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四军里,传颂着泰国归侨陈子谷的传奇人生和赤子之心。记者对陈子谷的夫人张雁作了专访。
在北京崇文区一幢普通的住宅楼里，走进窗明几净的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张雁晚年创作的几幅书画作品：国画《梅花》《仙鹤》，书法条幅“知识乃瑰宝，富贵如浮云”，这是她缅怀陈子谷重大义轻财富、高风亮节的感情寄托和真实流露。耄耋之年的上海老地下党员张雁，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一提起陈子谷的革命经历，慈眉善目的张老，双眼盈着泪水，深情满怀地叙述了陈子谷的传奇人生。
少时回国求学，为追求革命真理，东渡日本参加“左联”；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携笔从戎投身新四军
陈子谷，广东澄海县人。1916年1月出生于汕头港外南澳岛上一个贫苦渔家。为了全家的生存，他被卖给一位华侨为子。他养父早年去世，作为长孙，他由祖父陈峥嵘抚养成人。少年时代他在泰国曼谷读华人办的私塾，受中国大革命思潮的影响，1929年13岁时逃回祖国，先后在汕头、香港、南京上中学，学习新知识。1932年到北平上大学，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加入了共青团。
1934年春，他以学医为名到日本东京求学，真实目的是为寻求革命真理。其实什么学校也没进，由林焕平、林基路（均系广东台山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左冀作家联盟，不久参与了“左联”机关文艺刊物《东流》的编辑工作，负责诗歌部分。
“这时的子谷血气方刚，才华横溢，感情就像冲开了闸门的激流，整天就想写诗。” 张老回忆说。陈子谷是一个富有诗歌创作才能的青年诗人，他以晶莹的诗词和流畅的韵律，表达了劳苦大众的苦难，吹起了革命斗争的号角。他和蒲风、林林、雷石雨、林蒂等一起组织诗歌座谈会，出版了《诗歌》杂志。
《东流》《诗歌》杂志在东京是很难生存的。他们这些青年仅凭着炽热的爱国之心，想通过诗歌、散文、小说等唤醒国内的进步青年，但这样的进步刊物有谁肯负责印刷？又有谁肯负责发行呢？经过多方活动，林焕平找到了上海的周扬、茅盾和日本的郭沫若等帮忙。《东流》第一期出版发行后，茅盾在上海发表了一篇评论，把它介绍给读者，这对他们是个极大的支持。
陈子谷不仅为“左联”主办的刊物写了许多短诗，另外还写了不少长诗和歌剧。1935年7月，他的诗集《宇宙之歌》在日本出版，他送给鲁迅和郭沫若各一本，受到他们的关注。郭沫若为此给他复信鼓励道：“你有真挚的情绪，洗练的辞藻，明白的认识。”“祝你努力，在你的诗的热情横溢的时候请多写诗。”
1935年秋，因为在“左联”的革命活动，陈子谷被日本警察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出境。他回到香港，遇见了在东京从事“左联”活动的领导人之一丘东平，并认识了对他一生影响很大的革命前辈宣侠父、梅龚彬、郑德等同志。宣侠父是黄浦军校一期学员，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宣侠父等同志指导下，陈子谷投入了抗日救亡统战活动。
1936年6月，他经广西转到雷州半岛，参加反蒋抗日军队的组建工作。“两广事变”失败后，他来到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大批革命青年组成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京、津、鲁等地区宣传抗日救亡。
接着，陈子谷从山东经南京到达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报考陕北公学。他经胡乔木主考，和录取的40名学员14天徒步800多里到达延安。这群热血青年在艰苦行军中锤炼，用革命热情和友谊战胜了寒冷。
张老欣慰地说：“子谷寻找了好几年，行程几千里，终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实现了他的愿望。在陕北公学，他们不仅学习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游击战争等课程，还经常能聆听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报告。尽管今后的道路险阻重重，但子谷坚信有了党的指引，前途一片光明。”
1938年1月，陕北公学结业，陈子谷根据组织安排，准备回家乡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乘车到武汉时，老领导宣侠父介绍他参加刚成立的新四军，他喜出望外地见到了新四军武汉办事处负责人梅龚彬。2月，他来到新四军军部南昌，被编入战地服务团。两个月后，遵照中央指示，新四军北上抗日，军部驻安徽岩寺。陈子谷先后在陈毅、粟裕将军率领的新四军1支队政治部任敌工干事、团敌工股长。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多次战斗，其中有丹阳延陵的“贺甲(村）战斗”，这是当时江南最大的一次战斗，击毙日军中队长以下168人。
