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央芬同志1937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38年，参加新四军，历任少校军医、3师卫生部医务主任等职。建国后，曾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教育长等职。1983年离休。

    1938年，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史沫特莱来到新四军在皖南泾县云岭的军部，进行了长达一年的采访和报道。在那段时间里，章央芬曾为她当过翻译，伴随着她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在我采访她的那年(2002年)章央芬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说起当年的事，仍记忆犹新。

史沫特莱来到云岭

1938年8月，章央芬来到了位于安徽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前方医院工作。那时军部的军医处和医院都在云岭的南堡村。这所医院的病房设在一个大祠堂里。周围那些给看祠堂的人住的房子，就成了医务人员的临时宿舍。

军部医院在前方，虽然条件简陋，但在管理方面和正规的军医院完全一样。这里有60多张病床，每天前来门诊的还有100人左右。前方送来的重伤员大多数需要做手术。军部医院的宫乃泉大夫，是沈阳盛京医学院毕业的，有五年的临床经验，各种外科手术都做过。他工作作风严谨，治愈率很高。

章央芬主要做内科工作，那时的内科病人大多是患疟疾、结核病、回归热、猩红热、痢疾、伤寒、肝炎等等。参军以前她只在南京中央医院做过半年实习医生，缺乏足够的临床训练，看着不少病情复杂的重病员不治而死，心中十分内疚，很想再去母校进修，但前方极缺医生，使她时常感到分身乏术。

1938年10月底，正当稻香遍野的时候，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来到了云岭。她是由中国红十字会的负责人林可胜博士介绍来采访新四军的。她的身份是国际红十字会记者。史沫特莱到达泾县新四军军部以后，首长考虑到她不会说中国话，而医院里有几个医生懂英语，对她比较方便，就安排她住到医院的宿舍。

史沫特莱到达云岭的第二天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她参观了新四军的司令部、政治部，拜访了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

史沫特莱到新四军来的时候八路军派了一个男的翻译陪她一起来。她一到新四军军部就向参谋长宣布，不要那个翻译，要新四军另外给她派一个女翻译。

那时懂英语的人很少，新四军里没有女翻译。医院里能说英语的女医生只有章央芬一个。领导上安排章央芬给她当临时翻译。史沫特莱为什么不要那个翻译，实在是一个误会。在从八路军到新四军来的路上，有一天晚上，夜已深，史沫特莱忽然看见那个翻译透过窗纸上缝隙正在看她，于是大光其火。后来才搞清楚，那天翻译有急事要找她，因为天已经很晚了，不知道她睡了没有，从窗纸上的缝隙看了一下，没想到她正在洗脚。后来，章央芬费了很大力气给她解释，这完全是个误会，也是工作需要，人家没有恶意。史沫特莱才同意白天章央芬在医院里看病，下部队的时候还是由那个翻译跟她去。史沫特莱找到一个会说英语的女医生很高兴，从此章央芬就和她住隔壁的房间，朝夕相处。

那时，史沫特莱有四十八、九岁了，高高的个子，金黄色的短头发。她来的时候行李很简单，却亲手提着一台打字机。后来她多次对章央芬说：“这个打字机是我的宝贝，就像你们医生的听筒、手术刀一样重要。”

史沫特莱个性鲜明，感情丰富，爱哭爱笑，那种直率而单纯的性格非常可爱，很有魅力。有时她也跟章央芬开玩笑，看见章央芬老是戴着口罩，就说：“这个口罩是长在你身体上的一部分。”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时间长了，也很寂寞，章央芬下班以后史沫特莱总是叫她去，她们渐渐无话不谈。有时史沫特莱晚上喝了一点酒，会把自己一生的经历都讲给章央芬听。

章央芬渐渐了解到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多子女的工人家庭，兄弟姐妹五、六个。父亲是矿工，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经常酗酒，喝醉了就打母亲。史沫特莱个性倔强，经常阻止父亲，结果也常挨打。

史沫特莱十五、六岁的时候就从家里跑出来。她聪明而执着，虽然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但靠自己的努力成了著名的记者。

史沫特莱年轻的时候到过印度，后来嫁给了一个印度人。章央芬很奇怪一个美国人为什么会嫁给印度人，在她的心里印度是比中国还要贫穷落后的地方。史沫特莱说，她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而她的丈夫是印度共产党员，也是主张男女平等的，他们志同道合。史沫特莱的结婚那年才十九岁，丈夫搞地下工作，没有收入，她用自己工作挣来的钱养活他。几年以后，史沫特莱得了一场重病，不能工作了。她的丈夫就说：“你不用担心，我能挣钱，可以养活你。”没想到她很生气地说：“我为什么要你养活啊！”就为了这一句话，他们离婚了。后来，她的丈夫被捕，遭到杀害。史沫特莱说：“我一辈子都很后悔。我不应该让他伤心。”

