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中旬，时任牟平县妇救会会长的我，作为牟平县的妇女代表，参加了东海区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5月26日，又出席了了在海阳县高家村召开的胶东妇女第三届代表大会。在开会期间，有一天我和牟海县妇救会会长丛理明正在村路上走着，胶东青年联合会主任的林江同志迎面走了过来，他是丛理明的二哥。他看到丛理明后先是楞了一下，说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丛理明告诉二哥，她早已参加了抗日，在牟海县妇救会工作。林江同志听了非常高兴，接着又询问了家里的一些情况。因为都要忙着去开会，我们就匆匆告别了。就在我们胶东妇联开会的同时，胶东青联也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林江同志再次当选为青联主任，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林江同志。1942年11月，他在平度大泽山反扫荡斗争中英勇战死，牺牲得非常壮烈。
就在大会结束时，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到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其中有三名女同志：文登县妇救会长王哲同志，蓬莱县妇救会长韩世英同志，和时任牟平县妇救会长的我，由孙学斋同志带队。六月初出发前，我们每人发一个干粮带，里面装的都是金条，这是胶东抗日根据地给山东分局的，听说是送到延安给党中央的抗日经费，一路上都由部队护送。我们从海阳高家村出发，经过莱阳、平度、维县、寿光、广饶等地，在周村附近我们跨过了铁路。过铁路的这一天很紧张，下午三、四点钟就吃好晚饭，从我们掌握的抗日根据地出发，先后通过游击区和敌占区，走了六十余里路，在胶济铁路边隐蔽起来，这时天全黑了下来。等到日本鬼子巡路车开过，我们排成一字纵队快速跨过了铁路，又急行军离开了敌占区和游击区，到达我们的根据地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的七、八点钟了，这一夜我们急行军走了一百三十余里路。
我们终于到达山东分局，卸下了身上的金条袋子，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顺利完成了运送任务。随后，我们即到山东分局高级党校报到。在审查入校资格时，说我不具备参加高级党校学习的条件，主要原因是我当时刚刚才十八岁。按照党章规定，必须年满十八周岁才能入党，并且还有一年候补期，而我已经入党两年了。因此组织上决定，把我和还有一位叫洪涛的男同志转到鲁中区党委党校学习。
鲁中区党校在沂南县马牧池一带，校长由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同志兼任，党校总支书记是陈明达同志。党校按照县级干部一大队、区级干部二大队、乡级干部三大队进行划分的，我和洪涛同志被分配到一大队学习。政治课专职教师是张格新同志，有时也请一些领导同志来做报告，如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同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高克亭同志，还有李林、陈明同志也来做过报告，党校管教育的是林萍同志，还有纪殿邦同志。纪殿邦同志在党校的名字叫李敏，他是二哥的同学，和我一起在1938年9月参加胶东抗日军政学校的。后来听二哥说他改名了，解放后在河南信阳地委任书记，离休前是河南省副省长。
1941年秋冬之际，日寇为了消灭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集结了日伪军五万余人，对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名为“铜壁铁围”的惨绝人寰大扫荡。这是在山东抗日战争历史上，日寇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10月底，鲁中区党校召开了全校反扫荡动员大会。学校党总支书记陈明达同志，根据上级指示做了反扫荡动员报告。他说日伪军集结了五万余人，要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立即投入反扫荡斗争。他要求全校所有人员脱下军装，换上老百姓的服装，这样便于与群众打成一片，也便于掩护自己。少数体弱的女同学转移到安全地区，其他人员跟随鲁中区党委机关突围。动员大会后，我们分成若干小组，到各村发动妇女突击缝制棉衣棉裤。学校把体弱的女学员组成一个小队，有10多个人，由第一大队二组学员夏彬同志和我负责带队。刚开始学习就遇到残酷的反扫荡斗争，当时大家的心情都显得紧张和沉重。
夏彬这个名字是夏彬同志在党校的化名，当时党校里有规定，凡是在党校学习的学员都必须使用化名，这是一条纪律。他是我们第一大队二组的学员，平时是相见不相识。夏彬同志是一个残废军人，右胳膊受过伤，平时是弯曲畸形的。听说他在沂蒙山区打过游击，后来转到地方工作，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