陈子谷作战勇敢，表现突出，被接受入党。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用战斗的行动回答日寇的侵略暴行。他激动地写下了描写战斗场面的动人心弦的诗句：“别回顾你脚下的黑影/请抬头望前面的朝霞；谁要自由/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茶花开满在山头/枫叶红遍了原野；别嗟叹道路的崎岖/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只身赴泰国，募捐6万元，并将自己分得的遗产20
万元全部献给新四军。叶挺军长称赞其“富贵于我如浮云”
1940年，陈子谷正在皖南参加新四军政治部江南第一次敌军工作会议，突然接到泰国两个叔叔联名来信，告之祖父去世，要他回去分遗产。他对此事很犹豫，觉得参军已两年，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已将生死置于度外，没有什么家产，还谈什么遗产？但自己是共产党员，应该向组织汇报。组织部长李子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都赞成他回去。
袁主任专门找他谈话并交待任务。袁主任说，我军经费十分困难，这是国民党克扣我们军饷造成的。我军所缺的经费，一部分由前方部队筹措，一部分靠各方爱国人士捐助。你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回泰国接受遗产，并向爱国侨胞募捐一部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新四军司令部，军长叶挺鼓励陈子谷为新四军立功。叶军长还给了他一个军长秘书的名义，让他以这个身份到曼谷募捐。
出发前，司令部给陈子谷做了一套新棉衣、三本募捐册。为便于募捐，秘书科长交给他一封以叶挺军长名义，写给曼谷中华华侨总商会主席的一封信。
一路上，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挫折。他乘军用卡车到桂林，才发路费短缺。遂通过在东京“左联”时的战友林林，向《救亡日报》社借了500元，解决了去香港的路费。在桂林搭广东商人的货车经翁源到河源，再乘木船到淡水住一夜，第二天跋涉30里到葵涌，然后再走30里小路，乘火车才到达香港。
香港文咸西街，有他家一个经营汇兑业务的分号。经理陈云樵听说子谷是去泰国分遗产，就帮他置办了衣服鞋袜、买了船票，送他去泰国。
在香港时就听说到泰国政府惧怕日本，不允许中国人为抗战募捐，入境检查很严。为此，陈子谷把3本募捐册和“新四军在抗战中”的照片都放在暖水里面,请一位船员把暖水瓶带上岸。到泰国的第三天，陈子谷外出，那位船员将暖水瓶交给了他三叔。三叔没什么文化，又见识短浅，不等陈子谷回来商量，就把募捐册取出烧掉了。
“这事对子谷是个沉重打击。他身负重任，千辛万苦跋涉1个多月来到泰国。党组织和战友们都望眼欲穿地盼望他完成任务，顺利回国。可现在请人捐款，却拿不出收据，如何取信于侨胞呢？惟一能证明他身份的，只有叶军长给商会主席的信和一些新四军抗战的照片。”张老如是说。
陈子谷怀着试探的心情找以前的同学、朋友和亲戚，不料他们虽身处异国,却仍怀爱国之心，热情打听抗战情况，对子谷参加新四军打日本鬼子表示钦佩。爱国侨胞们也不介意是否有收据，捐款出乎意料地顺利。当时以每套棉衣6~7元钱计算，你3套我2套地不出几天就认捐了几千套。
期间，陈子谷设法找到了香港时的同学廖欣圃，拜见其兄长曼谷名人廖公圃。廖公圃对抗日救国很热心，毫无惧怕之意，将陈子谷带去的几张“新四军在抗战中”的照片，刊登在他出资经办的泰国《中原报》上，从而扩大了募捐的影响。
后来，泰国政府听到风声，派便衣对陈子谷进行监视。这时，陈子谷已募到近万套棉衣捐款，怕节外生枝，只得将募捐告一段落。
陈子谷祖父陈峥嵘，原是位中医。早年去泰国时，最热闹的三聘街一带还是一片荒地。祖父善于经营，后来发了财，成为曼谷的名人，是泰国王在宫中宴请的10位华商之一。陈子谷这次分到一小块空地、半幢楼房（与他二叔各一半），另有3万铢现金和一枚戒指。他个人所得遗产折合国币20万元，募捐来的棉衣款国币6万元，共计26万元。他请泰国的“广顺利”汇兑行把钱汇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由李克农转给新四军。
这笔捐款解决了新四军两个月的粮饷及当年的寒衣，叶挺军长称赞他“富贵于我如浮云”。 “富贵于我如浮云”一语出自《论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唐朝诗人杜甫在诗中也写过：“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叶挺把这句古诗赠给一个爱国华侨，是有深刻含义的，指明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富贵观与名利观。
