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李代耕于1918年3月出生于河南林县，于1933年、1936年在林县立师范学校、安阳农林学校毕业后，参加“江西省乡村抗战巡回宣传团”从而走上抗日革命道路。

当时,党在乡抗团等团体中设立了党支部，把南昌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他们把南昌看做“南方的延安”纷纷前来。父亲也是在那时由南昌市委委员周平非介绍入党，并担任乡抗团七队党支书，江西乐平县特别党支部书记。

1939年,父亲任五支队十五团政治处副主任，不久,先后担任六合县委、仪征县委书记。六合县地处要津，直接威胁南京，因此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为了健全与上海、南京等地的联络，从安全性、便捷性、隐蔽性和长期性考虑，华中局城工部巩固了已有的与敌占区的交通路线，开辟了新的联络线路。在父亲的领导下，新开辟了瓜州进入根据地的路线,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这条线是华中局城工部用得最多的一条。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1942年春华中局要打通与北方局的联系，组织上派父亲前往设在山西的八路军总部去取绝密的电报密码。从淮南到山西，沿途都是敌占区,任务之艰险是可想而知的。他欣然受命前往,见到彭德怀同志,向他汇报了一些情况,取回绝密电码，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父亲在华中局工作期间，接受了关于基层党的建设问题的调研任务，撰写了《殿发乡调查》、《农村支部工作》，这两份专题报告，作为当时华中建设大学的讲义，受到了华中局领导的赞扬。

1943年8月，傅秋涛（时任七师代理师长）和何伟（时任七师政治部主任）奉命去延安参加“七大”，当时华中局为了保证各地区去延安开会的负责同志的安全，便由曾山亲自委派父亲为政治交通负责送到太行。1944年3月，他奉命送潘汉年经敌占区去延安参加七大。

1942年1月13日，刘少奇正在主持华中局会议，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七大。3月19日，刘少奇等人动身，穿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陇海路，3月底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7月下旬，刘少奇离开山东抗日根据地，向陕北进发，于12月30日到达延安。1965年父亲曾经撰写长篇回忆文章“送胡服同志到延安”、“少奇同志在淮南”。该文未发表，文革就开始了，由于抄到底稿，还是受到了批斗，被军管会定为“严重政治问题”，下放“五七干校”三年。有关同志回忆，父亲护送刘少奇从华中根据地过微山湖到冀鲁豫，其中细节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重庆谈判期间，党决定从长江以南的八个解放区撤出所有人员，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为使这一重大决策保持高度机密，没有采用电台发报的方式，而是派专员向当地领导进行口头传达。父亲受华中局派遣，到苏南区传达党对当时的形势分析和任务。

“十年内乱”是他一生工作中最艰难的时期，国务院各部委工作几乎瘫痪，我们的父亲常常是白天挨斗、做检查，晚上开会抓生产。父亲对党无限忠诚，襟怀坦白，从不计较个人荣辱、名利，他原则性很强，刚直不阿，实事求是，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尤其是对一些知识分子、老战友、老同志更是关怀备至，他总是满腔热情地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父亲平时工作勤奋忘我，几十如一日，自我们记事以来，他就很少和我们在一起，一年中至少有半年是在外面，不是下基层调研，就是参加会议。即使不外出访问，每天也是早出晚归，回到家也是读书，或埋头写作。最后几年竭力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枪回来，他利用节假日和牺牲休息时间撰写的《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料》荣获了首届全国科技史优秀图书二等奖，后又编写了《新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略》，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完成了“交接班记录”。刚确诊胰腺癌，他就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有许多事还没做，也没来得及回忆战争期间的经历,父亲就去世了。

1990年由汪道涵主编的《丹心集》在父亲去世五周年之际出版，在这本纪念父亲的文集中收集了部分老战友、老同事的回忆文章。“尊前谈笑人依旧”，斯人已逝，精神永存。谨以此文，纪念父亲的百年诞辰。

          李鲁陵李鲁阳李浙阳李海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