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26年7月，故乡宿迁在江苏省北部，北距徐州约200华里。1937年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企图一举鲸吞我国。蒋介石包藏祸心，拥兵数百万，不予应战。日寇长驱直入，不到半年，南京陷落，日寇在南京残杀几十万父老兄弟姐妹，惨绝人寰。蒋介石西逃重庆，各地旧政府，也都自行解体。我们学校老师上了最后一课，全校师生哭成一团，认为无路可走，今后是生死难卜，极其悲痛绝望地各自回家。

投身革命工作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东进苏北，在我的家乡开辟了抗日根据地。我的家乡在抗日时，名为运河特区，地处宿迁、泗阳、沐阳三角边缘，隶属于淮海专区，行署主任李一氓，苏北军区司令黄克诚。运河特区县长高峰，书记戴岳。运河特区，面临运河线前沿，是日寇交通线，也就是对日斗争的阵地，日寇于沿河每隔六七里，就设有一据点，筑有碉堡，并建立伪政权，其斗争是残酷的。日寇烧杀虏掠，经常下来“扫荡”我根据地，如我们邻乡乡公所就被偷袭，全所人员无一幸存。

我党迅速地开展根据地抗日活动，发展和壮大各抗日群众组织，带领武工队，打击河上日寇来往船只，并乘日寇空虚时，拔掉敌人的据点。同时，在根据地内提高群众生产积极性，进行减租减息，欢送参军；开展文化教育，在广大乡村开办中小学，尤其小学遍布各地。

1943年，我当了小学教师，朱布是校长。次年学校扩大，增加教师张照美。在党的领导下，乡村小学不只是教孩子读书、识字，还包括联系群众、宣传抗日，是一股无可代替力量。斗争恶霸地主、减租减息、欢送参军、拥军优抗等各种大型群众集会，学校都要集中学生，浩浩荡荡地开入会场，唱歌，呼口号，制造热烈声势，使开会的目的更加深入人心。唱革命歌曲，非常通俗，一听就会：如欢送青年参军，就唱“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如节日慰问军烈属，就唱“八月中秋月光明，慰劳抗属正时行，你送大枣和鸡蛋，我送黄梨和月饼，参军抗日多光荣，全家幸福乐融融”。书写大型宣传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字一尺见方，用白粉横写于墙上，浑厚古朴、遒劲有力，使敌人看了，为之胆寒，这些字大都出自教师手笔。

1944年10月，我入党了，入党介绍人是本校校长张照美和乡指导员李明远两位同志，由此我即是在党的领导下，接受党交给的战斗任务，去完成党的工作，为党奋斗终生。

在抗日战争中，我由少年成长为青年，在党的教育下和对日斗争中成长。尤其在淮海中学师范班进修，学习《中国近百年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革命论述，认识到中国近百年在外来敌人宰割下受尽侮辱，同时深刻了解到蒋介石独裁，残杀革命，真正救中国的是中国共产党，从而对党提高了认识，坚定地确定了革命人生观。

在淮海中学

淮海中学校歌：淮海平原上，繁荣的农庄，不怕敌人封锁扫荡，我们安下战时的课堂，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成长。劳动、民主、纪律，我们是新青年的榜样。

这首校歌，雄壮豪放，流行在当时淮海抗日根据地里，是鼓舞人心、激励青年们战斗学习成长的战歌。

1945年1月，我被宿迁县文教科选送到淮海中学师范班学习，在春节刚过，我和费盘、费侠超、朱守宽等人一起踏着皑皑白雪，来到淮海中学报到，淮海中学校址在宿迁吴圩地主吴莘农家，这里地处于泗阳、宿迁、沐阳三县交界处，是淮海区的后方。

学校共12个班级，计500多人。淮海地委、行署很重视。为了加强领导，调来复旦大学毕业、曾任盐阜区文教处长的中共党员许德良任校长，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曾任县委书记、《淮海报》主编李文涛任副校长，还有南开大学学习、曾任中共泗阳县委宣传部长的孙觉（女）任生活指导主任。

