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浙江溪口蒋介石的老家沦入敌手，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浦东部队抢渡杭州湾，在浙东“三北”地区开展了抗日游击战，解放了“三北”和四明山大片土地，创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

中共浙东区党委继承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在创建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全力抓党的建设、统战工作、政治教育和文化活动。区党委书记、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政治部主任张文碧同志常说自己没进过学校，是靠部队培养的“土包子”。他们一进入浙东，就重视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报纸，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的指示。早在1942年6月，就建立了“新闻电台”，随军行动，收听延安广播，并创办了油印的《电讯报》。1943年5月张文碧得到情报，国民党余姚县政府临敌溃逃时，把一套印刷厂设备埋在城郊一座村落里，就连夜组织两个连的战士和七八个懂行的干部，潜往余姚城，在日本鬼子眼皮底下，将一座印刷厂设备搬进了四明山深处的杜余岙。《电讯报》就此改成铅印，更名为《时事简讯》，由区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内容刊有浙东根据地的新闻，改善了根据地孤处东南、消息闭塞的境况。

部队的高度流动与分散，迫切希望了解相互的信息，特别是领导机关和首长们的声音。谭政委、张主任、还有何克希司令员都迫切希望早日创办部队的机关报。

1943年8月23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战斗报》创刊了，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此时驻守在余姚梁弄附近的横坎头。

《战斗报》一开始是靠用钢板刻蜡纸油印出来的，是每星期出版一次的油印小报，它的《创刊号》是彩色套印八开四版，鲜亮夺目，报头上署上“三北游击司令部政治部编印”，报名是化名为“何静”的何克希司令员题写的，当时对外尽力采取隐蔽方针。报纸一出版就深受部队指战员喜爱，争相阅读，并且积极向报纸投稿。最初编辑是周丹虹，刻钢板的誊写员是董明秀，油印员是胡达，他的油印技术非常高超，一张蜡纸可以印出数千份报纸，是个技术人才。

为什么要办《战斗报》呢？为什么报名要叫“战斗”呢？

说到这段背景，是因为几十年来我都无法忘记在梁弄受到的“党报”教育。

记得何司令员、谭政委、刘参谋长、张主任当年在政治部大院同全体人员一起谈论过《战斗报》，说创刊时为什么要把报名题作“战斗”呢？

“解放全浙东人民，解放全中国人民，我们要不停止地‘战斗’啊……”

谭政委说，延安的《解放日报》是中央的党报，他们提出“革命的战斗的党报”，基本要求就是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是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

《战斗报》1943年8月 23 日创刊，到当年11 月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中由于油印设备在转移中不慎丢失而被迫停刊，出版时间只有短短三个月。对于《战斗报》的停刊，纵队首长是很不满意的。1943年年底，新四军军部下达指示：浙东抗日部队可以亮出新四军的旗号。1944年1月5日，浙东三北游击司令部在梁弄横坎头举行仪式，正式接受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番号，全军指战员一片欢呼声，士气大振。纵队首长要求《战斗报》要尽快复刊。1944年1月，还是在梁弄横坎头，政治部张文碧主任找我谈话，要把我从政工队调到《战斗报》担任主编。张主任对我说：“现在的斗争形势异常严峻，日伪正在作垂死挣扎，国民党顽军又纠结了数倍于我们的兵力步步紧逼，疯狂围剿我们，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如果我们坚持不下去，那只有回到苏北去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加强宣传工作，包括报纸刊物的宣传，激发勇气，振奋士气，去争取斗争的胜利！”张主任在谈到《战斗报》的停刊时更是痛心疾首，他说：“一份报纸就是一面红旗，当年三年游击战争中再困难，红旗也不倒，现在怎么把‘军旗’停掉了？《战斗报》今后是纵队政治部的机关报，就交给你啦！”谭启龙政委也对我说：“不要小看一份报纸，办好一份报纸比几十挺机枪还要管用，还要重要！” 首长的话使我认识到抓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认识到办好一份报纸的不易，我下定决心不辜负首长对我的信任，把《战斗报》办好。当时，顽军突击营已经占领了四明山，我们只能撤出，转移到靠近日伪盘踞的区域与敌伪顽周旋。华中局和军部指示我们：可以将部队分散埋伏起来，实在无法坚持就撤回苏北，留少量部队坚持在当地打游击。那时，浙东的斗争形势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44年3月21日，《战斗报》终于面目一新，在浙东三北地区复刊了，还从油印改成了铅印，标为“新第一号”。没有照相制版、插画、题花等，全是木刻，别具艺术风采。广大指战员看到《战斗报》复刊了，非常高兴，认识到形势正在好转。复刊的第一期上不仅发表了社论《回顾与展望》，还刊登了谭政委的文章《克服目前存在着的个别悲观失望倾向》。谭政委在文章中坦率地说：“我们现在确实遇到了强大的敌人，但是我们年轻，充满朝气，只要我们树立信心，找到办法，是一定能够战胜他们的。”使广大指战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对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恢复了勇气和信心。毛主席曾经讲过：“我们的政策，不仅要让干部知道，还要让战士知道。”纵队首长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有什么情况需要大家知道的，及时与部队指战员沟通；有什么需要批评的，明确指出来。何克希司令员、张文碧主任、江岚宣传科长、徐放组织科长等纵队领导经常为《战斗报》写文章。一次，徐放科长针对部队的“开小差”现象，写了一篇《“开小差”是没有出路的》文章，很有效果，回来了不少人。有一个叫施铁山的战士，原是三支队的，由于意志不坚定，他和一批人“开小差”了，后来在这篇文章的影响下，他重新归队。由于不好意思再回三支队，他就参加了海防大队，后来参加了著名的大渔山岛战斗，他是机枪手，在日军的炮火中英勇奋战，最后光荣牺牲了。

