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下半年到1936年秋，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闽南红三团和闽粤边红军独立营在中共闽粤边区特委的领导下，由于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在福建（南）靖（平）和（漳）浦、云（霄）（平）和诏（安）地区群众的有力支持下，红军部队到处打击地主豪绅的武装，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

闽粤边红军独立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武装斗争，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对我革命根据地的大“清剿”。从山区到平原，红军创建了南北宽40多华里，东西长200多华里的大片乌山游击根据地。

西安事变 促蒋抗日

1936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形势下，蒋介石却继续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各地调遣军队围剿红军部队。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诚所部被调至陕甘一带攻打红军。张、杨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便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合共产党一起抗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严词训斥张、杨联合抗日的主张，并镇压爱国学生的请愿。于是在12月12日，东北军在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西北军在西安城扣留了陈诚、蒋鼎文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发动了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前往西安参加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六项条件：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遭遇扣押。中国共产党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于推动国共两党再次的合作，一致对外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7年3月，闽粤边红军独立营在水晶坪、乌山一带活动。乌山，位于福建南部的诏安、云霄、平和三县交界处，东南面临东海和南海，西北毗邻广东的饶平、潮安、大浦诸县市，与闽南的梁山和粤东的凤凰山呈现出三足鼎立之态势，是闽粤边陲较长的山脉。这里山高林密，怪石嶙峋，石洞深邃，进可攻击，退可隐蔽，地理环境险要，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场所。

自从红军开辟了乌山革命根据地之后，乌山不仅成了我们独立营指战员的“老家”，也成为福建、广东两省边区红军游击队的“老家”。独立营在云和诏一带活动时，部队迅速发展到300多人，辖有3个连，我当时是一连一排的排长。

虽然红军是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但是我们还是很关心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尽管当时的通讯条件有限，没有电台设备，部队经常派出侦察人员到敌占区去搜集敌伪的情报。我们是从侦察员搞来的敌伪报纸上看到了全国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西安事变，知道了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诚为首的国民党西北军，把到西安去部署“剿共”的蒋介石捕住了。

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乐坏了，又是跳呀，又是唱呀。大家都说：“我们苦苦地打了十年仗，遭了不少罪，现在总算有人把蒋介石抓住了，应该把他宰了才痛快！只要蒋介石一完蛋，国民党就会树倒猢狲散，自然就会垮台了。”

这时闽粤边区特委从中共南委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和“避免作战，争取谈判合作”方针以后，红军部队对国民党军一五七师在政治上采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在军事上也采取了适当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灵活游击战术，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一五七师主力作战，以便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配合地方党组织工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早日实现。

可是没过几天，闽粤边红军独立营的卢胜营长就向指挥员传达了闽粤边区特委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红军部队和国民党军谈判，团结一致抗日，已经把蒋介石放了。当大家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后，思想上是想不通的，总是有一个大疙瘩解不开。

后来经过营领导再三解释，说明这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因为杀了一个蒋介石，不仅会出现第二个“蒋介石”，而且还会出现第三个“蒋介石”。更重要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把侵略魔爪逐步伸向中国内地，整个中华民族将要面临着灭亡，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阶级的利益应该服从于民族的利益。国共合作抗日，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完全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利益。

同时，营领导还特意说明：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不是投降，也不是出卖阶级利益；我们国共合作抗日，完全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再强调：枪口对外，团结一致抗日的重要意义。经过卢胜营长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志们才初步懂得了要从大局出发，从国家的利益出发，阶级的利益应该服从于全局利益的道理。

真诚抗日 努力谈判

在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谈判时，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但是国民党方面根本就不承认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存在，却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企图与陕北红军主力讲和，而在南方继续清剿红军游击队，妄图将各地的革命武装一举消灭之。

我所在的闽粤边红军独立营，是由原广东潮澄饶游击根据地保留下来的“红三大队”改编组成。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红军部队坚决执行“誓死保卫苏区，不丢失一寸土地”的方针，而坚守在广东的凤凰山革命根据地。面对敌人的多次“围剿”，根据地在缩小，造成了部队的伤亡严重，而战略转移到闽粤边区的乌山创建根据地。红军部队以大山为屏障，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继续开展武装斗争，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薄弱之部，在群众中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来。

