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胡敏如，1918年出生在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一个小土地出租者家庭。13岁到上海求学，青年时代就读上海东吴大学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并担任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基督教各大学学生联合会副主席。1942年，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前往新四军二师，后调新四军七师。1947年又接受党组织的指派，奔赴皖南游击区投身敌后斗争，直到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一直在新华通讯社工作，先后任新华社安徽分社、浙江分社、河南分社、湖南分社社长，是解放初期新华通讯社任命的最早一批分社社长之一。可以说，他的大半生都献给了党的新闻事业。

在儿女的心里，父亲宽厚慈祥，和蔼可亲，是一个不善言谈、不太管家，只知道工作的人。像很多家庭一样，生活中他与我们的交流、对我们的照顾没有母亲多，但父爱如山，只是他深沉不善表达而已。每当我们兄弟姐妹想起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心里便充满了温暖，难抑思念之情。

在同事眼中，父亲作风正派，为人正直。他先后在新华社多个分社担任领导，无论走到哪里都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也因此，1998年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有人惊讶：“啊，来了这么多人！”许多老同志在这种场合相聚，熟人相见，异口同声地说：“老胡是个好人！”一句“好人”两字，普通而平常，但在他生前的老朋友和老同事看来却别有分量。

1958年，父亲由浙江调到河南分社继任社长。当时，河南省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还在开展，各单位的火药味儿都很浓，分社气氛也很紧张，三分之一的记者在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还有一些受批判的同志，也在恐慌中等待结果。父亲上任后改组了分社领导班子，一下子换掉3人。对提过一些意见被人抓住辫子的同志，分社领导分别谈话，提醒劝诫，公正对待，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会上，父亲也不讲那么多跟风话语，而是鼓励记者下去采访，做好本职工作。

开始，大家愕然，因为外单位都在批斗厮杀，之前分社也不例外；待回过神来，心里反倒觉得踏实了。老同志们都说：“老胡在任几年，在分社营造了一种氛围，这就是尊重人，信赖人，对同志不带偏见，没有个人好恶，一切从工作需要出发使用人、团结人。”这种氛围和这样做派，与当时分社围墙外的大环境似乎不大协调。但在围墙之内，却有着团结愉快的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关系。这种关系，使分社在父亲任期内，成为受总社表扬奖励最多的一个时期。20年前追悼会上，一位老同志对我们说：“你父亲当年的做派，让经我常想到一个问题：在极左路线肆虐的年代，一个单位的领导，有一点民主思想，有一点恻隐之心，那里的群众就能够多一点保护，少一点伤害！否则，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

当时分社有个记者，因为写内参向中央反映三门峡水利工程枢纽建设中的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父亲来的时候他的右派已经定案，正等待下放劳改。家里除了也是分社记者的妻子，还有3个1到5岁的孩子和一位烈士遗属老母亲，一家人不知将面临怎样的命运。父亲找他谈话，态度和风细雨，安慰多于批评，鼓励他下去好好劳动，过一段时间再回来工作，家里的困难，组织上会照顾。同时安慰他爱人，希望她打消顾虑，振作精神，努力工作，并嘱咐她要善待老人，因老人是烈士家属，应当受到尊敬和照顾。使得这家人多少天来七上八下，恐慌无助的心情，一下子安定下来。父亲说话算数没有食言，之后分社同志不仅尽可能的帮助这家人，父亲更在得知这个性情刚烈的记者在劳改时因继续反对浮夸风遭致更加残酷的批斗后，便悄悄托人找到林县县委书记杨贵，请他设法保护，及时将记者转移到一个山村的农民家里，算是九死一生。

父亲也不断同省委、新华总社沟通、斡旋，终使这个因不堪凌辱而愤然举刀砍断三根手指向党写下血书的记者，于1960年冬天回到分社，恢复工作，并获信任。他回分社采写的第一篇关于新乡县刘庄史来贺的长篇通讯很快便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并配发了社论。这是新华社第一次向全国介绍这位而后几十年都有很大影响的模范人物。稿件的刊登，对一个仍背着“摘帽右派”污名的记者无疑是极大的安慰。那时农村信息传播手段落后，除了听广播，几天之后才能看到《人民日报》。父亲找到他爱人，不说祝贺、继续努力的套话，只是叮嘱她立即给还在农村采访的记者发一封电报，告诉他《人民日报》采用文章的情况。这桩往事让这对夫妇一直难忘，提起来便感慨地说：“老胡如此使用和看重一个摘帽右派，不仅在新华社少有，在全国也属罕见！”父亲调离河南后，该记者笔耕不辍，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中国新闻名作的线索发现者、采访者和主要执笔人，他后来也成为了著名的记者。

说到父亲的正直，解放初期开展肃反运动，浙江省文教口成立了五人小组，父亲是机关领导小组负责人。有的老报人仅仅因为解放前写过几篇文章，就被怀疑是“托派”，要定性为反动文人，但父亲不赞成，认为证据不充分，不能轻易下这样的结论。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父亲对党忠诚，他不辜负职责,实事求是。一晃多年过去，父亲也去世了，然而很多事情大家还记得；正是他们的回忆，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父亲的为人，也更加钦佩他在那个强化阶级斗争的年代彰显出的可贵人品。

1963年，父亲由河南分社调任北京新华社总社内参部副主任，其间中共中央办公厅曾考虑调他去当刘少奇同志的秘书。父亲去世后，母亲说起此事，再联想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扣上“包庇右派”的罪名受批判，还不免后怕地说：“当初好在没有去，不然以你们爸爸的为人，真不知要遭多大的罪啊！”

多年的革命经历，铸就了父亲坚定的信仰！他党性强，讲原则，但又是一个作风正派，明辨曲直，富有正义感的领导干部。同志们说他“淡泊名利，不贪不占，没有害人之心、整人之心，对上不拍马奉迎，对下不压迫群众。也许他个人在新闻业务上缺乏建树，但在做人上却立下了一座丰碑。”他们还说：“对比过去政治运动中人性的善恶，你们父亲的为人，与他早年在大学接受的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有很大关系。”父亲经历风雨却始终站在思想的“原点”上，做人公道正派，没有背离自己的人生价值观。

回顾父亲的一生，当年同志们在悼念他时说的一句话，是对他最好的评价，他们说：“像老胡这一代老知识分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坎坎坷坷的道路，临走落个‘好人’的评价，足矣！”

“家祭勿忘告乃翁”，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兄弟姐妹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对他说—声：身为老战士，新四军没有忘记您；作为父亲，儿女们一直怀念您；愿您与您的新四军战友、我们的妈妈，永远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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