喝了酒以后，史沫特莱什么都讲，讲到伤心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哭起来，而讲到高兴的时候又会抑制不住哈哈大笑。她那种爽朗的性格很有魅力，也很可爱。

一个无私无畏的国际主义战士

随着对史沫特莱的了解越来越多，章央芬感到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不是偶然的。史沫特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向往着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因为小时候家里的生活特别苦，所以对劳苦大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从年轻的时候史沫特莱就立志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包括妇女）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她曾经到过印度，也到过苏联。当中国人民遭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她又毫不畏惧地来到了中国，先去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继而又来到了抗日前线。

    有一天早上，史沫特莱和章央芬一起爬上山头，看着云岭的朝霞和初升的太阳，她情不自禁地对章央芬说：“多美丽的地方啊！这是你的祖国，也是我的。为祖国独立自由战斗万岁!” 史沫特莱比章央芬整整大了二十四岁，却和被她视为小姑娘的章央芬一起激动得流下眼泪。

史沫特莱在从重庆经南昌、太平到新四军军部的途中，曾参观了几个兵站和军械修制所。到达云岭后的一个月内，她又参观了在小河口的新四军后方医院和新四军军部的一些机构。这些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章央芬和宫乃泉大夫说：“共产党提出的那些抗日的口号是非常正确的，新四军正在努力实现它。一路上我到处看到‘一切为了抗日’的口号和行动，在你们这里具体化为‘一切为了伤病员’。看到你们，我相信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定能胜利。在大后方，在国民党地区，国民党不抗日，老和共产党搞摩擦，还要颠倒黑白，把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他们为了丑化共产党，不惜歪曲事实。我会尽我的力量，从事这方面的宣传工作，为你们争取更多的舆论支持和物资支援。”

1938年11月，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和材料科科长吴之理要到上海购买和募捐药品、器材。在他们出发的前夜，史沫特莱主动写好了一封信，用打字机打在一块白手绢上，让他们缝在棉衣里面，带给她在上海的美国朋友《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先生。她还介绍他们会见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葛拉克女士，请她帮助新四军募捐一批药品和器材。这封信起了很大的作用，沈其震和吴之理从上海带回了很多药品和器材。真是雪中送炭啊！大家非常感谢她，而她却说：“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由于住在隔壁，又陪伴左右，章央芬经常看到史沫特莱不倦地进行采访工作，彻夜不眠地写作。在采访活动中，她又看又问又记，非常认真，把事情弄得清清楚楚，确确实实。她把采访来的内容有的整理成新闻，有的写成专题报道，定期地寄给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社(她是这个报社的记者)。有些文章寄到美国进步报刊和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她不断介绍有关新四军的战况、生活和英雄事迹。

史沫特莱告诉章央芬，写文章的时候既要反映真实情况，又要让报纸能够刊登出来。因为要顾忌到报纸敢不敢登，所以对文字要反复斟酌。白天章央芬到医院去上班，她就整理这些材料，每当她完成了一批稿件，都会在深夜读给章央芬听。有时她想起一个故事就会高声叫道：“Doctor 章！Doctor 章！（意思是章医生）”，让章央芬起来听她讲。她们经常谈到很晚，作为医生章央芬总是提醒史沫特莱注意劳逸结合，不要累病了。章央芬知道史沫特莱有胃病，而且经常因为过度劳累而犯病，所以总是劝她：“你已经不年轻了，不能总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史沫特莱说：“每当我向国内或国民党统治区发去一篇报道，就感到像完成一件神圣的使命。因为我能使全世界正义的人们知道这里正在进行艰苦的斗争，知道你们正在卓有成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他们都会来支援你们。我做了这样的事，心里特别愉快。”史沫特莱说着说着就站起来，拉着章央芬的手跳起舞来。还说：“让我们一起高喊：‘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伤病员！’”

和伤病员在一起

史沫特莱在云岭期间，抗日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前方战事不断。一仗打下来，总会有一批（几个到十几个）重伤员被送到军医院来。伤病员一到，军部医院的医务人员就要全体出动。有时伤员晚上到达，医务人员就要通宵达旦地进行抢救。每逢这种时候，史沫特莱都主动参加抢救工作。她给伤员解绷带，换血衣，喂水喂饭，有时还要帮护士给伤员换药，喂药，连给伤员端尿盆的事情她也抢着做。很多伤兵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因而留下难忘的记忆。在皖南阴冷的冬天，她竟忙得满头是汗。抢救伤员的工作又脏又累，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劝她不要去。她却生气地说：“你们都能为前线抗日战士服务，为什么要剥夺我的这个权利？”