5月间，闽粤边红军独立营驻扎在金溪、冷水一带，根据党中央的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指示精神，由营长卢胜、政委吴金同国民党军一五七师驻在当地的部队进行谈判，谈判的地点就设在我们部队驻地的冷水前面的一个村子。当时卢胜营长就把我找去说：“我们要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抽调你出来负责警卫工作。”当时我是老排长，依据卢营长的要求，挑选了两名经验丰富的老战士，包括营长警卫员在内的四位同志，每人佩带了一把最好的驳壳枪，作为共产党红军谈判代表的警卫员。我们警卫人员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做好谈判中的保卫工作，保护营首长的生命安全；二是如有意外情况发生，立即以鸣枪为号，与埋伏在附近的我方部队联系掩护红军谈判代表撤出驻地。

我带着警卫人员跟随卢胜营长来到双方谈判地点，看到国民党驻军一五七师由一个政训员，也是个特工人员，他也带了与红军同等的四位警卫人员。卢胜营长是与那个国民党军政训员单独在房子里谈判，双方的警卫人员都是站在屋外负责警戒任务。卢营长与那个政训员谈判了一个上午，我偶尔能听到他们在屋内大声指责的话语，毕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两党的积怨太深了。

一个上午过去了，没有发生预想的国民党军抓捕红军谈判代表的事情。我们是在中午回来的，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好营首长的安全和警卫工作，所以我不知道谈判的具体内容，只是在回来的路上听卢胜营长说，谈判没有达成协议，是因为双方存在很大的分歧。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带着诚意去与国民党军队谈判“合作抗日”，目的就是要“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然而国民党方面则认为这是最好的“天赐良机”，在与红军部队谈判时，总是摆出一副“招抚”、“收编”的架势，表现出盛气凌人的样子来。

当时国民党军与共产党红军部队谈判所采取的是“剿抚并举”的方针，能够收编的尽量收编在国民党军队为己所用。甚至在谈着谈着就突然宣布“停抚进剿”的策略，以此来达到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真正“剿共”目的。同时国民党军还利用谈判，千方百计地派人向红军部队渗透，以便掌握更多的情报。

反击渗透 下山听令

在双方谈判之后，国民党军一五七师驻当地的部队就派遣那个前来谈判的政训员到闽粤边红军独立营来住，红军部队还派了个司号员当他的勤务员。那个政训员经常看红军的军事训练，为了让他观看，卢胜营长还让我所在的一连表演了刺杀等动作。每次军事训练，都是由我来喊口令，因为我喊口号的声音洪亮！大家都听习惯了我的口令声，所以动作整齐，喊杀声震天，很有气势。

当然，对于国民党军政训员到红军部队来住，我当时还是有思想疙瘩的。总在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国民党军队的政训员派到红军独立营来住？这样，红军部队的兵力、建制、武器装备等情报，这些都是以前敌人无法侦察到的情况，现在不就完全暴露给敌人了吗？对于眼前这些做法，我是另有看法的。认为不应该让那个特务政训员到红军部队来，谁都知道那个家伙是没有安好心的人。

我很反感那个政训员，尤其是他的装腔作势的傲慢作派，总是以“长官”的身份指手划脚，令战士们非常气愤。特别是部队的秘密不保的问题，更是兵家的大忌。我越想越不是滋味，终于憋不住了，便去找卢胜营长反映自己的看法，要营领导提防国民党军队的阴谋。卢营长开导我说：“现在是国家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党中央都放弃前嫌，主动与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红军是不会被国民党剿灭的，相反就要用实际行动来促成谈判的成功。那个特工人员没什么可怕的，倒是想让他看看我们红军部队的实力。”

那个政训员在驻地观望了几天，也探不到红军更多的情报，关键是红军部队的伙食太差，住的条件也简陋，国民党军的政训员根本就吃不了这样的苦，只能灰溜溜地离开红军独立营驻地，跑回到国民党军那边去了。

6月底，闽粤边红军独立营奉命开到平和县高坑附近，我们就住在祠堂里。因为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与国民党军一五七师谈判，签订了“六二六政治协定”，决定合作抗日。在此期间，闽粤边区特委在高坑召开了地方区、部队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我听连长回来说，在会上，闽粤边区特委负责人何鸣认为红军在山沟里打游击，扩大不了影响，主张把队伍开到城市去。而卢胜、王胜、林路、朱曼平、彭德清等同志则认为应该请示南委，不同意把部队撤离根据地。