在敌后，物质条件因受敌人严密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全校只有校长从上海带来一只闹钟，并且常出故障。为了保障每天生活学习时间，张天麟老师做了一个日晷，工友们便按照日晷，打钟上、下课。后来，从兵工厂里弄来一个炸弹壳，约一米多高，挂起来当钟使用，作息时间一律以敲钟为号，声音宏亮，传闻遐迩，倒为学校增添了不少学习和战斗的革命气氛。

我们师范班的教室，是一条脊的四间草房，两头留门，前后面开了几个窗户，但缺少木门木窗。夏天门窗大开，冬天挂上自打的草帘，北窗用草堵上。教室没有桌椅，上课时各人带板凳、笔记本，用讲义夹子放在膝上当作课桌。学习没有书本教材，全是老师编选，交油印室缮写油印，每堂课都先发讲义，后上课。有时一堂课要发十几张，到学期终了，分别装订，就成为各自一本书。负责油印的十几个同志，极为辛苦，他们为全校十几班级刻写讲义，多系蝇头小楷，一笔不苟，与现在五号铅字相仿，笔划清晰俊秀，张张都可称为艺术珍品。

校长许德良同志是位教育家，苏州人，矮小身材，面容慈祥，当时已经50多岁，亲兼班主任。他不顾年老，工作繁忙，口音难懂，兼任师训班《中国近代史》《教育概论》《教师修养》和《教育法》等课程。讲课时，不厌其烦地反复启发诱导，诲人不倦的教师精神，使人终身难忘。

语文教师陈货同志，30多岁，是从广东来的，也是大学文化程度。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身体瘦弱，原是宿迁县文教科督学，调到淮中任教，他上课时特别卖力，经常一课堂下来，汗流浃背。他教我们课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新诗论述》等，还兼改全班笔记。当时师范班规定：学员先听课，不做作业，但每周要写几篇文章，要求写的是学习心得和学习感受。这些也由陈货老师批改。还有物理课老师张天麟，讲医学的老师陆健东。他们都是学识丰富，授课都是非常认真。

副校长李文涛同志，生活指导部孙觉同志，指导员杨志毅同志，每周集会时经常给我们讲抗日形势，他们那种认真精神，谆谆善诱的语言和蔼可亲，给我们留下难忘的记忆。

在淮海中学的生活，即艰苦又紧张，做到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因处在敌后，日寇随时随地都可能扫荡，吴圩北、南、西相距沐阳、淮阴、宿迁县城的敌巢，都不过数十公里，可谓朝发午至，因此我们十分警惕，每时每日都做充分准备，打好背包，一旦有情况，背起背包就走，警报解除放下背包，就投入紧张学习。

每天早上，晨钟声一响就起身，跑步上操。早饭后就接着上课，晚上因无照明，每个宿舍只有一两盏小油灯，难以照亮学习。多数是开展讨论会、生活会，交流学习心得或开展批评会。九时熄灯就寝，为了加强警戒，夜间同学还要轮流站岗放哨，如遇情况紧张，大家只能和衣而睡。记得夜间曾响过两次警号哨声，大家都要在15分钟内穿好衣服，打好背包到操场集合，可避敌夺路而走。

我们师范班住地，也是一条脊的四间草屋，两头留门，靠墙铺上麦稂，当中留出通道，以便出入，放上柴席，各人带的被子，就是床位，四十几个人，就挤在这几间草屋里。

我们全体学员，在校过的是集体生活。开饭钟声一响，我们立即自带碗筷，到操场集合排好队。学校领导利用这个时间讲讲话和布置工作。饭来哨子一吹，8个人就围着一盆菜吃起来，早饭小菜萝卜或大头菜，中午是烧青菜萝卜粉丝。每周还供应一两顿萝卜烧肉，一天三餐，主食是玉米馒头、稀饭，这样生活已是高于普通百姓了。