《战斗报》社有了自己的铅印印刷厂、收录新华电讯的电台。但在战斗频繁的环境下，报纸有些还是油印。由于贯彻全军办报的方针，每个指战员既是读者，又是作者，写稿投稿的积极性很高，所以《战斗报》版面扩大，多达十几版，栏目也增多了。当时正是整风时期，小言论、枪托诗、表扬稿、批评信、研究毛主席战略战术思想的文章都经常上版面，既活泼生动，又具有战斗性。

《战斗报》的印刷主要有油印和木刻雕版印刷两种。战斗紧张时，因印刷厂被关闭，报纸不得不由铅版油印改为木刻雕版印刷。当时报社有 3 名记者负责采写工作，由美工艺术编辑洛井负责刻版，他仅需要背着一块黄杨木板和一套刀具，就可以完成报纸印刷前的雕版、排版。晚上刻版没有电灯，只能在昏暗的油灯下进行。木板雕刻的困难，在于不能出错，如果雕版过程中发现一个错别字，就只能全版重新雕刻。1944 年秋，洛井根据大鱼山战斗故事刻了一套《血战大渔山岛》连环画，木刻计 40 多幅，产生了很大影响，战士们很爱看。有了洛井的辛劳，报纸面貌焕然一新。吴真的英文很好，是唯一的记者，很多稿子都是自己写的，金乃坚、姜宿都是非常积极的通讯员。金乃坚善于写讽刺诗，有一个战士总喜欢到老百姓家里去拿点食物吃，金乃坚就写了一首《阿福老头》的诗嘲讽他，许多战士也批评他，他后来改正了这一错误，战士们就不再说他了。洪珠也是通讯员，部队打出新四军的旗号后，写了枪托诗《我们的臂章》，很有激情，后来牺牲在大渔山岛的战斗中。《战斗报》是全军办报、群众办报，不仅及时传达上级机关及领导的指示、报道部队战斗训练情况、表扬好人好事、还针对性地开展批评教育，使部队指战员非常爱读。我们在浙东俘虏了3个日本兵，救助了1个美国飞行员，他们看到了《战斗报》后，也喜欢上了战斗报。几名参加反战同盟工作的日本俘虏还把一些文字翻译成日文，由洛井配图刻版印刷，制作成反战宣传品。日本战俘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带着这些反战宣传品去日军占领区宣传反战、反侵略思想。在我们打泰安时，我们一纵炮兵团的那位日本籍炮兵教官把迫击炮改为平直炮打，威力很大，为解放泰安立了大功，这个炮手就是原随日军来到中国的原义乌采伐公司稽林采伐队长坂本寅吉，他在1945年投奔新四军参加日本发展同盟，我们《战斗报》也对此作了报道。到了山东后，《战斗报》不仅是军报、也是党报，地方党组织也将《战斗报》作为学习资料。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浙东解放区一片欢腾。新四军浙东纵队按朱德总司令命令，全军奋勇向宁波、杭嘉湖、上海地区展开反攻，收缴敌伪武装。纵队党委和政治部要求军队机关报《战斗报》紧紧关注时局的转变，增加报纸容量，还利用战斗中缴获的一台石印机（那时正设法寻求照相制版和胶印设备），增出了一份《战斗画报》。在这一段日子中，铅印报、石印画报、木刻连环画集，几种报刊轮流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的党史、文博部门仍从民间征集到堪称齐全的《战斗报》和其他许多出版物。这是从浙东纵队北撤，经过国民党军队无数次残酷“扫荡”“清剿”后的四明山根据地中搜集到的，人民珍藏着这些见证血与火历史的报刊。它们现在成为珍贵文物，陈列在革命纪念馆中。   

