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段六奎和母亲黄雅荘都是新四军老战士。在战争年代，他们为了民族的生存、人民的幸福赴汤蹈火，英勇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依然艰苦奋斗，尽心竭力，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的终点。他们这一生，始终与人民同甘苦，与新中国共命运，对党忠心耿耿，始终如一。

2018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除了思念和缅怀，我还想更多地去了解和追寻一个世纪前他来到这个世界后所走过的每一个脚印，了解他参军报国的心路历程。为此，我再次翻开了他的《自传》。

一

父亲的老家湖南郴县，地处南岭北麓，湖南省的最南端。1918年9月19日，父亲出生于现郴州市苏仙区邓家塘乡两湾洞村的段家大院。据说这是一座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湘南古民居，当时已有500余年历史。段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望族。两湾洞的段氏后裔秉承先祖遗风“重教兴文”，明清两代出过6位进士。

父亲幼年读书时，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进入中学正是上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加紧对我国的侵略，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接连爆发，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反日救国的活动如火如荼。父亲对日本侵略者非常痛恨，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以及在上海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极为钦佩，内心不断涌动着从军报国，挽救民族危亡的急切愿望。他觉得，中国所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辱，根本原因是中国武力不强，所以青年人应该为国从军。可是，报考军校的路在哪里呢？

由于家道中落，初中毕业后，父亲只得中断学业返乡，屈从长辈安排当了小学教员。虽然生活一时安定下来，但一心要冲出封建家庭牢笼到社会上去寻找出路的父亲始终心有不甘。1937年春，他假称到衡阳寻找升学机会，跑到苏州投靠了同乡陈子敬，想请他帮助介绍投考军校以图报国。陈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北伐时当过副师长，因为部队属于“杂牌”军，非蒋介石嫡系，所以到南京后部队就被“改编”了，自己也从此赋闲在家。

陈子敬有个朋友叫李典午[1]，当时在南京开了间律师事务所，并在南京八卦洲买荒种地，掩护革命活动。李是1925年的中共党员，1936年曾被派往西安开展工作，参与组织成立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领导开展西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并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西安事变”的积极参与者之一。由于与李典午交往密切，陈子敬对共产党的看法比较正面。父亲住在陈家，陈经常与他“闲谈”，讲些国民党军队中的黑暗和不堪，也谈到“西安事变”张学良所以扣押蒋介石，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来共产党派代表到西安，事件才得以和平解决，并不像报纸上说的张学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和欺骗，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抗日救国等等。经过陈这些启发和影响，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知，开始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有一天，陈子敬问父亲：陕北延安有一所军事学校，叫抗日军政大学，是共产党办的。你愿意去吗？父亲没有犹豫，表示愿意前往。

第二天，父亲拿着陈子敬写的亲笔信找到李典午先生，李与父亲谈了话，之后为他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给西安“全国青年救国联合会”的，一封是给驻陕西三原县西北军177 师副师长王根僧[2]的。他告诉父亲，这两处都可以介绍你去延安进抗大。父亲很高兴，辞别了李典午和陈子敬，很快赶到西安。他先找到“全国青年救国联合会”，不料一个负责同志说，抗大暂时不招生，要他留下先做些其他工作。父亲赴延安学习心切，又到三原找到西北军的王根僧。王当即给父亲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给博古同志的，一封是给军委四局局长陈奇涵同志的。父亲凭信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正好博古同志在。博古看了信很热情，说王根僧是他很熟悉的朋友，他正要回延安，可以带父亲同行。

８月，父亲如愿到达延安，经陈奇涵同志亲自谈话后，被安排进入陕北公学一期一队学习。从此，父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崭新人生。

二

陕北公学的学习仅仅3个月就提前结业了。学习时间虽短，但让父亲比较全面地理解和接受了革命的道理，开始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愿意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这对他确立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是一次很关键很重要的启蒙。

1937年12月，父亲奉命随周子昆同志到南昌参加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如今南昌的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着一份珍贵档案 —— 书写于1937年12月21日的《调四军军事政治工作人员花名册》。

这本花名册上登记着从延安调派到汉口参与新四军军部创建的第一批90 多人的姓名。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花名册》是由后来担任新四军副参谋长的周子昆同志经办的，“1937年12月21日”是在延安呈送毛主席审批的时间。从这一天起，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就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新四军的初创工作，与铁军结下不解之缘。他们抵达汉口以后，第一批穿上了灰色的新四军制式服装。