史沫特莱和章央芬的住所距离医院大约有100米。章央芬每天早上去查病房，史沫特莱有时也跟她去。她在医院里向伤员了解前方的战斗情况，还多次提出要到最前线去作战地采访，但是军部首长考虑她的安全，没有同意。

每逢有领导干部来住院，史沫特莱总会抓住机会采访他们，以便更多地了解前方的情况。有一次罗炳辉将军因为血压高住进了医院。史沫特莱多次和他交谈，谈得非常痛快，对他印象很深。史沫特莱告诉章央芬，罗炳辉把她带到附近的山坡上，告诉她如何利用地形指挥打仗。她哈哈大笑，说：“他讲了那么多打仗的事情，好像我也会打游击了，我也要当军事家了。罗炳辉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他善于打游击战，打了很多胜仗，日本鬼子对他胆战心惊，真痛快！我一定要很快地报道出去。”那几天，她没日没夜地整理采访的笔记，总是忙到深夜一两点钟，碰到不清楚的地方，她第二天就去问，那种认真扎实的工作精神真令人佩服。

史沫特莱更多的是和普通伤员谈话，一谈就是半天，经常到伤员要吃饭的时候，她才回来。有一次她兴奋地对章央芬说：“今天我听到一个可爱的小战士参加新四军的故事。他还教给我唱了首歌：‘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我很欣赏这两句话，我要把它写道我的文章里去。这是中国老百姓真实情感的表达，多么纯真朴实！”

皖南的冬天夜里分外寒冷。有一次深夜，抢救伤员以后，在回来的路上，章央芬突然发现史沫特莱没穿棉大衣，正冻得瑟瑟发抖。章央芬想她一定是把大衣忘在医院了，就转身回去帮她拿。可是她却一把拉住章央芬，悄悄地说：“我把棉大衣盖在一个正冻得发抖的伤员身上，你不要去拿了。”

史沫特莱经常把自己的东西，吃的，用的拿来送给伤员。冬天医生们都穿着棉大衣，而史沫特莱不习惯穿着棉大衣坐在屋里打字，医院里就派人给她生了一个火盆。她带的衣服很少，棉大衣又被她送掉了，经常会冻得脸发白，军部领导知道了就给她补发了一件棉大衣。开始她不要，但最后还是收下了。但是，她悄悄地对章央芬说，以后要是有更需要的人我还会送掉的，后来真的给送掉了。章央芬说，我记不清那个冬天给史沫特莱发了多少次棉大衣。

1939年7月1日，日本飞机轰炸云岭，医院也遭到破坏，许多医务人员和老百姓受了伤。老地方不能待下去了，只好把伤员转移到山沟里的临时病房进行救治。医务人员每天早出晚归，工作十分劳累。

史沫特莱仍然坚持每天参加抢救工作。她看到那些被炸伤的医务人员和平民百姓，万分气愤。她彻夜不眠地写报道，随即发出，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宫乃泉大夫常在背后赞扬她，说：“她本来已经是有名的记者了，完全可以在大城市过优越的生活，但是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这个农村，和我们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还整天忙个不停。”每当章央芬深夜离开史沫特莱的房间时，心中都暗暗发誓，要学习她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为争取抗日救国的胜利而不懈地工作。

访问友军

在云岭附近有一支国民党的军队，是四川的50军。军长姓郭，人很正直，而且非常爱国，跟新四军一直有来往。郭军长听说新四军里来了一个外国记者，就派人来请她去参观。军部领导说，不能让史沫特莱一个人去，必须有一个人和她同行。虽然云岭军部医院人手很紧张，章央芬每天要看很多病人，工作相当繁重，但是领导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让章央芬陪她去。

50军的军部离新四军的军部大概有四五十里路，史沫特莱和章央芬她骑着两匹马，一路上看着皖南秀丽的风光，有说有笑，非常快活。开始走得很快，哪知道走着走着，史沫特莱骑的马突然一条前腿跪了下去，把她摔下来了。她的右膝盖摔破了皮，很快就红肿起来。她们只好放慢速度，继续前进，但是走得很慢，简直比徒步行走还要慢。

