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抗，全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江南抗日救国军”，是全面抗战初期活跃在苏南地区我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直接指挥的主力部队之一。江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团结收编地方民间抗日力量，在日伪统治心脏地区，在日伪顽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坚决执行党的方针路线，不畏艰险，坚持战斗，发展壮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苏南人民抗战的灯塔，成为江南抗战的擎天巨柱。

一、江抗成立的历史背景

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南京，杭州，相继失守，江南大地国土沦丧。江南人民陷入被屠戳、被残害、家破人亡、水深火热的境地。江南人民没有屈服，各路英豪揭竿而起，出现了许多以保家为目的的抗日武装，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分散，在日伪打击下疲于奔命，没有有效打击敌人。在这种形势下，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立即着手组织江苏省特别是苏南地区党的建设，联络我党在江苏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在家乡组织武装进行抗日斗争。

与此同时，新四军成立，各支队立即开赴抗日前线。其中1938年4月28日，由粟裕，钟期光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出发，于5月19号进入苏南地区侦察敌情。1938年5月底陈毅率领一支队进入苏南。6月下旬张鼎丞率领二支队进入苏南。战斗在苏皖两省交界的芜湖、当涂、江宁地区。大小战斗百余次，直打到南京城郊西善桥，麒麟门和雨花台。

1938年4、5月间，中央特科授梅光迪以“江南抗日游击队”番号。1938年12月，江苏省委决定把大部分领导力量转移到敌后游击方面去。至1939年春，在东路地区已有常熟地区任天石、薛惠民的“民抗”，陈震寰、周文在的“新六梯团”；江阴西石桥梅光迪部及东乡朱松寿、张志强部；嘉定地区吕炳奎的外岗游击队；青浦地区顾复生部的抗日自卫队，浦东地区奉贤人民自卫团、南汇自卫团、无锡梅村强学增的无锡县国民党直接领导指挥的部队等，初步形成了常熟、无锡、青浦、浦东等若干游击基点，发展了由我党掌握的抗日武装。1938年6月，中央特科派何克希、吕平、刘史明以“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的名义，到江阴西石桥梅光迪部工作，组成以何克希为书记的中共澄锡虞工作委员会，着手寻找早期革命后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1938年7月陈毅在延陵约见丹阳抗日自卫总团长共产党员管文蔚，管文蔚的部队辖丹阳、镇江、武进、扬中四县80多个乡的自卫武装，共3000多人。管文蔚表示接受新四军改编，领导。至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江南抗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地域特色的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应运而生。

二、江抗的建设与发展

9月中旬管文蔚部改编为挺进纵队，归一支队指挥。对外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任挺纵司令员，张振东任参谋长，郭猛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支队，一支队司令员张振东（兼），二支队司令员方均，三支队司令员韦永义，四支队司令员梅嘉生。挺纵成为开辟丹北地区的主力。同月一支队第1团调回皖南军部。

9月中旬王必成率第2团第1营东进江阴同何克希见面，联系梅光迪，朱松寿部。同年10月初，何克希带了两名警卫员，到茅山晋见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汇报了在江阴争取、改造梅光迪、朱松寿、承寿根三支抗日地方武装的经过。10月上旬，陈毅由老二团副团长刘培善陪同，带一个特务连赶到江阴周庄定山湾整编梅光迪等部。正式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简称江抗三路）”的番号，下设三个连。宣布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吕平为政治部主任，张志强为民运科长。为加强队伍的建设，陈毅另派王新，龚鹏佐，包厚昌分任三个连的政治指导员。朱寿松回澄东召集旧部组建新的武装。

12月三支队第6团长叶飞率两个营调往苏南，归一支队指挥。

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东路地区，是指江苏常州以东沪宁铁路两侧的狭长地带。从地形上说，南起太湖，北至长江，东接上海，其间河网密布，公路纵横，具有交通便利，物产丰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口稠密，大中城市相距较近等优势，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抗战爆发后，江南地区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大小城市均有日军重兵把守，乡村游击队蜂拥而起。以常熟为例，当时在常熟乡村打着抗日旗号的游击队就有数十股之多，一时间鱼龙混杂，老百姓经常受到兵匪的欺压骚扰，成天担惊受怕，迫切希望有一支真正抗日救国的人民军队来切实保护百姓利益，安定民心。