    高坑会议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尽管与会的多数同志不同意何鸣的意见。但是何鸣却以“破坏统一战线”相威胁，还强词夺理，坚持自己的主张。独立营政委吴金更是大吵大闹，主张按照何鸣的意见办。由于闽粤边区特委没有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反而做出了同意将红军部队撤离根据地，开到漳浦县城集中的错误决定，这就为“漳浦事件”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高坑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对红军也很好。闽粤边红军独立营驻在这里没几天，就召开了动员大会，传达闽粤边区特委根据中央精神所作出的指示：要红军部队与国民党军合作抗日，闽粤边红军的番号改成“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在行动上受国民党军一五七师的指挥，红军部队还要开下山去集训待令等等。

指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认为这十年的“内战”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牺牲了不少战友和亲人，吃尽了苦，现在这样的做法是在向敌人“投降”，至少在行动上也是“太冒失”了？部队不应该离开根据地。

但是，上级一而再，再而三的做解释工作，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团结抗日”，这是党中央的指示，闽粤边区特委的决定。又说红军部队是“受编”而不是“受调”，还是要保持红军的组织和独立性，并一再强调要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虽然经过好几次的动员，仍然有许多同志在思想上还是接受不了，在感情上也适应不了。

红军战士 挥泪下山

靖和浦根据地的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都舍不得红军游击队这么快就要下山同国民党合作。群众从朴实的阶级感情出发，认为敌人是在欺骗红军，也为红军的下山感到担忧。但这是上级的命令，闽粤边区特委的决定，红军部队就要无条件地服从，因为红军部队历来就是以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著称，以“服从命令听指挥”为宗旨。 7月初，闽粤边红军独立营遂奉命向平和县的小溪镇进发。部队出发时，根据地的群众沿途热情相送，有的握手说声“珍重”，有的挥泪告别。大家都知道，根据地群众和红军是相依为命的“军民鱼水的感情”，老百姓从物资上援助红军，甚至牺牲生命来帮助部队。在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年代，老百姓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无数次的摧残，许多人家被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以一提起“国民党”三个字，老百姓就会咬牙切齿地痛恨，人民群众中对国民党有有刻骨的仇恨。

当闽粤边红军独立营到达小溪镇时，受到当地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些抗日救亡团体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小溪镇地方党还组织了慰问演出活动，一些文艺团体到红军部队来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枪口对外》等抗日救亡歌曲。我们切身感受到群众高昂的抗日情绪，部队的气氛也活跃起来了，到处都洋溢着一切为了抗战的新局面。

闽粤边红军独立营在小溪镇没住几天，就接到通知，要把红军部队改编成什么“保安大队”？还要指战员换上国民党的“黄狗皮”的破军衣和军帽。特别是要戴那个“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徽的帽子，这下真的是把大家的心都伤透了。当时指战员不仅在思想上想不通，而且在情绪上也很愤怒，心里很难受，许多同志都哭了，就是不愿意换上国民党的军装。战士们气愤地说：“红五角星、列宁八角帽多好呀！谁要那个黄狗皮膏药。我们是红军！是为穷人打仗的队伍，而不是国民党的狗腿子……”

这时，上级又向广大指战员进行解释、说服、动员工作。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大家流着泪，把用血汗换来的红五角星和列宁八角帽紧紧捂在心口上，又把它轻轻地放在包袱里，珍贵地保存起来。当时连排干部没有换装，据说是要给我们专门缝制新的军装。不久，北平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闽粤边红军独立营又奉命开拔到漳浦县城。

漳浦事件 身陷囹圄

闽粤边红军独立营于7月13日到达漳浦县城。当红军队伍进驻在漳浦县城孔庙后，立即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我党和红军的抗日方针，动员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从而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由于孔庙地方小人多，加上气候酷热，大家都穿着单衣，还是满身的汗水。

红军部队驻进孔庙后，就接到通知，说部队人员没有经过批准不能随便出门，限制部队的行动自由。记得当时我们两三个排长出去过一回，主要是要我们去做衣服。即使是这样，也要限制我们的时间，要我们准时回来，不许乱跑。我记得当时闽南红三团的一部分人并没有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住在孔庙的外面。我们就如同是被“关禁闭”一样在这里住了二三天的时间。

