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回首往事，我的眼前就不由得浮现出刘大官那英姿勃勃的身影：结实粗壮的身躯，目光炯炯有神，性格爽朗，气宇轩昂，肩头老背着一支木匣驳壳枪，枪柄上还飘着一块已经褪色的红绸，一望而知准是一位主力部队的军事干部。这就是泰国归侨刘大官。

刘大官，原名刘进龙。祖籍广东省普宁县乌石区新寮乡下坛村人。1914年7月出生于泰国曼谷柴珍嗒叻爱国侨商之家，高小文化程度。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他就是暹罗华侨工人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成员。当日军猖狂进犯，眼看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于1938年4月毅然弃家回国，在福建龙岩参加了新四军。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营学习结业后，分配到老六团电台当技术员，不久即升任为六团一营副官。1939年，他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随后调至老六团团部任侦察参谋。

我认识刘大官同志是1940年的初夏。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江苏的反共顽固派头目韩德勤，密令国民党苏鲁皖游击区总指挥部，纠集保三团和税警总团等13个团约2万余众，妄图一举消灭驻守在泰州郭村的新四军挺进纵队。6月28日清晨，一颗迫击炮弹落在挺进纵队教导大队的营地，“咣”地一声爆炸，大队长薛汉阳被弹片击中倒地，顽军开始进攻了。那时驻守在郭村的新四军只有挺进纵队、老六团和四团的一个营、教导大队的两个中队，加上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机关，总共不过2000多人马。我当时是教导大队政治队的学员，为迎战顽军，我们政治队也组织起来投入战斗。我端起一杆老套筒步枪，身上仅有5发子弹。本来刘大官和我是在同一条战壕里阻击敌人进犯的，但为了掌握敌情，他又冒着枪林弹雨亲自深入敌前侦察。只见他时而隐蔽，时而匍匐前进，动作敏捷，沉着勇敢。

郭村是个小村，纵横相望，方圆不过四五华里，散落着200来户农家，共1000多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顽军的进犯，敌人围攻了4天，而小小的郭村仍在我军手中。第5天，顽军总指挥部大概是急疯了，竟从各团、支队中纠集了足足两个营的“敢死队”，并灭绝人性地扬言：攻下郭村，放假3天（意指可以任其部下奸淫掳掠）。这是诱发顽军拼死卖命的一招，而且在“敢死队”后面还有“督战队”压阵，凡后退者格杀无赦。这些“敢死队”疯狂地向我阵地扑来，他们发现我们这个战壕守卫点的兵力少，火器弱，便三番五次地向我们这个守卫点猛攻，形势相当危急，眼看就有被突破的危险，幸好教导大队副大队长蒋鹤村扛着一支马克沁重机枪奔跑赶来增援。正当敌我双方胜负难分之际，刘大官和老六团团长乔信明率领两个营的主力，又从郭村西南杀了回来，堵在敌军的屁股后头，把顽军打得四散而逃。这时，从老六团调来政治队的学员们神气十足地告诉我说：“那位威风凛凛的侦察参谋，就是泰国归侨刘大官！”这一仗，打出了新四军挺进纵队指战员的信心和威望，同时，刘大官同志也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新四军挺进纵队里有不少归国抗日的青年华侨，其中有留学生、大学生和女兵。日本归侨江有生是漫画家，新加坡归侨王啸平是导演，马来西亚归侨蓝芝冰也颇有名气，他们都是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以身许国的有志青年。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要数泰国归侨刘大官，因为我俩毕竟是在同一战壕里生死与共的战友。

1941年，我从挺进纵队政治部调到老一团( 即原老六团) 政治处工作，又和刘大官同志在一起。当时还处于游击战争状态，天天行军，夜夜宿营。老一团团直属机关很精干，团部几名参谋，政治处几名干事，列队出发，眼对眼，脚踢脚，严肃活泼，亲如兄弟。

有一次，我问刘大官：“你为什么叫刘大官，而不叫刘小官？”刘大官却打趣我：“取名儿，那是父母的责任，也许他们希望我做大官吧！可我这火爆脾气，连做个小官也不合适。”刘大官讲话广东口音很重，他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善于调侃，接着他又非常风趣地补充说：“你可别小看团部参谋，官小权大，团长指挥作战决策，全靠参谋来参谋。”

