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过93个春秋后，妈妈走了。虽然在一年多前她已查出了不治之症，但作为子女，我总还是心存幻想，满心以为她还能陪伴我们再多长一段时间的。那是3月的一个早上，已有一段日子妈妈常处半醒半迷的状况，还记得那天是周五，我到她的床前，阿姨对她说：“你看谁来了？”妈妈微微睁开了眼，望了我一下说：“是小衡啊。”奇怪，她已有些日子不认人了，看来今天情况大有好转啊。停了有一小会，我正想与她说句话时，她却紧闭着眼开了口：“会议结束了。”这是妈妈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字字清晰而完整的话，虽然我们再也不能理解它的真正意义了。
告别了妈妈，也告别了最后那段天天时时提心吊胆接听手机的日子（医院里妈妈的病危登记是我的手机）。现在可以静下心来想想，慢慢地回忆了。可以确切地说：妈妈的一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革命者的一生，也是一个将自己青春和生命交付给祖国和人民并无愧于她所在时代的一生。能荣幸作为她的子女，和她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给我以印象最深刻、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三件事。
1958年，在全国反右斗争的收尾时，爸爸李景一打成“极右分子”，此因说来话长。原来50年代初，爸爸在北京的中国海员总工会负责生产部工作。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新生的政府主要是通过工会来恢复和指导生产。而共和国新成立的海军在面对国民党的海空优势一时并不占有制海权，所以海运生产受损严重，情况非常严峻，海员的生活难以安排。历史上海员的收入总体上一直较高，而解放后并没有像其它劳动者那样生活得到提高，反而一段时间里相对更为艰难。为协调各方关系，一方面组织生产自救，一方面还要安排部分有技术的海员上岸进厂就业。那时的爸爸整天忙得不亦乐乎，50年代就在国内飞来飞去地整天忙于出差。据说就是在为妥善处理一起罢工海员并争取其正当要求上，他与上海市和市总工会领导意见相左，争执不下。虽然最后还是按他的意见正确处理了事件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但也结下了与上海市总工会某些领导不和的梁子，特别是得罪了上海那个最为霸道的市委书记柯庆施，原来上海总工会领导那些左的出奇的方案正是源于柯庆施的指示。1951年妈妈来上海铁路局工作后我们全家迁往上海，多年后领导照顾两地分居，也将爸爸调往上海，主持华东海员工会工作。在反右运动中，北京直属的部门归属地方领导。爸爸本人就是单位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在向上海领导汇报时被指责右派人数不够比例时，爸爸回答：就这些了，没有了。那位领导指着爸爸说：没有了？你就是。在柯庆施授意下，派出其亲信出任工作组组长，硬生生地给爸爸戴上“极右分子”的帽子。一起投身于革命的夫妇，在面临如此天灾人祸面前，她将如何选择？那一年妈妈38岁，是一个坦途光明的处级干部。但是妈妈没有选择，她走了一条最为艰难的下下策的路。她独自一人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上赡养婆婆，下哺育我们兄妹四人（时年分别为1 0、9、8和7岁）。至今我都不能想象也不敢想象如果不是她当时那样的没有选择的选择，放在我们兄妹面前的将会是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我们的家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她的忍辱负重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兄妹的一生（每当我读到那些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右派的回忆录时，时时掩卷，不能自己）。记得爸爸出事后，我们搬了家，居住面积小了，因为全家只有妈妈一人的收入了，家里在生活上也开始精打细算，不认字的奶奶买菜时要拉着我帮助算账，但妈妈对我们兄妹四人的学习却从未放松过。记得那时家里就专为我们兄妹订有《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课外读物，加上各种报纸，在长长的玻璃柜子上放满了整整一排啊，为此，真不知道有多少同学羡慕不已。我不记得小时候和妈妈出去逛过什么街，买过什么衣服。但记得妈妈常带我们去新华书店，凡是我们想买的书，她从未犹豫过。