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庭光，1924年生，2005年去世，享年81岁。他童年曾为父亲革命作掩护；少年(14岁)时随母寻父，参加新四军；青年、中年、老年踏着父亲的足迹，接过父亲的笔，成为一位国际问题专家、世界史学者，被誉为我国二战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朱庭光的父亲朱镜我曾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皖南事变中为革命捐躯。朱镜我早年留学日本，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实践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者；是我国早期进步社团---左联、社联的创建人之一；是早期中共白区党的一位领导人；是新四军的高级干部。他学贯中西，下笔成章，是文坛、沙场的闯将、勇士。他带领妻儿参加抗日队伍，是中共第一代革命者，是知识分子走上革命之路的一个典范。

一、认识朱庭光较早，知道他父亲较晚

1950年，我和朱庭光在上海相识，当时他调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我在部里做秘书工作，他来报到时，我接待了他；1955年初，我们同时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他在国际宣传处，我在宣传处；“文化大革命”中同在干校劳动改造，我种水稻，他养猪。我们相处50多年，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位革命先烈。他没有高干子弟、先烈后代的优越感、特殊化，他平易近人，埋头笔耕，不自夸，不表露，甚至没有透露过他的身世和父辈情况。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去看望“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囚多年刚刚出狱的夏衍。夏老是我们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时的老领导，见面他不谈自己，问起了老华东局宣传部一些同志的情况，也问起了朱庭光。这时我才知道朱庭光的父亲是革命先烈朱镜我。夏老对朱镜我评价很高，也很称赞朱庭光。此后在我和朱庭光的交往中，他从未提及父亲，但后来我从他的诗集、文集中看到他对父亲的回忆，感情很深。听他夫人张彤说，他原打算离休完成自己的课题后，着手收集、研读他父亲的著作，后来因多病未能如愿。

我曾陆续读到一些对朱镜我的回忆和纪念文章，以及《朱庭光集》等，还听过张彤的口述片断，其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他们父子中，父亲由学者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军人；儿子由军人成为学者。我从中看到了两代革命人对革命的执着、奉献和风采。

二、朱镜我由学者成为军人，牺牲沙场

1901年，朱镜我出生在浙江鄞县一户乡村塾师的家庭，10岁时丧父母，大哥、姐、弟先后夭亡，只剩下12岁的二哥。1918年，17岁的他随二哥东渡日本求学，起初靠二哥的官费生活，后来二哥也病逝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已有传播，他有机会攻读了不少马列经典著作。和他同时留日的学子多攻读理工等学科，为更好研究马列主义，进一步寻求真理，探讨救国之策，他选择并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专攻社会科学。1927年春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进京都帝大研究生院深造。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还掌握了日、德、英、法四国语言；他广交朋友，结识了当时旅日的一些进步人士，还参加了日本共青团的外围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等社团。为研究日本、了解日本，他周游日本，目睹了中国人在日本受到的歧视。他曾预言将有一场中日之战，他在日记中写道：“预备着，死于沙场，当然是我们的权利!”此时，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成员成仿吾到日本，与朱镜我等人会晤并取得共识，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亟须加强文化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的传播。

1927年10月，朱镜我弃学回国，在上海加入创造社，成为该社的中坚分子、理论台柱。他主编《文化批判》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响亮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受到读者的欢迎，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是迷途上的导师”。在《文化批判》第一至第五期发表的系统介绍马列原理的论文12篇中，朱镜我撰写的就有6篇。他所写的《科学的社会观》得到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的称赞，曾被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人约见。《文化批判》出至第五期被国民党查禁，他又主编《思想》《新思潮》，还创办书店，到大学讲课，号召学生到实际斗争中去。他翻译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恩格斯名著全译中文单行本。他和当时的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并肩战斗，不断冲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坚持宣传马列主义。他曾言明，宣传的根本目的乃在于以此来指导变革中国社会的革命行动。朱镜我等人和鲁迅曾有过分歧和争论，鲁迅却很看重朱镜我等创造社的作者，他说：在朱镜我等新分子里“是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有的已成为实践的革命者”。

