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从字面上解释，是由非政府组织的、民众自愿组成的抵御外敌的武装组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主力放弃了有组织的抵抗，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爱国军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发组成了民众抗日武装——东北抗日义勇军，1931年10月5日，上海也成立了“上海市民义勇军”等民间抗日组织，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 

在抗日义勇军的建立和成长壮大的过程中，有些曾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江南不少民间自发的抗日武装经过共产党的争取、整训，被改编、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成为中共绝对领导的抗日武装。

新四军第一支队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我军行动的制约和限制，也曾经打着江南抗日义勇军（第2路）的番号东进抗日。

一、    江抗源自民间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

新四军建军之初，员额不过万余，枪只有几千。要抗日必须要扩大武装，解决人、枪、款的问题。

从1937年7月7日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国政府军失地丢城。江南一带，国民党散兵游勇多如牛毛，特务流氓、土豪劣绅和封建帮会、反动会道纷纷打出各种旗号，招兵买马，拼凑武装，各霸一方，互相火拼，敲诈勒索，鱼肉乡民。“队长比狗多，司令如牛毛”他们组织的所谓“自卫队”“游击队”“保卫团”，打着抗日的旗号，竟干祸害民众的勾当，有的干脆公开操土匪之业，打家劫舍、断路绑架、谋财害命，也有的还干起维持会的勾当，甘当日伪鹰犬，老百姓对这些丑业恨之入骨，将他们嗤之为“游劫队”“游吃队”和“小日本”。

沦陷区汉奸猖獗，到处组织“维持会”，为虎作伥。政府军溃退时，丢弃了大量武器装备，散兵游勇，流散各地，盗贼蜂起，土匪横行，豪绅地主、帮会首领、土匪头目纷纷自封司令，各霸一方。人民群众陷入水生火热之中，迫切要求有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来领导他们抗日自卫。新四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赴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逐步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

国民党吸取放弃华北以后八路军在敌后大发展的教训，一方面，在华中大撤退时，留下一部分正规部队，分散在苏北、皖中、皖东北等地区，并派遣官员收编游杂武装，企图恢复对敌后地区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对新四军的活动范围加以限制和防范。国民党当局规定新四军的任务是，在苏南、皖中敌侧后进行游击战争，以牵制日军。划定的活动地区是：第一、第二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以北，丹（阳）金（坛）公路以西，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约五六十公里；第三支队则在青戈江、铜陵、繁昌前线担任机动防御任务；第四支队活动在皖中的淮南铁路沿线一带，并规定不得越界活动。

陈毅率新四军第1支队深入敌后，在大江南北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武装，创立抗日根据地。

面对日寇的侵略和烧杀抢掠，民间自发的小规模的抗争层出不穷，逐步从零星分散的抵抗发展为有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斗争。许多村庄开始建立起夜防队，联防队以及各种刀会和锄奸反特组织，护村保家，防匪抗日。为适应抗日自卫斗争的需要，江苏茅山周围地区民众纷纷在自发斗争的基础上徒手起家，或捡起国民党军撤退时丢弃的枪支弹药，或拿出打猎的鸟枪，或出钱购买散藏在民间的武器，或起炉灶打铁赶制梭镖、大刀，组建起一支支抗日游击队伍，义无反顾的走上武装抗日的道路。日军侵占上海、杭州、南京、芜湖等江南广大地区后,留在江南敌后的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城乡进步青年、地方爱国人士,为了保家卫国、抗战打日本,纷纷揭竿而起。如丹北的管文蔚,江阴的朱松寿、梅光迪,句容的洪天寿、巫恒通、樊玉琳,武进的李复,溧阳的许维新,金坛的朱春苑、吴甲寅,镇江的孔庆哲,茅山地区的纪振纲等。他们搜集国民党军队溃散遗弃的枪支和民间武器,组织抗日自卫游击武装,在本地英勇机智的打击敌人。新四军第一支队进入江南敌后,这些人纷纷前来联系,请示任务和工作,要求领导指挥。陈毅同志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群众抗日,扩大人民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亲自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布置工作,给予指示,团结争取成为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

