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和中学时期

1918年12月24日，我出生在江海平原上南通东乡的余中街。抗日战争前，它属于南通县余中区余中乡，1950年划归海门县。现在它属于海门市四甲镇。

我在余中高级小学读书时开始接受革命的启蒙教育。我们的校长姜子明是共产党员，老师当中也有一些是共产党员，例如汤慰忠老师等。他们平时很注意对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不用政府派发的教科书，大部分语文教材都是自己编写，刻钢版印成讲义发给大家。记得有一篇课文说地主如何剥削佃农，过年时地主大鱼大肉而佃农饭也没得吃，躲在破茅屋里痛哭，使我们从小就受到了反剥削反压迫的教育。到我五年级那年的春天，有一天夜里，听到外面枪声大作，第二天一早学校宣布说是共产党部队打进四甲坝，要学生离开学校，不久学校被当局停办了，有的老师也被捕了，无法再去上学，从此我就离开了余中小学。

1929年至1930年，南通东部地区遭受灾荒，阶级矛盾更加尖锐。饥饿的农民自发地成群结队，几十人、几百人去吃大户，到地主家打开粮仓做饭大家吃，叫吃“麻雀饭”。农民起义群众配合红十四军先攻打四甲坝，后来又打下余东镇。打余东镇时我正好在余东，在街上看到很多红军战士，身穿便衣，拿着枪。有一次，红十四军与起义的农民拿着钉耙、锄头去攻打地主反动武装力量很集中的汤家苴。当时起义队伍从我家北面范公堤向东走，浩浩荡荡，交火激烈，枪声就像过节放鞭炮一样。结果由于汤家苴地主武装比较顽固，而且汤家苴四面环河，易守难攻，没有打下来。红十四军部队有时也驻扎在余中街，红军战士对我们很友好。当天夜里他们就走了。后来南通东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余中小学的校长和几位老师也被捕并惨遭杀害，一片白色恐怖。

余中小学停办了，但是我渴望继续读书，家里也支持我，于是送我到金沙读了六年级。

高小毕业以后，家里经济状况不好，经过家人再三考虑，最终让我考取南通学院农科附中，在那里读了半年。后又觉得上师范工作会有保证，所以我又转到通州师范，一直学到初中毕业。

二、参加革命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南通学生界的抗日救亡运动热火朝天，我也被卷进去了，我积极参加了各种救亡活动，如救亡集会、游行、向政府请愿，有时到郊区农村向农民进行抗日宣传。1932年我在通州师范读书时，南通学院农科附中的一个同学张征官专门来找我，介绍我参加了一个抗日反蒋组织——“抗日救亡同盟会”。1935年在南通学院农科植棉班读书时，我又接受了同盟会孙大鹏的领导，几次我陪他走访南通学院农科的学生、职员，包括农艺站、气象站的学生和职员，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有时也和被访者讨论马克思主义，还有几次到南通壮丁训练师资所去看望壮丁训练教官，和国民党的下层军官接触、聊天。我们还办了《长江报》，几个月后就被国民党县党部勒令停刊了；还办过油印刊物《新旌》；在南通姚港小学开办了夜校，后由于当地警察警觉而被迫停办了。这个抗日反蒋组织在1935至1937年之间，对外用了很多名称，例如“抗日救亡同盟会”“抗日救国大同盟”“抗日反战团”“民族解放同盟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南通市委组织部的结论是：“‘抗日救亡同盟会’是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在我党领导下南通建立的抗日反蒋秘密进步组织。”

1941年初，我就参加革命了。首先是参加发动群众工作，开展减租减息，组织农抗会，组织民兵队。后来区委决定向东南一带发展，就派我到广运乡去发动群众。广运乡是三余区西北角的一个乡，经过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年轻人一般都参加了民兵，积极分子则组织成民兵基干队，发了一些枪。我们把工作做到敌人的据点边上，形成一个包围圈，使周边地区尽量变成我们的势力范围。

