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郭成周1916年10月2日出生，浙江杭州人。1934年入上海震旦大学，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参加伤兵救治，1940年毕业获法国医学博士。同年入上海巴斯德研究院，历任实验室主任、震旦大学免疫系副主任、副教授。1941年他参与首次分离丁型副伤寒沙门氏菌，成为日军细菌战罪行佐证。1945年他赴新四军七师卫生部参加抗战。1950年他协助军代表接管上海巴斯德研究院。1951年参与筹建军事医学科学院，任细菌系病毒室主任、研究员。1952年他作为病毒学专家，赴朝参加志愿军检验调查团，成为我军第一代军事预防医学专家。1960年他服从国防建设的需要，投入军事预防医学研究，取得开创性的重大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1987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06年90岁完成对侵华日军细菌战全面系统的揭秘和总结。2017年9月7日仙逝，享年101岁。他为我国国防建设和军事医学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和全部智慧。

成功免疫名存沪上

1937年父亲面对患破伤风病回天乏术的抗战罹难将士，发誓要学习细菌学。1940年获法国医学博士后，他毅然放弃临床医生的优厚待遇，选择“细菌学”为终生职业。他力争进入“上海巴斯德研究院”自助学习，经过一年零三个月轮转实习，他掌握了细菌学、病毒学和免疫学的科研方法和疫苗的生产技能。1941年底他被院方正式聘为防疫部助理研究员，后任职至细菌学和防疫医学实验室主任、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在细菌学领域：师从首任院长雷乐尔（J.H.RAYNAL）发表：“上海斑疹伤寒流行病学调查”和“斑疹伤寒及其预防”。师从第二任院长、细菌部主任，富礼爱(Fournier J)在该院为应对难民烈性传染病而成立的“沙门氏菌研究中心”，首次分离鉴定出丁型副伤寒沙门氏菌，论文有《丁型副伤寒沙门氏菌在上海发现》和《在中国上海分离出五株丁型副伤寒沙门氏菌》，引起日方高度关注，转载日文杂志，也成为日后清算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有力佐证。

在病毒学和免疫学领域：师从副院长、免疫研究部主任刘永纯进行狂犬病防治。他冒着生命危险，工作在狂犬病防治第一线。从狂犬及病人到分离出强毒株做了系列研究，论文有《狂犬病犬脑Negri氏小体的诊断观察》《一九四七年度上海巴斯德研究院狂犬病防治部工作概况》《在中国首次分离出假性狂犬病病毒株》《在上海首次分离出强毒性狂犬病毒株》。

抗日报国不忘初心

父亲始终未忘学习“细菌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抗战。我们童年时常听父亲讲述他人生中最引以自豪的是他与母亲在新婚之夜，奔赴新四军参加抗日。在高朋滿座的婚礼上，朋友问：你们的新房在哪里？父亲机智而幽默地回答：在大后方。众人听得一头雾水，父母早已把当晚要去的新四军驻地作为未来的新房。

母亲盛世淑带着外婆同去，被安排在南京卫生署戒烟医院任药剂师，为新四军订购药品器材，受石原皋领导。一切看似缜密的安排，却突发始料未及的惊魂事件。与父亲同去新四军的一位工人，因妻子生孩子请假探亲。请客吃饭间酒后失言，道出他从新四军回来。被特务抓捕，供出同去的人，直接危及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万幸的是母亲及时得到消息撤离。她找到父亲的老师刘永纯先生，去他在法租界的家中避难。幸好不久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她们才获得自由。父母亲去新四军的经历虽短，却实现了他们到后方参加抗战的共同夙愿。

后来从去新四军介绍人石原皋同志的回忆录中得知：他“在1945年7月因叛徒出卖被捕，经党和友人卢方等营救出狱，去新四军军部任参议员，后仍回上海开展统战工作。”由此，可见当时上海的时局是多么地黑暗恐怖。

“周备防生誉满军中”

1951年8月1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巴斯德研究院原址成立，父亲进入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任细菌系病毒室主任。1952年初在朝鲜战场上发现疑似细菌战剂。军事医学科学院于1952年2月25日接到命令，组建志愿军检验调查团。他以病毒学专家身份参加，乘飞机于3月1日到达安东，换上志愿军服装，于次日晚乘敞篷卡车赶往前线。在途中遭遇夜间空袭闭灯行车，卡车翻落冰河，车帮砸落到肩膀，造成胸椎骨折。他被送往山洞医院。在那里能经常见到前线送来疑似细菌战的标本，他心急如焚，不久便归队到朝鲜前线基地队，带伤忍痛开展工作。获得朝鲜三级国旗勋章和全国爱国卫生劳动模范奖章，当选上海市第一至第三届人民代表。

