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我们就在严佑民同志领导下工作，他也是我们步入锄奸保卫部门的启蒙老师。几十年的往来，我们深深感到：严佑民同志时时处处遵守党的纪律，对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处事正直，爱护干部，生活俭朴，是一位对党赤诚的老党员。现将我们记忆深刻的一些事写出来，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严佑民同志是我党组建铁路公安保卫工作的创始人。1948年夏，牡丹江省的建制撤销，时任省公安处长（也是省委社会部长）的严佑民调任新组建的东北铁路公安局当局长。当时，东北铁路公安局机关有几十名干部，几千公里铁路线上只齐齐哈尔和牡丹江分别设有公安分处，共有几十名干部，少数几个地区设有铁路公安特派员。这样的机构设置和编制员额和公安保卫工作的繁重任务极不相称。那时，只能在少数铁路部门、沿线的上层机构内部做一些保卫工作，而对于负责几百个大小车站和上百对客车，每天运送旅客几十万计，数以万计吨位物资的运输部门，则基本上没有开展公安保卫工作。大、中城市所在地的车站，则由所在地市县公安机关派出的公安检查站维持局面。铁路上的重要桥梁、隧道、工厂，则由互不隶属的护路武装负责守卫。铁路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负有服务于解放战争和保卫国防的使命，同时它又是一个线路长、站点多、流动性大、联动的企业，保卫工作也独具特色。

严佑民同志主持东北铁路公安的领导工作后，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凭着他的忠诚、智慧、意志和魄力，结合铁路这个经济实体的特点，短短的三年时间，建立和健全了东北铁路公安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较好地完成了公安保卫工作任务。他的基本思路是：在铁路局、铁路分局和大、中车站建立公安处、公安段和车站派出所（开始叫驻在所）三级机构，大的厂段建立保卫科、股，商请地方公安部门同意，接收了检查站，将之并入铁路公安部门，同时接受所在县、市公安机关的指导。三级机构也同时接受三级铁路党组织和行政部门的领导。这样，铁路公安就成了覆盖全路、指挥统一、联合行动的整体。1948年冬，沈阳、锦州等地解放后，随着沈阳、锦州铁路局和下属分局的建立，也相应建立了公安处、段和派出所。到1949年初，东北铁路共有五个铁路局、三十来个铁路分局，都相应建立了公安处和公安段。同时，把原来的护路武装也组织到铁路公安部门，成为大、中型桥、隧道和重要工厂的警备部队。将另一部分武装改为执法队（即后来的乘警队），上车维护治安。此后，除警备部队划归公安军建制外，铁路公安机关自局到处、段都建有侦察、保卫、治安（含刑侦）专车警卫、预审及政治工作等业务机构，是一套完整的工作体系。全国解放后，各地的铁路公安机关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模式建立的，这种体制迄今基本被沿袭下来了。

1950年东北铁路公安局新建立铁路公安学校，随后发展成全国铁路公安干部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1952年，东北铁路公安局撤销，其担负的工作任务，融入公安部交通保卫局（即第十局）。严佑民同志先任副局长，后为局长，1964年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铁路公安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省市公安部门的领导和配合下，在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工作是很出色的。在“大跃进”之后的暂时困难时期，农村大批劳动力外流，成百成千的人扒乘货车，甚至哄抢运输物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铁路公安部门为维护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做了大量的工作。多年来，保卫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外国政府首脑数百次乘坐火车的安全。在内部保卫工作中，创造出“参加生产，保卫生产”的新路子，发现和支持了沈阳铁路公安处下属的“海城车站公安派出所”和锦州铁路公安处的李国山同志等先进典型，公安部把这些典型在全国公安保卫系统组织推广。在隐蔽战线上清除了一大批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和特务组织，破获了一大批反革命特务案件。值得提出的是：在全国解放前后，逃到港台的国民党铁路特别党部的一批书记等党棍们，组成了“大陆铁路党务工作委员会”，专门从事对我内地铁路的破坏活动。公安部十局在部党组的领导下组织有关省市和铁路公安的侦察部门，开展侦察工作，并定名为“十二号专案”。在十几年内，先后捕获涉及此案的派遣和潜伏的特务分子110名，其中包括敌人派来专事爆炸我铁路的行动特务，缴获电台10部，特务经费一大批。从而彻底地粉碎了这个特务组织。严佑民同志长期在公安部交通保卫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功不可没。

