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国，参加新四军

1938年初，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团，做救亡宣传工作。同年5月26日经汝南、确山特区组委刘茂林和舅表兄赵逢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参加新四军。10月中旬，被组织派到素有小延安之称的竹沟镇新四军老八团留守处——河南省特区举办的党训班（对外称新兵队政训班）受训，学习党建、统战、《论持久战》、游击战略战术和农业等课程。结业后，被分配到新成立的由刘少奇领导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机要部门——电台大队，边工作边学习无线电报务收发技术。白天我担任行政司务长，夜晚加班学习无线电报务技术，虽然忙，但很快乐。

1939年3月，刘少奇同志奉命带领中原局东进敌后，我所在的机要科电台大队随少奇同志一起行动。在东进途中，我负责电台设备、天线架撤、炊具粮粖运输、路标号房、安全保卫、民调纪检等项工作。我把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序，与有关同志紧密配合，再忙再累，从不叫苦。从竹沟到海达，从豫东到皖东北，又从鲁南地区到淮南地区，从津浦路东到津浦路西，我见到了我军与日伪顽斗智斗勇、激烈战斗的场面，见到了少奇同志传达中央全会精神的隆重的报告会现场，见到热烈欢迎中原局首长亲临前线领导和指挥军民作战的场面，还见到了所属各部队领导齐集海安胜利会师的盛况。虽然一路上处处艰难险阻，但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在险象环生、历尽艰险的东进过程中，我担负起了组织交给我的重任，同时也在艰苦的环境中迅速成长。

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皖南新四军北上抗日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损失惨重。叶挺军长被囚禁，项英副军长和周子昆副参谋长被叛徒杀害。在这危急的时刻，中共中央下令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

新四军新军部组建后，军部首长对电讯建设很重视，立即开办了第一期电训班。选调年轻、聪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党团员、政治思想条件好的学员共40余名，编成了甲、乙、丙三个班和一个速成班，任命我为党支部书记兼电训排长。电训班结业后，我被留在了新四军军部做报务员。

1941年至1942年间，日寇开始大规模对我苏北盐城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残酷的“清乡”和“扫荡”，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此时，我在粟司令的身边工作。他亲自抓情报工作建设，决定在一师三科组建三台（电讯技术侦察监听台），对敌台开展技侦情报工作。

这个三台很快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先后侦控到了南京伪中央国防部与苏中敌、伪、顽军各军、师、旅、团和独立营的电台，重点是南京伪中央陆军总部、苏北扬州绥靖公署、海安二十六师、东台三十四师、泰兴十九师、兴化二十二师、岘港三十二师和淮阴伪二方面军，如皋九旅、大中集独立旅、栟茶教导旅，还有宝应、丰利、沙沟、角斜等团营的电台联系。溱潼地区顽军税警部队的电台也在我们侦控范围之内。我们采取确保重点兼顾其他的方针，从敌伪军上报下达的电报内容中，掌握了日寇的军事行动。例如三垛伏击战，就是一个利用技术侦察手段提前掌握敌人军事情报，获得战斗胜利的实例。在日寇投降的半年前，日军仍在严密封锁和分割我苏中抗日根据地。我们三台从侦控的敌台中突然发现了线索：原固守在宝应城内的伪苏北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少将团长与驻兴化伪军二十二师师长通过电台相互联络。我们从他们相互的电报内容中得知：特务第二团奉命离开宝应南下至高邮与日军一个大队会合，并补足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后，分水陆两路到达周庄驻防。伪军二团的团长在离开高邮前还发电报说“我与友军合川大队士气很高，一切准备完好，分两路向（周庄）目的地行进。随后，每小时报一次行军经过的位置。”我们迅速将获得的情报上报，军区首长管文蔚、张藩亲自部署指挥三垛伏击日伪军的战斗。由于我们三台对敌情掌握得准确及时，这个战斗我们大获全胜：全歼伪军2个团和日军合川大队1200余人，活捉了伪军少将团长马佑铭、中校副团长及其日军顾问山本大佐；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日军汽艇等物资。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直至战斗胜利结束，我参战部队仍无一伤亡。苏中军区首长通过电话指示说：“三台跟着前指走，你们为三垛伏击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应予表扬！但你们的事迹不能登报，你们是无名英雄，军区参战部队和前指首长都感谢和问候你们。”在此战役中，我和汤聿文、金良才等同志昼夜不间断地侦控敌情，没有任何疏漏地提供了可靠的情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考验。