1928年5月，朱镜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1929年6月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立，他是文委成员，后任文委书记，领导党的宣传工作和文化运动。他参与发起成立左联、社联，任社联第一任党团书记。此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他兼任党团书记。在此期间，他主编社联的刊物《新思想》《社会科学讲座》等，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成为领导成员，领导工农通讯社，向国内外报道中共的声音。1934年秋，朱镜我任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当时极端困难情况下的白区地下斗争。1935年2月，朱镜我等多人被捕。他们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多次拒绝劝降，朱镜我利用一切机会鼓励难友坚持斗争。他以雪莱的诗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与难友共勉。他们利用牢房当课堂，读书学习，他教刘宁一学日语，与陈同生谈诗词，他对田汉说:“老大，你决心读十年书，出去后是中国的莎士比亚。”

朱镜我被判12年徒刑，1937年6月被营救出狱。两年多的牢狱生活，使得他胃病、肺病严重，但他出狱后立即投入抗日宣传，不久受命去宁波等地负责重建、恢复党组织。他变卖故乡家产，一部分用作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分给了农民。

1938年，朱镜我被调到新四军，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第一任部长，开始了军旅生活。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对朱镜我由知名文人成为军人的经历十分钦佩。朱镜我在军中主编《抗敌报》《抗敌》杂志等军部报刊，写了不少富有理论性、战斗性的文稿，署名的有20多篇。他所写的《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一歌，很快在全军和大江南北传唱，大大鼓舞了士气；所写的《美国的参战趋势与世界大战的持久性》《抗战中国的新危机》等文，很有影响力。为提高部队的理论、文化素质，他经常向干部、战士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国内形势，在全军工农子弟兵中开展学、用五百字运动，还建成了图书馆。为宣传新四军敌后抗日，他承担了国统区、敌占区的来访者以及外国记者的宣传、翻译工作，还协助敌工部做被俘日军的教育转化工作。他为建军和部队教育做了很多工作。陈毅握住他的手说：“你这个大理论家把马列主义讲活了”，“党中央调你到这里当部长，要得!”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决定将新四军在皖南的部队撤往长江以北。国民党顽固派就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前夕，形势严峻，军部决定年老体弱者和非战斗人员分批先行撤离。朱镜我身患重病，但他不肯先撤，坚持要和部队同进退、共患难。他抱病参与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牺牲前九天，即1941年1月4日编辑出版了《抗敌报·终刊告别号》，还安排在北撤途中编印《抗敌报·号外》，以激励官兵斗志。当夜朱镜我随军部撤离，途中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阻击、包围、放火烧山。因在山上多次迂回，朱镜我病情加重，口吐鲜血，不能行走，只好躺在担架上，由民工抬着。在这最危急的时刻，他说“我们最后终究会成功的”，并一再要求同志们不要顾他，赶快打出去，他下令警卫员向他开枪，警卫员不肯，他夺过枪，被警卫员夺回，同志们坚持要背他突围。为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宁可自己粉身碎骨，他跳崖壮烈牺牲，时年40岁。在他不朽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少文章和用外文写下的日记，但在《朱镜我纪念文集》中仅收录了17篇著作，听张彤说，有些文稿已无法找到，有的用的是笔名，无法查考，他的日记全部交由上海龙华革命纪念馆收藏。

三、朱庭光由军人成为学者，出版专著

朱庭光的革命人生和父亲是分不开的。他从小受父亲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教育，父亲带他走进革命队伍，他走的是父亲指引的路，干的是父亲干的革命事业。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父亲的英雄事迹对我们的成长始终是一种巨大的鼓励和鞭策。”

朱庭光出生于日本，1925年1岁时随母亲回国，靠母亲教书生活。他没有父亲那样高的学历，却和父亲同样勤奋好学。他只读到中学，全靠自学成为学者。

朱庭光童年时为父亲的地下工作做过掩护。他记得常和父母一起去“访友”(联系革命党人)，曾多次去瞿秋白(何凝)家，父亲让他叫瞿秋白何伯伯，叫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孃孃。他长大后才意识到，父亲带他同行，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是一种极好的掩护。

朱庭光14岁时，随母亲参加父亲任职的抗日队伍——新四军(后来妹妹朱伊伟也参加了)。先到南昌后赴皖南，他在南昌和父亲见面并合影。照片上的朱镜我学者风度，却是一位军人；照片上的朱庭光，还是个一脸稚气的，孩子，却成了一名抗日战士。朱庭光从军后，被分配到军部教导队六队学习，是该队上千学员中年纪最小的兵。班长看他是新来的，年纪小，又是近视眼，照顾他，不让他夜间放哨。朱庭光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认识到要真正当一个兵，绝不能特殊，他坚决要求参加夜间放哨。