在我们居住的铁路宿舍里，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肯定不算是最好的，但妈妈为我们创造出那个时代她所能给予的最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当然我们也算是争气。记得在小学时我和大哥哥参加课外科技兴趣小组，自己动手组装了第一架矿石机。妈妈拿出了5元钱，给我们买了一副耳机（那时上海每月的人均生活费是5、6元，对小学生的我们而言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当我们从自己亲手调试的简陋矿石机的耳机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时，都高兴地跳了起来，那是何等地兴奋和喜悦。妈妈从小对我们的学习上的培养和指引使我们受益一生。
第二件事是文革中，那年夏天她被造反派毒打身负重伤，但铮铮铁骨誓不低头。文革刚开始，身患肺癌的爸爸已病人膏育，1966年6月17日年仅50岁的他就蒙冤撒手而去，终究没有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唯一可庆幸是他生前没有再受到更大规模的污辱和折磨）。上海铁道学院是上海高校中第一批被派出文革工作组的，刚办完爸爸丧事上班的第二天，妈妈作为学院党委委员和宣传部长立刻就成了上海高校中的第一批黑帮。大字报、批斗大会、戴高帽、剃阴阳头、抄家不一等等。一时间她也难以理解和适应，但她能坚持。不想更大的考试还在后面。1968年那个夏天，铁道学院的造反派破获了一起所谓的被打倒的走资派阴谋反攻倒算的特大案件，直接将妈妈牵扯进去。起因是在文革造反的最高潮那段过后，在几个已下台的走资派闲谈中而祸起萧墙，最后竟然编织起是妈妈在家中召集众多下台干部开会，密谋重新回夺铁道学院大权的离奇大案。那天一上班，妈妈即被造反派抓去，从批斗到毒打一刻不停地折磨。同去的有些干部最终经受不住如此折磨，在不断的威逼利诱下，于是屈打成招下的谎言越编越离奇，案情也越来越重大。但无论如何妈妈都没有承认那些虚假的谎言，她坚持说没有，从来没有这样的事。造反派发火了，这是一个他们从未遇到过的硬骨头，他们用粗电线编成的鞭子抽打她，从下午，到晚上，到深夜，到凌晨……。一批人累了，换一批人，大学生打累了，换中专生接着打（铁道学院当时还附有中专部）。身着夏衣的妈妈整个后背全部被打肿了，皮下全是淤血。但她一声也不哼，低着头就是不承认那些莫须有的东西（事隔多年后她曾对我说过：当时就想，我参加革命那会，这帮小红卫兵的家长说不定还拖鼻涕、穿开裆裤呢，……）。造反派的逼供信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钟，他们也看出无论如何也敲诈不出任何有用的东西来了，被迫放弃了最后的努力，不得不放妈妈回家。也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妈妈是一步一拖地总算挪到了公交站，坐在地上许久，终于等到了那天早上的头班车。当她踉踉跄跄地在老北站下了公交车时，就一下瘫倒在路边，再也站立不起来了。好在她头脑还算是清醒，及时叫住了一位过路的三轮车，那位老师傅也算是有良心，看出她的不幸，将她送回了家。一回到家，她就彻底地垮了，躺在床上就再也起不来了。可那天正逢我们兄妹都下乡参加“三夏”劳动去了，只有小妹妹看家，年幼的她那经历过这样的事，急得只流泪而束手无策，当年象妈妈这样的黑帮是不可能上医院治疗的，但妈妈必竟经过战争硝烟的锤炼，在部队呆过这么长的时间，她自有主张。让小妹妹到中药店里买来多张狗皮膏药，一张张地从上到下，自左而右贴满了受了内伤的背部……，整整一个夏季她都是捂着被子过的（是在那没有空调电扇年代），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后，就在常人不可能相信的条件下，她终于慢慢地、慢慢地“缓了阳”了（也真亏了当年的那些货真价实的狗皮膏药）。此事的影响是她在铁道学院出了点名，再此后也没有造反派来找麻烦，因为他们知道就是找了也白找。据说文革结束后，茌清理铁道学院三种人中，一个当年的造反派头头心诚口服地说：共产党干部，谷风算一个，她是唯一没有屈打成招的硬骨头。在那般血雨腥风的高压下，坚持不讲假话的底线，这是妈妈为我们的人生道路树立的标杆。