1926年参加中共的管文蔚，1937年11月提出，在家乡丹阳县组织倪山自卫团。12月，丹北乃至苏南地区最早的地方抗日武装——倪山抗日自卫团正式成立，高高举起了抗日的旗帜，随后又帮助周围各乡组建自卫团。1938年2 月，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召开第2次筹备会议，经与会各乡抗日自卫团代表一致议决，宣告丹阳抗日自卫总团（亦称江南抗日自卫总团）正式成立，并推举管文蔚任总团长。辖丹阳、镇江、武进、扬中4县80多个乡的自卫武装，共3000多人。编入自卫团的青壮年达2.5万余人，其中拿枪的基干队伍有2000余人。管文蔚主张将分散的抗日武装集中起来，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5月初，总团部以原有的第I中队为基础，将访仙、山塘、靖河、竹林、虞巷河、春塘等地的抗日自卫团基干队伍和枪支集中起来，编为总团第1大队，任命张福生为大队长，下辖两个中队，对外称江南抗日义勇军。

丹阳沦陷后，国民党丹阳县党部以书记长为首的几个委员，以避难为名，来到访仙桥后，暗中策划密谋，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管文蔚及其领导的抗日总团。一部分加入自卫团的旧乡保长是他们的社会基础，而这些乡保长则大都直接或间接掌控了一些自卫团的领导权。这些人千方百计挑唆部分自卫团不服从总团的指挥和调遣，阻挠自卫团人枪上升为总团主力，以达到争地盘，争领导权的目的。甚至在一些场合，公开对管文蔚等总团领导挑起“抗日武装归哪个党领导”的争论，他们坚持抗日自卫总团应归国民党领导，理由是延安的八路军尚且归国民党蒋委员长领导，你们抗日总团更应该归国民党领导，其言咄咄逼人，气焰十分嚣张。这些人还利用相当一部分人民心中正统观念的影响，处心积虑的对各地抗日自卫团大肆进行渗透和破坏。这种内部领导成分复杂，队伍严重不纯的问题，必须予以解决。首要的就是要解决是否服从中共绝对领导这一根本问题。

1937年12月江阴沦陷后不到两三个月，当地乡间自发性的抗日自卫武装便风起云涌。1938年6月，中央特科派何克希、吕平、刘史明以"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名义，到江阴西石桥梅光迪部工作，组成以何克希为书记的中共澄锡虞工作委员会，着手寻找早期革命后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1938年10月上旬，何克希带了两名警卫员，到茅山晋见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汇报了在江阴争取、改造梅光迪、朱松寿、承寿根三支抗日地方武装的经过。陈毅高兴地说:"搞得好嘛!你把队伍带过来，我帮你整编。"何克希遵照陈毅的指示，立即返回部队，经过动员，把三支武装拉到茅山进行整编。

二、江抗是中共在对民间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争取、扶助、改造的基础上，整编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

得知陈毅率新四军第1支队挺进江南，管文蔚主动与之联系，立即把自己创建的自卫总团数以千计的基干武装以及方圆数百里的抗日游击区毫无保留地完整交给了中共和新四军。

陈毅是中共武装力量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也是新四军主要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对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收编、整顿、创建和发展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深谙毛泽东建军思想，对管文蔚的自卫总团并不是“一收了之”，而是派井岗山斗争时期，“支部建在连上”的党代表、时任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的刘炎来到了丹北管文蔚部。首先 恢复管文蔚还有管寒涛等人的党籍，经过他们的介绍，先后发展了管如松、沈芬孝、陈桂生、梅嘉生、朱启祥、王祥、彭桂卿等入党，壮大了党员在部队的力量。同时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改番号为丹阳游击纵队，直属新四军第一支队领导。

两个月后，刘炎又一次来到丹北管文蔚部，带来张震东、郭猛等20多名军政干部，以加强部队的领导力量。刘炎代表新四军第一支队宣布：丹阳游击纵队正式编为新四军之一部，番号为新四军挺进纵队，任命管文蔚为司令员、郭猛为政治部主任、张震东为参谋长。原游击纵队的4个大队扩充为4个支队（相当于团），张震东、方钧、韦永义、梅嘉生分别担任第1、2、3、4支队的司令员。并从各自卫团的基干队中，抽出1/3或1/2兵员，充实了各支队。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对外仍以丹阳游击纵队或江南抗日义勇军游击纵队的名义活动。

　　部队改编了，力量充实了，军政训练掀起了热潮。每天，“一二一”的操练声和口号声响彻访仙桥的上空，在水乡江南的原野回荡。部队上下，充满了生龙活虎的朝气。老百姓看着这个场面，笑盈盈地翘起大拇指赞扬：“到底还是新四军的部队像个样子。这样的部队，能打日本鬼子！”

　　 管文蔚看着战士们一个个斗志昂扬，高兴地说：“还是共产党领导好，新四军指挥好。”