陈子谷把分得的戒指卖了，在泰国给军部买了一架电动手摇两用油印机；到香港后，又给战友买了十几块手表和十几支钢笔。“子谷心里想的尽是部队和战友，惟独没有自己。此时，他自己什么也没有了，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张老感慨万端。
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捕，狱中遭受严刑毒打，始终保持革命气节，参与组织越狱暴动，重返新四军
1940年9月，陈子谷回到皖南云岭军部，领导和同志们都很高兴，军部给他提升一级，并在《抗敌报》上表扬了他。陈子谷被派到新2纵队3团3营，参加了由叶挺军长亲自指挥抗击日军侵犯军部的保卫战。敌人以一个联队的兵力，由铜陵、繁昌向泾县扑来，企图袭击新四军军部。叶军长指挥部队设下了口袋，日军进入伏击圈时，遭到我军有力狙击，狼狈溃窜，尸横遍野。这一仗，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
亲历皖南事变 1941年元旦，新四军首长宣布北上的准备工作完成。1月4日，军部率3个纵队6个团共9000余人，恋恋不舍地离开住了3年、山清水秀、到处流淌着涓涓清泉的泾县云岭，与勤劳纯朴的老区群众依依惜别。
陈子谷所在的新2纵队担任前锋。司令员冯达飞，政委黄火星，政治部主任钟德胜。当晚冒雨行军，道路泥泞，只走了15里。5日到达茂林。6日傍晚从茂林出发。军政治部通报，发现国民党部队7个师追堵新四军。国民党蓄谋已久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7日晨，新二纵队行经皖南最高峰之一丕岭时，遇到国民党军40师的正面狙击。
历经七昼夜顽强战斗，新四军7000余人牺牲或被捕，只有2000余人在分散突围中脱离虎口，叶挺军长前往交涉时被国民党军扣押。在突围中，陈子谷和差不多全是老的、小的、女的百余人迷失了方向……
在上饶集中营 1月14日下午，他和新2纵队宣传干事路垣藏匿在山边乱草丛中，被国民党军第144师搜索部队发觉，成了“俘虏”，接着3团文书王之燕也被抓。那天晚上，在顽军的前方总指挥部里，遇见了5团团长徐锦树、指导员胡崇德、人事科长廖正文、《抗敌报》记者徐师梁等。第二天，他们7人被一个个反绑着押上卡车，送到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又由宪兵押送到离上饶15里的七峰岩牢房，每个人都被砸上沉重的脚镣。这个监狱与周田村、茅家岭、李村等监狱统称为“上饶集中营”。
在狱中，陈子谷利用放风和到天井晒太阳的机会，见到了随叶军长下山谈判一齐被扣的叶钦和、叶育青、王聿先、王传馥同志和其他战友，得知新四军大部分战友先后在突围中牺牲。他们高唱《五月的鲜花》、高尔基的《囚徒之歌》，以示悲愤的控诉。
七峰岩是一个大山洞，原是一个大庙宇，塑有许多佛像和四大金刚。陈子谷面对这些青面獠牙的魔鬼和眼前这活生生的魔鬼，回想起皖南事变中牺牲和在狱中被害的同志，悲愤之情难平，他酝酿写一部反映这段悲壮史实的剧本。
在七峰岩被囚2个月后，陈子谷等7 人被转囚到李村监狱一间低矮的小平房。他们听到墙那边经常有皮鞋走动和“立正”的口令声，预感到叶军长可能也囚禁在这里。晚上，隔壁发出一阵强烈的震响，是桌子被推翻的声音。“你们拿枪来打死我吧！整个民族的生机都要扼杀在你们手里，你们是国家的叛逆、民族的奸徒，你们是多么卑鄙可耻！”这声音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这不正是叶军长的声音么？
他们在李村关了1个月，又被转押到石底。在村口集合时，陈子谷没有想到李子芳（红军、新四军组织部长）、黄诚（“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聿先（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也被押来了。不久，10位同志秘密商议，成立了监狱党支部，推选李子芳任支部书记。
敌人派到过苏联、似乎很有来头的特务姜移山来劝降李子芳、黄诚，要他俩发表脱离共产党的宣言，遭到拒绝。姜移山对陈子谷放宽了条件，说只要你表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拥护三民主义，就可以放出去，同样遭到严词拒绝。
徐锦树、胡崇德、廖正文3人搞了一次越狱。徐锦树在途中与追捕的敌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胡崇德和廖正文重新落入魔掌，遭受酷刑。
越狱事件两个月后，陈子谷和路垣被转到周田村的“特别训练班”。他用三个月功夫完成了2000多行的3幕歌剧《千古奇冤》，副题是《囚徒的悲歌》。
“特别训练班”监禁了500余人，每天要做苦工，还要出操、“上课”。一次，特务姜移山来讲课时，大骂共产党不要国家，不爱祖国。陈子谷当面顶了他，姜怒气冲冲地走了。特务头子张超质问陈子谷为什么要在“课堂”上侮辱“教官”。他严正地答复张超：“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新四军的干部。我在新四军做敌军工作，是专门对日军宣传和管理日军俘虏的。怎么能说我们不要国家，不爱祖国呢？”张超气得发颤，拍着桌子大骂。此后，国民党军寻机把陈子谷和另一难友汪镇华押到荒山深处，大小棍子一阵毒打，打得遍体鳞伤。陈子谷真正领教了国民党的残酷——不让你痛快地死，而要你半死不活地生。他信念坚定，宁死不屈，后被抬到茅家岭监狱。