1945年 9月，风云突变。党中央一个月内三下急令，最后命令浙东解放区全军和政府人员七天之内北撤苏北，“越快越好”。浙东纵队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遵守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忍痛撤离战斗四年半、洒满烈士鲜血的八百里四明山解放区。出发前，纵队司令部专门发布了本军抗日战绩：1941年5 月起，浙东沦陷于日寇，我党在上海浦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先后七批近 900 人枪，从杭州湾渡海进击浙东“三北”敌后，拯救人民，开辟抗日根据地。从“三北”相公殿打响浙东抗日第一枪起，至今1945 年 8 月底止，四年半中艰苦战斗 643 次，缴获各种炮 39 门，轻重机枪 217 挺，长短枪 6809 支，及其他如电台、弹药大批军用品。毙伤日军 610 人，伪军 3063 人，生俘日少佐以下 21 人，伪师、团、支队长以下 5504 人。四年中解放上虞南汇县城两座，攻克敌伪据点 110 座，解放区人口 400 万……

这份战报由《战斗报》单张印发给各部队，成为北撤行军中鼓舞士气最具体生动的教材。浙东区党委也把此战报和解放区党政军各首长联名的《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长姊妹书》，一并发表在区党委机关报《新浙东报》终刊号上。 1945 年10 月1 日，浙东全军15000千人兵分三路，浩浩荡荡抢渡杭州湾。之后到达苏北解放区，又挺进到了山东解放区。在北撤和挺进山东途中，《战斗报》保持着战斗本色。原来的铅印、石印设备“埋伏”在四明山深山老林中了，印刷工人们编进了撤军序列，但编辑部保持着原有的建制，全体同志重新背起了油印设备：钢板、铁笔、蜡纸、油墨、油印机，甚至一部分纸张，分别打进了各人的背包里；司令部还拨了一支十多位同志的电讯队，编成报社“新闻电台组”。电讯台有一台手摇马达，捆在一条长板凳上，行军时四位身强力壮的摇机员轮流扛在肩上，像扛一挺重机枪，每天行军七八十里。一到宿营地，电讯员赶紧爬上屋顶或高高的树梢，天线架起，马达轰鸣，抄报员开机收听延安广播；译电人员有时还充当起编辑，把收到的电讯多抄几份，安上标题，分送给各路的指挥员和首长。有的消息如其他战场的战讯等，则刻印成《战斗报快报》，散发给部队。这些快报往往成为行军中连营干部的队前讲话材料。许多政工人员在集合场上给全体人员读报，大受战士们的欢迎，他们知道四明山上的《战斗报》还伴随在他们身边。千里行军途中，《战斗报》还发展了很多“口头通讯员”，有的战士倚在枪托上写表扬好人好事的“枪托诗”，捎给快报发表。报社采编人员始终同战斗部队在一起。路过江南新区时，恰逢滂沱大雨，部队不进民宅，倚枪靠在村舍墙壁旁。群众惊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队！若干年后，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战士倚枪睡在马路边的那幅传世照片，就是记者郝世保拍摄的，那支部队——解放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军，它的前身正是江南新四军和浙东纵队！