后来我才知道，“刘大官”这个名字，是老百姓封的。由于他在一营当副官时，对老百姓的态度非常和蔼，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刘大官身体长得健壮结实，挺胸拔背、威风凛凛，具有英雄气概，豪爽可亲，一看就像个“大官”的样子，所以老乡们不肯叫他副官，都亲切地称他为“大官”。久而久之“刘大官”这三个字反而取代了他的原名刘进龙。由此可见，当地乡亲们对他是何等爱戴。

战争年代, 干部调动工作十分频繁。1943年春，刘大官同志在抗大九分校党训队参加整风学习，正好我也在该校一大队三中队任政治指导员，我俩又在一起了。当时斗争形势很严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奉行“曲线救国”路线，名义上虽挂着抗日的招牌，实际上顽、日、汪合流反共。4 月12 日，顽固派妄图发动第二个皖南事变，以主力五十二师为首，集结了12个团的兵力向我苏南新四军根据地进犯。我苏中军区当即决定抗大九分校从苏中地区跨越长江，向江南茅山地区转移。在新四军十六旅的阻击掩护下，14日深夜，抗大九分校上千名干部终于突破重围，跨越京沪铁路，在南京、镇江之间渡过长江，胜利地抵达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天长县。这次战斗，顽军主力大部分被歼，我军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仅铜山战役一仗，我们抗大九分校就有50多名连以上干部伤亡，其中包括团级干部老红军汤万一、教导员唐昆远等相继阵亡。整风中每当回忆这次战斗时，刘大官总是显得分外悲愤。他多次激动地含着眼泪说：“必须永远记往，我们活到今天, 是无数战友的流血牺牲换来的!”

经过这次战后整编，我也参加党训队的整风学习，与刘大官同志朝夕生活在一起。我们的营地在天长县大通镇，我和刘大官住在沿马路的一家小店铺里。时值初夏，夜里我俩就把门板卸下来支床睡觉。当时，战斗行军背包每人不得超过6斤，这就是全部家当。我们吃的粮食要到30里外的铜城去背，规定每人背20斤，大官的力气比我大，见我累得汗流浃背，常把我的米袋抢过去帮我背，他还风趣地说两个肩头同样重，走起路来身子反而平稳些。

根据地生活很艰苦，我们营级干部的待遇，每月仅发津贴费3.5 元，是根据地江淮银行印发的“抗币”。那时刷牙没有牙粉、牙膏，只能用盐代替；大官在洗脸时，习惯于用两手捧水往脸上搓，然后用毛巾擦擦，他说这样可以延长毛巾的使用寿命；洗衣服没肥皂，就用稻草灰过滤后的水来洗。刘大官有吸烟的嗜好，经常处于“断粮”状态，他只得捡烟屁股把烟丝剥出来，再掺合点荷叶、干草之类，裁一角报纸斜卷成土制香烟来抽。我逗他说：“大官, 你肚子里的馋虫都快饿死啦！”他无可奈何地两手一摊，笑笑说：“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勉强过过癮呗!”我想，刘大官在泰国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却宁愿放弃一切享受，回国参加抗战，过着如此艰苦的生活，如果没有报效祖国的精神，没有革命理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那是根本做不到的。

抗大九分校党训队整风开始了，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理论联系实际，端正党风，统一思想认识，解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学习气氛活跃，谈笑风生，大家都可以自由发言。记得在讨论“中国革命是工农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工农”的问题时，刘大官认为：从下面看是工农成份领导知识分子；从上面看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不都是知识分子吗？这表明领导革命不是按成份来划分，而是着重于政治思想上的领导。毛主席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大概就是针对这个来说的。

当讨论到“新民主主义能不能出国”时, 大家发言更是热烈。那时新四军中有一名日军俘虏香河正男，是日军反战同盟成员，他正在孜孜不倦地把《新民主主义论》翻译成日文。有人向大官提问：“刘大官同志，你认为《新民主主义论》能进入泰国吗？”大官思索了好一阵子，可能是在分析泰国的国情、社会条件和阶级力量对比吧，然后才一本正经回答：“泰国人80% 是佛教徒，我看无神论很难进得去，100年之后也许可以。”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刘大官和我同时都调到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三十三旅九十七团，大官任副团长，我任团政治部主任。