严佑民同志具有严于律己，爱护干部，为人正直的高尚品质。许多活生生的事实，深深地教育着我们，虽然已事隔几十年，我们仍铭记心中。1947年冬，我们两人都在牡丹江省公安处指导科工作，佟涵尘是刚由军队转入地方，尚不到一年，仍时有返回战斗部队的念头，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讲出了自己的想法。严佑民同志知道后，即找佟涵尘谈话，劝他安心工作，并提出要他去绥阳县当公安局长。佟涵尘回答：“不去，全县三万多人口，待上几年，全县的人我都能认得。”严佑民同志当即指出这是自满情绪，不克服这种情绪是会“碰钉子”的，并语重心长地讲了他自己的经历。说他在新四军七师时，曾要求离去，师的政治委员曾希圣同志批评了他，说他脑子发热了，用不了“三粒阿斯匹林”就会好了。意思是说碰上几回“钉子”，就会觉悟，思想就会提高。接着说：你是不是和我过去一样，也得要吃“三粒阿斯匹林”。这次谈话，在佟涵尘的脑子里生了根。后来，佟涵尘每逢受到一些挫折，就会想到“三粒阿斯匹林”这个典故，受挫折的根源往往与自满情绪有关。更值得人们怀念的是，严佑民作为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不以领导者自居，诚信待人，对部下的缺点，毛病，采取开诚布公、循循善诱的与人为善的态度，是多么难能可贵。

1947年冬，一位青年干部（烈士子弟）带领两名侦察员去哈尔滨押解一名涉及潜伏电台案子的重要犯人。由哈尔滨到牡丹江的火车是夜间行车。凌晨，犯人借口上厕所，戴着手铐跳了车。车到前方站，他们就下车往回追，到达跳车地点，这个犯人已摔伤倒在路边。这种情况，本应设法把犯人继续押回来，可是这位干部一气之下，举起手枪把他打死了。事后这位干部后悔了，跑到附近屯子里找来农会主席开了一张犯人跳车被击毙的证明。当时，侦察部门和知情的同志们都主张要重重地给以处分。严佑民同志虽也气愤，但处事很冷静。他从当时的战争环境，对敌斗争政策和干部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后，一方面找这个干部谈话，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给予严厉批评，责令其深刻检讨，另一方面又说服大家，不一定给予重处。他说，这个干部是红军时代江西根据地一位红军将领（烈士）的儿子，其家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本人在外流浪多年，才被组织上找回来，这段历史一定要考虑进去。最终对这位干部没有给予处分。在牡丹江省的建制撤销，全处干部转到东北铁路公安局后，严佑民同志把这位青年干部送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

1962年春，佟涵尘和几位同志随严佑民同志去贵州、四川两省考察劳动改造工作。工作结束后乘火车返京。在成都期间，铁路公安处的同志邀请严佑民等同志吃四川小吃。严佑民同志要佟涵尘坚决婉谢，并反复阐明平时到下边来都不能吃请，何况现仍处于暂时困难期间，就更不能去了。这件事，佟涵尘同志按照他的交待办了。一行人早晨六点多钟到车站，计划在火车上吃早点。省公安厅和铁路公安处的一些同志到车站送行，因火车晚点两个多小时，一位年轻的科长同志说了一句：“我们早饭还未吃呢！”这话被送行的同志听见了，他们悄悄地买来了两大包点心。严佑民同志把佟涵尘叫到一边，问点心是从哪里来的。佟涵尘如实相告。严佑民同志严厉指责佟涵尘对干部是怎么教育的，怎么这样不注意影响，各地都在饿肚子，甚至饿死人，国家干部只是一顿早饭未吃，就吃高价点心，成什么样子！又说：既然点心已经买来了，可以留下，但必须如数付钱和粮票，要佟涵尘负责办妥。佟涵尘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了成都铁路公安处政治处主任、老红军刘明龙同志，照付了钱和粮票。这件事使我们感触很深。早在牡丹江省工作期间，看到的、听到的严佑民同志不搞特殊、拒绝吃请的类似事情不下十多次。这虽然是“小事”一桩，但却体现了一位领导干部的高尚品质和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一贯作风，给我们作出了榜样。

    佟涵尘 杨伯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