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拂晓，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了位于珍珠港的美军海空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5月中旬，日军调集了14万兵力，发动了以摧毁坐落浙江、江西两省机场为目的的浙赣战役，二十余万国民党部队在实施了抵抗后退却，浙赣沿线相继落入日军之手。

  根据党中央“放手发展敌后武装力量，放手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挽救民族危亡”的指示，鉴于浙赣战役以后浙东地区出现了难得的战略机遇，1942年5月31日，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中共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电令时任华中局驻上海闽浙赣皖联络站负责人谭启龙，立即前往浙东主持工作。

  1942年6月下旬，谭启龙等率领名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淞沪游击指挥部第五支队”、实为我党掌握的抗日武装100余人从浦东的南汇登船，经过一夜航行，悄悄渡过了杭州湾，于天亮前在慈溪古窑浦登陆。不久，即与在1941年5月后陆续到达浙东的吕炳奎、林达等所率部队会合。7月，新四军军部又派来了以何克希为首的一批军事干部。此后，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军事领导机构，建立了地方抗日民主政权，控制了四明山及三北地区，“史称浙东抗日根据地。”

四明山和嵊县毗邻，主峰金钟山在嵊县境内。浙东抗日根据地所在的嵊县、余姚、上虞、慈溪、鄞县一带，是越剧的流行地区。当时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流动的戏班子，据说艺人达千人之多。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局势相对安定下来后，浙东区党委提出了“社会教育重于学校教育”的方针。“社会教育”指对群众的宣传，宣传方式则强调改革、利用民间艺术，尤其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那时越剧在当地仍习惯地称为“的笃班”。当地的老百姓看越剧非常入迷，部队里许多浙东籍的战士也喜爱越剧。

然而这些戏班子演出的，大多是没有经过整理的传统老戏，像《僵尸产子》《杀子报》《红鬃烈马》之类的剧目，含有许多封建、迷信、庸俗甚至是糟粕的成分。当时任浙东行署任勤慈县办事处主任的陈山，曾几次写信向区党委宣传部，认为不能这样放任不管，但又不能简单粗暴地禁演，建议利用这种形式为宣传抗战服务。持有这种看法的，还有不少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

1943年7月7日，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余姚陆埠镇的袁马村，召开纪念抗战六周年的群众集会。谭启龙正在发表着讲话，天突然下起了大雨，集会被迫中断。雨后群众集会无法继续进行，可一个当地请来的戏班子的锣鼓一响，无非就是一些传统戏目，马上聚集起了许多老百姓。尽管雨时下时停，他们还是津津有味地在观看。时任浙东行署文教处处长的黄源，那一天因为生病在宿舍里休息。宿舍离会场不到半里路，发生的这一切黄源在楼上看的一清二楚。越剧吸引力之大，群众面之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引起了他的思考。

 黄源是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与鲁迅先生有过不浅的交往。他领导下的浙东鲁迅艺术学院，吸收了一批爱好文艺的知识青年，用文艺形式进行抗日宣传。能不能运用群众喜爱的“的笃戏”形式反映抗日内容呢？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而又没有先例的问题。为此浙东行署文教处做出决定，成立社会教育工作队，它的主要任务是以革新“的笃戏”为重点，编演几个较大型、较完整的新剧目，以鼓舞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另外，注意收集整理和改编浙东地区的民歌、时调、说唱和民间舞蹈，以丰富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这个“社教队”由周丹虹（即伊兵）任党支部书记兼指导员，高岗（即韩秉三）任队长。不久，四明专署也成立了性质类似的“社教队”，由专署文教科科长商白苇任指导员，胡野擒任队长。

       社会教育工作队的成员，一部分是选拔部队中嵊县、新昌籍的战士，他们爱唱家乡戏，有一定的表演才能。一部分从鲁迅艺术学院学生中抽调。周丹虹是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经过斗争锻炼，又有领导经验，还是文艺行家，他在领导“社教队”后很快打开了局面，工作开展得生气勃勃。周丹虹还潜回老家嵊县开元镇，动员了一批艺人到根据地。竺芳森是越剧男班著名丑角张端方的徒弟，艺名小端方，随男班闯荡上海滩后，曾一度扬名申江。在周丹虹的动员下，他参加了“社教队”，并成为台柱子。周丹虹在嵊县清波中学任教时，商白苇的妹妹商晨昉在该校读书，有艺术表演才能。周丹虹带她也参加了社教队，后来成为根据地受欢迎的好演员。

同时，行署文教处还决定物色一个戏班充实到社教工作队，常年在根据地演出、有较强演员阵容的“高升舞台”进入了考察视野，经过研究决定吸收他们入伍。这个戏班子的艺人受尽反动势力的欺压，吃尽了流浪江湖的苦，看到根据地崭新的气象，他们愿意参加革命。1944年11月，社教队增加了一支职业演员的队伍。

对旧戏班的改造工作是有步骤地进行的。社教队队长高岗和从鲁艺华中分院毕业的王斯苇与艺人们同吃同住，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艺人们一肚子苦水，亲身感受到根据地与敌占区、国统区的不同，比较容易接受革命道理。起初他们仍然演出旧戏，经济自负盈亏，干部只给他们讲时事政策。过了一段时间，为了适应他们的演出习惯，给他们编了一个《荆轲刺秦王》的历史幕表戏，以提高艺人们演新戏的激情。等时机成熟时，文教处决定发给他们薪俸，艺人们领实物工资，每人每月120斤米到200多斤米不等。当时根据地财经相当困难，都实行供给制。拿出这样一笔开支，已经颇为可观，艺人们非常感动。后来部分艺人主动提出放弃工资制，改为供给制，表示要做革命队伍的主人。这支艺人队伍，在根据地抗日宣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了日常演出之外，他们还担负着群众工作。浙东有一支土匪武装投奔抗日根据地，他们的家属组成了一个戏班子，艺人们就前去辅导。上海有一个女子戏班路过根据地，他们就去做招待工作，用自己的经历宣传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的战绩。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艺人们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一个叫金桂芳的越剧艺人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越剧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