三、反“清乡”斗争

除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反“清乡”斗争。

1942年冬，金沙区的秋收减租运动刚告一段落，我被调到三余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投入反“清乡”斗争，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苏中四分区包括南通、海门、启东和如皋四个县，是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重要。敌人为了消灭我抗日力量，确保其伪化统治，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企图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等各种力量，对我四分区进行“清乡”。日伪在南通城成立了“苏北清乡主任公署”，当地的老牌特务张北生任主任，集结了日伪兵力1.5万人，配备了大量特务，网罗了一大批土匪和地痞流氓，伺机杀向抗日军民。敌人全面封锁沿海、沿江、沿河，控制码头、渡口，建立检问所，在“清乡”区边沿陆地筑起了竹篱笆，挖壕沟、拉电网、修地堡、建哨所，阻断“清乡”区内外联系。与此同时，敌人大肆鼓噪“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吹嘘“此次‘清乡’胜利唾手可得”，一时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对敌人的“扫荡”“清剿”我们已经多次领教了，但对“清乡”，军民却很陌生。1943年春天，县里召开了反“清乡”斗争动员大会，军区、军分区的领导都来了，进行紧急动员，明确提出了斗争方针，要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坚持原地斗争，区干部不离区，乡干部不离乡，一切工作都要为反“清乡”斗争的胜利。紧接着我们区开了会，乡的党支部也紧急开会，传达县里动员大会的内容和精神，大家谈想法，提办法，表决心，党内先统一思想，并研究如何团结带动群众共同斗争。随后，乡村政权，民兵和自卫队组织，农民、盐民、妇女、青年和教师等各个抗日协会都纷纷动员，作临战前准备。

为了加强对反“清乡”斗争的领导，区里实行一元化领导，加强对党和政( 区乡政权)、军( 区队、基干民兵和自卫队)、民( 工、农、青、妇、教等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对区政府的机构进行了精简，区的主要领导随区队行动，区民政、文教和财经部门人员都隐蔽和分散活动。区武装由一个连缩编为一个排，建立一个短枪队，每个乡都建立不脱产的基干民兵约一个班左右，配备武器，白天将武器分散隐蔽，夜晚集合活动，各乡还加强民兵和自卫队的组织和活动，民兵都自备梭标或匕首( 小插子)。

全区开展了破击活动，发动群众挖断公路，拆毁公路上的桥梁，锯电线杆，收电话线，河上打明坝或暗坝，阻止敌人的汽车、船艇驶进。这些措施在反“清乡”斗争中都起到了阻止和迟滞敌人行动的作用。为了“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我们开展了锄奸活动，挖出和镇压了几个内奸，控制了可疑者，使群众提高了警惕性。

对敌占据点周边地区我们也加强了工作，对原来的伪乡、保长，尽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成为“白皮红心”，即明里应付日本人，暗中为我方办事，也有的采取经当地群众讨论同意派出人去应付日军。在反“清乡”斗争最紧张时期，区里民政、财经干部和财、粮账册，甚至一部分公粮、公棉就隐蔽和保存在这些伪乡、保长家和紧靠据点的群众家里。

我们还对敌占市镇—— 三余镇加紧进行了工作，主要是进一步加强对伪镇长和日军翻译的工作，又通过他们，开展对新任伪区长的工作，都取得了好的效果。同时，加强了镇内的情报工作，力求较好地掌握据点内动向，这都为反“清乡”斗争开始后，据点内的隐蔽工作打下了有利的基础。例如：反“清乡”斗争刚开始不久，区队的一个通讯员朱阿毛叛变投敌了，他平时生活散漫，玩弄小聪明，怕吃苦，害怕“清乡”，也很怕死，日军对他投降非常高兴，天天让他带路去打区政府和区队，但每次都扑了空。这时“白皮红心”的翻译和伪镇长向日军说，这个姓朱的家伙是新四军派来的，是假投降。日军本来就失望，认为他也没有什么用处，还怕留下后患，就把他枪毙了，这为我们除掉了一个祸害。当时，我们在镇内的工作比较强，区里的财经人员甚至还可以进镇内收税。

当时领导机关在北面的如东县，干部到如东办事都要经过三余县。一般我们让他们沿海走，因为沿海都有交通站，由比较熟悉道路、居民情况的同志担任交通员，一站接一站向北送。一般都是在夜里走，白天在老百姓家睡觉。敌人在北面有封锁线，挖了壕沟，拉篱笆电网，据点一个挨着一个。同志们过封锁线把这个电网拉一个洞，从壕沟里爬过去，到北面就比较安全了。走海路一直都很顺利，没有发生过问题。

