，个个热泪盈眶……
就在人们兴高采烈地迎接一个又一个新来者时，我突然像触电般愣住了——面前出现了一位妇女，她穿着浅色的衬衣，外面套了一件褚色花格背心，头发像古代妇女的髻，高高地盘在头上，她那轮廓秀丽的脸上，隐隐留下了一些皱纹。她——不就是服务团里那个最活跃、唱歌嗓门最响亮的“金嗓子”南国女儿洪婉么？
“你……你不是早已牺牲了么？”我吃惊地问。
那位妇女坦然地一笑：“是的……，同志们还专门给我开过追悼会呢……”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有人走来，把她叫走，我们的谈话就中断了。
这天，我一夜没有好睡，在床上辗转地翻来覆去。
第二天散会，我见到她，提出想听她谈谈这段不平常的经历，她同意了。
一个下午，她来到我的房里，开始了这场难以忘怀的谈话。
“从我的祖辈谈起吧，”她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不慌不忙地说。
“我的祖籍是宁波，太祖父在外国商轮上给人做饭，后来受伤，被狠心的洋人撵下船，就留居在越南。那时，越南妇女受压迫深，常常被丈夫打骂。一位妇女见我太祖父老实，就嫁给了他。
“祖父长大，在海上经商，赚了不少钱，他用这些钱，买了房屋，以后很长时间，家里就靠这些房租生活。
“那时，华人在外，远离祖国，都不忘自己的根。家里孩子念完小学，一定叫回国读书，毕业后再回越南。
“我们家还有个家规，老大不论男女，必须和中国人结婚，不能断了中国的血缘。
“我的祖父排行老大，他就是回宁波娶了媳妇带回越南的。结婚时，祖母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穿了一身红裙子、绣花绸衣，头上还蒙着红布……
“父亲结婚时，也是长袍、马褂，戴着一顶瓜皮帽。
“可叔祖结婚时，却穿着西装，新娘披着纱，完全西方化了。
“同一个家族，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真有意思。
“ 我是1926年出生的，有一兄一弟，大约因是独生女，父亲最喜欢我，去香港，上昆明……走哪儿带哪儿。每逢宴会，也必带上我，从不带母亲去，因和母亲感情不太好。
“父亲在当地很有地位，家里常年雇着律师，华侨学校主要靠他支持。每逢大考，有人来求，只要他去一张名片，孩子准能毕业。
“他对官场上事，从不沾边，认为官场人耍刁。国民党人来，送礼，他都不见。
“13岁那年，我随父亲到上海，进了女中。
“当时，我们住在豪华的扬子饭店里，父亲每天叫‘的士’送我上学。
“第一个学期，我因不懂上海话，主要熟悉语言。第二个学期，开始住校，和同学们接触就多了。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了中国大片土地，到处放火、杀人，同学们经常举行抗日宣传、义卖、捐款等活动，爱国热情很高。也经常发生三青团员起哄捣乱的事。
“学生中有一个女生叫朱蔼卿，白净脸，瘦个，说话像机关枪似的，是个活跃分子。我们住一个宿舍，她就在我下铺。虽说只比我大一二岁，可知道的事比我要多得多，她常向我宣传一些抗战救国的事。
“一天晚上，我已进了被窝，她把嘴凑近我耳边，悄悄地说：‘我有一个朋友，在江北开展抗日活动，那边很需要人，你愿意去么？’
“那时，我年青，一片爱国热忱，只要说是打鬼子，干什么都行！
“‘好啊，’我以为在那边也是义卖这类事，不加考虑，马上答应了。
“朱蔼卿高兴地搂住我，笑了。
“我怕父亲不让我走，决心瞒住他。
“走以前，我特地去照相馆照了相，留给父亲作纪念。
“走的头天晚上，我在照片背面，天真地写了如下的话：
她是谁？
她是一个有勇气、有热血的孩子，