刚到南昌军部，父亲有幸在张云逸参谋长的亲自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主要任务是执笔给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书写信件。因为年纪轻，又无工作经验，经常受到张云逸首长的亲切教诲和具体指点。1938年１月，父亲随项英副军长到江西南康赣南游击队开展改编工作，与时任指导员的张日清、时任班长的康林在一个连队。这个连队后来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四连，也就是现在北京卫戍区“老虎团”的红四连。1938年4月，部队开赴皖南，准备进入江南开展游击战争，父亲又被调回支队政治部。在这段时间，他接触了很多共产党员，对党的组织有了新的更深的认识，了解了党的宗旨和共产党员肩负的光荣使命，进一步确立了终身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志向。他想成为一名党员，正式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后经一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郭猛和组织干事杨汉林介绍，终于在皖南被吸收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举手宣誓的那一天起，父亲的信仰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部队到达茅山地区以后，陈毅司令员要求指战员必须模范执行党的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广泛开展抗日形势的宣传，以实际行动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当时，为了对当地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部队还专门成立了工作组。父亲参加的工作组组长是陶勇，副组长是林胜国，父亲是组员。工作组一方面同一些上层人物“交朋友”，一方面深入基层群众，进行个别交谈开展工作。

1938年11月，父亲被调到司令部机关任政治指导员兼直属总支书记。由于他一再要求去一线作战部队，次年１月被调到一支队特务营一连任指导员，1940 年７月升任营教导员。在打姜埝的时候，战斗发起不久营长负伤，父亲接替指挥，带领全营英勇作战，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突入纵深的任务。战斗结束后，首长表扬父亲“打仗不怕死，能出色完成任务”。后来父亲又先后担任过旅军需处主任、供给部政委、特务营政委、旅卫生部政委、台北县总队长和苏中军区军工部政委。

1942年底，二旅（二分区）主力渡江南下，只留少数部队在原地坚持。时任二分区卫生部政委的父亲，带领医院及近百伤员，在敌人据点周边潜伏和穿插达半年之久，部队毫发未损，伤病员的医治工作也未间断，圆满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任台北县总队长时，全县民兵积极活动，不断俘获伪军，迫使小股敌人不敢下乡抢劫袭扰，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也曾来信嘉奖。

1944年6月，父亲被调到淮南新铺华中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关于这一段，他在《自传》里有详细记述。他说，经过整风学习，自己在理论上与思想上得到了进一步改造和提高，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以及思想方法，系统地反省检查和清算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及组织观念，是他思想觉悟的又一次提高。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任团政委参加了苏中战役（7 战7 捷）、通榆线阻击战、泗阳战斗等作战行动，淮海战役后升任二十九军八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陆续参加了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州战役、漳厦金战役和闽西剿匪斗争，终于看到了蒋家王朝的覆灭，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

三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选送到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系一期学习，因成绩优异，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新成立的解放军政治学院，从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调研和教学工作，任政工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是栗光祥。

教研室有教员、助教和秘书共30人。教员都是从各部队选调来的有丰富经验的优秀师团级政工干部。有15人1955年被授予大校、上校军衔。当时有些人不安心教学工作，想下部队带兵，父亲愿意沉下心来读书和研究我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和规律。在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同时，他组织教研室人员查阅苏联、美国关于核武器对现代战争影响的论述，研究广岛、长崎核爆造成巨大破坏和影响的资料，开展了《核武器条件下的政治思想工作》等多个课题的研究。

1961年，为加强地方的政治工作，父亲服从组织安排，跨入了热火朝天的冶金工业战线。先是到太原钢铁公司担任党委副书记，后来又任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党委书记。1966年，他临危受命，只身赴任酒泉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兼嘉峪关市委书记。面对“文化大革命”风潮的猛烈冲击和“造反派”的无情迫害，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呕心沥血，坚持工作，坚信党和群众，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为酒泉钢铁公司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父亲的冤案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出任冶金部基建局负责人。1975年，冶金部主要领导与父亲谈话，要他担任基建工程兵冶金部办公室的主任，另一位资格较老的老红军担任副主任。父亲顾全大局，主动建议让老同志来主持工作，自己甘当副手。部领导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父亲工作勤恳，作风深入，善于思考，事事从实际情况出发，处处以革命工作为重，为基建工程兵部队的建设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此，他胸怀坦然，无怨无悔。