新四军就是这样一支救国救民的抗日武装，但一时又很难到达常熟一带，原因有三：一是日军严密防范，据点林立；二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戒忌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制定画地为牢政策，禁止新四军进入东路地区；三是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对新四军主力东进的作战计划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东进会妨碍统一战线；东进是冒险行动，甚至有可能全军覆没。

正在百姓迫切盼望，日军重兵防范，国民党明令禁止，新四军领导层意见不一这样一种纷繁复杂的态势下，叶飞奉陈毅之命，做出一个率部东进抗战的“大动作”。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在向叶飞面授机宜时明确提出，这次东进作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至于其他方面的压力由他来应付。

1939年5月5日，叶飞率新四军第六团700余人，从茅山地区出发，东进抗日。为了这一天，陈毅和叶飞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首先在东进前夕将部队所存文件做了清理，“新四军”标识被摘下，叶飞还专门向国民党三战区请了“病假”。为蒙蔽国民党三战区，老6团沿用梅光迪的抗日武装番号—江南抗日义勇军，更名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简称江抗二路），领导也全部用化名。叶飞化名叶琛，吴焜化名吴克刚，刘松清化名刘飞，乔信明化名汪明。一支队随即以特务营和独立营组建了新6团，团长段焕竞，副团长陈时夫。以新四军第六团的番号开展活动，以掩护叶飞所率部队的东进之行。

江抗东进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即将到来的形势下，克服党内右倾错误的过程中，对新四军的行动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它开创了华中地区抗日战争新局面，为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月1日，江抗二路600余人从茅山出发向东挺进。在戴溪桥地区与江抗三路会合，成立江抗总指挥部，总指挥仍由江抗三路的总指挥梅光迪担任，以便迷惑敌人，叶飞，何克希，吴焜任副总指挥，刘飞任政治部主任，乔信明任参谋长。吴焜兼任江抗二路司令员。

同时成立了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叶飞为书记，林枫，何克希为副书记。

5月5日江抗指挥部率江抗二路，三路到达锡北。朱寿松率先组成的一个连参加东进。

5月31日，江抗在无锡东北的黄土塘与日军激战，击毙日军三十余人，取得东进的首战胜利。

6月24日江抗夜袭浒墅关车站，歼灭日军二十余人。

 7月中下旬，江抗抵达青浦，在追击伪军时，乘胜袭击了日军的虹桥机场。烧毁敌机四架。震动了日军。

 至8月底，江抗在地下党和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以及当地积极抗日的群众支持下，很好地完成了陈毅司令员布置的“人，枪，款”三大任务。在积极打击日伪的同时，陆续改编了一大批地方游击队补充到队伍里，部队发展到了5000多人，武器装备大大改善。每个班都有一挺轻机枪，每个支队有两挺重机枪，总指挥部还建立了两个重机枪连。部队扩编为四路。第二路司令员吴焜，副司令员陈震寰，政治主任刘飞。第三路司令员何克希，参谋长徐绪奎，政治主任杨浩庐。第四路司令员乔信明，副司令员杨忠，强学增，胡肇汉，政治主任吕平。第五路司令员朱寿松，副司令员粱金华，参谋长夏光，政治主任张志强。而且帮助苏南东路各地建立健全了党组织，为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抗日斗争奠定了良好基础。

江抗东进抗日，威震淞沪地区，引起日伪恐慌。同时江抗新四军的身份也逐渐暴露，这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

1939年9月，江抗总指挥部和中共江南特委由吴县太平桥迁至常熟东唐市，同时将常熟的白茆塘以南、苏虞公路以东和吴县的消泾、陆巷地区划为苏州县，成立了中共苏州县工作委员会和苏州县各界人民抗日联合会。至此，在苏南东路常熟东部、南部和吴县东北部的一片土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常敌后游击区已经形成，部队已从东进初期的不足千人，迅速发展到5000余人。

 9月下旬，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在江阴顾山南麓袭击江抗，刘飞等十多人负伤。

 9月25日，江抗与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在江阴顾山激战，刘飞，夏光等十余人负伤。