她愿为国家牺牲一切，
为真理奋斗到底！
她是一个有灵魂的孩子。
她为了要
充实她的脑袋，
训练她的思想，
锻炼她的身心，
做个群众需要的‘人’，
走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
别过于悲伤，
为她祝福吧，
她不会使您们失望，
不久的将来，
您们将看到自己唯一的女儿，
成长了，
新生了，
真正在祖国自由的天空飞翔了！
您的女儿
1941.6.7
“第二天，父亲一出门，我忙打点好行装，带上随身需要的日用品走了。
“朱蔼卿把我领到地下工作者孟尔顿家里，孟尔顿见我带的东西，说：‘带这么多毛衣干什么？’我说：‘光带厚毛衣，天热怎么办？’他又发现了带的夜巴黎香水，拿起看了看，说：‘带这干什么？’我说：‘到船上，仓里空气不好，可以去去味。’他笑了笑，没再说。
“我走后，父亲起先没发现照片后的字，以为我被人拐走，在报上登了启事，说如找到我，有重偿。接着，又到码头各处找了一两个月，后来终于病倒，伤心地回越南了。
“那天夜晚，我和朱蔼卿在外滩码头上了船，她扮作走娘家的媳妇，我扮作她的小姑子，因为我不会普通话，一路就装作哑巴。
“第2天，船到张黄港。我们混在人群里，上岸后，经过敌人检查，当晚在附近一个小镇上住了一夜。
“天亮，我们雇了一辆独轮车，放上行李，又继续上路。到芦港，太阳已下去，只见庄上出来一些人，给我们安排吃饭、住宿。
“晚上，大家都睡在稻草铺的地铺上，唯有朱蔼卿和我受到优待，睡的是门板。
“走了一天，加上紧张，感到累得要命，看看周围陌生的环境，觉得非常神秘，想到有那么多人保护我们，心里很兴奋。
“第2天醒来，使我大大吃了一惊。
“睁眼一看，怎么四周全是穿军衣的人，非常奇怪，忙问朱蔼卿说：‘我是来抗日，参加义卖、募捐，不是来当兵的。如果当兵，爸爸是不许的。’
“一位同志听到，笑眯眯地说：‘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兵么？’
“我答不上了。
“那个同志说：‘我们是新四军，是打鬼子的。要抗日，要消灭鬼子，就要靠枪杆子，靠打仗的军队。’
“我没有话说，笑了。
“我看到那个同志腰间皮带上有一支小手枪，感到很好玩，伸手去摸。
“那个同志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让我看看好么？我还从来没有拿过哩！’
“那同志见我再三央求，便打开枪套，取出手枪，卸下子弹，将枪给了我。
“我将枪小心地拿在手里，只见它小巧玲珑、油黑锃亮，十分令人喜爱。
“我举起枪，假作板动枪机，嚷着：‘乒乓！’好像在与敌人作战。
“那个同志见我这么天真，笑了。
“后来，分配我到旅部服务团，这儿都是大城市来的青年，有男有女，整天唱歌、演戏、画画，生活过得很愉快。
“团里有一个俘虏来的朝鲜哑巴，人们叫他‘假鬼子’，是被日本人抓兵抓来的，长方脸、宽肩膀，人很朴实，我没事就常常同他玩。
“不久，团里将我和几个孩子集中一起，成立了少先队，由年纪稍大的女同志沈毅平带队。
“我们经常在一起学习。过去在越南，听爸爸说，只知道中国有个孙中山。经过学习，才知道还有个大坏蛋叫蒋介石。后来，又懂得了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我心里想，我是来打日本的。将来，要打倒我爸爸，我就不来了。
“农村生活很苦，常吃糁子、红豆等杂粮，饿了，也顾不得这些，日久，也就习惯了。
“这时，从上海又来了一个广东青年，个子又矮、又瘦，人们都叫他‘小广东’。他常常想家，团里就要我做他的工作。
“那时，1天3顿菜，几乎都是萝卜干。团里为了照顾，专给我和‘小广东’炒鸡蛋吃。
