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时，我正在上海绸缎庄当学徒。看到日军占领上海后犯下的一桩桩罪行，我决心投身抗日队伍。经过半年时间的辗转，我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

1939年11月，我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苏北分区机关工作，任粮秣股长。主要任务是为部队筹粮筹草。刚开始工作时，我虽然工作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结果遇到不少风险。一天，我奉命带领20多个民兵把筹集到的20多担小米、棒子面，还有红薯、土豆等杂粮送到驻扎在陈庄的部队。我们走到离冯沟里不远的地方，突然发现100多名日军迎面走来。我当时把20多个民兵分成三组：一组负责掩护、一组增援机动、一组负责转移粮食。我告诉大家：这可是前线将士的救命粮，不能让一粒粮食落入敌人之手！配合我工作的地方民政干部也鼓励大家说：快把粮食往山沟里运，鬼子不敢往山里去！这时候，日军的先遣部队也发现了我们，“哇哇”地冲上来。我和负责掩护的民兵同敌人打了起来。撂倒几个敌人后，我们见粮食已经安全转移，便钻进深山，甩掉了敌人。

1940年，日军为巩固对占领地区的统治，除了不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外，还实行“囚笼”政策，修筑了据点3000多个、碉堡1000 个以上，占领及修建铁路5000余公里、公路3万余公里，把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小块。为打击敌人，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百团大战。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的先例”。

大军云集，保障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为了让官兵吃饱饭，有力气打鬼子，我们与当地政府干部一连开了3天会，研究筹粮办法。可是，那时候恰逢根据地歉收，粮食严重短缺，仅靠老百姓筹集千军万马的粮食十分不易。正在大家为难的时候，一名同志提出：在离我们80多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名叫赵家庄的村子，日军在那里设有一个军需仓库，里面放着上百担粮食，只有100多个鬼子守卫。我们可以向敌人“借”点粮食解决困难。大家一听立即赞成。我们将想法向分区黄司令员作了汇报，黄司令员听后笑着说：这是个好主意，由部队来打这一仗，你们与地方政府组织民兵运粮。

为了确保“借”粮成功，当天我就和作战参谋一起去察看地形。第三天夜里，我带着40多个民兵拿着麻袋、绳子、箩筐，埋伏在离赵家庄约半公里的山上。作战部队则从两翼悄悄接近敌人。凌晨3点左右，部队向敌人发起了进攻。瞬间爆炸声、枪声惊天动地。看到官兵们奋勇杀敌，我心里痒痒的，真想冲上去杀两个鬼子。可一想到自己的任务，只好耐心地等待胜利的消息。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敌人丢下了几十具尸体趁着夜色逃跑了。我带着民兵冲进仓库。打开库房大门一看，里面放着几百袋大米白面。大家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力气大的一人背上两袋就走，力气小的也要背上一袋。看到粮食太多，黄司令员还派了些部队过来帮忙。大家背的背、扛的扛、抬的抬，一路小跑向山里转移，等到天亮时，几百袋粮食已被我们连夜“借走”。

由于日本“扫荡”十分频繁，我们去各村筹粮非常危险。可人是铁饭是钢，战士们吃不上饭就打不了胜仗。危险再大，我们也要做好筹粮工作。结果往往是白天鬼子进村“扫荡”，晚上我们进村筹集军粮。有几次还遇上了鬼子，好在我们熟悉地形，三转两转就把鬼子甩掉了。

那时候，日军在根据地疯狂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为防止敌人的破坏，老百姓把小米、棒子面、红薯藏进深山，鬼子“扫荡”来了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一粒粮食，鬼子走后老百姓们又将粮食背回来，送给新四军。

老百姓真把我们新四军看成自己的亲人，他们宁愿自己吃树叶、柳芽，甚至树皮维持生命，也要把粮食省下来给新四军。我们筹集到的每一粒粮食都是老百姓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次，我到泰兴县去筹粮。泰兴县的县长是一位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见到县长时正赶上他和县政府的几名干部在吃饭，我看到他们吃的就是树叶，当时真不忍心把筹粮计划交给县长。县长见到我欲言又止的样子，主动告诉我：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十几袋军粮，就等着我来取了。还有一次，我与地方政府的同志到一个村筹粮时，一位老人吃力地背着一袋红薯送了过来。村长告诉我们：老汉一家六口就剩下这一袋红薯了，平时全家人吃树叶树皮也舍不得动这袋粮食。村里筹粮时老汉硬要把这袋粮食送给新四军，村里不要，他就自己背来了！现在我还记得那位老汉姓钟。

         曾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