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在歙县岩寺（今黄山市徽州区）集中，后到太平，在麻村设兵站。新四军军部领导有：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部秘书长李一氓。新四军到皖南，本着团结抗战精神，动员人民支援抗日，开展政治工作，宣传国共合作抵御侵略，教育全民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军队纪律严明，与群众打成一片，互敬互爱亲如一家。在南（陵）繁（昌）前线灵活运用游击队战术，沉重打击敌人，屡创敌伪。有时俘获日寇，押至小河口，令其登台坦白反省，间有押送上饶三战区司令部处理的，路过三门，群众围观，莫不称快。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往来泾县至上饶时，常在我家寄宿。晤谈之际，关于抗日战争解释详明，启发不少。辄询我对抗日意愿。我受了他的政治影响，为表示抗日信心与决心：（一）令二子参加抗日军，不成功便成仁。（二）太平终使沦陷，我先倾家毁屋，与村人一道移转深山。（三）组织全乡青壮年拿起北伐时溃兵过境缴获埋藏的枪械，扼守乡境入口险要处，保卫乡里。我表达了以上3点，袁主任出言勉励，题词相赠，备极赞许。

我受了新四军爱国抗日精神的感召，自动组织竹筏队，为新四军运输辎重，以利抗日，被袁主任誉为“人民义务兵站”。

袁主任政治修养很深，学问渊博，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人民莫不敬爱，惜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值得永远悼念。

我由于受新四军高级首长们的教育启发，竭尽绵力地支援抗日军队运输，供应餐宿。后来上海文化界慰劳团经过我家，赠我“抗日救国”“大义凛然”屏幅，这些赞誉，令我没齿难忘。

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常到我家暂住，他为人温文尔雅，谈笑风生，超越古之儒将，以往汀泗桥的威名确不虚传。路过我乡。在群众家中休息，与儿童逗玩，不啻亲人，常远道惠赠我名产，镂感难忘。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不讲信义，将叶军长羁禁集中营很久。抗日胜利后，在重庆始获自由，偕夫人乘飞机飞往延安，中途不幸失事，一家同烬，名将不获善终，使人伤悼无已。

1939年1月20日，我家来了一位贵宾，乘马身着灰色军服，由新四军军长叶挺偕行，随员不多。当时迎接到堂前，坐下寒暄，未道姓名。因其衣服朴素，仪表堂堂，揣度或是中共大员。在啜茗之际，儿子刘寅趋前敬问来宾：“你是周恩来先生吧？”周深为诧异说：“我们没见过面，怎么知道我？”刘寅答：“西安事变后，我从报纸上见过你的像片，心仰已久，今日幸会，恍如旧识，故敢冒昧敬问。”周恩来莞尔称是。唔谈少顷，略进午餐，即乘马遄赴泾县云岭去了。

相距两个月，3月15日上午，周恩来由泾县返身，送行的高级将领不少，还有参加新四军抗日大学生随行。周恩来骑马，因山路崎岖，足部被狭路岩石擦伤，到我家后，由医务人员裹扎。这两次莅临，都是在我家厅堂里憩息。

谈话时讲到与安徽省八区专员见面情况，对地方支援抗战动员工作，垂询较详。进餐后，亲书“绥靖地方，保卫皖南，为全联导，为群众倡”屏幅赠我。随后参观我倡办的北乡中心小学，阅看学生作业和校内设备，荷蒙嘉许，并奖励优秀学生助学金20元，以资鼓励。参观后，地方群众，学校师生恭送渡河，殷殷握别。后来学校师生感于周恩来对青年的鼓励，极为激动，于春茶上市赠送本地自产茶叶“太平猴魁”作为答谢礼品，尚蒙复书称谢。

当时太平县县长是王梦梅。周恩来返身经过太平，王梦梅趋谒未见，迁怒于我。又因为我将他颁发的制止异党活动阴谋的反动文件转到新四军军部，他蓄恨在心，密派本地反动分子充当特工，侦查我与新四军往来情报。我虽处在反动势力高压之下，但受了周恩来赠言启示，遂三门义务兵站招待新四军往来将士和中外访问慰劳团体，日需米一二百斤，烹鸡宰豖，自由供应。王梦梅虽得情报，却敢怒而不敢有所举动。皖南事变前他调省，在屯溪被人暗杀了。

周恩来是一个诲人诚挚、和蔼可亲的伟大政治家，言行举止发人深省，永世难忘。后来我在他往来下马处建一亭，题名“恩来亭”，以志纪念。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各支队正副司令员陈毅、粟裕、谭震林、罗炳辉等首长来往我家较稀，但大都见过面。安徽省曾希圣书记也到过我家，王震将军在我家拍过照片。参谋胡金奎还赠我瓷像和日用品留为纪念。

1954年我在苏北贫病交困，有中共上海市委昔年过往我家的戴明、姚琼二同志促我往上海见华东副主席张鼎丞，因乏资金未去。冬季始往北京政务院，蒙热情照顾，因病发不能留而返。

新四军抗日意志坚决，轰动全国各地，人民群起拥护，国际上也卓著声誉，江浙学生接踵奔赴新四军驻地，要求参军者为数极多。上海新闻界慰劳团顾大红，文化界音乐队吴大琨、殷扬，菲律宾华侨代表团王西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英国友人李清涟夫妇，法国雷诺秘书等率领的团体组织，携带慰问品，往泾县云岭，经过三门均住我家餐息。其它中外记者、爱国人士、医务人员，团体或个人访问者纷至沓来。可惜我家的签名记录已遭损毁，姓名也不复一一记忆了。