“一手煎饼，一手大葱”千里匆匆，北撤山东，指战员们不是没有思想活动的。部队思想情绪是记者们深入采访的中心内容，编辑们则把鲜活的思想编成生动活泼的稿件发到版面上。浙东部队是江南鱼米之乡的子弟兵，哪见过山东老根据地特别是山区的人情风土啊！怪话牢骚一路上流行，记得当时最出名的有：“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许多指战员从来没吃过小米，炊事员从来不曾淘过小米、烧过小米饭，于是山东老根据地人民献给江南子弟兵吃的最上等的粮食，变成了被嘲笑的对象：“肚子变沙包，战场挡枪炮；说我发牢骚，总归浙东好！”部队年底进入山东莒南第一次休整，《战斗报》出了一期油印套色特刊，选了十件战士们关心的事，包括语言不通闹的笑话，画了十幅画，由记者刘金配上十首快板诗。在连队读报时，说到了战士们的心里，大家欢笑一片。这样的宣传引来地方党政干部的关心，莒南县委书记亲自到部队，向各级干部介绍老区的风光和八路军艰苦抗战经历，还亲自带了妇救会的许多老大娘，下连队帮教淘洗小米去掉沙子的窍门，甚至指点战士怎么区别饭盆子和尿盆子…… 在解放战争华东战场上，江南新四军终于锻炼成为强大的主力兵团，不是偶然的。北撤后的浙东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后改为师），被誉为“中国式夏伯阳”的叶飞为纵队司令。《战斗报》为三旅政治部机关报，继续在浙东各老首长关怀下。报社设有总编、编辑、记者、通联、电台各组室，共六十多人。1946年 1 月起，停战谈判期间，新四军第一纵队进驻津浦线，收缴敌伪武装。三旅包围了泰安城，我们则驻在泰山脚下泰安火车站出版《战斗报》，同时，还编发《新华电讯》对外发行。新华总社驻“军调执行部”在济南和泰安采访的特派记者李普（后任新华总社副社长），就同《战斗报》社生活在一起，利用我们的电台与上级联系近半年之久。 1946 年下半年，为适应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建设野战兵团，不设师报，改为以战士为主要对象的团报；原《战斗报》大部分人员上调至纵队《前锋报》，我则接替王平夷（建国后为杭州市委书记、市长）任《前锋报》总编辑和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一支社社长。所以第一纵队这些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浙东区党委和浙东纵队培养的，谭启龙、何克希、 张文碧、张瑞昌、江岚诸多首长的谆谆教导，一直刻在他们的心里。

岁月悠悠，我已年过90。这些亲爱的首长和一起度过战火纷飞岁月的战友们，大都已走在我的前面了。想起往事，总忍不住泪水涟涟。1944 年元旦，张文碧、江岚在余姚梁弄晓云街乾元大院内（当时政治部设在这里）找我谈话，调我去负责《战斗报》复刊时，《战斗报》还只有我一名党员。接着有两位记者参加《战斗报》，其一叫甄真（真名吴真），是上海刚来参军的中学生，学业优秀，先参加了政工队，写稿积极，就发展为《战斗报》第一批通讯员，现在又调他来当第一位记者，后来也是第一个被发展入党的。他转业时是解放军坦克部队负责政工的干部，离休时是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导之一，出版社的同事都亲切地叫他“老吴真”。第二名记者是陈夫，他祖籍海南文昌，是泰国华侨，回国参军。小时候患有残疾，两腿一粗一细，但他坚持随军采访，翻山越岭，从不掉队。部队政工人员向政治部一再推荐表扬，说他是“飞毛腿”。他成为《战斗报》支部的第三名党员。我常常想念施强同志，当年他是余姚县的一位中学生，在四明山参军，在纵队学习时表现优秀，被推选到《战斗报》当记者。1947 年的莱芜战役打得激烈，李仙洲率两个军突围，施强采访的一个连正守着敌人死命突围的大路口。飞机、大炮、美国式的轮番冲锋，就是冲不开我们一个连的阵地。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施强向我通报情况，这时我在叶飞司令的指挥所内，他说，炮火太激烈了，自己也受伤了。我说，能坚持吗？他说：“连队守得住。我是轻伤，不下火线。”这就是我们的战地记者！离休时施强是《解放军报》记者处处长，他也是《战斗报》最早入党的同志。还想到 2009 年谢世的刘金，他原名刘文宪，嵊县人，从大后方坚持来四明山参军，人瘦弱而知识丰富，大家给他起了一个“老夫子”的雅号。他只受过简单的军训，北撤山东时一直随战斗连队行动。1946年4 月 25 日，我纵队奉令攻占泰安城，这座坚固的古城，壕深城高，守敌有4000人，战斗非常残酷激烈，最后我纵队轰塌城墙一角，架梯登城。刘金是随着突击部队爬梯入城的，并飞快地把战报发给了报社。当战斗结束，攻城部队刚下火线时，就读到《战斗报》彩色套印的捷报了（彩色报头是战役发起时油印组先印好的）。“老夫子” 的战斗勇气让同志们赞叹不已。刘金后来成了文艺评论家和名编辑，当过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学报》主编。人们还记得，他在“文革”前曾发表文章与姚文元辩论，“文革”中则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我非常赞叹油印组的同志们，这个组受过党组织的多次表扬。何克希司令员的秘书、后来任杭州市副市长的顾春林同志，生前曾经说过，他出国访问时，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一次《世界油印作品》展览会上，看到了我们浙东部队一份钢板刻印的多套色的油印作品。我相信， 新四军野战部队出版的战地报纸，在世界报史上应该有自己的地位！

丁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