根据党校的统一布置，我们11月3日开始向大崮山方向转移。大崮山位于蒙阴县东北部，是一个边沿地区，北边是国民党军队的五十一军。大崮山的地势险峻，海拔800余米，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天然的石头好像屏障，如同被神刀劈削过似的，并建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山顶上居住着少数农民。大崮山上有我军的兵工厂和弹药库，还有一个粮库，平时有一个团兵力守卫，看起来好像还比较安全。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我们原先的判断完全错了。
当我们这个小分队迈着急行军的步伐到达大崮山下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了。我记得那一天月亮高地挂在天上，夜色十分明朗。我们从南大门爬到了山顶，找到兵工厂的领导，说明了来意。兵工厂的领导安排我们吃高粱面窝头，晚上住在用高粱秸搭起的棚子里。并通知我们每个同志，天亮之前必须吃好饭，到山上的防空洞隐蔽起来，千万不能暴露目标，防备敌机扫射轰炸，天黑之后才能回到山下的棚子里。
第二天一早，天还蒙蒙亮，我们就吃好了早饭分别上山，找了一个防空洞隐藏了起来。所谓防空洞，就是顺着山坡挖的一个半圆形小洞，只能容一个人坐在里面。不久天色就大亮了，日军飞机成群结队地在大崮山上空盘旋，到处寻找攻击目标，接着就是轮番扫射轰炸。这种情况持续了大半天，好不容易熬到了太阳落山。天终于黑了下来，敌机才停止了轰炸，我们陆续下山回到棚子里。白天在山上遭到敌机扫射轰炸，大家没有想到在大崮山上也不安全，特别对分散到各个防空洞隐蔽觉得十分恐惧，所以异口同声地说，明天就在棚子里呆着，再也不到山上去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日军飞机又来狂轰滥炸，不时在棚子上空盘旋寻找目标。我们虽然没有被击中，但在紧张地又熬过了一天。谁知刚刚松了一口气，就听到夏彬同志突然大喊起来“不好，鬼子上山了，快跑！”顺着他的叫喊的方向，我们也听到了日本鬼子叽哩咕噜的叫喊声。我们马上随着夏彬同志冲出棚子，跑了一段路后碰到一个老大爷，他告诉我：“同志，你们快跑吧，鬼子已经攻上山了，部队早就撤走了。”我们一口气冲到南大门，匆匆跑下了大崮山。回头一看发现少了几个同志，夏彬同志正准备返身回去寻找，听到不远处有鬼子咔嚓咔嚓的皮靴声，我们知道遇上鬼子巡逻兵了。情况十分危急，我们马上隐蔽起来，像捉迷藏似的，走走躲躲，转来转去地和鬼子转圈子，终于逃出了危险区域。这是我一生中最惊险的一次经历，真是一辈子刻骨铭心。直到拂晓时分，我们遇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直属机关和部队，大家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随同他们一起突围到泰安一带，然后回到了鲁中区党校。
历时二个月的反扫荡斗争结束了，我们这个小队每个同志都有一番惊心动魄的经历，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可始终不见与我同组的夏玉同学。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她回不来了。原来夏玉在冲下大崮山时，一个人躲在地里的高粱秸子堆里，天亮时鬼子搜查时被俘，不久就自首叛变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震惊，也感到十分内疚。在撤离大崮山时，我只顾自己向前跑，没有照顾好她，使她落入日寇之手，经受不住严刑拷打，成为可耻的叛徒。
夏玉这个名字是化名。她原名叫王卓，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在县妇联工作。她的爱人是鲁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高克亭同志，他们有一个男孩子，平时寄养在老乡家里。每个星期天下午，高克亭就叫警卫员牵着马来把她接回家，星期一早上再送回来，一家人生活过得还算幸福。夏玉叛变后，敌人居然把她放了回来。按照党组织规定，高克亭同志与她办理了离婚手续。1950年，我到济南开会时还遇到过她，那时她在省政府的一个部门工作，后来听说调到广州去了。在文革中，造反派调查我的所谓“叛徒”问题，曾专门到广州找过她。那时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估计很可能就是因为叛变问题被迫害致死了。
就在听到夏玉自首叛变的同时，我们又听到了一个噩耗，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的爱人、省妇联负责人陈若克同志在大崮山下鬼子搜山时被敌人俘虏，后来壮烈牺牲了。反扫荡斗争开始时，陈若克同志因为临近生产，不能跟随着大部队和机关行动，于是被转移到大崮山待产，没有想到鬼子占领了大崮山，天亮时搜山时俘虏了她。陈若克同志虽然受到敌人酷刑，但始终不屈服不投降，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贵气节，最后和她刚出生的婴儿在沂水县城英勇就义，成为一位令我们敬佩的革命烈士，一辈子都记在我的心里。
