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岭是大别山里的一个地方，四支队司令部住在这里。支队司令高敬亭从1934年红二十五军转移陕北后，就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独立自主地坚持了三四年。正因为如此他才有资本闹独立性，不大听新四军军部的指挥。1938年初同国民党谈判成功，中央把鄂豫皖创始人郑位三、戴季英派回去，他就不愿意他们领导。以后董必武和张云逸副军长都去过，关系始终没有搞好，不大听指挥。中央还派了很多同志，七团团长林英俭也是中央派去的。戴季英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工作方法也有问题，同高敬亭争权，不是帮助他树立威信，使他非常疑嫉。有一次高敬亭怀疑有秘密电报不给他看，一定是戴季英搞的鬼，他把译电员江腾蛟绑起来吊打。这样一来，中央派来的干部都吓跑了，跑到我们第八团。

    我当时在八团当团长，我们团部住西汤池，离新开岭不太远，林恺政委和参谋长赵启民在团部。林恺连夜派赵启民来前方找我，要我把部队赶快带回去，说高司令要缴我们的枪，工事都做好了。这时我正带一营、二营在舒桐公路上打鬼子。我分析高司令还不至于马上下命令打我们，即便下命令，部队是否打也值得考虑。因为他的部队在未谈判成功之前，有两个营到过鄂豫边区，部队都在一起行动过，双方的关系很好。现在如果把部队马上开过去，也许还会让他有所借口，他可以说，你看，戴主任及中央派来的干部都跑到八团去了，八团两个营正在前方作战都调回来了，八团的部队是小马子（意思是土匪），他们要打我们。借此可以煽动打起来，我的分析得到赵启民的同意，部队就没有调回去。

    事后证明我的分析是正确的，但中央派来的干部从此都离开了七团来到八团。以后中央主要靠八团，军部直接指挥。军部怎样指挥，八团怎样行动，干部更加强了，我们继续向津浦路挺进。

杀了吴可庄，有了机关枪

     吴可庄是安徽省桐城县的保安队长。桐城县位置在大别山区，是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区。一般地说，这些县里保安队都是最反动的，是由反动地主和土豪劣绅组织起来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红军和游击队，镇压苏区的老百姓；同时利用抗日的名义扩大自己的势力，收缴国民党溃兵的武器，残杀抗日战场退下来的溃兵。我们为了保卫抗战的力量，绝不允许保安队胡作非为。于是我们派二营营长朱绍清率部缴了保安队队长吴可庄的枪，并把他捉来了。

    吴可庄被捉后，保安队动员了很多老百姓，手持要求释放吴可庄的小旗来保他。当然我们很清楚，在他统治之下，谁敢不来保他？因此，在老百姓尚未到来之前，我就在院子里把吴可庄杀了，等来保的老百姓都到齐集合好了，我把吴可庄的头拿出来，当场宣布吴可庄的罪状。这样一来老百姓当然很高兴了，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的。从此，我们部队也有了一挺机关枪。

老百姓真诚拥护

     大概在7月间，我带一个营到了严家店。这是个小集镇，在合肥县西乡，是鄂豫皖苏区的边沿。这个地区有很多人参加了红军，也有很多人家被鬼子杀害了，因此我们去了特别受拥护。我记不得送了几头大肥猪。送猪都是有组织的，一个庄送一头或两头，但送鸡、鸭、鹅是无组织，自愿的。百姓成群结队地往部队里送，不收还不行，只好统统收下。

    严家店有4个小土匪头子来见我，说是来抗日的。开始他们有些不放心，恐怕我们缴他们的枪，见我时驳壳枪都装上了子弹，张着嘴。我以诚相待，欢迎他们共同抗日。以后大概都争取过来了。到现在我仍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起了些怪名字。这4个人真名字我不记得，但他们的外号我还记得，一个叫茶壶，可能这个人是姓胡；一个叫弯子，可能是姓张；一个叫洗把子；一个叫叛子，这两个我就猜不着姓什么了。他们偷日本兵的枪和马。日本兵叫他们马虎队，有点神话的意思，因为看不到他们。日本兵问老百姓马虎队住在什么地方。老百姓怕报复，不告诉他们真正住的地方，只说马虎队住在树上；问吃什么？答吃石头子。日本兵来中国很多情况不了解，老百姓很容易唬他们。他们夜里不站岗，向武汉进攻时，枪和马都被马虎队偷去不少。有时日本兵下乡，把枪放到一边去抓鸡，有些勇敢的老百姓就把枪偷跑了；有时他们到农村找花姑娘，也有老百姓装花姑娘把他们干掉的。总之，侵略者是得不到人民拥护的。这种自发地、无组织的抗日故事很多，可惜很少有人把它写下来。因在前线抗日的差不多90%以上是不识字的农民，想找一个识字的人不容易。文化人很少上前线，危险，而且也很苦，所以很多抗日的英雄故事没有写下来。