学校实行大星期制，每两周放两天假，集中休息，便于学生回家拿东西。

半年过去了，淮海中学师范班结业了，我收获很大。

第一，在思想上给我很大提高，深刻地了解中国近百年来被各国列强欺凌，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致日寇要灭亡我国，置我国于死地。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为抗击日寇，我党不计前嫌，联蒋抗日，而蒋仍是借敌之手，企图消灭我党，并突然袭击我皖南新四军。“同室操戈，千古奇冤”，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我党仍忍辱负重，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由于蒋长期以来口是心非，又不得不防。我领会了党对敌斗争方针和斗争策略。

第二，同时收获的还有：紧张战斗精神，认真负责精神，民主集中精神，联系群众精神。

淮海中学学习结业了，我们都带着丰收，回到各自工作岗位。

在华中建设大学

抗战胜利还不到一年，人们都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突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炮声隆隆，又像昔日日寇的飞机低飞盘旋，轰炸扫射，这是蒋介石发动内战，已是大军压境了。我党迅速应变，将政府机关缩小分散、转移隐蔽，布置党员转入地下，避其锐气，保存实力，以待时机。

我们想到了华中建设大学（简称建大）曾有招生广告，此时正值考试入学，向组织联系，决定去寻找华中建大。我、费磐、朱芳和和朱守宽一共4个人，在晨光熹微的时候离开家门，沿着运河大堤南去，经两日步行，到了淮阴地区。这是苏皖边区华东组织部所在地，也是建大目的地。我找到朱布，他接待了我们，并告知建大已转移到高作，离淮两日，给我们写了去建大学习的介绍信。我们从淮阴去高作，又步行两日，终于到了建大。建大接收了我们，就此成了建大学生。

到了建大第二天，即是中秋节。学校给我们四人发了一条鱼、大米和蔬菜，由自己烹饪。可是我们几个人没有一个会做的。房东老大娘见到我们此情，即由她帮我们做，我们真是感谢不尽！

学校北迁山东，来得突然，思想上也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学校针对同学们思想情况，作了时局形势报告，说明我们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求最后夺取胜利的方针，并组织学习，消除疑虑，提高认识，树立革命人生观。

学校按军事化组织，除调出一部分干部和学生去部队和支前，尚有学生600余人，连同校部干部、教授等人共约800余人，将学生组成4个大队（即四个班），队下设组，每组约10余人。我们4人被分配到三班两人、四班两人。

建大这支队伍，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队伍，来自各地。有来自解放区的干部，有一部分来自江浙和上海等地，还有祖国远地来的青年。语言不同，衣着各异，生活习惯不同，由于大敌当前，很快都融合在一起。这一次北迁远征，又是一次艰苦锻炼。我们每天行程约在30华里上下，为了防空，每天早上晨光熹微时候出发，到八九点钟进村休息，待傍晚太阳快落山时出发，到夜晚八九点钟进村夜宿，天天如此。也确实走得很疲乏，有的同学走得脚上长泡，尤其是女同学更感疲累。由于同学之间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精神克服困难，而且是一路笑语喧哗，歌声起伏，乐以忘倦，胜利地前进。

9月至11月，历时两个月，行程约800里，自江苏高作、益林、高沟、沐阳、阿湖，过陇海路，入山东大官庄、十字路、大店、朱楼、刘家东山，到达学校北迁的目的地。

建大抵鲁南，进行了短期休整。由于国民党发动战争，来势凶猛，建大无法按原计划实施教学，改为进行时事思想教育，明确中国革命前途和当前任务，坚定胜利信心，确定革命人生观，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树立为解放战争服务思想。学校教务长孙叔平同志作了学习动员报告，并号召大家一切服从战争需要，要准备直接到支前工作岗位上去锻炼学习。