记得还有一个同志叫杨某某的，说是在鲁中日伪军大扫荡时被俘虏了，也有人告诉我说他已经牺牲了。1943年我在牟海县任县妇救会长时，为了粉碎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特别发动妇女开展绣花和织布，解决军民的穿衣问题。因为牟海县的工作比较好，杨某某曾到段家村来采访我。见面时把我吓了一跳，我说你不是牺牲了吗？他说自己被抓去当了劳工，后来想法逃出来了，现在胶东《大众报社》当记者。
鲁中的反扫荡斗争使得形势变得骤然严峻起来，我们党校的学习也结束了，绝大部分同学都奔赴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去了。我因为要等待回胶东的机会，于是就在莱芜一带待命，同学们只剩下我和同学丁聪同志。丁聪同志是黄县人，与我同岁，我们都是一大队学员。平时我们在一起活动，晚上睡在一个炕上。当时丁聪同志正面临婚姻的选择，我们两个都认为不能嫁给高级干部，不能当夫人，不能当家属，可以说是无话不说。
三个月后，上级通知说有一批到胶东工作的干部，将由部队护送去胶东，这样我就和丁聪同志告别了。一直到1964年我到浙江工作后不久，在一次省里听报告时远远看见了她，她那时在省人事局任副局长。当时匆匆地连个招呼也没有打，不久就听说她就跟随霍士廉同志到陕西工作了。在文革中丁聪同志受尽磨难，前些年已经去世了，我脑子里一直保存着丁聪同志那漂亮的模样。
在1941年冬天鲁中反扫荡斗争的这段经历里，我是非常幸运的，在大扫荡中没有被俘或牺牲，和同志们历经磨难，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同志们的身边。1942年夏收季节，我跟随部队步行了几个月后，到胶东区党委的所在地莱阳县张格庄报到，不久被派往到牟海县任县妇救会会长，以后到文登县任县妇救会会长。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在胶东根据地从事妇女工作，一直到1949年6月参加接管青岛的工作。
想起1941年冬天的鲁中反扫荡斗争，我就不能不想到可敬的夏彬同志。如果没有夏彬同志带领突围，我一个外地人，人生地不熟的，很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因此我经常怀念他。自此离开鲁中区党校后，一直不知道夏彬同志的去向。文革中，我听外调的同志告诉我，他在河南省粮食部门工作。1979年我到商业部开会时曾经打听过他，但是打听不到他的下落，说不定他早已不在人世了，如果活着也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夏彬同志，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十年来我始终感激你，如果你还健在，衷心祝愿你健康长寿。如果你已到马克思那里，你也会含笑九泉，你安息吧。
在十年浩劫中，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里，就因为鲁中大扫荡时有个别女同志被俘叛变，造反派就怀疑我也曾被俘叛变，揭发我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以种种罪名挂牌揪斗，先冻结工资和存款，又挂黑袖章关进牛棚进行劳动改造。这一切不仅使我受到了极大的精神折磨，还株连了我的子女，大儿子是空军航空学校飞行学员，因我的问题被停飞，航校多次派人前来杭州调查。感谢航校的领导，他们处事非常慎重，没有将大儿子作为叛徒子女清除出航校，但终究影响到儿子的情绪，影响到他的飞行训练。大女儿、二儿子、三儿子作为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一天下放到黑龙江插队落户。一想到这些，总觉得亏欠子女很多很多，心中感到十分内疚，好在这一切都成为历史过去了，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心满意足了，我看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看到了全国的解放，看到了共和国的成立，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到了改革开放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看到了人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和改善。现在党和国家的关怀照顾下，享受着很好的政治和物质待遇，安享幸福的晚年，儿女及孙辈们都非常孝顺。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回到沂蒙山区，看看今天的大崮山，看看沂蒙山老区人民，看看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那一片土地。
王少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