 9月27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在马镇乡湖塘里附近袭击新四军，江抗第二路司令员吴焜牺牲。吴焜牺牲，全军将士义愤填膺。江抗总指挥部决定给忠义救国军一个致命打击。在此关键时刻，王必成率老二团驰援江阴。叶飞，王必成决心在定山一线教训一下忠义救国军。决战前夜，陈毅为顾全抗战大局，经与国民党第三战区谈判，双方撤兵，电令叶飞，王必成停止进攻，集结待命。随后陈毅星夜赶赴定山，部署江抗主力西移扬中。

 10月8日，江抗在西石桥召开大会，陈毅在会上作了有关“统一战线”，“抗日根据地”等重大政策的报告。

 10月中旬杨浩庐返回常熟，见到刘飞和夏光，传达上级指示：江抗主力西撤，留在东路的部队人员要配合地方党，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当地党组织和军事人员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员，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主任。胡肇汉为副司令，委任地方抗日人士周嘉禄为参谋长。

 11月，江抗离开东路，回师西撤扬中休整。朱寿松奉命去新四军军部高干班学习。留少数部队在澄锡虞地区与敌人周旋。

 江抗东进前后历经大小数十次战斗，歼灭日伪军及阻挠“江抗”东进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忠义救国军数千人。

 11月6日，新江抗在东塘附近召开成立大会。到会60人，除常熟地区领导人和做民运工作的同志外，只有一个特务排，这个排是以原江抗的伤病员为骨干组成的。

 11月下旬，江抗到扬中与新四军挺进纵队合编，仍称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张藩任参谋长，吉洛（姬鹏飞）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团，第1团由江抗第二路与第五路编成，团长乔信明，政治委员刘先胜。第2团由江抗第三路与第四路编成，团长徐绪奎，政治委员何克希。第3团由挺纵的第一支队，第四支队编成，团长梅嘉生，政治委员李一平。第4团由挺纵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编成，团长韦永义，政治委员刘文学。全纵队5000余人。

 11月底，挺纵北渡长江，开展扬州，泰州地区的游击战争。

 1940年2月梅嘉生率挺纵第3团西进扬州，天长，六合，仪征地区，与二支队第4团第2营陶勇，卢胜部合编为苏皖支队。

 2月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领导人调整，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吴仲超，参谋长夏光，政治副主任刘开基。

 1940年春朱寿松召集旧部在江阴云亭，周庄一带拉起了200多人的武装队伍，打出了“江阴民众抗日自卫队”的旗号。新江抗也发展到400多人。

4月下旬，原任第三支队副司令的谭震林受命调往苏南。在水西村，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向前往苏南东路的同志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随后谭震林率领刘飞，张开荆，吴师孟，樊道余，戴克林，白书章等六人去江南东路开辟敌后斗争。统一领导东路各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当时，所谓苏南东路，起自常州，直到上海近郊，也就是位于宁（南京）沪（上海）铁路东段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西边是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及汪伪“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东接早已成为“孤岛”的上海，中间是汪伪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此时，东路地区只有老江抗留下的几十名伤病员为基础组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和任天时的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两支部队极少量地方常备军，一共才600余人。江抗主力西撤以后，原中共东路特委主要领导人，对于处在敌人卧榻之旁的这块江南宝地上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武装斗争，心存畏惧，过分强调东路环境特殊，习惯于搞地下斗争那套秘密方法。有的人甚至不敢宣传共产党，不敢公开宣布江南抗日义勇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江抗司令何克希，政委吴仲超，参谋长夏光，以及张英，杨浩庐，王承业，李建模，任天时等一批地方党及民抗的领导人，都迫切希望改变这种情况。4月23日，在常熟徐市北港庙陈家角江家宅基村谭震林主持召开了苏南东路地区部队和地方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徐市会议）。谭震林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和对苏南东路地区抗日斗争的有关指示。宣布中共中央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决定成立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由谭震林任书记，同时决定成立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仍称新江抗），谭震林化名林俊任司令员兼政委，政治部主任。何克希化名王耑任副司令员。吴仲超化名吴铿任政治部副主任。张开荆任参谋长。中共东路特委在报请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后，划归东路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并由原组织部长张英任特委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共江苏省京沪线东路特别委员会关于坚持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项英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不愿执行。陈毅则立即在茅山地区召集苏南新四军所属部队团以上干部，坚决地进行传达贯彻。谭震林遵照陈毅传达的中央指示精神，一面公开《东路抗战十大纲领》，一面提出了“独立自主，建立东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斗口号。随即整编了抗日武装。