为了对部队实行“党化”，刘炎根据自己从事10多年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体会，坚决贯彻“党一定要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原则，将管部的每个连队配备了政治指导员，营配备了政治教导员，支队配备了政治委员，首先从组织上保证实施党的领导。随后，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和政治委员都参加培训班学习。培训班上组织学习了《古田会议决议》、部队政治工作条例和一系列光荣传统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在政工干部培训班上，刘炎要求：“连队的每个党员都要以身作则做模范。不论在平时或战时，党员都要与群众生活在一起，以模范行动教育和带动群众，丝毫不能脱离群众。平时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战时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有错误时，共产党更要多担负一些责任，决不能把错误推给群众，这样，才能称得起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刘炎的讲话，激起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像滴滴甘露流进每一位学员的心田。 在刘炎的组织领导下，挺纵政治部还做好对一些面貌不清的人的审查工作，严防奸细混进部队。

经过系统的学习培训，挺纵的政治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部队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此后，陈毅又委派魏天禄、贺敏学、龙树林、惠浴宇、姬鹏飞、张藩、陈时夫、刘文学、张开荆、彭德清等同志先后来到挺纵，大大加强了党对各支队的领导。

陈毅对抗日进步的地方武装,正确地执行了团结、争取扶助、发展、逐步改造的方针，壮大了新四军武装力量。对梅光迪、朱松寿、延陵常备队等部亦采取了“彻底党化”的方针，把这些队伍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实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一切建军制度。

1938年11月，何克希向陈毅提出：“我们要有一个新四军的番号才能打开局面。”陈毅说：“怎么能用新四军的番号呢?这完全是自己限制自己，钱受限制，武器受限制，特别是地盘受限制，怎么能自己束缚自己呢?”何克希想了想说：“我党领导过东北抗日义勇军，我们能不能就称江南抗日义勇军呢?”陈毅非常赞成。随后，陈毅接见梅光迪、朱松寿、吕平、张志强等人。陈毅正式授予梅光迪部“江南抗日义勇军第3路军(简称江抗3路)”的番号，下设三个连。宣布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实际是政委，管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参谋长是第1支队派去的第2团组织股长徐绪奎,政治处主任吕平，张志强为民运科长。辖3个连，共200余人。为加强这支“江抗”队伍的建设，陈毅另派王新、龚鹏佐、包厚昌分任三个连的政治指导员。陈毅对朱松寿说：“朱先生暂时不出面，待你集结冲散人员告一段落后，另给番号。”朱表示同意。朱松寿回澄东招集旧部，原活跃在抗日救亡中的江阴读书会成员陈伟斯、于玲、路屏等进步青年此时参加了朱部。至此，江阴三支地方武装组合成为共产党领导下隶属新四军一支队建制的抗日武装，在澄武锡边区开展活动。1939年1月，第1支队派参谋长胡发坚到江抗3路任副司令员、共产党的总支部书记。3月15日，胡发坚在洛阳乡处理大刀会时牺性。“江抗” 3路初建时,跟随第2团一起行动和战斗,由2团派一批指挥干部和政工干部帮助建设,在不长时间里,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

管文蔚部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梅光迪、朱松寿部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3路（简称“江抗”3路）,延陵常备队编为丹阳独立支队。分别在丹(阳)北、茅山地区、武进、江阴地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

我2团2支队机关暨4团进入苏南敌后的几个月，由于积极打击敌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改造游击武装，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动员群众投入抗战的实际行动等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因而迅速打开了苏南敌后抗战的局面,初步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在新四军发展华中根据地的斗争中起到了基地作用、北上南下的战略通道和枢纽作用。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三、新四军第1支队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我军行动的制约和限制，派6团打着江南抗日义勇军（第2路）的番号东进抗日

1939年二三月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项英贯彻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确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4月，陈毅从军部返回茅山，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积极进行东进准备。

为了贯彻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冲破国民党对我军行动的制约和限制，陈毅派1938年12月调归1支队建制的3支队6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2路）的名义东进，把苏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由茅山地区扩展到锡澄公路以东，沪宁铁路两侧的平原水网地区。壮大队伍，武装自己，筹集经费，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抗日武装，相机创建游击根据地。