1942年，日寇开始进攻我苏中一师地区，进行疯狂“清乡”“扫荡”。军部首长和机关由盐阜区转移至津浦路东之黄花塘地区。为了保卫华中局、军直属机关、院校的安全，需及时掌握敌情动态。首长立即决定派出敌情通报台，由我担任台长。敌情通报台的成员由跟在赖参谋长身边很机灵的同志组成：机要科派译电员，侦察科派侦察小分队，通信科派报务员等。哑巴运输员带上（干电池）中小型通报机器，谍报参谋均穿便衣，我们被派到南京附近的镇（江）、扬（州）公路两旁，在山区散居户隐蔽，昼夜不停，观察敌情动态。谍报参谋还深入敌人据点，与打入敌伪内部的人员沟通联络，并由侦察员联系，随时将敌情变化情况报告军部首长。隐蔽山区工作条件差，加上冬季天气寒冷，我患了重病，首长就决定调我回军部住院治疗，并派军部老红军钱刚接替了我的工作。

1943年春我住院手术后，调回军部纪检台和党报台工作并兼任政治部党支部书记的工作。1943至1944年我又回到一师三台任副队长。粟司令一直把三台带在身边，视作耳目，非常爱护。对三台技侦情报的呈送建立了直通专线电话，紧急情况可不经总机立即直报首长，并将敌报原文抄送粟司令亲阅。

记得有一次我去给粟裕首长送情报，见面时我向他敬礼，粟总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询问我们驻地的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我们三台的工作人员是住在村边的，保密环境没问题；而且我们还在驻地附近开荒种菜，自种自食挺好的。首长还强调说要注意敌伪动向，千万不可大意麻痹。我立刻向首长保证说：我们三台人员一定会对侦控敌情变化保持高度警惕性和责任心。首长点点头说道：重要情况要及时报，并指向电话机向我示意。我看见粟总床旁有两部电话，一部通师部总机，另一部是直通我们三台的专用电话。当时只有我们三台的机要通信人员才可以直入首长的卧室。我感觉粟司令平易近人，生活简朴，工作作风严谨，十分亲切。苏中军区三台的技术侦察在战略反攻，歼灭日伪军，解放苏中城镇的战役战斗中都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保障。我一直跟在首长身边，因工作出色，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

解放战争，当好“技侦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却下令将日寇作为友军，将汉奸伪军视为国民革命军，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对围困的日伪军受降，目的就是要和我们抢地盘。为此，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下令全军，要求所有被我军围困的日伪军必须无条件投降！否则，坚决彻底消灭之。我苏中军区管文蔚、张藩、陈丕显、吉洛等首长接到军委和军部电报的指示，立即动员率领军民行动起来，并要求军区三台侦控敌情，跟着前指走。

新四军在大反攻中，我们三台及时准确地给首长提供了情报，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一次，我们侦控到一个重要情报：兴化伪军二师师长刘湘茜乞求南京的主子派兵和空投粮弹增援，刘湘茜还狗急跳墙，企图将运河大堤高邮段炸开，要“淹死共军”。我们迅速将情报向管、张等首长报告。首长当即表示：坚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否则“高邮、兴化、宝应三县数百万人民将遭遇灾害、家破人亡！”首长立即采取措施，果断下令主力部队和民兵日夜守卫运河大堤，并于当晚命令我军区部队从四面八方向伪二师发起总攻，此战全歼该师5000余人，罪恶昭著的敌师长刘湘茜被活捉，南京空运的弹药物资全部落入我手，兴化战役胜利结束。

还有一次，我三台发现了盐城伪四军联络的情况，我苏中与苏北军区部队又联合发起了盐城战役。军区首长要三台跟随“前指”，先打该城南郊的伍佑镇，将该伪军主力三十九师的两个团、一个营全部歼灭；乘胜向盐城伪四军发起总攻，在我强大火力围攻下，伪四军军长赵云祥被迫出城向我军投降。盐城解放。

我们苏中三台在攻克各个敌人占据的城镇中，均提供了情报保证，受到管文蔚司令员、陈丕显政委、张藩副司令员等首长多次表扬和嘉奖。

为加强技侦工作的力量，苏中三台连续接到粟总两次电令，要求我们与军部调研室部分技侦人员在淮安会师。1945年8月底，在淮安成立了一个由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直接领导的情报机构——社会二部（对外称“四支队”）。社会二部下设一、二、三、四科，根据不同分工，各科下设若干股和组（台），组织严密、精干有效、高度一元化领导。再到后来发展到每个兵团都配属了技侦科，下设侦、通、话报三个股（组）台等机构。

粟总对技侦人员的选拔培训和技侦工作机构的建设一直抓得很紧。在他的指示下，我们曾先后共举办过四期培训班。第一期学员开始时80多人，由冯飞任队长管行政，我任副队长管政工兼党支部书记，杨明达任报务主任，吕理复任电学英语教员，顾振亚任机务教员。苏中战役开始时形势很紧张，就抽调了部分学员直接投入战斗岗位。接着举办第二期培训班，有200余名学员，在淮安失守前，我任队长，吕理复任副队长，高翔、范铮任收发教员，黎柯、丹涯任正副指导员。随着形势恶化，涟水失利，两淮失守，第二期训练班就在炮火连天、敌军尾追、敌机袭扰、异常艰险的战争情况下，边行动边学习。可以说是在战火中学习成长的。

