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6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漳浦事变。当时，蒋介石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红三团1000余人离开根据地向福建漳浦进发。但在漳浦驻扎时，国民党军一五七师奉蒋介石密令，对红军采取非常措施，解除了武装。然后荷枪实弹地把红军官兵押返回原住地孔庙，并派兵看守。深夜里，我们听说红三团副团长卢胜与王胜等数十人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突围成功，已经潜出了漳浦县城。

于是我们也行动起来准备逃走，但终因人生地不熟，虽然突围了几次，都没有办法冲出去。为此，国民党军把我们看管得更加严格了，怎么也无法逃出去。

关押在国民党监狱

7月17日上午，国民党军一五七师派人来到孔庙里，他们手里拿着花名册，把独立营连排以上的干部都叫出来，加上文书、医生约30人。给我们上了手铐后，押上汽车运到漳州国民党军一五七师的师部军法处关押。在押往漳州的途中，我们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背信弃义非常愤怒，在汽车行驶的一路上高唱《国际歌》和红军抗日救亡歌曲，抒发大家的激愤之情。

那时，国民党顽固派干这种卑鄙的勾当是不得人心的。因此，他们严加封锁消息，不仅欺骗群众，也欺骗他们的士兵。特别是把我们关进一五七师师部附近军法处的监狱时，竟把我们的手铐换成18斤重的“重铐”，戒备森严地对红军干部进行防备。同时在那个不大的平房前后加派了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严密守卫。不让我们讲话，连动一动的自由都没有，如临大敌一样的紧张。

我们知道，当务之急是要做宣传工作，说明真相，争取国民党军士兵。在紧张气氛稍微缓和时，我们抓准时机问看守的士兵：“你们把我们看管得这么紧？这么严？是否知道我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被抓来？”国民党一五七师是广东军队，讲的多是广州白话。我们中也有几个广东人能讲广州白话，就利用同乡观念、语言相通的特点，向看守我们的士兵进行宣传，揭发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战真投降”的丑恶罪行，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以及镇压抗日群众，妄图消灭抗日的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阴谋。

我们向国民党军士兵说明：“我们红军是为了合作抗日，才被国民党欺骗而被投进监狱的。”当看守的士兵了解到我们确实是红军，而且是因蒋介石不讲信用而被捕时，就对我们说：“啊，你们就是红军！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如知道你们是抗日的红军，我们哪敢这样对待你们！是我们的长官欺骗了我们，说你们是‘土匪’，命令我们要严加看管。”我们反问道：“你们看我们像‘土匪’吗？”他们说：“不像！你们红军是为穷人办事的好人。”

这些士兵又提到红军在广东一些地方打国民党和土豪的情况，有些地方离他们家乡不远。红军在广东、福建一带是非常有威望的军队，深得群众的拥护，群众把红军当作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尤其是那些被国民党军队抓来的士兵都是穷苦出身，对红军的印象非常好。经过我们的宣传，他们知道我们是为了团结抗日而被国民党陷害的红军。

从此，守卫对我们的看管放松了，允许我们抽烟，甚至还帮助我们买香烟。他们与我们关系越来越好，还约定了以咳嗽为暗号，如果发现当官的来查班，就向我们发出报警，叫我们把香烟藏起来，假装“老实”的样子。这时我们的行动比以前自由多了，可以随便活动。我们需要的东西，也可以通过这些同情我们的守卫偷偷帮我们送进来。

坚持不懈 狱中斗争

漳浦事变发生后，我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全国各地党组织纷纷向国民党一五七师黄涛师长和政府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发还武器、释放俘虏”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在监狱里也密切配合这种社会形势，积极开展斗争，向国民党军一五七师提出抗议，强烈要求释放我们这些抗日的红军战士。一五七师慑于全国的抗议浪潮，对我们的看管放松了，生活上也得到了一些改善。但是他们一直想瓦解我们的意志并没有改变，又耍出新的花招，提出释放我们的条件是“回家种田，不再当红军”，还污蔑说“你们是被迫当红军的”。

面对敌人的新阴谋，我们针锋相对，回答他们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为穷人的解放而战斗的部队，我们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地主的压迫剥削而自愿来当红军的！不像你们国民党军队是抓壮丁抓来的兵？现在国难当头，你们不去抗日，又不顾民族的利益，专门来消灭红军？是千古的罪人！”