11月6日，淮海战役揭开了序幕。我们九十七团随十一纵队向淮海战场挺进后，即奉令突破大运河，抢占南起宿迁北至窑湾80里长的运河西岸阵地。在我华东野战军锐不可挡的攻势下，9 日就占领了窑湾，至11日，蒋军六十三军全部被歼。12日，为增援李弥兵团和被困于碾庄圩的黄百韬兵团，号称“天下第一军”的邱清泉的新五军上阵了。他们全部美械装备，火箭筒、卡宾枪、冲锋枪、火焰喷射器等全都用上了，兵骄将横，攻势凌厉。当时我团和九十八团在黑山地段构筑工事组织堵击，光秃秃的石头山上无法挖战壕，就用山石堆垒作障，组成射击掩体。这时刘大官在阵地上穿梭巡视，察看地形，分析敌军进攻路线，配备阵地火力。蒋军以空军、炮兵猛轰我方阵地, 我前沿战士分散隐蔽，大官有条不紊地沉着指挥，只等到蒋军炮火延伸、步兵冲锋时，才以突然密集的火力杀伤敌人。我们都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敌人不走近不打，瞄不准时也不打。这真是一场拼死搏斗的激战，有的战士手榴弹打完了，干脆就用石头砸。后经我5个纵队合力奋战10天10夜，黄百韬兵团的4个军终于被我全歼。兵团司令黄百韬也被击毙于碾庄圩。

11月23日至12月15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我们九十七团跟随十一纵队，主要任务是追击截堵蒋军。各路兵马齐头并进在宿迁永城公路上，以急行军的速度星夜兼程，向涡阳、肥河口一带运动，堵击向西南方向逃窜的孙元良兵团。刘大官和我纵马横枪，昼夜以140里的行军速度飞赶，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追上就是胜利!”记得那时大官同我在马背上有过一段风趣的对话：“自卫战争之初，陈毅司令员说过，我们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意指主动北撤)。战争打了不过两年多，我们现在是关门打狗，边打边追了！”12月5日，我团追到河南永城脚下，终于封住了孙元良兵团的部分溃逃部队，俘获了几千人马，而孙元良兵团的其余部众也被我军后续部队很快包围歼灭。

淮海战役以我军全胜结束，百万大军移师长江北岸，准备渡江作战。这时，军部忽然下达一道调令：九十七团副团长刘大官同志另有任用。我俩只得互道珍重，依依不舍地告别。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被派去参加“抗法援越”斗争。担任援越军事顾问团二团副团长( 代团长)。1952 年，解放奠边府的战役胜利结束后，刘大官同志从越南归来，特地到南京来看望我们这批老战友。叙谈中得知，奠边府战役苦战3个月，歼灭法军12000余人。大官还随手掏出几颗黄澄澄的钮扣，是从侵越法军军官制服上取下来的。他把钮扣分送给我们时说：“这是战争胜利品，留下做个纪念吧！”在越南作战的艰苦状况另是一番滋味，大官说他最难以忍受的是在原始森林中行军，丛林中有许多旱蚂蝗，只要一叮在人身上就猛吸血液，打不死，甩不掉，真是防不胜防。在谈及胡志明主席亲切会见中国军事顾问时，他说：胡主席一派长者风度，对中国援越人员的生活关怀备至，甚至有意无意地夸赞越南姑娘美丽善良，暗示中国顾问们可以娶越南姑娘为妻。大官说中国军事顾问们都非常明智，对漂亮的越南姑娘只是亲切地多望几眼而已，从不敢想入非非。

在六朝古都南京鼓楼的坡地上，我怅然送别刘大官同志，这一别竟长达30年之久。30年的风风雨雨，坎坷生涯，难以尽述。只依稀得知大官长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三师、工一师任副师长、师长。1986年春天，我忽然接到大官的来信，信中说他患中风症，只能坐轮椅行动，说他渴望再来南京看望我而此心愿恐难实现。信中他还附寄了几张照片，从照片上看，他依然神采奕奕，英姿不减当年。遗憾的是我们从此终未能相见一面，只是遥相怀念，彼此默默祝福而已。

1987年11月，刘大官同志辞世，终年73岁。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这篇小小的文章。大官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忆战友刘大官

                揖别佛邦壮志行，狼烟故国挺大江。

斩倭反顽血战多，黄海平原逐豺獐。

围城决战奠边府，胡笑法兵泪汪汪。

边陲驼铃慢步迈，戈壁留影芳草芬。

    方 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