 东  进

    我们抗日的目的地，是津浦铁路沿线，滁县、全椒、合肥县以东。由于支队司令高敬亭不大听指挥，他控制着七团，九团不准东进，最后只有八团单独东进。所谓东进，就是从芦江县向合肥以东地区进发，再往东就是津浦铁路。日本兵占领合肥以后，这个地区完全处在无政府混乱状态，正是发展抗日力量的好机会。可惜我们曾失掉了这个好机会。这时候部队只在舒桐公路上打过一次小战斗，大部分人没参加，所以战斗经验很少。

    正是八月间，天气很热，田里稻子都割了，日本兵仍在向武汉进攻。他们夜里不行军，到了晚上就宿营。我们是夜里行军，结果有一个连失去了联络，走到敌人窝里去了。日本兵起来都抱着马脖子不敢动。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没有命令不敢开枪。结果这个连安全地从日本兵的宿营地过来了，但是吓得不轻。你如果同这个连的战士随便聊天，他可以很生动地讲当时的情况。

同东北抗日挺进团汇合及缴挺进团的枪

    蒋介石这个反动家伙，一贯的手段是消灭异己。双十二事变后，蒋介石把张学良扣押起来，东北军的力量被分散改编。在武汉编掉下来的护兵马弁一类的人员大约有七八十个无家可归，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这些人都有短枪，还有些手提式冲锋枪。办事处把这七八十人介绍给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四支队给他们一个名义，叫东北流亡挺进团，因大部分是东北人。

    挺进团开到合肥以东巢县、全椒一带活动。这时地方正处在混乱的时候，国民党部队溃退时丢的枪很多，不到两个月东北流亡挺进队团就发展到将近1000人，有十几挺轻机枪，比我们发展速度快得多。特别在武器上，我们只有一挺轻机枪。

     挺进团人员成分复杂，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司令员韦玉周，过去是个大土匪头子，被缴过几次枪的；副司令员温玉贵，据说是湘鄂赣的一个分区司令，叛变的，还抽大烟，但他在挺进团里说话相当起作用；政治委员刘冲是个知识分子，政策水平低。加之部队发展很快，骨干力量不够，纪律不好，有些脱离群众。

    我们东进合肥以东，在市圹桥同挺进团汇合。我们东进时已知道他们的情况。汇合之后双方都很高兴，力量差不多增加一倍，特别武器上轻机枪有十几挺。但很快就发生了问题。

    东北流亡挺进团虽然力量发展很快，但由于政策水平低，不大讲政策，因此有些脱离群众，陷于孤立状态。我们不去，他们有些不好维持，所以一直催我们前来。我们到了之后开始很欢迎，以后看到我们的武器不如他们，就有些看不起我们，这样指挥就发生困难，改造就更加不易。政治委员刘冲很听温玉贵的话。我们商议好的事情，他回去温玉贵一挑拨就变了。如我们决定的行动计划，他不按照执行；我们不让他到巢县地区活动，因他在那个地区群众不欢迎，他偏要到那地区活动，还把巢县县长马仁言打了几个耳光。这个县长是统一战线委派的，这样一打马县长不愿意了，广西军派的专员也来信责备我们破坏统一战线。

    当时我们的经费完全靠自给，除募捐外，就是打汉奸。汉奸哪有那么多呢？所以经费非常困难，每天一个人只有一角钱的伙食费还经常发不下去，再加上他们将近1000人就更加困难了。他们经常逼着我们要钱。正在这个时候，原东北军廖徵流的部队开来了，他们逼得更厉害了。我们经过讨论分析，估计很可能东北军来了，他们要投东北军。因此我们决定缴了他们的枪。先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把干部的枪缴了；另派部队把各连队的枪也缴了。进行的很顺利，一枪未发。但缴枪之后的工作做得不好，战士差不多都散了，干部大部分也走了。温玉贵跑到专员公署刘子清部队里，很多人跟着他跑了过去，成为我们的死敌。只有韦玉周、刘冲两人送延安学习，另外由支队政治部派去做政治工作的几个同志回到八团。

    缴了挺进团的枪，不但八团的武器加强了，而且政治影响也扩大了。因挺进团的纪律不好，群众不大欢迎。所以八团在皖东人民群众中印象最深，他们都称老八团。

  周骏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