中午时分，离川军驻地只剩下五里路了，远远看见郭军长派来的人抬了两乘滑竿向她们走来，要抬她们进村。史沫特莱一下就火了。她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让别人抬着走，这太不平等了！她大声喊着：“为什么？为什么？怎么可以让人抬我们呢？”她不肯坐上去。章央芬看见这种情况也很着急，生怕引起误会，赶紧劝她，说：“这是中国的礼节，你要是不坐，你去采访会不顺利的。你还是坐吧！”

她们坐着滑竿，路上经过了好几个村子，但是只看见少量的川军士兵，却没有一个老百姓。她们进了一个大宅子，里面刚刚粉刷过，墙壁雪白雪白的。在那里她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她们住的卧室很宽敞，家具陈设也很讲究，床上被褥全新，外面还有一间会客室。最让人想不到的是里面有一个卫生间，装着抽水马桶，马桶垫子还绣了花。史沫特莱说：“这大概是一个大地主的家，他们让我们来享受地主老财的日子。哈哈！”

下午，郭军长和夫人来看她们，还带了参谋长和许多高级军官。他说晚上要为史沫特莱设宴接风。到了晚上，参谋长来请她们。席间章央芬和史沫特莱都感到军长似乎有些怕参谋长，很多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参谋长代他回答的。那个参谋长看上去二十八、九岁，长得高大英俊，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带着三十多个军官陪着史沫特莱和章央芬吃西餐。军官们穿着呢制的军服，太太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珠光宝气。晚宴安排在一间大会议室里，布置得相当华丽。中间有一张长餐桌，上面铺着绣花的白台布，各色名酒一应俱全，筷子和刀叉都是银器，还有漂亮的玻璃酒杯。史沫特莱和章央芬都感到非常惊讶。这里是前线啊！吃饭的时候她们都在想，一个军队带了这么多东西怎么能打仗啊？

宴会上郭军长和军官们都盛赞史沫特莱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气氛很热烈。晚宴进行了三个小时，九点多她们才回到房间。那天晚上，史沫特莱喝了一点酒，回到住所后，她很气愤地说：“这个宴会和当前中国抗日战争的气氛太不相称了，国民党在重庆是这样，想不到在前线也是这样。那些太太们珠光宝气的样子，和你身上的旧军衣就是鲜明的对照。我为有你这样一个新四军的女医生作伴感到骄傲。我爱你是中国有志气的新女性。那些人在自己祖国危亡的时期，身处战地前线，还在享受，是无耻之辈。”史沫特莱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有天壤之别。

第二天早上，史沫特莱摔伤的膝盖肿得更利害了，行走益发艰难，而且她到任何地方参观采访那个参谋长都要跟着。史沫特莱叫章央芬出去看看，回来把情况告诉她。章央芬到村里转了一圈，想找当地老百姓问问，可是却发现整个村庄里一个老百姓都没有，全被赶走了。老百姓的房子全部被军队征用，门外挂着牌子，写着“办公室”、“特务连”、“警卫连”……“厨房”，还有“跳舞厅”等等。章央芬回去一说，史沫特莱忍不住也出来了。她看见这种情况很生气，就对章央芬说：“军队怎么能这样对自己的人民。新四军都是和老百姓住在一起的。”其实，在国民党军队里四川的50军还是好的。

章央芬走在村里的一条小路上，闻到一缕缕大烟的气味，觉得很奇怪，就走进了一处开着门的院子，里面的情景让她吓了一大跳。啊呀！士兵们都在抽大烟。他们躺在床上，一人抱着一根大烟枪。章央芬问他们：“你们都抽大烟吗？”他们说：“都抽！我们都抽！发饷的时候也发大烟。”章央芬赶紧走了出来。回来以后，章央芬对郭太太说：“你们的士兵在抽大烟，你知道吗？”她说：“知道。他们都抽，一个兵两根枪，一根步枪，一根烟枪。发饷的时候，要是不发大烟士兵就要闹事。”章央芬把看到的情况告诉史沫特莱。她说：“这样的军队怎么打日本？真的没有办法打仗啊。”

她们在50军受到的接待很隆重，可以说是顿顿筵席。史沫特莱不能走路的那几天，参谋长就安排各部门的人轮流到她的住所和她座谈，今天是军械部请客，明天是供给部请客，后天是财务部请客……各部门轮流请。那时日本鬼子占领的大半个中国，八路军和新四军正在浴血奋战。看到国民党军队的奢靡，史沫特莱感触极深。

过了几天，史沫特莱的腿好一点了，她就和章央芬一起去参观了50军的医院和门诊部。门诊部设在一座比较大的民房里，有两个军医穿着崭新的白大褂在给病人看病，但是病人很少，换药的器械和药品也很少，而且没有药房。那里有20张左右的床位，都铺着新的白布床单。十几个轻病号，正坐在床上说笑。病人没有病历，只有一个简单的发药牌。史沫特莱问为什么病人这么少，值班的军医说他们没有什么药品，重病人都转移到后方去了。她们无论在门诊部，还是在病房里都闻到一缕缕大烟的气味。

