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洋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东进，这一写入新四军军歌中的歌词，既是新四军的战略任务，也是新四军的抗敌之路、发展之路和胜利之路。新四军的东进，包括第1、2支队和第6团（又称“江抗”）的东进苏南地区，第4支队的东进皖中、皖东地区，以及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创建苏北根据地。本文仅就新四军东进苏南展开论述。
南京、上海等地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对占领区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抢掠。在日本侵略军“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的蛊惑下，苏南沦陷区汉奸猖狂活动，到处组织“维持会”，为虎作伥。国民党军溃退时，丢弃了大量武器装备，散兵游勇流散各地，盗贼蜂起，土匪横行。豪绅地主、帮会首领、土匪头目纷纷自封“司令”，各霸一方。广大人民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迫切要求有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来领导他们抗日自卫。
1938年夏，日军在华中地区的兵力，共有14个师团和1个支队，但由于集中兵力进攻武汉，在占领区兵力不足，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对广大的乡村无力顾及。国民党军和旧政权机构大部分已撤走。伪政权刚刚建立，力量薄弱。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公布，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开展，对华中地区的人民群众是极大的鼓舞。这对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极为有利的时机和条件。
早在新四军各支队组建、集结、整编完成之前，1938年2月25日，毛泽东就致电新四军领导人项英、陈毅，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
在新四军各支队组建整编完毕之后，5月4日，毛泽东又电示项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过克服这种困难。”“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该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一个“5.4指示”的著名电文。
从这份著名的电文看，中央为新四军的发展战略提出了三个步骤：
1.东进南京、镇江等地区，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2.东进无锡、苏州、常熟、江阴、太仓之间的苏南东路地区，开展游击战，创建新的根据地；
3.北上渡江建立苏北根据地。
这一战略方针经新四军全体将士的艰苦斗争、浴血奋战，得以实现，证明其是非常正确的。
跟据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决定从第1、2、3支队各团抽调侦察连组成先遣支队，第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任司令员，第1团政治处主任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4月28日从皖南歙县岩寺的潜口出发，挺进江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5月10日到达南陵；11日夜，从京芜公路的湾沚和庙铺之间通过日军封锁线，而后沿裘公渡、黄池镇、青山街，向南京附近挺进；19日进入苏南敌后战场。
5月中旬，在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等率领下，新四军第1支队离开岩寺地区，向江南敌后挺进。3日夜间通过宣城、芜湖之间的封锁线，4日进抵高淳；8日与粟裕在溧水县新桥会师。
6月17日，粟裕率先遣支队在镇江与句容之间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击毁汽车5辆，毙日军少佐土井及大尉梅泽武四郎等13人，伤日军8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及其他军用品。这是新四军进入苏南后的第一仗。
6月中旬，第2支队及4团3营和3团在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率领下，奉命从皖南向苏皖边敌后挺进。下旬，第2支队司令部和3团进入当涂、芜湖地区；7月上旬，3团进入江宁、当涂、溧水地区。8月20日，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臣率4团团部和3营从南陵佐坑出发东进，25日到达当涂南阁与第2支队司令部会合。该支队在京芜铁路以东、京杭公路以西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开展游击战。
此后，新四军第1、第2支队各部在苏南地区展开，发扬近战夜战特长，对日军展开夜袭、伏击、奔袭等作战，先后取得竹子岗战斗、夜袭新丰车站、新塘伏击战、夜袭句容城、珥陵伏击战、七里亭伏击战等战斗的胜利。并进行了小丹阳反“扫荡”、 前隍村反“扫荡”等战斗。到1938年底，第1、第2支队在东进苏南近半年时间内，与日军共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
第1、第2支队在苏南敌后积极打击日伪军的同时，大力摧毁日军扶植的伪政权、维持会。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深入广大乡村，配合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成立租息调解委员会，实行减租减息等。从而稳定了民心，激发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第1、第2支队一进入苏南敌后，就主动与敌后的各种抗日武装建立联系，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扶助发展和逐步改造的方针，争取合作，共同抗日。丹阳县抗日自卫总团团长管文蔚，得知新四军进入苏南，主动找新四军联系，以便接受新四军的领导。1938年7月，陈毅在丹阳县延陵附近约见管文蔚。在新四军的帮助下，该部不断发展，扩编为丹阳县游击纵队。9月，陈毅又派郭猛、张震东等20余名干部到该部加强领导，帮助整顿，将该部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对外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其他如延陵、茅山、句容、金坛、社头、江宁、当涂、小丹阳等地的游击队，多则六七百人，少则二三百人不等，也都先后团结在新四军周围，其中，绝人部分都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