当时，有个特务对我说：“我认识你，你父母只有你这一个儿子。自从你参加红军后，你母亲在家里天天想你，要你回去，你为什么不赶紧回去看看她呢？”这个特务就是企图利用母子深情来软化我，妄想把我从这些被俘的红军中分化出去。我知道敌人的阴谋，就对特务说：“我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劳苦大众不再受压迫和剥削，为了解放全中国。眼下是为了抗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使人民不当亡国奴而当红军的！”

那个特务看我不吃他那一套，就威胁我说：“你就等死吧。”我干脆地对他说：“自从当红军的那天起，我就准备着为革命牺牲，那是光荣的！快收起你那一套把戏吧，这一套吓不倒红军战士！”我们当时确实是准备牺牲的，还准备在敌人杀害我们时要呼喊的革命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卖国贼蒋介石！”“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个个都表现得正气凛然，意志坚定。

那个特务在我们面前，显得灰溜溜的，只得夹着尾巴溜走了。他走后，我心里纳闷：这家伙，我并不认识，他怎么会了解我家里的情况呢？这一反常的举动使我警觉起来，通过调查，我终于了解到，是我们红三连的一个文书在敌人审问时动摇了，说他是被迫来当红军的，还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敌人。当时，我们很恼火，就狠狠地把这个软骨头揍了一顿，告诉他：如果你动摇了，出卖了革命，我们就要把你活活地揍死。严正地警告他：“革命不会失败，我们的党和红军还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敢把我们怎样。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绝不能软弱当叛徒。”这个软骨头以后再也不敢胡说八道了，他怕我们真的把他当叛徒打死。

组织起来 教训坏蛋

在敌人的监狱里，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由魏亚蚁、张智赫和我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组织大伙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揭露蒋介石破坏抗战、镇压进步力量的种种罪行。对于看管我们的国民党士兵和送饭的人也做了一些工作，同时组织大家唱起了抗日救亡歌曲。

开始，国民党士兵不让我们唱抗日歌曲。我们就指责他们说：“你们不是要抗战吗？为什么连抗日歌曲都不敢让我们唱呢？更别提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啦？”经过我们种种的斗争，他们又让步了……减少了几个看押我们的士兵。我们在这里被关了近1个月，除了红三连那个文书（海南岛人）动摇外，大家团结一致同敌人进行了斗争。

我们在国民党军监狱内的斗争和社会上的党组织与红军的抗议斗争紧密配合，取得了不少胜利，敌人不敢像我们刚来时那样猖狂了。8月间，国民党一五七师在一无所得的情况下，把我们从漳州一五七师师部军法处转移到离漳州20公里的海澄县监狱关押。

在我们红军干部被转到海澄县监狱时，斗争的形势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这个监狱原来是关押土匪与强盗等罪犯的，现在把我们红军和这些土匪、强盗关押在一起，就是想利用土匪、强盗“老犯人吃新犯人”那套办法来欺负我们红军。这些坏人想要我们听他们的摆布，并把我们带来的东西抢走，否则就得挨他们的打，气焰十分嚣张。

针对这帮土匪、强盗的胡作非为和受监狱看守利用、纵容干坏事的情况，经过临时党支部研究决定：有必要采取“以硬对硬”的策略进行反击。一来是给这些作恶多端的土匪、强盗们一个下马威，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知道红军的厉害；二来是要给国民党的监狱看守一个警告和抗议。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我们暗中联络好并摸清了其中几个最坏的家伙，选准时机，我们二三十人一起动手，把那几个最坏的家伙痛打一顿。打得他们跪在地下直求饶：“红军老爷，不要再打了，我们不知道你们是红军，我们服了！”最后我们警告他们：“如果你们再胆敢横行霸道，我们就要你们的命！”经过我们这次的集体行动，教训了那帮土匪、强盗，他们再也不敢胡作非为。

继续抗争 取得胜利

我们痛痛快快地教训了这些土匪、强盗，实际上也是教训了那些纵容他们干坏事的监狱看守。国民党海澄县监狱的计策失败后，对我们红军干部特别恼火，于是便改换了另一种方式来对付我们。把我们统统关押在靠近水井边的牢房里，却不给我们水喝，还限制我们的放风时间，甚至不让我们出去放风。