 支前战斗

1947年1月初，我军继宿北战役之后，在鲁南取得了兰陵战役的重大胜利，歼敌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急需人员支前。学校根据山东省政府的要求，立即从学校组织200余人，连夜赶赴兰陵前线。除夕那天，我们在临沂兵站度过。临沂没有昔日除夕鞭炮声，倒有比鞭炮声更响的国民党飞机投弹的炸弹声。入夜，我们便上了开往兰陵的汽车。初一早晨，我们抵达战地现场，那一排排汽车陷进泥潭，恰像一条条小小村落。我们巡视许久，到处是血迹斑斑，到处是飘扬破衣碎纸，还有一些相片。蒋匪的死尸都已清理走了，尚有少数几个。我不禁想起唐诗给他们写照：“可怜无定河边骨，犹做深闺梦里人”，这是蒋匪应得的下场。我们在这里数日，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后来有一部分同学留在部队支前部门，其余同学于一月底返校，校部开了大会，欢迎我们从前线回来。

蒋介石不甘失败，又调集兵力，进攻鲁南地区，二月初建大准备迁往胶东，同时山东省政府和华东兵站部相继向建大要人支前。学校开了动员会，号召同学们支前，我即报了名。这次全校有同学200余名，由学校派邬家箴同志带队去山东支前司令部，分配工作，自此离开了建大。

3月，那寒冷冬天，仍未消逝。我们迎着朔风，奔向战斗需要的地方——博山。博山地处鲁中，距胶济线60华里，它是煤矿地区，并出瓷器。我们的岗位是博山民站，受博山支前指挥部领导，全站10余人。站的任务就是为支前农民大军服务。这些青年农民都是各县为支援前线解放军的战斗需要而来，大部分是牛车，也有担架队，其组织是按营连排的军事组织。民站是为他们提供生活需要和休息的地方。为了防空，队伍是夜行，他们到站，一般都是拂晓，最迟上午七八点钟。到站之后，我在划定区域内进行隐蔽，下午太阳落山才出发。农民纪律非常之好，白天，整个村落静得像没有人烟的地方，使敌机难以发现，晚上则人声鼎沸，可谓“车辚辚，马萧萧”胜气冲天，不辞辛苦，一切为了前线胜利，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

我全站10余人，对民站工作怎么做没有经验，我们就是本着一切为了前线需要，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做了简要分工，有民运，有总务，有接待。民运主要是和地方干部村落群众协调任务；总务是为来站民工提供必需生活需要的工作；接待就是现场指挥，我是负责接待工作，就这样日日夜夜，极其繁忙。

蒋军屡屡被歼，全军全师覆没，可是蒋介石像输了钱的赌徒一样，孤注一掷，调集大军，重点山东，把他最精锐的七十四师也押上，其来势凶猛，要压倒泰山。我所在地博山，可能暂时放弃。我们来自华中的同志，口音不同，难以就地坚持，故将我们撤走，就此离开了博山民站。

捷报传来，蒋介石王牌七十四师被全歼，师长张灵甫战死。就此蒋介石重点围攻山东的美梦破灭，华东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军将被动变为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淮河，指向大别山长江沿岸进军，把战场引到蒋管区去。我们也由民站转为兵站，就在这时，我进入军队序列，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我被任命为华野第六兵站处三十二分站政治指导员，全站有30人，站长曹鸿保系安徽人，年龄40多岁，比我大20多岁。我们站任务是将一批物资从黄河此岸转到彼岸，任务由南岸小营，运到北岸东营，物资堆满河堤约一里路长。地方政府竭尽全力，并派出得力干部全天候参加。

当时只能找到6条大的木渡船，白天敌机频频来扰，无法作业，只有夜晚，每夜渡船至多来往四趟。这些物资至少20天才可运完，刚刚不过有10多天，敌人直接到来，我们当机立断，全站人员由站长带领，早晨撤过河的北岸，留下一通信员，随我和县里一科级干部，坚守岗位，待形势发展而定。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山，敌人的炮声隆隆，连机枪声都能清晰听到，敌人已经相距不远。一大批群众像潮水般涌至河边，以求过河，可是白天河边根本无船，群众自然散去。