第三件事是文革后，妈妈该平反的平反了，爸爸该昭雪的也昭雪了，她也已官复原职。可1980年秋她一到60岁，就向组织正式提出退休申请，要求让位于年轻人。那可是刚刚打倒四人帮国人齐心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年代，不少刚恢复职务的老干部都是一心想多干几年，要将文革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可妈妈不这样想，新时期应该让位于更年轻的接班人。记得当时领导与组织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批准她的报告，一直虚位以待（那时还没有制定和下达中央关于老干部离休的决定）。那段时间里不少干部上门来做她的思想工作，有老同事、老领导，老部下，甚至还有爸爸的战友和领导，但妈妈就是坚持己念不为所动。为了安排多余的时间，她就在自家园子里种花，这辈子从来都没有侍弄过花花草草的她，就沉浸在种了死，死了种的循环中。直到两年后，组织上最终满足了她的要求，正式批准她的离休报告。不恋职位，不图虚名，妈妈又一次为我们表现出了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风范。妈妈是我们一生的楷模，但实际上我们对她很少了解，可以说知之甚少。只记得小时候常常是我们上床睡觉时她还没有下班，早上起床时她已上班，即便是星期天，有时还经常地不在家。还是在她晚年离休以后，陆陆续续地才在不经意中讲过一些过去的事，让我们多少有了一些了解和理解。
妈妈——谷风，原名蔡玉。她出身于浙江德清一个世袭多代的大家庭。在上诲读书时，从进步青年组织开始接触进步理论，抱着抗日救国的理想，1941年1月她抛弃舒适安逸的大上海的都市生活，顶着皖南事变的血雨腥风中只身毅然奔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在盐城的抗大五分校学习不到半年就入了党（她曾亲口告诉我，是1941年7月7日，在抗战四周年纪念日那天入的党），因战事紧迫没有毕业就直接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参谋处，1943年又奉命调往安徽的新四军7师，还是在师参谋处，主要工作就是绘制、复制作战用的地图。虽然不是在作战的第一线，但也是危险异常。她说在新四军军部的她所在的那个支部里的12名党员中，到抗战胜利时，已有7名同志牺牲了，他们都没有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更别说看到新中国了。随后的解放战争里，她跟着部队四处辗转于江苏、山东、辽宁、吉林等地。1951年奉调来到上海。她是解放后铁路上海站党组织的首任书记，那时党还未完全对外公开，她是政治站长。随后历任上海铁路分局党委宣传部长、分局副局长等职。爸爸蒙冤后，妈妈已不能在此岗位上继续工作了（因职务原因她曾接过毛主席及其它中央领导的专列）。在党校学习一年后调到上海铁道学院教书去了。文革前的最后职务是上海铁道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长兼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1953年到1956年，妈妈参加了上海铁路卫生学校的组建。那时候新中国刚刚开始建设，一切都是从头开始，这是为了上海铁路局所属数万名职工的身体健康而成立的一个中等专科学校。大概她还算是当时干部中的知识分子吧，被任命学校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听当年老同事讲，妈妈是思想比较解放又比较实干的，招进了不少留学归国的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留用人员，他们在卫生学校任教，也同时在上海铁路医院出诊。学校规模发展很快，毕业的学生也很受欢迎，很快就遍布上海铁路局的从南到北的各个基层（1958年大跃进后铁路卫生学校就升格为上海铁道医学院，上世纪末与上海铁道学院合并为上海铁道大学，最后又并入同济大学，成为该校的医学院）。因为卫生学校离我们家不到一站路，所以有时妈妈加班或难得有空也会带我们到学校去玩。现在我们童年最好的回忆就是仅存的那几张全家或兄妹在铁路卫生学校的照片了。那时的大草坪、教学楼、图书馆，留下我们太过美好的回忆。前些日子有机会旧地重游（现为同济大学沪北校区），看着那些五六十年前建筑依旧完好，真是不胜感慨。
我又想起妈妈的几件小事。小时我体弱多病，从那时的学生手册上可以看到每个学期都有数周的病假记录，常常是上一次病好了没几天又接着来下一次。记得难得有一次是妈妈陪我去铁路医院看病，一到小儿科，竟然护士、护士长和医生都叫她谷校长，弄得她很不好意思，从此就再也没有带我去看过病了。其实那些医生护士是卫生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也没有一丝任何如今司空见惯“走后门”的意图和行动，只是妈妈感觉不好。就这样，8、9岁的我开始一个人的就诊史，挂号、拿病历、交钱和取药打针一切自己解决（因我人还没有就诊窗口高，多次被护士漏过）。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不喜欢在工作之外再“找人”的人。我们兄妹中有三人下乡，我和大哥哥都在黑龙江务农。当年在新四军军部的一个参谋己在黑龙江省军区当副司令。可妈妈没有去找过他，也没有为我们走后门谋一条当年最好的参军出路。文革后一次老同志见面时，那位副司令得知此事后还为此责怪她，为什么不找他，妈妈也只是一笑了之。还是在八十年代，全家围坐在一起吃晚饭时，电视新闻中播出了新任上海市长汪道涵，妈妈说：在抗日根据地里汪道涵当县长时爸爸曾给他当过秘书和下属的区长，还是挺熟悉的。不知谁接了一句，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拜访一下吧。妈妈立刻正言道：“干什么啊！”此事即刻打住，终无下文。