“我在歌咏队，经常要练歌，教人唱歌。可是人太小，站在队前，后边的人看不见。常常由人抱着站在凳上，指挥大家唱。
“没事，我常去男同志住的地方玩，女队长老说我：‘你怎么总爱跑男同志那儿玩去？’我调皮地䀹䀹眼说：‘大哥哥们对我好，总让我。’
“1942年夏天，敌人大扫荡。我们经过7天急行军，跳出包围圈，在封锁线附近一个村上宿营，不幸被敌人包围，20多名团员被俘。我机智地躲在水缸后，侥幸逃脱了。
“1943年初，根据地形势越来越紧，部队实行精兵简政，服务团解散，我被动员回了上海。
“哥哥在震旦大学读法文，靠从父亲的股份里取钱维持生活。我就找到他，在那儿住了一个时期。
“我不愿给鬼子做事，每天关在屋里听广播、看报，日子过得很无聊。
“一天，无意从父亲给哥哥的信里，发现他们正在给我办护照，想要我回越南。
“我不安起来，这时，才发觉自己和在敌后战斗的同志们，已经有了感情，再也离不开了。我想，我不能走，我不能回越南，我还要上抗日的前线！
“经过战火锻炼，我也变得多少有些经验了。为了不使哥哥怀疑，我向他要钱，做了一件很厚的旗袍。做好后，我特意穿在身上，给哥哥看。哥哥说：‘很时髦，可是做这么厚干什么？’我笑着说：‘得穿许多年哩！’
“一天，我发觉哥哥已将护照、船票预备好，知道事不宜迟，再不离开就走不成了。第二天下午，就忙藏到过去一起在服务团的女同志陈佶徵家里。
“因江北关系没找到，夏天，我和服务团的女同志周慕灏，决定通过熟人关系，去浙东根据地，听说那边也有新四军的游击队……”
屋内光线渐渐暗淡下来，洪婉看看表说：“天已不早，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接近两天，我们一直没能抽出时间继续谈话。
第4天，总算又有了时间，但是房间都有人占了，我们就搬了椅子，坐在楼梯边的过道尽头谈起来 。这时没有什么人来往，也还清静。
“走以前，”她继续上次的谈话说，“我和周慕灏把旗袍用剪子剪开，改成两件衣服，一人穿了一件。”
“经过几天辗转跋涉，终于来到浙东，找到了抗日游击队三五支队的二队。
“那时天很热，到了那儿，我们就下河游泳。
“江南到处是水塘，蚊子多得要命，天天晚上咬得人没法睡。不多日，我们都先后得了瘧疾。
“因为是参加过革命的老同志，来了后，受到领导的重视，马上担任主角，演了不少戏。还写了一个剧本《铁窗烽火》。
“这一带斗争形势比江北要复杂得多，有鬼子、有国民党部队、有共产党的游击队。
“八十八团和八十九团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势力较大。
“他们受鬼子欺，也受国民党正规军气，立场动摇不定。
“扫荡了，二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周慕灏被派去做民运工作。我因病，被安排到地方上打埋伏。
“我带着一个小通讯员，去找地方上的保长，他既给国民党干，也为我们服务，是个‘两面保长’。
“保长不在，保长老婆不肯留我们，我们只得另找地方。
“天下着毛毛雨，远方响起枪声。我叫小通讯员打着伞走在前边，约定若是发现敌人，就将伞高举。谁知我们听到的是枪的回声，我们朝相反方向走，正好碰上国民党的八十九团部。
“我见小通讯员举起伞，知道不好，连忙掉头就跑，边跑边从身上摸出带的介绍信，撕碎，吞进肚里。
“小通讯员穿着老百姓衣服，比较像，当兵的盘问了几句，便把我们放了。刚走没几十步远，发现我穿着力士鞋，衣服较新，样式也不同，不像老百姓，忙又叫回，一起扣下了。
“国民党兵审问时，我编了假口供，说我是个华侨，鬼子打来，逃到宁波念书，后来学校停办，听说这儿抗日的三五支队可以半工作半念书，就来了。