 6月成立江抗西路，梅光迪任司令员，冯定，吴仲超先后任政治委员，韦永义任副司令员。同时成立西路指挥部隶属东路指挥部，西路指挥部司令员梅光迪，政治委员冯定。又将“江抗”部队和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整编为新江抗，共400人，民抗200人，整编为两个营建制的支队，每个支队下辖相当于连的大队。第1支队支队长戴克林，教导员陈岳章，第2支队支队长陈挺，教导员黄烽。还成立了教导队，队长赵伯华，政治委员杨逸麟。坚持在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6月上旬，新江抗发展为三个支队。新组建的第3支队在昆山大风湾与近百名日伪军作战，毙伤敌20多人，首战告捷。

 7月“江抗”教导队扩大为教导大队，发展为四个队。每队学员120人左右，每期学习四个月，分别训练军事干部，政工干部，行政后勤干部和地方干部。同时还举办一些参谋人员等专业短期训练班。至1941年底，教导大队先后办了五期，培养了1000多人次。这些人才为东路的抗战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0月“江抗东路”发展到相当于营的七个支队3000余人。从4月至10月，“江抗东路”各部经历大小战斗50余次，控制了大小市镇94个及广大乡村。

11月上旬“江抗东路”部队发展为相当于团的三个纵队。控制了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等地区，在扩建东路武装过程中，还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统一党的领导，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和反动势力进攻，打开东路苏常太，澄锡虞地区局面，各地党组织逐步由秘密转向公开，抗日游击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江抗东路”与第二支队东西呼应，共同坚持苏南敌后斗争。牵制了沿江日军力量，积极支持和保障了发展苏北，发展华中的斗争。

1941年1月6日，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8日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

2月上旬“江抗”东路指挥部改番号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同时成立新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谭震林任指挥兼第三支队司令员。第三支队，辖第一纵队（辖一，五支队），第二纵队（辖二，六支队），第三纵队（辖三，四支队）三个纵队（相当于团）。第一纵队司令员夏光，政治委员刘飞，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挺，政治委员张鏖，第三纵队司令员朱长清，政治委员温玉成。

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新四军各师师长、政治委员的命令，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分别改编为新四军第一至第七师和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其中任命谭震林为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第六师下辖第16旅，第18旅。

3月第三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18旅，旅长谭震林（兼）、江渭清，政治委员温玉成，参谋长夏光，政治部主任张英。

老江抗、新江抗两年七个月的战斗历程到此结束。

    三、江抗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1．江抗的伟大意义在于 “坚决贯彻执中央确定的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的方针”。江抗的发展是党的统战工作的胜利。

2．江抗虽然存在时间不长，队伍人员不多，但因为作战区域特殊，影响巨大，江抗就像一把插在敌伪统治心脏的尖刀，将敌人如芒在背，寝食难安，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江南人民抗战的信心，牵制了敌伪的神经中枢，有力支援了新四军其他部队的作战，同时源源不断地给苏北、浙东地区的新四军部队提供了高素质的战斗人员和武器装备，将江南抗战民间武装从一盘散沙凝结成一支有力的拳头，为新四军苏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江抗为中国人民抗战和解放事业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干部，除英勇牺牲的烈士外，有一大批江抗战士成为我党我军高级干部。

4.江抗在江南大地播下了红色的种子，江抗的抗日功绩和它与人民结下的鱼水之情以及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抗战的神奇故事，成为我党我军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以《沙家浜》为代表的反映江抗战斗的红色经典在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成为脍炙人口、历久弥新的英雄史诗，铭刻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江南人民的心中。中国人民特别是江南人民始终以江抗为骄傲，建成了许多有特色的传统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景区。

 江抗是新四军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新四军传人，我们更要了解和记住江抗，记住江抗的光辉业绩，让伟大的抗日精神，铁军精神，江抗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

                      王思源

                2019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