1943年4月，日伪的第一期“清乡”即“军事清乡”开始了，它采用“七分军事、三分政治”，以大规模的“军事清剿”和高度镇压为主要手段。一时间，日伪军在三余区增筑了北兴桥、海晏镇、九门闸等据点，分兵据守，利用公路、河流对全区进行分割，严密封锁。日伪分成小股，依托据点，多点出动，分进合击，一旦报警，四面合围，同时拉网搜索，反复“梳篦”。敌人所到之处，掠夺财物，奸淫烧杀，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当时的斗争局面极其艰险。我区坚持斗争的一个排部队采取白天潜伏，夜间机动，时而跳至边沿地区，时而贴近敌据点，头天在南边袭扰、锄奸或破击，第二天已转到北边，不让敌人摸到规律，经常派出小组不断对敌据点进行袭扰。短枪队则尽量逼近敌人，在据点边沿和交通线两侧活动，锄奸、反伪化、袭击敌人岗哨和零星活动的日伪军。

3个月过去了，群众看到了共产党和新四军没有走，区乡干部仍然和他们在一起，心里踏实了。在锄奸、破击和反伪化斗争中群众得到了锻炼，也更坚定、信心更足了。

1943年6月，日伪开始了“政治清乡”，改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政治欺骗为主，把编查保甲作为主要内容，采取普遍登记户口，张贴门牌，订保甲规约等办法，将十户编成甲，十甲编成保，实行一户“犯法”，十户“同罪”的联保连坐制，强迫老百姓户与户相互监视，相互告发。我们针对其提出口号：“保甲册是阎王簿”，“册上录了名，将来跑不成”，“保甲编成功，壮丁抽个空”，起了很好的鼓励斗争的作用。开始日伪采用“和平编查”的方法，在据点周边，还能勉强办成一些，但在离据点较远的地方，由于民兵、游击队的活动，就无法编查了。于是敌人就采用“武装编查”，我们进一步提出“谁编保甲，人人可杀”，编查保甲人员害怕被镇压，都应付了事，有的人则开了小差。对据点周边编成了保甲的，民兵、游击队就夜里去收缴户口册，拆下所钉的门牌，第二天由伪乡保长向日伪报告说夜里来了新四军，户口都被抄走了。有的地方，我们通知伪乡保长，将户口册送来销毁。经过这些斗争，日伪编查保甲的打算也就不了了之。

1943年秋，日伪实行“延期清乡”。它改变以往的战术，采取“以游击对游击”“武装特务化”“特务武装化”，将机动“清剿”与分散“驻剿”相结合，军事行动与特务活动相结合，到处血腥镇压，疯狂烧杀，反“清乡”斗争面临严酷的局面。

1944年初，日伪在“延期清乡”局部得逞的情况下，开始了“高度清乡”，其阴谋手法是对我根据地继续分割封锁，日伪警特日夜轮番出动，采取多路合围，机动“清剿”等战术。日伪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抽训壮丁，编组伪自卫团，企图达到抽调兵力扩展“清乡”，并投入太平洋战场。我们大力揭露日伪的阴谋，提出“壮丁抽成功，人财两落空”“宁可烧房子，不可出儿子”等口号，组织青壮年逃离，由老弱妇幼在家应付，训练时则设法搪塞、捣乱，使训练无法进行。有时由民兵游击队打枪袭扰，使参训者一轰而散。同时在青壮年中还组织兄弟会、齐心会等，反对抽训壮丁和编组伪自卫团活动。这些都使日伪的计划落空。

1943年“七一”，苏中军区统一部署火烧竹篱笆200里，声势浩大的破击战极大地鼓舞了“清乡”圈内军民的斗争勇气和信心。不久，全面开展了反据点斗争，分区主力在“清乡”区北侧展开攻势，进攻如中、南坎，取得了胜利，影响所及，敌人在我区北兴桥的据点被迫撤走。

1944年，对敌全面开展攻势中，三余区队配合县警卫团强攻海晏镇据点，因为这个据点比较孤立，敌人增援很难。我们从碉堡的死角慢慢逼近，然后用炸药炸，日军躲在碉堡内顽抗，后全部被烧死。伪军投降，海晏镇被解放。紧接着我们又攻下九门闸据点，从而扫除了四分区沿海通道上的主要障碍，大大利于分区大部队的机动作战和人员往来。随后，县团和区队在东余镇北又打了一次伏击，打死了5个日军，1个日军向西落荒而逃。那个鬼子几乎和我擦肩而过，当即被我们擒获。