    抗日时期新四军来皖南，在小河口设立留守处、兵工厂、修械所、器具工厂、织布缝纫厂、肥皂厂、医院、休养院、印刷厂，规模最大的有工人数百名。群众组织有工抗会、农抗会、妇抗会、合作社等。我当时帮助竹筏水运工作，与各领导人罗湘涛、叶进明、刘开福、叶钦和、忻元锡等时有联系。

新四军到皖南后，展开游击战，迂回敌人后方，屡创顽寇，使敌人胶着于原有战线。敌人虽几次发动扫荡攻势，由于军民合作，摧毁敌人据点，生擒敌俘，缴获枪弹武装自己。就我所能记忆的，其最著名者为泾县沙河口战役。由叶挺军长亲临指挥，在沙河沿岸埋伏，待敌人渡河，猝出突击鏖战半日，毙敌甚众，击溃攻陷泾县县城之敌，敌人丢失大批枪械马匹，由奚家滩、青弋江溃退。驻芜湖敌人吹嘘的大“扫荡”，动员了一个旅团，卒至狼狈败退，死亡惨重，而新四军军威震烁，极受人民的衷心拥护。

新四军在皖南前线抗战数年，屡创顽敌，声誉日隆，深得全国人民拥护，因而阻挡了蒋介石集团妥协投降卖国阴谋。蒋介石遂于1941年初发动最可耻的皖南事变，抗日军民遭反动派血腥镇压，被杀害不可胜数，凡爱国人民莫不痛愤。

在事变前新四军军部早获情报，派专人与我联系，令我随同政工人员转移撤退，以避免反动派的残害。我当时考虑到全乡群众参加抗日工作的人数太多，我个人一经退避，群众一定受到反动派的株连和杀害。由于这一客观原因，我坚决留居三门相机应付。

事变后，我第一次被拘押太平县监狱，前后3个月，由全乡群众、地方人士代向国民党县长汪中一再三联单呼吁，得以保释。我前后被捕4次，均为群众营救出狱，第三次被捕，赖儿子志英花费巨金保释，侥幸未遭国民党县长张孟陶的枪决。

我在第一次被捕受审讯时，国民党县长威胁我说：“你有两个儿子在新四军，应速召回，才能减轻罪刑，保住性命。”因有背我的前言，当庭严词拒绝。之后由他人恐吓女婿往苏北，以救父名义蒙蔽军部批准，将幼子志英诓回，迫犯错误，负烦终身。

皖南事变后我未被捕前，新四军没有突围的同志由我设法掩护脱险，尚能记忆的有罗湘涛、李桂英、胡金奎、刘开福同志。叶进明同志将甫离母胎的婴儿托付与我，由我转寄农民郑刘氏家抚养到11岁。解放后派专人送至上海叶进明家中，父母儿女见面团聚，恍如重生。华东高级首长化名杨泊，事变时未能脱围，避匿我家化装我家雇工多日才走脱。还有许多政工人员陆续来三门我处，我赠衣化装掩护脱险的很多，姓名已不复记忆。

我家原有往来贵宾记录一本，题名的有200余人。还有许多延安发布的宝贵文件和新四军军部出版的抗日报及首长给我的文字、相片等，在我第一次被捕后，被反动派军队搜出烧毁，文献无存，深为可惜。

掩护新四军首长和政工干部陆续脱险，主要是依靠群众，通过群众掩护和帮助，才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这足以说明新四军在皖南抗日极为群众爱戴与拥护，使我深刻体会到群众力量的伟大。

注：刘敬之（1880—1965），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泾县三合村人。著名抗日民主人士。他12岁开始习商，好读小说和各种演义，晚年喜读李白、杜甫、鲁迅等诗文。家中常年订阅《审报》《新闻报》和文学、法律等书刊。以经营茶叶为终身职业，家有山场、水田、茶园200余亩，常年雇工10余人。在南京扬州等地设茶行经营茶叶，为太平县著名茶商。

1924年起兼理乡政。1928年任三龙区区长。1934年任联保主任。1939年任太、石、泾、旌四县茶叶联合会主任。1945年任县商会会长。他思想开朗，乐善好施，为商为绅，皆以造福乡邦为己任。北伐时，溃兵窜境，御抚有方，乡人称赞。创办三门小学。招聘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任教（如刘寅、李钟英）旨在育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四军军部驻泾县云岭，在麻岭、小河口设立兵站，三门地处其中。他将自己宽绰住宅招待新四军来往将士，一宿两餐，收费一角，相持三年未断，被新四军誉为“义务兵站”。受到中外记者访问团、文艺界人士的交口称赞，菲律宾华侨慰问团赠其“义重河山”锦旗，上海文化界慰问团赠其“抗战救国”屏幅。在共产党抗日政策感召下，他同情革命，支持抗日，鼓励长子刘寅参加新四军，组织竹筏队为新四军运送物资。

他同情支持革命，遭到国民党当局忌恨。相继被逮捕3次，他不畏强暴，大义凛然。

1945年10月，他得知国民党太平县政府又将搜捕的消息，连夜只身逃往南京避居。1946年4月28日，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复信盛赞刘敬之：“先生历年正面强暴，义薄乡邦，是以招众忌妒，四沟囹圄，然犹持身不阿，为肯青黑随染”；鼓励他“远嘱民主必胜之前途，续作仗义执言之努力”。随后即在南京经营茶叶，曾任南京茶业公会主席，首次将“太平猴魁”推向世界，被评为国际名茶，为太平茶叶的销售和发展作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太平县人民代表、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安徽省第一届政协委员，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

1965年12月30日，他病逝于南京。享年85岁。

                              刘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