入夜，我随邻站三十分站安全渡过黄河。此次撤离，做到井然有序，受到赞扬。

9月白天中午，天气还热，到了夜晚就夜凉如水。是夜，我们站为了防空，也是下午四时才启程，从桑落墅到东营有120华里，我们一行10余人，有处政委邓寅冬同志和他的秘书唐士凯同志，以及随行人员，其他是我们站一部分同志。除邓政委可以骑马，他是老红军，而且年近半百，我们都是步行，背着自己的武器和行李，向目的地出发，一开始个个都是精神十足，入夜就是越走越累，由于任务急，必须按时到达东营以东的黄河口的海滩——八大座渔村。任务是迎接海上来的重要物资和人。我们马上在此设点，做接收和保卫工作。我回忆当时在后半夜中，只要稍事休息片刻，我就呼呼入睡，这是常事。这也是斗争中的锻炼，是在战斗中的洗礼。我们抵达东营，天刚拂晓，稍事休息调整，继续东进，胜利到达目的地。

1948年春，我已从三十二分站调到第五兵站处，为政工科宣传干事。兵站处处长兼政委是邓寅冬同志，他是四川人，是老红军，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要求严格，处处以身作则，受到大家尊敬。政工科科长刘焕斗同志，山东潍坊人，年纪也在40岁以上，对党的工作负责，细致入微，是长期养成的，对同志要求也是身教胜于言教，为人非常和气，易于和同志们融洽在一起，而且言谈很有幽默感，给同志们增添乐趣。唐士凯同志是组织干事，比我大一岁，和我同是江苏人，他也是从建大走出来的。他做事很用心，学习好，思想境界高，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天津塘沽新港船厂任党委书记，我和他交往甚密，直到他去世之前，我们都是书信往来不断。

总之，华野第五兵站处是一个好的集体，在革命大家庭里，我受益匪浅。

接管城市

1949年春节刚过，我们在驻地惠民，整装待发，随大军南下，准备接管城市。二月底，我们到了济南，在济南短暂地休息几天，为了接管城市，心情和学习都是很紧张的。但也不舍要看看济南久负盛名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趵突泉。可惜济南这美丽城市，在日寇8年的铁蹄下，又在蒋匪的统治下，受到战争的摧残，已是残破不堪。不几天，我们路过徐州，徐州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由于时间关系，未有驻足，直达怀远，在怀远稍事休息以后，折转苏北宝应。4月21日，万船齐发，一举渡过长江，敌人不堪一击，犹如丧家之犬，鸟兽自散。我们在丹阳，听了陈毅军长的接管上海市的动员报告，同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送来上海待接管单位的资料，我们即可以先熟悉之。我大军于5月27日打进上海，我们于5月29日进入上海，正式履行接管任务。

随着大军南来，在宝应休整之际，我请示领导回家一趟，因为这里距我家仅100多华里，而且每天都有我们兵站的汽车过往，经领导同意，我乘上汽车两三小时就到离家很近的地方。我奶奶和父母、妻子知道我回来，都出来迎我，我奶奶见到我，紧紧拉着我的手，满脸流着喜悦的泪花，我父母的头发比过去更白了，妻子虽然年轻，比以前也看出苍老一些。一家人对我更上下仔细观察，我虽是风尘仆仆，但由于我在山东吃的都是粗粮窝头，倒是吃得身体很结壮，我妻子对我考察更多。亲戚、邻居都来看我，我不是状元及第，也不是衣锦荣归，而是为了打倒蒋介石，离家3年，今日归来，大家都为此胜利而高兴，也都为此向我祝贺。三年前我离开家之后，蒋介石打来，返乡团也随之而来，他们说我参加共产党，把我父亲抓走，后来对我家进行罚款，我父亲将牛卖掉交上罚款，才得以回家。在我走后，有的同志壮烈牺牲，如乡指导员卜宜家同志在战斗中牺牲，有的叛变，有的逃到上海去了。斗争是激烈的，据说抓到叛变的即枪毙，宿迁县枪毙就有70多个，另外对敌斗争也实行过一些策略，如我们乡一返乡团比较知名的刘兰坡，被我们抓到并没有杀他，而是放他回去，要他对我们同志的家属不得虐待，要给以保护，这对当时我们家乡的返乡团震动很大，据说起了一定作用。