郭军长每次会见史沫特莱，参谋长必如影随形，还兼当翻译。有一天郭军长和郭太太突然单独来到史沫特莱和章央芬住的地方，郭军长悄悄地告诉她们说：“我们在这里十分困难。川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个陪你们的参谋长是军统的人，是蒋介石派来监视我们的，今天一早他又到南昌顾祝同那里捣鬼去了。”郭太太说：“他是太上皇，军长实际上没有权利，一切都是参谋长说了算，什么事都打小报告。”郭军长又说：“50军很想和新四军做个朋友，互相往来，联合起来打日本鬼子。他却千方百计设置障碍，按兵不动，还不许我们和新四军来往。因为你是美国记者，他才勉强同意你来访问。”郭夫人说了很多参谋长的阴谋诡计，他们都很苦闷。他们还告诉她们：“蒋介石让你们跟日本人打仗，但不让我们打，就是想让日本人消灭你们。把我们派到你们附近驻扎是为了监视你们，牵制你们。这是一箭双雕。”

史沫特莱听到这些也很感慨，说：“蒋介石把川军安排在新四军旁边，又派了特务来控制这支部队，上层军官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下层的士兵却因为抽大烟体质孱弱，精神麻木。郭军长很苦闷，郭夫人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可是我怎么为他们写报道呢？”后来章央芬确实没有看到史沫特莱为这支军队写的报道。

一个纯粹的人

在云岭期间，史沫特莱从上海募捐了一车罐头，交给了军需处长宋裕和，要求他全部送到前线，后方的人一个也不许吃。后来，参谋长周子昆让宋裕和留一些给史沫特莱，根据地物资匮乏，这批罐头是从美国来的，她一定会喜欢的。那天史沫特莱回到房间里看见桌子放着几个罐头，顿时火冒三丈。她情绪颇为激动地对章央芬说：“你们让我太失望了，国民党这样，你们也这样。”说着就哭了起来。她就是这样，认为新四军是最好的，要是发现有一点不够好，就会很伤心。

史沫特莱一定要章央芬陪她去找宋裕和，要去批评他。章央芬跟她说：“他们自己一个也不吃，这是领导关心你，特意给你留的。你看我和宫大夫不是一个也都没有吗？”可是她说：“大家都不吃，我当然也不能吃。为什么要留给我？”章央芬怎么解释也没有用，吃了晚饭，陪她走了三、四里小路，找到了宋裕和。不等人家开口，她就一顿批评，还对章央芬说：“Doctor 章，你翻译啊！翻译给他听，不许贪污。你讲！你讲！”章央芬只好全部翻译了。宋裕和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笑起来。他耐心地给史沫特莱解释，这批罐头早已运到前方去了，只留了几个给她。史沫特莱在库房里东张西望，确实没有发现罐头。

回来的路上，史沫特莱高兴地对章央芬说，：“今天我听到罐头已经运到前线去了，又看到军需处的几间库房里一个也没有，真是高兴。你知道吗？在国民党军队里，像这样的东西都会让大官和官太太分光吃光，哪里能到士兵们手里，可是你们这里不一样。你们把我当成外国人招待，总是优待我，我不乐意。我要和你们一样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出一份力量。”史沫特莱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她对中国是真好，把中国看成自己的国家，她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痛恨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的社会。谁要是搞一点特殊化，她就会生气。最后，史沫特莱还是把留给她的几个罐头都退回了军需处，并要求宋裕和同志有机会一定要送到前线去。

那时在新四军的医务人员中，有些人从大城市来的。他们过不惯长期的艰苦生活，想回大后方去。史沫特莱言行象无声的命令，令人感动，也使有这种想法的人自惭形秽。不少人就是在她的榜样激励下，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坚定地留在了根据地。

    史沫特莱离开云岭军部以后，又到新四军7师住了两个月。因为她总是报道新四军的战况和英雄事迹。后来国民党当局不允许她继续留在新四军，她被迫离开了，但是她支持正义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鼓舞着和她接触过的人抗战到底的决心。她那鲜明的性格，执着的工作态度，爱憎分明的感情永远留在了新四军指战员和陪伴过她的章央芬的心里。

1950年，史沫特莱因胃癌死于英国。按照她生前的要求，她的一部分骨灰送回中国，埋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军部分会 张浩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