1958年军事医学科学院移址北京，他也随之举家来京。我母亲也进入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室副主任。从1960年起，父亲服从国防建设的需要，投入军事预防医学研究，他被任命为研究员(副军级)，在研究工作中，他考虑得周到和完备。在当时对我国技术封锁的条件下，他凭借扎实的物理学功底，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设计并指导工厂技工，一起完成了关键实验设备的研制，受到国家和军队的高度评价，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一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两项。晋升为研究员（正军级）。1992年获国家特殊津贴。他从35岁开始，一直工作到72岁古稀之年退休。

当年从上海巴斯德研究院并入军事医学科学院时，仅有三名研究人员通过政审进入军事医学科学院，他们是：在抗战中掩护过我母亲的刘永纯副院长、与他同去新四军的化学家丁霆和我父亲，都是当年曾经直接或间接帮助过新四军的人。

父亲去世后，他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位老战友，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副博士，现年90岁高龄的冯学惠教授，他对我父亲一生的工作概括为“成功免疫名存沪上，周备防生誉满军中”，其藏头二字是父亲的名字，与其生平事迹融为一体。被我们选作父亲的碑文挽联和本文小标题，以此诠释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的精彩人生。

为国雪耻掘证巨献

父亲一生的至理名言“糊涂难”，直到他1988年退休时，我国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认识，还停留在“人体试检，杀害我三千同胞”的范畴。

他从1988年(72岁)至2006年(90岁)时的18年间，沿着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痕迹收集证据。在父亲的书房中央挂有一幅极大的中国地图。标题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图”，地图上端写着“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这张地图就是他多年来调研的概括，图上标记了侵华日军的七大细菌战部队和63个分队的所在地，并各附有照片。还标记出在我国20个省，各发生不同种类的细菌战战剂、时间和地点，以及重大历史证件图。为了制作这一图表，他要花费多年的实地调查和遍读相关论著全书，一事不漏地记录并标记图上。中央电视台曾用180分钟时间拍摄了这张图表的全部说明，《世纪兵戈》20集大型国防科技系列片将之公布于众。他完成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和《日军细菌部队罪行录》两部专著，共60余万字。这是我国首次对侵华日军细菌战作了全面、系统的揭露和总结。从此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行大白于天下，使这一“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补入史册，成为抗日战争史中的新篇章。

追求卓越后继有人

父亲一生惜时如金，力争日无虚度。他98岁仍要关注新生事物，挑战自我，地不重游，上山远足不甘落后，成为我们后代楷模。

1978年军队恢复高考，我恰好最后一年符合年龄。在这一分之差千古恨的关口，我每天下班后读书到深夜，一天睡四小时，不久便头昏脑胀，记忆下降。父亲是西医，此时却为我寻来中药正宗“复方五味子糖浆”。我食后顿感头脑清晰，记忆大增，迎战高考第一天，拿下政治96分，物理100分，最终以第一名成绩获取医院唯一名额，进入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在1987年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大会上，我们家中有三人获奖，父亲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女儿代表军事医学科学院，女婿代表解放军总医院分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项,两人同时都荣立三等功。时至今日我才知道曾祖父是国医师，您是用祖先留下的文化瑰宝中医药，助我赶上时代的末班车。

父亲追求卓越的精神，他的儿子铭记心中。他在贺兰山劳动时，第二年被选拔为校汽车队电工；1980年军械技术学院雷达专业毕业后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工程师。他参与的科研项目曾在解放军报报眼位置报道，获得职务专利，并荣立三等功。他退役后一直在高新技术企业工作至今。

父亲从军报国的夙愿，他的孙子化作行动。如今他从军事交通学院毕业后，一直在部队刻苦磨炼、尽忠职守地带兵，兢兢业业地为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

父亲预防医学的正义事业，激励后代承前启后。在他人生的最后八年，他的女儿开始子承父业，研发“质谱扫描病原体”技术，对高度混合感染的痕量病原体精准检测，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当今中国癌症人数正面临井喷，有四分之一的癌症与感染有关。开展“生物致癌因子”检测，提出“未来的癌，今天预防”。他的外孙将之转化为人工智能自动分析报告系统。防生物致癌因子传播，将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健康带来福祉。

在父亲最后的几年里，他每晚一觉醒来，总是轻轻地走到我身旁，坐在我电脑桌边，静静地注视着荧光屏，一边看一边向我点头微笑，父亲的音容笑貌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他的子女及后代，将以他为镜，传承那份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深深的爱。

郭孝群 郭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