小时候，上海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就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的家乡不少人都到上海去打工，虽然他们在上海都是做最下层的劳动，但他们每回到家里，衣着都是比农村人整齐，看似比在农村当农民要好得多，这样就不由地想去上海谋生。

解放军5月27日进了上海，蒋介石已逃之夭夭，有诗云：“蒋匪空叹去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上海成为人民的上海。陈毅同志任接管上海的军管会主任，以后是市长，军管会下辖财经、交通、文教等单位。我们在解放军里是战时兵站，被分派接管招商局。上海招商局是旧政府官僚资本家经营的轮船公司，有江船、海船，其管理经营是全国性的。接管招商局的军管会负责人是于眉、邓寅冬同志，以下有船机张明同志，船舶董华民同志，人事马骏同志……，我是在人事口，具体工作是做宣传、教育工作。曾做过学习班讲课和《航运通讯》编辑工作。

我在上海工作一年多，回忆有以下几点：

1.对劳动人民给予同情、帮助，而且尊重他们的劳动。如三轮车夫工作很苦，而且被人看不起，可是我们很尊重他们的劳动，拉车过桥遇到上坡时，我和其他同志就不遗余力，帮助推车上坡。不要看这是一点小事，对劳动工人的人格提高很大，而且对那些鄙视工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有很大影响和教育意义。

2.广交朋友，团结同志。上海解放后，我们从解放区来的人毕竟有限，要团结大多数上海人员，做好他们的工作。他们中大多数原来是在职人员，学识也高，业务熟悉。就是他们受旧社会的影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熏染。经过长时间相处和学习，以及自我改造，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也有一些青年学子继续深造，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另外，我们从解放区来的同志，为了接管城市工作，走到一起来了。在患难与共的战争年代，同志之间都相处非常亲密无间，终身不忘。这些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是党的事业的中坚，如徐承范后来成为上海港务局局长，徐石麟是广州某局局长，高志明是中国轮船公司董事长，马益标是中国经济报负责人，俞平是中国医学院党委书记，唐士凯是交通部塘沽新港船厂党委书记……，这些同志有的尚健在，有的已故去。

3.认真负责精神。在工作中本着战斗精神，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所遇到的环境是新的，所遇到工作是新的。只有认真刻苦地到现场去实践，向同志学习才能适应这种变化。我给学员讲政治课，我讲的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发展”以及“树立革命人生观”等等。我每讲一课，都要认真准备，把讲的内容写成提纲，甚至讲的内容，有的可以背出来。又如《航运通讯》，是对我们所属单位的通知通报，相互联系，经验交流……都要认真做实做好。

4.坚持艰苦朴素作风。上海的花花绿绿是客观存在的，在上海要有霓虹灯下的哨兵精神，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守共产主义思想阵地。

一年多来，我们在上海住的地方是流动的，住过招商二码头仓库，住过愚园路宿舍，住过沧州饭店，住过北四川路提篮桥一带。有空隙就住下，无空房就迁走。说实话，吃的饭赶不上在山东吃的粗粮，因为上海吃的都是陈米，菜也不好。在山东吃的都是从田里新收来的粮和菜。

5.提高警惕。蒋介石埋下了不少反革命分子，伺机进行破坏。另外还有一些奸商，有意与我为敌，这些都不可小觑。

朱 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