对此，我们临时党支部又商量一个对策，利用国共合作抗日时期，他们不敢对红军怎么样的现状。我们采取一边高唱抗日歌曲，一边砸坏狱门的举动刺激看守，他们见状气势汹汹地咋呼道：“是谁唱的？是谁砸坏了门？给我站出来！”我们知道，一个人出去就得倒霉，但集体行动他们就没有办法。大家就异口同声地喊：“是我！是我！”他们找不到是谁，也就不敢叫我们出去了。

在监狱中，我们的对敌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一次，有个不识相的看守长打了我们。我们红军可不示弱，反而回敬了他一顿。敌人看我们人多心齐，竟敢打他们的看守长，拿我们实在无计可施，就软了下来。对我们说：“你们是客人，在这里只是暂住几天，不要再闹了，有什么事可派代表找我们谈判。”

一天，我们派代表同他们就延长放风时间和不能限制唱歌的要求进行谈判。结果，他们不但不答应要求，还将我们的代表打了一顿。当时，我们已经看出他们就是想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来对付个人。为此，我们除了组织抗议他们打我们的谈判代表之外，还是继续地唱歌和闹事。

我们也悟出了同这些不讲信用的国民党狱卒不能讲道理，吸取了受骗上当的经验教训，明白不能一个人出去吃亏的道理，凡事都要集体行动。我们同这些顽固派的斗争更加激烈了，经过几天的斗争，他们再也没有办法来对付我们，就把我们红军又转移到漳州国民党一五七师司令部。

巧用时机  联系组织

这时，在漳浦事件中的闽粤边红军部队的战士也被押送到漳州，被编成一个新兵连，但我们没有同我们的战士编在一起。这个时期我们自由一点，可以在所住的学校附近走动，也可以上街去散步和买东西。敌人要我们每天出操，我就和李清火同志商量不去参加，以表示我们的抗议。我们的理由是：身有残疾。其实我们就是不愿意参加他们的出操。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了解到漳州有地下党组织，临时党支部就开会决定：要千方百计与漳州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协助我们逃出敌营，返回部队，参加武装斗争。

临时党支部首先派出魏亚蚁去寻找党组织，其他同志积极协助。那时，为了不引人注目，就利用漳州香蕉多，扮成卖香蕉的贩子，终于找到了漳州地方党组织，来同我们联系的是陈松年同志。我们是在一片树林里碰头，陈松年同志对我说：“卢胜同志已经派人找漳州地方党组织，要求我们找到你们，我在附近找你们好几天了。”

陈松年同志还告诉我许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卢胜同志已经在清泉岩重整武装，再建红三团，并开始军事行动了；红三团领导要求漳州地方党组织设法让我们这些被关押的连排干部先回到部队去。他说：“现在党中央和福建各地的党组织及红军都在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无条件的释放你们。不然，我们共产党就不同他们谈判合作抗日。”

接着，陈松年同志又把根据地的形势告诉我们，特别是广大群众拥护我们抗日的情绪很高涨，痛恨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反而要消灭抗日的红军力量。我们和漳州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后，非常激动和兴奋，就像离别多年的受苦孩子见到亲娘一样的高兴。我们马上把这些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和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及时地转告给在一起的其他连排干部，更加增添了同志们的斗志。

就在我们与漳州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已把铁蹄伸到了闽南，帝国主义的军舰也开到厦门，还经常派飞机到漳州市区进行骚扰和轰炸。市区内也乱拉警报，有时在夜间，造成城里一片混乱。这个时候大家就乱跑，国民党军队那几个连队的头头此刻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临时党支部抓住有利时机进行研究，我们这些连排干部应该集体行动，利用日本鬼子飞机轰炸的混乱时机潜出漳州城，去寻找红军部队。

有一次，日军的飞机又来轰炸了，此刻的警报声又拉得很刺耳，人们纷纷四处逃散。我看时机已经成熟，就和大家一起往城外逃。但是没想到在途中，我们内部有人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不愿意走，如张寿山等，破坏了我们集体行动的计划，大家又不得不回到驻地。

