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在杭州

      1923年农历二月廿七，我出生于山东蓬莱城一个店员家庭。1935年党领导的胶东“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大清乡，一片白色恐怖。1932年就参加共产党的大哥慕湘，被迫出走天津，音信全无。1936年冬天，二哥慕柯夫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事抗日救国宣传工作。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时，我刚满十四岁。二哥经常向我和妹妹进行抗日宣传，教我们唱抗日歌曲，如《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特别是《流亡三部曲》，往往使我们边唱边流泪。二哥还经常带一些油印的抗日小册子给我看，激发了我的民族觉悟，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愤慨和仇恨，提高了抗日救国的热情。

      1937年底，日军沿着胶济铁路东犯，军阀韩复渠驻扎蓬莱的部队仓皇逃离。国民党人张季瑞等人纠集了一部分汉奸到县城，成立了蓬莱临时伪政府，张季瑞当了伪县长。1938年初，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先后两次攻打蓬莱城，伪县长张季瑞带领伪军投降缴械。蓬莱城得到了解放，随即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我看到街上表演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看到为抗日工作的一些女同志时，心里极为羡慕。不久，二哥的女同学李玉枝（李雨之）和蒋守全二位同志到家里，动员我参加了妇救会宣传队，分头到各街道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寒衣等慰劳前线将士。

 1945年8月在威海，后面是王少木，前面是牟海县妇救会会长丛理明。

      1938年年9月的一天，二哥回家通知我到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学习，我当时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每当回想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我就不能不由衷感谢我两位敬爱的哥哥，大哥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二哥是我参加革命的带路人。

     1938年9月17日，我告别了父母妹妹和弟弟，走上了革命的征途。当我来到县委所在地城隍庙报到时，当时共产党的活动还处在地下，县委对外名义是民运会。我走进去的时候，已有30多名男女青年等候在那里了，其中女青年有5人，她们是蒋重光（后来叫苏政）、李槿、韩波、孙昆硕和我。在这些人中间，我的年龄最小，只有十五岁。我们出发到胶东抗日军政学校所在地的掖县城，现在已经叫莱州市了。我们早晨从蓬莱城出发，先到黄县。到达黄县已是下午五点前后了，我们五个女同志住在一间空房子里。

      第二天清晨起来，看到黄县城里到处都挂着青天白日旗，当时我们都认为是纪念“九•一八”事变。后来听二哥说，那是庆祝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改编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成立的。经过三天的长途跋涉，我们到达掖县城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军政学校分为军政队和民运队，接待我们的是慕石起同志，听说他解放后曾任广西桂林军分区政委。经过简单口试后，我们分别编入军政队和民运队，我们女同志全部编在军政队。军政队设有四个排，一、二、三排是男学员，第四排是女学员，排长是徐彬同志。

      在军政学校里，我们睡着地铺，完全过着军事化生活，早上起床出早操，上午政治课，主要是讲抗战战略、党的政策。记得军校贺致平同志还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什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下午上军事训练课，齐步走、正步走等。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生活比较紧张，但大家都很愉快。由于抗战形势发生了恶化，十一月初，抗日军政学校撤出了掖县城，转移到掖县南部莱阳北部一带，我们这期军政学校的学员也就结业了。除了个别留校外，都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了胶东妇联工作。在莱阳张格庄，我见到了曲韶华、张福之、宋兹心等妇联领导同志。

     我被分配到平度工委已是1938年12月了。平度工委对外称是八路军平度县民运工作团，住在旧店小学里。平度工委书记是李辰之同志，组织部长战均平同志（后来改名周方），还有崔涛、李奎生、王竹青、王六等同志。李辰之同志带领一部分同志负责对国民党山东保安十八旅旅长张金铭的统战工作，他当时对外公开身份是十八旅政治部主任。我到平度工委时，是组织部长战均平接待的。1939年春天，平度工委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李辰之同志不再任工委书记，集中精力做好十八旅旅长张金铭的统战工作，工委书记由胶东区党委派遣的李砚农同志担任。同时一起调来的还有一批干部，其中有大哥的朋友王景熙。