1939年5月1日，叶飞、吴焜按照陈毅的部署从茅山出发，率领所部500余人，在武进戴溪桥附近与“江抗”第3路会合,正式成立“江抗”总指挥部, 归新四军第1支队建制。总指挥梅光迪,副总指挥叶飞、何克希,参谋长乔信明,政治部主任刘飞。辖由第6团改称的第2路,司令员吴焜,和由梅光迪部改编的第3路,司令员梅光迪,辖3个相当于营的支队,兵力不足1100人。副总指挥叶飞（化名叶琛），参谋长乔信明（化名汪明），政治部主任刘松青（化名刘飞）。吕炳奎部编为“江抗”第3路第3支队。“江抗”总指挥部的成立，“江抗”2路与“江抗”3路的合编，部队在在数量和质量上钧大为加强，成为中共绝对领导下的一支正规武装。“江抗”的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为加强部队和地方的统一领导，同时成立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叶飞为书记，林枫、何克希为副书记。5月5日，1000多名“江抗”指战员从武南穿越锡澄公路，经花山、长寿、祝塘到达锡北，朱松寿率先组成一个连参加东进。

东进战斗中，何克希率江阴子弟兵，随有“江阴老虎”之称的副总指挥吴焜当先锋。5月31日“江抗”首战黄土塘，击毙从北漍前往锡北“扫荡”的日军30余名；6月24日“江抗”夜袭京沪铁路的浒墅关车站，歼灭日军警备队20余人，破坏铁路一段，使铁路交通中断；7月中下旬，“江抗”抵达青浦，营长廖政国在追击伪军时，乘胜袭击了日军虹桥机场。烧毁敌机4架，震动了日军，士气也大为高涨。以叶飞为首的"江抗"东进抗日，威震淞沪地区，引起日伪恐慌，准备对苏(州)常(熟)太(仓)地区进行大“扫荡”，也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蓄意制造摩擦。8月下旬，“江抗”总指挥部决定结束东进回师，开辟澄锡虞边区，以便打通苏常太边区与镇(江)丹(阳)武(进)边区游击根据地的联系。

8月，江抗通过改编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的抗日武装，已发展到5000余人，武器装备大大改善，每个班有一挺轻机枪，每个支队(营)有两挺重机枪，总指挥部还建立了两个重机枪连，调出支援新四军军部和兄弟部队的机枪近200挺。部队采取以老带新的办法，扩编为5路，不仅完成了争取“人枪款”的任务，而且帮助苏南东路各地建立健全了党组织，为发动组织人民群众抗日斗争奠定了良好基础。

部队扩编为第2、第3、第4、第5路。先后争取并改编了苏州阳澄湖一带的胡肇汉部为独立第1支队,无锡县国民抗日自卫队强学曾部为独立第2支队,中共常熟地方组织领导的陈震寰、周文在部为独立第3支队,甘露杨忠部为独立第4支队,陈风威、张卓如部为独立支队,何市殷玉如部为独立大队,陆巷周嘉禄部为独立中队。8月下旬,“江抗”总指挥部决定以老带新,统一整编部队为4路序列:第1路虛设,第2路由新四军第6团第1、第2营、“江抗”独立支队、“江抗”独立第3支队组成,司令员吴焜,副司令员陈震寰,政治处主任刘飞；第3路由“江抗”第3路梅光迪部、常熟“民抗”任天石部和嘉定吕炳奎部组成,司令员何克希,参谋长徐绪奎,政治处主任杨浩庐;第4路由“江抗”独立第2支队强学曾部、“江抗”独立第1支队胡肇汉部、“江抗”独立第4支队杨忠部组成,司令员乔信明,副司令员杨忠、强学曾、胡肇汉,政治处主任吕平;第5路由第6团第3营、江阴“民抗”朱松寿部、独立中队周嘉禄部组成,司令员朱松寿,副司令员梁金华,参谋长夏光,政治处主任张志强。另设两个机枪连。9月24日在顾山南麓遭“忠救军”进攻,刘飞负重伤,由刘先胜接任“江抗”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6团副团长吴焜中弹牺牲。10月，江抗主力西撤扬中地区，整编为第1、第2团。1939年11月7日，归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同月，江南指挥部决定江抗部队与新四军挺进纵队合编，仍称新四军挺进纵队，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番号撤销。

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的番号虽然撤销了，它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成长壮大，它的战斗历程深刻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支没有党领导的武装，无论怎样能征善战，要想最终取得胜利是很困难的；一块没有党的领导的游击区域，要想最终取得胜利也是很困难的。党的领导在人民革命中、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所具有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无法取代的。

新四军在团结、争取、扶助、发展、逐步改造民间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的过程中，一定要实行彻底党化的方针，把部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部队内部不能搞统一战线，不能允许其他党派在部队内部发展组织。党的支部一定要建立在连上，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和命令指示的贯彻执行。

党的领导是江南抗日义勇军成长壮大的关键，是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灵魂，也是江南抗日义勇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血与火的洗礼铸就了江南抗日义勇军永远不变的军魂。

             一师分会 黄寒冰

                         2019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