三余镇伪警察的情绪很低落，和日军的矛盾较大。伪警察住在三余镇内，日军单独住在镇河东碉堡内，夜间都闭门不出。我们就在三余镇早早安排好了伪镇长，还派去了翻译、联系人。有个“白皮红心”的伪警察跟我们约好时间，一天晚上，他把桥上面的木栅栏门用钥匙打开，我就带区队短枪队摸进三余镇内，解决了岗哨。当时伪警察还在睡觉，我们一进去，他们就乖乖地投降了。河东的日军发现镇内有异动，就向外胡乱打枪，在我镇外部队和民兵还击中，区队已迅速押着俘虏和战利品撤出了三余镇。战斗前一天南通城刚向三余镇派来的1个“清乡特派员”也成了俘虏。

此时，日军的兵力已捉襟见肘，既不能集结兵力进攻，也无法分兵防御，有的据点只靠伪军防守，离开据点外出“清乡”的次数很少了，日伪军士气普遍低落，厌战情绪滋长，三余镇1个日本士兵就逃跑出来找新四军投降，在镇北贡安乡被民兵发现，把他送到区政府。我们语言不通，就一边给予优待，一边很快把他送去分区。日伪的“清乡”已经穷途末路，人民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也指日可待了。

太平洋战场日军的海空活动较多，三余区的黄海海岸线较长，滩涂的纵深也较大，海岸线的民兵很强，日军飞机、船艇一旦在海边误航或迫降，就等于进了天罗地网，这使我区的反“清乡”斗争增加了新的内容。1944 年秋，日军运输船“久希丸”迷航搁浅在掘东海面，我基干民兵发现后立即将船包围，鸣枪示警，当即将7名日军解除了武装，俘获了运输船和大批军用物资。之后，1架日本飞机迫降在九门闸东北的海滩上，民兵发现后一边监视一边立即报告了驻扎在附近的县团，部队随即赶到将日军包围。经竟日激战，全歼了日军少佐以下官兵24人，缴获飞机及武器、军用品，这成了日军额外送来的反“清乡”礼品。

在反“清乡”斗争中，我也遭遇过几次险情。有一次我在如东活动，敌人突然来扫荡，从南边向西再向北，我们就匆忙地撤离了。白天撤退有青纱帐时还可以做掩护，但是桥就不能过了。我们就从河里走了，我不会游泳，警卫员就拿绳子拉着我漂过去，这次比较危险。炊事班的一位炊事员忙着收拾东西，没有来得及撤退，就被敌人打死了。又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位同志从三余镇向海虞镇去，因为周围都是一方一方的田地所以只能走堤岸。我们把短枪藏在裤腰带里面。突然，日本兵迎面过来了，大约有一个班，扛了一挺机枪，根本不可能跑了，我们就大大方方地硬着头皮走。当时我们穿的衣服比较讲究。三余盛产棉花，做棉花生意的商人穿得就好一点，就这样跟敌人错开走过去了。还有一次是我们从三余到淮阴的路上，路过三余中学，我就想到里面看看，因为当时在那里搞教育比较困难。敌人突然来了，叫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出来。我有一个侄儿在那里当教师。我去时穿着短衣，我赶紧把我侄儿的长衫穿上。我不能到学生那里去排队，就排在教师里面。教师害怕，慢慢离开我，我被排到了最后一名。我的枪在身上，警卫员把枪藏在灶膛里了。但敌人没有搜身，搜查以后没有发现可疑物品就走了。

这几年的斗争是十分艰辛的，我们吃住都在老百姓家里，给他们交粮票，吃的是“多米西”，就是棒子面，下饭就靠一点咸黄豆。

1945年1月，我被调离三余区，从此离开了这场反“清乡”斗争。这次我选择了走海上交通线，乘渔船沿海北上，直去苴镇的四地委。我们在区里动员了约50个左右的知识青年一同北上，送往苏中公学等单位学习，为大反攻准备人才。航行中碧空万里，风平浪静，没有遇到任何情况，看来敌人是顾不上这个海域了。1943年秋，我曾走过一条陆上交通线，到四地委参加反“清乡”斗争经验总结会，跟着秘密交通站的人员，往返两次穿过敌人封锁线，爬堑壕、钻铁丝网、划洗澡木盆过河，一路都很顺利。在反“清乡”斗争开始前我们加紧建设的海陆两条交通线，我自己终于都用上了。

1946年我认识了张颖同志，她1940年参加革命，也是一位新四军战士，1948年春节我们结婚了。她是一位聪慧、温柔、贤良的好妻子、好母亲。她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教育孩子、照顾老人，非常辛苦，为家庭的幸福和睦付出了全部精力，是我工作生活的好伴侣。我从心里佩服她，感激她。

陆维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