“国民党兵见我身上穿的毛衣好，要我脱下来，我叫起来。这时，一个国民党参谋长走来，把我们带走了。
“一路上，我幻想有一支什么部队突然冲来，救出我们。当然，什么也没发生。
“后来，我装进厕所，见到1个农村妇女，就给她钱，买下她手上的铜顶针，匆匆吞进肚里，想自杀，谁知竟没事。
“到了国民党团部，见到另外被抓来的7个同志，数我们年纪最小。
“后来，我们被带到老百姓家里住。我悄悄对房东说，我们是游击队三五支队的。房东点点头，用眼示意，叫我们小心。
“这时，屋里看押的士兵只有一人，房东给他端上酒、菜，然后，瞧瞧我们说：‘给他们一点吧，怪可怜的。’见当兵的没表示反对，就悄悄给我们拿来一些吃的。
“他偷偷对我们说：‘今晚别睡。’我们说：‘你带我们逃么？’他摇摇头说：‘你们别睡，这人不怀好心。’
“这一夜，房东也没怎么睡，不时地一面给当兵的送茶水，一面观察着动静。幸而没发生什么事。
“第2天，到达这个团的最后一站。一个年青军官审问后，将记录的纸递给我，说：‘你看，是这样么？’我匆匆看了一遍。他有意地重复说：‘你再仔细看看！’我才发现，他根本没问共产党的事，可是记录上却写着‘不知什么共产党’，另外，将我口供中出现的一些漏洞也纠正了。这时，只听他悄悄对我说：‘以后就这样说。’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点点头。
“接连几天，我们被押着一直往南走，押解的兵沿路抢老百姓东西吃，把规定的押解费贪污了。我们见东西是抢来的，拒绝吃。他们只好为我们在地方上弄来些普通的饭菜。
“不多日，到了福建省边界。这里有一所监狱，他们把我们和刑事犯关在一起。
“按规定，新来的犯人要倒马桶，我们都不干。
“我们绝食两天，要求按政治犯对待我们，提出3项条件：1、和刑事犯分开关押。2、改善伙食。3、每天放风。
“开饭时，他们特意炒了肉送来，我们也不吃。他们没法，只好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才办完过省界的手续。
“接着，大家又上路。一路上，我们不断串连，快到集中营时，大家故意松松垮垮，拖拖拉拉地走。
“我们到达的终点站，听说是‘三民主义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的驻地。
“这儿的人都穿黄军衣，但每人佩戴的符号不同。
“来后，第1件事是填表格。大家围在一张大桌边坐着，假装问生字，商议着对策。我填了‘姓名’、‘年龄’、‘性别’、‘籍贯’等栏后，在‘你对三民主义的看法’栏下，填了‘孙中山创立’，在‘对共产党的看法’栏下，填了‘不知道什么共产主义’。在‘今后如何’栏下，填了‘今后回家读书’。
“随后，我们被编进了四个队。其中只有会计队全是女的。
“晚上，大家集体睡在一间大屋子里，光线昏暗、潮湿，有一股霉味。熄灯不一会，有个什么东西从被子上“嗖”地跑过，我借着月光一看，是个老鼠。一会，从枕头边又窜过一个，吓得我忙用被子把头蒙住。
“第2天一早，哨子响，大家起来跑步、练操，然后列队唱歌。我们不爱唱他们那套冠冕堂皇的什么训育歌，就悄悄地唱起了京剧‘杨延辉……’
“班长王轩是我们的同志，她悄悄告诉我：副班长是被当作汉奸嫌疑犯抓来的。叫我平时说话谨慎，别乱讲。有事，她会告诉我。
“第3天，训导员找我谈话，问我：‘在这儿生活习惯么’‘班长和你说了些什么？’我怕引起他对班长的怀疑，就说：‘班长没对我说什么。’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班长。班长责备说：‘你怎么这么说？’我奇怪起来：‘怎么？我这么回答，他不是就抓不着小辫子了么？’班长说：‘你想想，3天中，我怎么会一句话也不和你说呢？’我惶惑了，反问：‘我怎么能把你对我说的话，都告诉他呢？’班长笑了笑，说：‘你可以这么说，我和你谈过，叫你每次听到哨声，动作要快。吃饭时别出声。还谈了些生活上一般应注意的事。’我恍然大悟，感到自己确实太幼稚，缺乏斗争经验了。