我记得当时敌人对我根据地发动了来势汹汹的进攻，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粟总在指挥千军万马、日理万机的同时，还关心着我们这个刚刚开始训练的电讯培训班。他亲自写信告诉我们：敌军数十万向我军发动了重点进攻，你们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保护好训练队全体人员和训练器材，争取一切间隙，提前完成训练任务。并要郭季田机务主任带一口信说：《粟司令从前线归来》的歌以后就不要再唱了。郭主任将此信给我看后，就立即销毁了。我感到：粟总在这么繁忙、紧张、困难的情况下都还在惦念着我们，对我们给予了很大的期望，这对我们培训班全体师生真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粟司令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师三台（电讯技术侦察监听台）在开展练兵运动时，对学习收发技术和记明码、钻研业务成绩显著的技侦人员，首长都发给亲自署名的奖状，甚至把从事技侦业务工作的单位称作无名英雄群体，一直给予很高的奖赏和评价。

渡江战役前，三野4个兵团都相继成立了技侦情报科。我被派到十兵团七科任科长。重点侦控沿江敌陆海军部署及我军渡口对岸江阴炮台的动向。同时叶飞首长还要求七科配备所属各渡江部队报话通信和密语密码、简易通报、敌我情况，并将首长指挥用暗语发至各军、师级指挥部。1949年4月21日，七科人员分乘指挥船只跟随兵团首长和渡江突击部队胜利渡过长江天险，占领了江阴炮台。我大军乘胜向宁、沪、杭等敌盘踞的重镇发起了进攻，部队势如破竹，很快就解放了这些地区。

紧接着，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紧追猛打，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我所在的十兵团七科跟随叶飞首长进军福建，进展神速，连克福州、平潭、漳州和厦门，横扫福建全境的国民党军队的残兵败将和土匪，取得歼敌十余万的重大胜利。

接下来，十兵团接受了解放台湾的作战任务。部队开始进行渡海作战的训练和准备。首长和作战指挥机关也在筹划制定作战计划。因为部队下一步将是以美、蒋的陆海空军为作战对象的，所以，作为情报部门必须要掌握敌人的情况，尤其是美军的动向。英语的重要性就突出了。可在当时，部队里掌握英语的人很少，急需补充英语人才充实到技侦队伍里来。为此，我向兵团首长建议：急需快速培训英语技侦人才。这个建议被批准后，部队就立即从西南联大、福州、厦门、成都等地的大学和有关单位部门选调了一批政治可靠、英语条件好的男女青年参军进入电讯技术侦察部门。特招入伍的人里面甚至还有原广播电台的英语播音员、大学英语老师、原美国航空队队长陈纳德的英语翻译等人。这些外语人才都被我们招来从事技侦工作。这些特招入伍的英语人才和我们这些有技侦经验的人在一起边工作边学习，取长补短，互帮互学，经过各方面人才的共同努力，我们很快就发现并掌握了美蒋陆海空军相互之间的联系情报。我们一直追踪获取这些重要的情报，及时上报给指挥部首长，为掌握敌人动向、制定作战方案和部队有针对性地组织作战训练提供了情报支持。

当时部队面临渡海作战，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对海潮涨退的规律、渡海运送兵力的船只、部队人员海上训练的程度和适应情况、渡海作战的方式方法和组织指挥等都缺乏足够了解和准备。还有就是敌龟缩范围越来越小，在台澎金马诸岛兵力相对集中。再加上美海空军还增援协防台湾，增加了部队渡海作战的困难。

部队在攻打金门的作战中，虽然我渡海登岛的部队作战勇猛顽强，但缺乏渡海登岛作战的经验，又有些轻敌。运输船只匮乏，后援不继，情报掌握不准，敌军数倍于我，装备又好，最后导致战役失利。

抗美援朝，当好防空兵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在朝鲜仁川登击不久，我志愿军出兵，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当时美军飞机经常在鸭绿江周围狂轰滥炸，很多炸弹落在了我国境内。国家防空、人民空军急需加强建设，其中就急需要用技术手段及时侦察、监控敌机动向，为我地面防空和空中作战赢得先机。

1951年末，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下令，将十兵团七科全部调到国家防空军司令部，成立技侦科。总部之所以调我们全科人员到总部工作，大概就是因为我们有在福建前线侦控美军的经历经验，拥有这方面的人才。全科人员按期报到后，组织上命令由我负责组建四大军区防空军司令部的对敌海空技侦站。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防空军与军委空军合并，在空军情报部下设了四个技侦团，不久改为四个研究所和一个外语学校。此项工作在抗美援朝、巩固国防、抗美援越和中越反击战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任希文（任东星、孟小元修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