寻找部队  曲折经历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便与陈松年同志商量，认真听取地方党组织的意见。漳州地方党组织的意见是，现在交通站还没有完全建好，马上要集体行动的条件还不成熟，且人多目标太大，白天不好行动。陈松年同志建议：因为漳州离根据地较远，所以还是以分散行动为宜。

此时，国民党军队也想把我们的战士和干部留在他们的部队，为他们服务。因为我们不愿意，再加上各地党组织和红军对他们提出抗议，表面上他们还要装着同我们谈判，暗地里却想瓦解我们，尽量想办法把我们的战士拆散或转回家乡，从而达到消灭我们红军的目的。

国民党军队为了平息全国人民的舆论，一直想把红军这些人遣散回家。我们感到这是脱离国民党军队，回到根据地的一个好机会。不久，我和李清火同志就接到漳州地方党组织的通知，让我们两个人做好准备，离开漳州。这是组织上考虑到我们两人的手上有残疾，从编到新兵连以后，就不参加他们的出操训练，要想离开国民党军队相对容易些的原因。

我们两个人即以“残废了当不了兵”为理由，向国民党新兵连提出回老家的报告，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准许。几天后，他们发给了我们一点路费，还给我们分别开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证明信。有了这些先决的条件，我们归心似箭，一刻也不想在国民党军队里停留了。

我们离开了那个新兵连，带着国民党地方当局给我们开的证明信和漳州地方党组织的介绍信，并按照陈松年同志给我们指定的路线行走。我们先是坐汽车到平和县小溪镇，找地下交通站的陈敏同志。再由交通站派人送我们进山找部队，这样就能够回到部队看到战友们啦！

我们在一座二层楼的最靠边一间房子找到陈敏同志，把介绍信交给他。他看完信之后，对我们说：“得等到晚上才能派交通员送你们进山。因为白天不能走，到处都有国民党的军队在巡逻，每个关卡看守和检查得很紧，根本过不去。”

就这样，我们即告别了陈敏同志。正当我们走到楼的中间要拐到另一个房间时，遇到一位20多岁的男青年，名叫小洪。他看到我们就说：“你们现在还敢到这里来？这里的人都叛变了，你们是来送死吗？还不快点走，不然等一会儿，就会有国民党军队来捉你们了。”因为我们根本就不了解这里的情况，当时一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都愣住了。

自从漳浦事件发生后，大家的心里都很紧张。为了安全起见，我和李清火到楼下去看，果然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我心想：这人地两生的地方，还是提高警惕为好。万一是真的，我们好不容易跑到这里来，再被捕的话，不就前功尽弃了吗？就对李清火说：“咱们还是尽早走吧！”于是，我们两个人向山里走去，当时连陈敏同志都没告诉。

这时，已经是下午时分，就在我们进山的途中，遇到了平和县保安队几十个人，尽管我们拿出国民党的证明信，说明我们是要回家的。他们看了证明信，知道我们一个是广东潮州人，一个是福建人，回家为什么要往山里跑？于是，他们不由分说地就把我们带走，并押送到平和县监狱关押。这样，我们又在平和县蹲了十几天的监狱。

这次在平和县监狱被关押，只有我和李清火两个人。在敌人审问时，一口咬定“想回家而走错了路，被你们抓进来的。”这个理由是有国民党地方当局给我们开的证明信做掩护，我们对于其他的事情一概不承认……在监狱里，我们又吃了不少的苦，盼望着早日出去找部队。

在我们被关押平和县监狱期间，全国的抗战全面爆发了，闽粤边区国共合作的局面又出现了，我方代表彭德清同志前来接我们出狱。他见到我们之后，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是卢胜同志要我来接你们。”回到部队后，在卢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改编成新四军奔赴苏皖前线参加抗战。

漳浦事变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消灭红军的一个阴谋，充分暴露出他们不抗日继续反共的真实目的，要很好地汲取历史教训。国民党顽固派是中华民族的败类，是人民的敌人。就我个人而言，经历了事件发生的全过程。特别是经过三地监狱的关押，红军干部表现出的革命意志不动摇！在临时党支部的指挥下，共同与敌人作顽强的斗争，直到回到部队；在党的领导下，继续革命。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但当时的战斗情景依然是历历在目，令我终身难忘。

                                             罗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