“一次上课，我实在困得要命，不觉睡熟了。被教官发现，叫起来罚站，还使劲踢我的脚。回到宿舍，我趴在床上哭。班长走来对我说：‘没关系，踢几下，你的腿可以变得更结实，不容易摔跟头。这种反动宣传的课，少听些好，省得中毒！’
“集中营里生活很苦，监守人员组织犯人种菜、种萝卜，他们把菜心、好的萝卜卖了，把钱装进了自己腰包，大家整天吃的是菜叶子，没有一点油。
“一个年老的犯人，眼睛高度近视，又有病，棉袄外边都是虱子。当官的就叫两个犯人抓虱子给他吃。不久，老人就给折磨死了。
“这类事，几乎经常发生，同志们憋了一肚子气，无从发泄。
“一天，我和1个女犯人抬粪，前面走来一个当官的，后边跟着一个护兵，这个当官的对犯人最坏。我们就将左手叉在腰上，让在道边，等他走近了，故意一个立正，扁担从肩头滑下，粪桶里的粪洒了他一身。护兵气得抽了我们几鞭子，随着那个当官的狼狈地逃了。回到宿舍，我们把这事一说，大家笑坏了。
“监管人员里还有个女的，打扮得像个妖精，人们都叫她‘大番薯’。因为和好几个男的瞎搞，又叫她‘航空母舰’。她对犯人很凶，像个母夜叉。一次，她在队前对我大声嚷道：‘姚珍（当时我的假名），听人说你长得比我漂亮，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出来，给我跑10圈！’
“她为了整人，常常叫大家在阳光下不停的跑步。女的跌倒了，还不让人拉。最后，一个排二三十人，只剩下一两人，其余全躺下了。……她才心满意足了。
“一次，她叫我给她洗被单。我说不会，她气极了。恰好班长见到，忙过来打圆场说：‘这人太粗，会把你被子都洗坏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叫我去厕所打苍蝇，一次交半斤。我打了半天，没打够数，挨了一顿臭骂，还要第二天必须完成。
“晚上，我正为这事发愁，班长走来，笑眯眯地说：‘不要紧，我有办法。’她叫我用稻草粘上粪，等苍蝇飞来爬满了，一下能打五六十个。第2天，我照她的办法，果不其然，半小时就打了一大堆红头苍蝇，交够了数。
“‘大番薯’知道我怕老鼠，又叫我打老鼠……
“为了贯输反动意识，集中营里专门有一个‘中正室’。一次，‘大番薯’带大家到那儿背‘军人守则’，我背不出，‘大番薯’叫我跪下，我不肯，她用脚使劲踢我。
“回去后，同志们都安慰我。我想：只要有人疼我，爱我，什么苦我都能挺得住。
“那时，集中营里有一个剧团，20来人，都是由犯人组织的。团长姓崔，是被作为‘嫌疑犯’抓来的。因为排话剧《北京人》，缺少合适演员，就将我调去演圆圆。
“我去剧团时，班长叫我多依靠一个叫沈巧的女同志，说她是自己人。后来，沈巧怕引起敌人注意，常当着众人面骂我，以迷惑敌人。
“集中营里限制很严，不许两人小声说话，更不许女的和男的说话。
“一天，我从墙报边走过，见有人写稿骂共产党，十分生气，正想上前看看是谁写的，班长突然走来把我拉走，到无人处，训斥说：‘你看什么？你既对他们说自己文化不高，不会写，怎么又去看呢？’我说：‘我想看看是谁写的？’班长反问说：‘难不成我们都睡了？这些事自会有人知道。’我心里这才明白了。
“班长对我不仅政治关心，生活上也常给予帮助。
“每回开饭，我吃得慢，常常吃不饱。班长就偷偷捏一团饭放在口袋里，等干活时悄悄塞给我。并且告诉我：‘以后，第一碗少装，赶快吃完装第二碗，就可以多吃点。’有时，她在田里干活，拣到几块山芋，也偷偷塞给我，让我夜里在被子里吃。