1943年秋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传到了四明山，浙东根据地掀起学习热潮，开展了整风运动。社教队同志们学习了讲话后，更加明确了方向，坚定了改革越剧的决心。他们以梁弄为中心，足迹遍及根据地的每个角落。庙会期间他们彻夜演出，根据地每成立一个群众组织，或者开庆功大会，都要请社教队演出。下部队和去后方医院慰问战士和伤病员，更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作空气是自由的，只要是宣传抗日，什么题材都能写，都能演。譬如周丹虹的《义薄云天》，就是根据鄞江区区委书记李敏烈士的事迹编写的。李敏在第二次反顽自卫战斗中不幸被捕，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周丹虹与李敏相识，他听到李敏牺牲的消息后，怀着炽烈的激情写出了这个戏。陈山创作的《英烈缘》，取材于俞菊生烈士夫妇的事迹。陈山与烈士也是老朋友，写作时无限深情凝聚笔端。周丹虹创作的《血钟记》《桥头烽火》《大义灭亲》《龙溪风云》，陈山写的《红灯记》，不知名作者写的《回头是岸》等，是越剧第一批反映人民斗争生活的现代戏，洋溢着革命的激情，主人公是觉醒了的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员。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戏曲之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

除了现代戏之外，社教队还演出了由高岗任编剧的历史戏《风波亭》，改编早期传统剧目中生活气息浓厚的小戏，如《双看相》，改成一个伪军与一个国民党士兵相互看相，相互挖苦。《过关》改成揭露国民党滥设关卡，鱼肉百姓的故事。此外，一些健康的传统剧目如《箍桶记》《梁祝哀史》《碧玉簪》《宝莲灯》等仍然演出，满足了人民群众的要求。

  由于剧目多是现代题材，加上女演员不多，因此大胆地实行了男女合演。在越剧已成女班一统天下时，男女合演使人耳目为之一新。文艺工作者还从话剧中吸收营养，照顾到群众看戏习惯和戏曲特点，创造了“幕间戏”的方式，舞台上设二道幕或多道幕，使戏的各场连贯起来，群众看戏时不必等闭幕开幕。人物出场，往往采用传统惯用的“上场引子”“定场诗”，但语言通俗生动，富有泥土气息，群众一听就懂，感到十分亲切。

  在音乐唱腔方面，由于缺少专业的音乐工作者，而且处在战争环境中，每个戏从写作到排演很仓促，但仍然作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女子越剧唱腔抒情优美是它的长处，缺少激昂豪壮的气势则是它的短处。社教队在排新戏时，从绍兴大班的武林戏中吸收了部分曲调，还吸收了一些民歌小调，及男班早期比较质朴的音调。在表达革命激情时，常插入革命歌曲。反映烈士牺牲时，用了悲壮的《国际歌》。《桥头烽火》中建筑机场的场面，群众合唱聂耳的《码头工人歌》，有的戏还采用过雄浑豪迈的苏联歌曲《祖国颂》。这些尝试尽管在今天看来未必都得当，但当时能为观众们接受，对解放后越剧演出现代戏也有一定的启示。

  社教队演出的越剧新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甬江旁，社教队请从宁波开出的轮船旅客上岸，免费招待他们看戏，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四明山有不少尼姑庵，有些小尼姑看了社教队的戏后，燃烧起追求新生活的希望，竟然离开佛门，要求参加抗日工作。美国空军飞行员托勒特上尉，驾机在上海被日军击中后跳伞，被浙东游击纵队浦东支队营救，后送到四明山根据地中心梁弄。他居然也能看懂社教队演出的一些戏，临走时对我军表示友好的感情。

1945年5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我国军民在各战场转入大反攻。为了适应快速发展的形势，浙东行署于1945年6月将“社教队”改编为“鲁迅文工团”，由黄源兼任团长，高岗任副团长，周丹虹负责党务工作，全团仍以演出“的笃戏”为重点。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毛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根据国共两党商定，我党及军队撤离在南方的八个根据地，浙东抗日根据地也在其中。“鲁迅文工团”被撤销，老年艺人和女艺人因不适宜于行军作战，一律动员回乡，年轻力壮的艺人转入了战斗编制。

当北撤部队到达山东泰安时，原“鲁迅文工团”的学员演出了由陈山编剧、朱一松导演、俞曙、裘君玉主演的小戏《北撤余音》。这个小戏描写了一个战士开小差回到家乡，不料受到反动派的疯狂迫害，最后猛然醒悟，又去追赶部队的故事，反映了浙江籍战士的现实思想，对稳定部队情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纵队司令员叶飞给予了口头表扬，纵队政治部奖励鸡蛋100只。这个小戏后来在华东野战军文艺调演中，荣获二等奖。

  新中国成立后，黄源担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伊兵担任戏剧改革处副处长，陈山也担任了文艺方面的负责工作。他们熟悉越剧，又有四明山越剧改革的经验，在与上海、浙江越剧界人士携手进行戏曲改革时，既是政治领导，又是艺术内行。20世纪50年代是越剧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一批有国内外影响的好戏，其中就包含着他们巨大的心血。

                                   钟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