皖南事变前夕，新四军分批北撤，朱庭光在第二批撤出的人员中。撤离时，朱镜我站在军部所在地的村口，为远征的队伍送行，同时也在等着他的儿子。朱庭光见到父亲，出列向父亲行了一个军礼。父亲默默地端详着他，检查了他的行装，认为合格，告诉他妹妹已经撤离(朱庭光的母亲也已撤离，此后母子未能再见)，军部很快也要撤离。朱镜我一面叮嘱儿子路上要小心，一面将自己使用的自来水笔交给了朱庭光。这支美国派克笔是史沫特莱赠送的，朱镜我用它作为战斗的武器，写下了不少文章。当时的朱庭光还不懂得生离死别，同时，他处处以革命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眼看队伍就要走远，急着去追赶，他又向父亲行了一个军礼，便转身追赶队伍去了。父亲预感到将有一场生死搏斗，因而久久不愿离去，当走出一段路回头看时，父亲仍站在村口，频频向远去的队伍和他挥手。想不到这匆匆一别，竟成永诀!朱庭光用父亲留下的笔写下了不少文章，直到笔尖写秃。这支笔朱庭光保存了整整40年，现为家乡浙江鄞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收藏。

经多年调查、考证，1986年，朱庭光找到了父亲殉难的地方——安徽泾县云岭石山即火云尖山坡，他作诗凭吊父亲：“……哀兵厮杀火云尖，头颅抛掷无反顾。四十五年，拨开迷雾。石山应是牺牲处。毋宁玉碎献丹心，自甘骸骨埋黄土。”

朱庭光的青年、中年、老年，继续走着父亲没有走完的路，干着父亲没有干完的事。1940年3月，16岁的朱庭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告别父亲，随部队撤离皖南，屡经艰险，行军一个半月到达新四军苏北指挥所所在地东台。1942年，朱庭光离开部队，在农村任区委书记，后来从事宣传工作。1950年，他在华东局宣传部任宣传处副处长，主编《宣传手册》。1954年，大区撤销，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先负责编部刊《宣传通讯》，后任国际宣传处（局级）副处长，写了不少有关国际方面的不署名文稿，鲜为人知。1958年，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出版，他参加国际评论的写作班子；1960年4月，列宁诞辰90周年，他参加纪念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的起草工作；1965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他执笔撰写《人民日报》社论。1960年至1966年，他参加中央关于中苏论战的写作班子，奉命参与起草重要文件。他曾多次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领导同志出国访问，1960年9月还以代表团顾问身份参与中苏两党会谈。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同在军事管制下劳动改造数年。1978年，朱庭光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长、所长。朱庭光在这一新的领导岗位上，呕心沥血，做了不少铺路、促进和创建工作。如创办《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世界历史译丛》等刊物，主编过多部学术论著，多次主持召开专题学术讨论会，在本所和全国相继成立了16个世界史分科研究会等。

朱庭光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支持重评布哈林这个被定为叛徒的人物，在他主编的《世界历史》杂志上刊登有关作者的论文，还亲自写了《没有必要作茧自缚》的评论。为推动二战史的研究，在他的倡议和筹备下，1979年7月，召开了二次大战史研究的首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并筹建成立了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等学会。为使二战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他提出以法西斯研究为突破口。他认为由于“法西斯的侵略才使得二次大战具有与一次大战根本不同的性质，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历史教训”。为此，1984年11月，在他的领导主持下举行了“欧洲法西斯主义问题”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同时在日本史学会现代史分会上重点讨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他还亲自访问了法西斯的发源地德国，与那里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受到国外学者的好评。由朱庭光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关于法西斯主义与二次大战的专题论文集《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法西斯新论》《法西斯体制研究》等专著，其中《法西斯体制研究》一书在我国具有开拓性价值。他被称为我国二战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朱庭光晚年作诗自述:“少小从戎今白头，笔耕半世习春秋。……孺牛虽老壮心在，余烬可燃无他求。”朱庭光一生的经历和父亲朱镜我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不是巧合，而是继承。

                      马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