国民党内部的一小撮顽固派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他们妄图利用国共合作来消灭闽南红军，他们想“溶化”共产党的阴谋一直没有改变。当时特委的主要负责人、闽南红三团团长兼政委的何鸣，在谈判问题上存在着“右”的倾向，他一开始就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军一五七师的抗日情绪，对敌人的阴谋失去警惕。在谈判中，他竟然接受了国民党军一五七师提出的把红军部队在漳浦县城孔庙集中的条件。

红军是怀着合作抗日的满腔热情下山的，在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送，部队也将抗日标语张贴在沿路，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后来才知道，部队由高坑开到漳浦县城时，在我们的后面有国民党军一五七师一个营的部队一直尾随在红军部队的后面，他们将我们所张贴的抗日标语全部收拾起来。这一情况，地下党已经告诉何鸣等人，但他们却无动于衷。在我们驻进孔庙以后，地下党的同志曾到来找何鸣报告敌人的动态，可是他却不以为然，并对卢胜等领导封锁消息，最终酿成了漳浦事件的发生。

红军真诚的抗日，而国民党顽固派却在制造阴谋。7月15日，彭德清同志又侦悉到了敌人的一个机枪连部署在石榴坂，随时准备袭击红军部队的情报，并及时报告了县委。情况十分危急，漳浦县委立即派了一位同志化装进城报告何鸣，并提醒他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付敌人，以便保证部队的安全。但是却没有引起何鸣的丝毫警惕，他轻信了国民党军一五七师的谎言，却一点也不相信自己的同志，甚至于继续对其他领导同志封锁消息。

7月16日上午，国民党军一五七师通知红军部队，以集中点名发饷和整训为名，要求我军全副武装到城郊的操场集中，营区不准许留人。这是一个十分反常的情况，因为按照部队通常的规定，营区人员外出，每次都要留有人员值守，整理内务。本来是何鸣让副团长卢胜同志集合队伍，他不干，而先去看地形了。红军部队是由值日连长符义山集合起来，带出去向操场进发，而国民党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早已派遣重兵包围了操场。

红军部队进入操场时，看到何鸣、吴金等人同一五七师军官走上讲台讲话时，埋伏在四周的国民党军队就露面了。他们把我们包围得水泄不通，每隔三个人就架着一挺机关枪，我们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时，国民党军一五七师的参谋长张光前当场宣布要我们红军部队放下武器，进行徒手训练。这那里是什么训练，分明是在缴红军的枪！

指战员听后，肺都要气炸了，这时我对战士说：“我们打吧，死也要拼了，绝不能把我们用流血牺牲换来的武器，白白地送给敌人。”同志们立即打开枪栓，顶上子弹，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两军对峙，剑拔弩张，此时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一场流血的事件即将发生了。

就在这时，在讲台上站着的何鸣却命令我们红军部队要顾全大局，不要发生磨擦，要大家把枪放下，他还自己带头把身上的手枪解下来，往地上一扔。指战员认为他是闽粤边区特委负责人，又是部队的团长兼政委，是最高领导人，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不能反抗。大家在万分气愤的情况下，把枪拆散搞坏了，狠命地把枪摔在地下，死也不把好枪留给敌人。

就这样，国民党军一五七师假借以“合作抗日”为名，欺骗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在一枪不放的情况下，解除了闽南红军千余人的武装。这就是全面抗战初期，在国共合作期间，轰动全国的“漳浦事件”。

   对于抗战初期闽南国共合作中所连续发生的错误思想，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11月12日的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特别指出：在南方各游击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是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还用“围剿”政策企图消灭、在卢沟桥事变后又改用调虎离山政策企图削弱的力量――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1）无条件集中（适应国民党拔去这些支点的要求）的防止；（2）国民党派人的拒绝；（3）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

1983年11月，我应邀赴“漳浦事件”的发生地福建省漳浦县，参加“抗日初期闽南国共合作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见到了多年不曾谋面的老首长卢胜中将，以及当年“漳浦事件”的幸存者王胜、陈高顺、李德安、卢叨、柯志达、吴瑞华、张志荣、刘再兴等老同志。大家在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回顾了那段抗战初期发生在闽南的国共合作的那段惨痛历史。我还在漳浦县城的孔庙里，讲述了当年亲身经历的“漳浦事件”。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深深汲取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