四

父亲的晚年，我常陪伴他，听他讲一些战争年代的往事。

讲得最多最动情的，是老首长陈毅。1938年父亲任一支队司令部通讯队指导员的时候，一支队只有两部电台，每次作战，一部留司令部，一部随主力团行动。有一次夜间行军，背手摇发电机的战士跟错了队。到了目的地，首长要与部队联络，不见了手摇发电机，陈老总发火了。幸亏背发电机的战士及时找回部队，才没有贻误战机。陈老总的严厉批评，父亲一直牢记在心。后来每次行军，都安排一名干部与背发电机的战士同行，防止掉队。

父亲任司令部指导员兼总支书记期间，与陈毅司令员在一个党小组。首长平易近人，像普通党员一样过组织生活、交纳党费，非常和蔼可亲，给父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还参加过陈老总和张茜同志的婚礼呢！解放后有一次碰到陈毅元帅，首长一眼就认出了他，亲切地叫“小段”，父亲很激动，但父亲说他这个时候已经不年轻了。

谈起黄桥决战，父亲也总是很兴奋。他说他所在的二营打黄桥的时候取得过骄人的战绩：抓了900多俘虏，缴获了700多枝枪。不仅全营都换上了好枪，还上缴了不少。俘虏中的军官全部释放，一个不留，士兵愿意留下的，挑好的补充到连队，一下子，二营变成了“加强营”。

父亲究竟经历了多少次战斗已经数不清了，但他运气不错，很少负伤。最危险的一次是在与日军作战中，被鬼子一枪打飞了帽子，幸运的是只蹭破了头皮，不影响继续战斗。还有一次，父亲去上级开会，因为当时条件有限，他骑马，警卫员只能步行。会后，父亲急于返回驻地布置任务，就策马先行了。途中过河，牵着马刚走到河中间，忽听有人大喊：“站住！不许动！”回头一看，是一名军人举着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准自己，不免心头一惊。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老兵。通过对话，父亲知道这个人是觉得部队生活太艰苦，想回江西老家就开小差了，因为过不了长江，一直在当地流窜。父亲劝他尽早返回部队，不要干傻事。他听不进去，喝令父亲“向前走，不许回头！”父亲一边走，一边琢磨怎么进一步做工作，也担心这个逃兵从身后打黑枪。走出了熬人的十几步，身后没有了动静，猛一回头，只见那匹马还站在河中，逃兵已无踪影。又一次有惊无险。那个逃兵后来还是被部队捉住了，受到了严肃的处理。

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上映后，我曾问过父亲，他所熟悉的罗炳辉将军是怎样一个人。他说，罗将军任一支队副司令时，治军极严。他因地制宜制定了练兵方法：野外操练要设置独木桥、矮墙、铁丝网、水沟、壕堑“五大障碍”；士兵个人必须掌握射击、投弹、拼刺、劈刀、土木作业“五大技术”；指挥员要善于谋略，能熟练掌握麻雀战、回旋打圈、狙击技术、化零为整和化整为零、改造地形、埋伏、摸哨、诱敌、打援等游击战术。要求官兵灵活掌握，讲求实效，绝不搞花架子。他还经常组织比武、会操，特别注意保持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不愧是新四军的一代名将。

……

转眼，父亲离开我们20 年了。小时候，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非常严厉，我一直有点怕他。现在回想起来，那实际上是一种有意掩饰的疼爱。父亲其实很慈祥，他始终关心着我们每个孩子的进步和成长。在我们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父亲总会出现在我们身边，给我们点拨人生的方向，告诉我们应有的科学态度和走出困局的正确途径。知子莫如父，父爱如山啊！父亲以自己革命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和榜样，这是一笔无法计量、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我们决心沿着父辈的路走下去，不忘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段 延         

[1]李木庵，字典午，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法制委员会刑事法规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2]王根僧，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第二期炮兵科毕业，曾任连长、营长、团长。1925年1月出任黄埔军校第3期入伍生总队步兵大队中队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团参谋长、第七军参谋长、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一七七师少将副师长、第九十六军副军长。抗战胜利后，历任陕西凤滨师管区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高参、第四十二军副军长兼南疆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整编第四十二师中将副师长。1949 年9月25日在新疆迪化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第九军副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