      也就在这个期间，战均平同志经常找我谈心，对我进行党的教育，增强我对党的认识，让我积极靠拢党组织。记得战均平同志让我填写党员登记表时，在年龄一栏中我如实填写了十六岁，战均平同志说“你得填十八岁”，我也不敢多问就填了十八岁。接着在村外的一个场地上，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宣誓仪式由战均平同志主持，工委李砚农书记监誓。就这样，就在1939年3月4日，经战均平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的实足年龄刚满十六周岁。后来才知道，按照党章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才能申请入党，而且还有候补期。

      入党后不久，胶东区党委调王六同志到区党委另行分配工作。王六同志是文登人，她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路，奉命西上分配到平度工委工作的。她原名叫荣修春，比我大一岁，入党时间也比我早。我们两人相处很好，她经常带我到各村发动妇女组织识字班、宣传抗日，教唱抗日歌曲，对我这个刚参加工作、刚接触社会的新同志帮助很大，向她学习了不少东西。听说她要调走，我真像失去了依靠，六神无主，难舍难离。我请示领导同意，送王六同志到胶东区党委所在地的莱阳张格庄，由胶东妇联副主任李玉枝同志找王六同志谈话。她说，东海区（东海区特委还处于地下状态）缺少妇女干部，你是文登人，回去便于开展工作，王六表示同意服从组织分配。

     回来后，她就动员我同她一起到东海区工作，我同意了。于是就向李玉枝同志提出也到东海区去。她说可以考虑，我们研究后再告诉你。两天后，李玉枝同志告诉我，经过研究组织上同意了你的要求，你不要再回平度了。我说，我党到关系和几件衣服都在平度怎么办？她说，党的关系和东西以后都给你转到东海特委。后来党的关系转到了东海特委，我的毛衣等物都转送到蓬莱家里去了。

     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我们来到了文登林村，那是东海特委所在地。那时党处于地下状态，东海特委对外称“文化供应社”为掩护。我们住在林一山同志家里，特委书记于克恭同志接见了我们，特委妇委书记曲韶华同志找我们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王六同志到文登做妇女工作，我被分配到威海特区委。特委组织部长王台同志给我写了介绍信，任命我担任威海特区委妇女部部长。

     不久后的一天，我就随着一位地下秘密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从文登林村到荣成板石村，一直送到威海墩前村梁学宗同志家里。当时威海特区委书记是殷少欣同志，特区委委员有：梁学章（张言）、梁学宗、梁培泰、梁春万、梁学梦、林乔、梁国卫、章若明等同志。我的活动范围多在墩前村、雅格庄、屯钟家村、西小后村等，主要任务是发动妇女参加妇救会，发展党员，宣传抗日，教唱抗日歌曲等。

    1939年秋天，特区委书记殷少欣同志和特区委委员林乔同志因为身份暴露，国民党反动派要抓捕他们。组织上安排他们紧急撤离威海，由章若明同志接任特区委书记。

   1939年12月中旬，由于日军准备大举进行扫荡，我和章若明同志、梁学章同志参加了东海地委在栖霞县唐家沟村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动员大会，为组织东海第二次武装起义做准备，出席这次会议的是各县县委书记和有关人员约有100余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王志恒同志传达贯彻胶东区党委提出的新的任务，紧急动员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对西线我军的压力，粉碎敌人的扫荡。会议结束返回时，先由部队护送，后由地下交通员护送，连夜赶到了文登。这次会议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为粉碎日军准备进行的大扫荡及为组织东海区第二次武装起义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成功举行了东海地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后，各县纷纷建立了武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一直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从事妇女工作，先后任牟平县、牟海县、文登县妇委书记和妇救会会长。1945年7月，被选为出席在延安召开的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1947年11月至1949年初，我在东海区妇联工作，后任东海地委妇委书记、妇联副主任。1949年6月，随解放军进入青岛，参加了接管工作。从此，我离开了战斗了十年的胶东，告别了胶东的父老乡亲们。

           王少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