茅家岭距周田村3里多，是集中营的“狱中之狱”，各种刑法名目繁多，什么踩杠子、烧烙铁、辣椒水、老鹰飞、钢针刺手指等。在天井的走廊上还放着一个用铁蒺藜和木框做成的仅能容一个人笔直站立的铁丝笼刑具，如囚犯在笼里挣扎乱动，就会被铁丝扎得鲜血淋淋。
茅家岭暴动 陈子谷被关进“重禁闭室”，难友看到他被打成这样，便凑钱买来一点酒，替他擦伤，发现他下半身、背后及两臂伤痕累累，一团乌黑。他躺了十二、三天，才能下地走动。两个多月里“重禁闭室”又关进不少人，一下增加到30多人，挤得满满的。整天没开水喝，饭少得可怜，冬天不给棉衣，病了不给治。国民党军对难友的迫害越来越疯狂，大家预感到敌人马上就要下毒手了。“暴动”这个念头在难友中越来越旺地燃烧起来。
“重禁闭室”的战友，秘密总结以往越狱失败的教训，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准备。在5人暴动委员会（陈子谷是5个委员之一）领导下，1942年5月25日举行暴动，夺取了卫兵一个排的步枪、轻机枪、手榴弹。同志们冲出后门，越过一片稻田，跑上山集合时，26人暴动只剩下18人。他们避过敌人的搜查部队，走进崇山峻岭寻找中共组织在闽北的游击队。6月17日又有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被俘战士，在转往福建的赤石渡口暴动，也有40多人冲上了武夷山。
这两批暴动的同志与闽北地委游击队在武夷山上会合，高举革命红旗，继续与敌人周旋。国民党顽固派对游击队进行灭绝人性的围剿，他们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陈子谷和叶钦和、黄迪菲3人，流浪将近一年，行程数千里，先后回到新四军。陈子谷在上海找到地下党的关系，回到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时，他像英雄一样受到老同志的热情欢迎，陈毅军长还专门请他吃饭。1944年起，陈子谷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伪军工作科科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我军对解放区周围各日伪据点开展受降工作。为侦查南京的受降情况，陈子谷被派到南京敌军中去。在他离开南京经扬州回解放区的途中，被国民党保安部队扣押。他在狱中和难友们一起，组织说理、绝食斗争，在组织的声援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将陈子谷等释放。这是他又一次冲破国民党的牢狱回到解放区。
1947年1月，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南北夹击我军。国民党军46军军长韩练成和我党早有联系。该军一到山东，我军即派陈子谷等富有经验的干部去找韩军长，并安排他和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会见。2月20日我军发起莱芜战役时，韩军长即放弃指挥，这对华野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陈子谷先后担任鲁中三地委敌军工作部副部长，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陈子谷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上刀山下火海、出生入死、从国民党牢狱回到解放区的悲壮经历，写成《皖南事变前后》《上饶集中营》两篇报告文学。这是他用血写下的对敌人的控诉和对英勇牺牲同志的颂歌，是一块新四军指战员在极其黑暗野蛮的牢狱中与敌人肉搏斗争的纪念碑。
最后，张老自豪地说：“子谷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战士。他的生命也是一首诗，一首热情奔腾的诗，一首光彩夺目的诗。”
建国初期,陈子谷先后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兼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行政处副处长。1952年7月负责筹建北京地质学院，并先后担任过该院总务长、党委书记、副院长。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以后，担任地质部教育司副司长兼武汉地质学院副院长。1982年9月离休。离休后，仍旧笔耕不辍，记录着战斗中的经历。1987年与世长辞。
浙东分会 黄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