“后来，剧团到外县演出话剧《国家至上》 、《杏花杏雨在江南》，我管服装，也跟着去了。
“管灯光的朱大全是个自首分子，对我不怀好心，常来我这儿纠缠。一次，他对我卖弄自己地说：‘你别以为自己是自由的，总干事要我监视你。你也别太接近团长崔之奇，现在上边是利用他，将来回到上饶，有他好看的。’后来，我就把这事告诉老崔，老崔气得要命。
“以后，朱大全再来纠缠时，老崔就常常来帮我解围。
“不久，我打了摆子，敌人不给奎宁药，只将药泡在水里，让犯人喝。老崔对我很照顾。
“一天，突然听说敌人收到一封给洪婉的信，这是谁写的呢？敌人到处搜查，我紧张极了。
“我知道这里不能久蹲，当时犯人中流传一句话：‘逃掉，是我的。逃不掉，是你的。’我决定逃走。
“我悄悄邀了老崔一起行动。
“我们商议后，由我偷出几件演戏的服装，交给他，以便逃跑时作化装用。
“一天，他走到我身边，见周围没人，悄悄说：‘一切已准备好，明天，你看到我解上衣第2个扣子时，就到东头墙边等我。’
“第2天，我按他约定的信号，在墙边等他。一会，他来了，给我一个衣包，让我换上衣，便领我逃到附近1个串通好的老百姓家躲下。
“这一手果然高明，听说敌人发觉我们逃跑后，派了好多人各处去追，万万没想到我们就躲在附近。
“第2天，估计敌人都回去了，老崔戴上剧团证章，大白天，领着我大摇大摆地上了路。走了很远，看到墙上贴了一道通缉令，内容是谁若捉住拐带女犯的逃犯崔之奇，奖予大洋5000元。老崔看着我，卖弄地说：‘我可是舍命为君子啊！’
“我对他的确充满了感激。
“傍晚，我们快到一个小镇，老崔站下了，指指路边一家小店说：‘就在这儿住吧！’我正想开口问，只见他狡黠地䀹䀹眼皮说：‘镇上夜里要查店，这里没事。’
“走进小店，主人拿出本子要我们登记。老崔填到‘关系’一栏时，看我一眼，我连忙说：‘表兄妹。’他无奈地点点头，在栏里写上。
“吃晚饭时，老崔要了一些酒，递给我一杯，我没喝。我边吃饭边思索，决定向他亮明身份。就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么？’他吃惊地瞧着我。我说：‘我是新四军。’他突然哈哈地笑起来说：‘知道，知道。集中营里人们写的悔过书，有哪一个是真的！你如果接上关系，我跟你走。’
“几天后，在绍兴附近，我们听到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十分高兴。而这时身上的钱也快用光了。
“正为难时，见到某个县剧团的消息。我们马上赶去，找到那个剧团负责人，要求搭船同去上海，以后偿还路费。他们听说我们也是演戏的，同意了。
“就这样，我们终于回到了上海。
“我暂时住在老崔的家里，老崔对他父母说我是他在集中营里的同事。他的父母对我很好。
“尽管生活富裕、安逸，我的心仍然向往着过去的革命生活。不断出外打听、寻找过去的战友。但是几个月过去了，毫无音讯。
“一天，我在集中营里的班长王轩忽然找来了，她在我走后不久也逃了出来，并与上海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准备立即去解放区，问我是否愿意同去。我高兴极了。
“当晚，我将这事告诉老崔，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沉吟了半天，籍口说路上不安全，劝我不要去。
“我看出他并不真心愿意投向革命，决定独自出走。
“第2天清晨，我悄悄找到王轩住处，和她一起又奔上了革命的前程。”
洪婉结束了她的叙述，久久地深深陷在她的思念里。她的眼瞳闪耀着异样的明亮的光芒，充满了自信、喜悦和希望。
钱小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