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父亲王韬百年诞辰之际，父亲的亲切教导依然在耳畔回响。记得文化大革命后，父亲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对共产党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我一直在思考这句话。回顾父亲的人生历程，有几个主要段落历历在目。

1938年正值抗日战争的重要关头，中日在徐州展开一场大会战。时年父亲22岁，那时他身为军事教官，负责砀山县所在学校学生的军事训练。青年学生组成了抗日游击教导队，父亲作为教导队的一个排长，带领学生奔赴徐州会战的前线，配合正面作战的主力部队，在微山湖一带抗击向徐州来犯的日寇。

徐州会战集中数倍的兵力对日寇予以沉重打击，后在日寇的南北夹击之下，以国民党军队的后撤而结束。父亲随后来到西安，进入当时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战时训练班学习。父亲在学生时代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游击战术教员共产党员周志坚的指引，离开了战时训练班，辗转到达陕北的安吴堡青训班，后进入抗大学习。

1938年9月，他在青训班加入共产党。1940年于抗大五期毕业后，任抗大一分校连长，抗大总校四团连长，负责抗大的连排干部和青年学生的培训工作。那时抗大在太行山上组织青年学习，很多青年学生只有十四五岁，面临日寇的扫荡、围剿、饥饿和疟疾，还要参加抗击日寇。父亲身为连长，既要组织青年学习，又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还要带领他们参加战斗。

最艰苦的时候，全连大部分战士都染上疟疾，那时父亲也病得无法站立，但他仍拄着棍子去查看战士的病情。最后全连住进了太行山区八路军的医院，就是在一所大庙里集中管理，并没有多少药物治疗，不少青年人病死，后来，父亲被送到八路军总医院才逐渐恢复。住院期间正是日军突击八路军总部，战士中能站立的人就去参加战斗，不能站立的人就互相搀扶着上山去隐蔽。在太行山期间，父亲先后参加了反围剿、关家垴战斗，在一二九师参加了百团大战的破击战。

1940年父亲在抗大总校一团上干队学习，年底参加了抗大总校支援新四军组成第二华中派遣大队。经过6个月的行军，行程5个省，穿越敌后，途中皖南事变爆发，父亲遂于1941年6月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支援抗大五分校。

当时陈毅代军长兼任抗大五分校校长。父亲在抗大五分校二大队六队任队长。这个队主要是上海来的青年学生，一点军事都不懂，从最基础的立正、稍息的动作开始训练。学员们的思想很明确，就是打日本、救中国，学军事、学打仗，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

1941年7月，日寇突袭盐城军部，父亲带领学生连镇守盐城阵地，打击沿射阳河来犯之敌。为保存青年学生，学生连撤出盐城转移隐蔽。因为学员们每人一个板凳，敌人就专打“板凳队”。部队在敌人占领盐城后，专门在南洋岸埋伏从盐城北门顺河过来的日寇的汽划子，率领部队打击这一带的汉奸和投靠日寇的土匪，还在根据地执行剿匪任务。

1942年军部成立抗大总分校，父亲到参谋训练队任队长，并参加了“整风运动”。1942年底，父亲带领部分学员到七师成立抗大十分校，父亲在连干部队任队长。1943年3月，父亲带领一百多名连级干部到达和含地区，被任命为和含支队教导队队长。

在这期间教导队除教学任务外，在反“扫荡”中负责师长傅秋涛的保卫、担负五师政委郑位三、曾山同志等去军部的护送、七师向军部送款送物资等任务，及训练和含地区的武工队、游击队、民兵骨干组织他们开展游击战、地雷战和破击战。

1946年父亲到华东军政大学上干队(由团以上军政干部组成）学习，之后在一大队负责团以上干部的军事教育。1948年至1950年 父亲先后在华东军政大学搞军事教育工作。1950年，父亲作为华东军区的代表，参加了祖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部队官兵。

1952年父亲调任军委总干部部军校处任处长（任党支部书记，该支部是当时总干的模范党支部），参加全国军事院校的选址和主要干部的任免工作。1953年任志愿军司令部干部任免处处长，负责司令部副师以上干部任免、兵团机关干部的任免和考核，参加了五次战役，1958年参加志愿军撤军工作。

1960年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后，父亲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第二设计部政委，这是我国地空和地地导弹系统的总体设计部门，从此开始了我国国防尖端科研的一线领导工作。父亲这一次是带领大学毕业的青年科技人员攻克重重技术难关；在苏联专家撤走时，父亲千方百计地与苏联专家搞好关系，使得苏联专家偷偷地留下了一些图纸，为研制工作保留了珍贵的资料。

父亲带领青年工程师们先后完成对苏制的制导系统和导弹总体的仿制，研制出我国第一代的地空（红旗）导弹和地地（东风）导弹，为我国现代国防导弹事业奠定了基础；1963年他所在的部队派出工程技术人员配合导弹二营，成功地击落美蒋的U2高空侦察机，并从美国的侦察机上发现了电子反侦测的装置。 我们的工程师成功地研制出我国第一代对抗电子干扰的反干扰装置，开启了我国电子战的开端，配合导弹营先后击落多架U2侦察机，从此美军撤出了对我国大陆的U2高空侦察机。父亲的勤奋工作，为我国强大的国防建设事业做出了一份自己的努力。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遭受了莫须有的罪名和无情的打击，十年浩劫，没有摧垮父亲的意志，但摧垮了父亲的身体，父亲患了严重的心脏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3年父亲全力投入到中央整党委员会的整党工作，他负责国务院工交口部委的整党联络工作和老干部的平反工作。父亲恪尽职守带病努力工作，为中央整党工作尽心尽力。

1988年10月，父亲荣获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1993年荣获航天部向参与创建航天事业的老同志颁发的“航天事业贡献”奖章、“航天事业创业”纪念章。父亲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创业者和开拓者，他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贡献。

1990年5月父亲作为早年在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的学员，参加了在北京成立的黄埔军校同学会，聂荣臻元帅（前黄埔军校教官）和徐向前元帅（前黄埔军校一期）向黄埔同学会发出号召：祖国尚未统一，同学仍须努力。父亲秉承黄埔同学会的宗旨，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于振兴中华。父亲积极参加同学会的活动，为之竭尽所能。

父亲于1995年参加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时，与抗战老战士们在台上引吭高歌，次日早晨突发脑溢血，于9月4日经抢救无效而离开了我们。

在此父亲百年之际，全体子女深切地怀念我们的父亲。执笔王京。

                  王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