妈妈为我们兄妹创造了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但她以为青年人还是应该经风雨见世面的。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她给已在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大哥哥拍的电报是：“屯垦戍边，保卫边疆。1 7日行”。那年3月1 7日在上海彭浦车站的人山人海中，妈妈送我去黑龙江插队务农。实事求是地讲当火车长鸣钢轮转动之际，伴随大喇叭中语录歌的是周围一片哭喊声；但妈妈没有，她是笑着与我挥手再见，这是她出自内心的真诚流露。在她看来，青年人是应该出去闯一闯的，当年她不也是这个年龄就走上了抗日前线吗。文革中大串联时，我和同学一起要步行前往井冈山、韶山。出发前她教会了我如何打背包，打绑腿（她有些得意地讲，在新四军军部她的绑腿是打得最好的，一天行军下来也不散不乱）。在行军后遇到脚打泡时，如何挑泡并要穿根头发以利干燥皮肤和新皮生长。为此，我和步行同学们少吃不少苦头，也顺利地完成三千多里的徒步串联。我下乡农村十年，只返城探亲三次，其中和家人只过了一个春节。好儿女是应该志在四方的，这些都是妈妈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
因为妈妈在新四军军部工作过，文革中她挨斗时，造反派还让她揭发陈毅。妈妈讲：陈毅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为一个普通战士不清楚也不可能知晓。但陈毅是不怕死的。她亲自经历的日本鬼子大扫荡，面对数千日伪军队来突袭军部，第一批撤退是立教中队（即胡立教负责的军部电台，胡在文革后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人大主任），接着是司政后非战斗人员，子弹在头顶上嗖嗖地响，陈毅就站在村边的田埂上沉着指挥。她的“交待”弄得造反派尴尬不已。那年我第一次返沪探亲时，一天早上当妈妈听到广播里传出的陈毅逝世的消息时，一下子跌坐在床沿，失声痛哭……。她挨斗、被剃阴阳头都没有流过泪。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历和情感，别说造反派，就是我们作为她的后代都难以真正的理解和体会的。
在妈妈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阿尔茨海默症开始不断地侵扰着她。她的记忆越来越差，刚讲过的话瞬间就记不得了。子女中要算我与她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现在我家又离得最近，电话号码也上口好记，所以她有事打电话叫我去的次数也多一些。在她开始病重以后，别的电话别的事已渐渐不能记忆，但我家的电话她一直记得清，不时会有电话来：“小衡，有个事，你来一下。”可等我赶到以后，她却常常面带疑问地望着我说：“是我打电话叫你来的？……，想不起来了，等想起来再说吧。”随后莞尔，又露出她那慈祥的面容。特别是201 3年那个上海最热的夏天，天那么热，可妈妈的电话似有急事，有好几次待我大汗淋漓赶到她那里，结果又是“想不起来”。说句心里话，当时我心里还真是有那么几丝“怨气”的。
可是今天，再也接不到她的电话，再也听不到她的绵绵吴语，再也见不到她那慈祥的面容了，此时此刻，我好怨自己，我好恨自己。为什么当时我……？妈妈，我多想再接你一次“想不起来”的电话，我多想再见你一面，多想能讲出一句流淌在我心中的话啊！
妈妈，我好想你。
耳畔传来韩红声情并茂的歌声，那是叩人心扉的《梨花又开放》：“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漫天飞扬……落在妈妈头上飘在纺车上……重返了故乡 梨花又开放 小村一切都依然 树下空荡荡 开满梨花的树下 纺车不再响 摇摇洁白的树枝 花雨漫天飞扬 两行滚滚泪水 流在树下…… 永生难忘 永生永世我不能忘！”
再也止不住的热泪潸然而下……。
妈妈，小衡真的想你了。
7师分会 李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