在苏南敌后，第1、第2支队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陈毅、张鼎丞等先后对一些社会名流、开明士绅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联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推动他们参加抗战。东进途中，初到高淳，陈毅即走访国民党高淳县长和地方士绅，宣传新四军抗战宗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各界共同抗日。在句容，陈毅与曾任国民党句容县第3区区长的爱国知识分子樊玉琳建立了联系，得到了他的支持，使新四军东进苏南有了一个比较安全的落脚点。在新四军的影响下，樊玉琳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茅山地区抗日斗争的一名领导骨干。曾任国民党泰兴县教育局局长的巫恒通，抗战爆发后回到家乡句容，建立一支地方武装。经陈毅做工作，接受新四军的领导，后来这支武装编入了新四军。巫恒通后来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3团团长。纪振纲是茅山地区一位颇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陈毅多次登门拜访，做宣传工作，使他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主动为新四军捐钱、捐物、捐药、送枪支。
7月，在成立中共苏南区工委的同时，在第1支队活动的地区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在第2支队活动的地区，也成立了江宁、当涂、溧水三县抗敌自卫委员会。这些组织都是抗日的群众组织，后来逐渐转化为半政权性组织。随着群众的广泛发动，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入开展，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积极因素，使苏南的抗日局面不断得到发展，初步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以茅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为新四军东进、北上提供了前进基地，也为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打开了通路。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达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周恩来明确指出了新四军发展的三条原则：
（1）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
（2）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
根据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新四军第6团开始了使用“江抗”第2路番号的东进作战行动。
第3支队第6团（欠第3营）是1938年10月从皖南调到苏南，与第1支队第1团进行换防，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年底归第1支队指挥。
先是，1938年9月中旬，陈毅派王必成率第2团第1营经丹阳、武进，向东深入到江阴等地进行战略侦察，并和梅光迪（后叛变投敌）领导的江南抗日游击队、朱寿松领导的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取得联系。10月，梅、朱两部在中共江苏省委派出的何克希带领下，到茅山地区整训，第1支队授予其“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3路番号。
1939年4月，陈毅决定派叶飞率领第6团东进，挺进到无锡至江阴公路以东的无锡、苏州、常熟、江阴、太仓之间的东路地区，开展游击战，创建新的根据地。由于这一行动已经超越出国民党第3战区对新四军限制的狭小区域，因此，第6团改称江南抗日义勇军第2路（简称“江抗”2路），团长叶飞改名为叶琛，副团长吴焜改名为吴克刚。
出发之前，叶飞将军有如下回忆：
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只等第二天早晨出发了。
刚刚吃过晚饭，支队部打来电话，说陈毅司令员要我去。我放下电活，立即跨马向一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溧阳县水西村奔去。十多里地，一会就赶到了。当我走进陈司令员的住房时。看见屋内只有他一个人，默默地抽着烟。见我进来，他用手指指旁边的竹凳，一句话也没说。我坐下后，他仍是一言不发。我心里一沉，问道：“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啊?”
他还是不说话，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递给我。电报是项英同志发给陈毅同志的，内容是坚决反对东进。理由有两条：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部队到那里去会破敌人消灭。
看过电报，我的心情很沉重。我是从心里赞成东进的，但事关重大，就没有说活，也抽起烟来。
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先慢后快，越走越快。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突然坐下来问我：“你看怎么样?”我一时不明白他问的“怎么样”是什么意思，没有回答。他见我没吭声，又呼地站起来，点燃一支烟，狠狠吸了几口，踱几步，在一张竹凳上坐下来。一会儿，他猛地站到我面前，间道：“哎!叶飞。你看你们到东路去会不会被消灭?”我立即回答：“你问这个呀!我们有把握，不会被消灭。不仅不会被消灭，还会发展。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追问了一句：“噢!你有把握?”
“有把握!不只我一个人，全团的营连干部讨论过，都认为有把握。我敢给你立军令状!”
他摆了摆手，说：“那好!你们走，照原计划行动!”
我站起身，又问：“那个‘破坏统一战线’的问题怎么办?”
“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这不是你们的事。”说着他用右手拍拍胸脯：“破坏了统一战线，我负责!”又指指我：“部队被消灭了，你负责!”
5月初，“江抗”2路在武进戴溪桥地区与“江抗”3路会合，组成“江抗”总指挥部，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何克希、吴焜任副总指挥，乔信明任参谋长，刘飞任政治部主任。
5月8日，“江抗”部队1000余人在常州横林附近越过京沪铁路到达梅村。31日，“江抗”2路2支队（6团2营）在江阴、无锡交界的黄土塘遭遇日伪军600余人的“扫荡”，副团长吴焜和2营营长廖政国抱起机枪，身先士卒，毙伤日伪军10余人，东进首战告捷。
6月1日，“江抗”在无锡、江阴发展时，遭到“忠义救国军”的阻挠和袭击，“江抗”被迫自卫，击溃“忠义救国军”10支队2个大队，缴获重机枪4挺，轻机枪20挺，步枪300余支，电台1架。
6月24日，“江抗”2路夜袭京沪铁路浒墅关车站，全歼日军警备队长以下50余人，火烧车站，破路毁桥，使京沪铁路中断3天。为掩护“江抗”2路作战，同时“江抗”3路攻击驻黄埭伪军水警队，歼灭30余人。
随后，“江抗”继续东进，抵达常熟境内，在阳澄湖畔与中共当地组织及其领导的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第1大队取得联系。
7月，“江抗”派何克希、吴焜率一个团兵力，越过京沪铁路，挺进上海近郊，在嘉定、青浦地区与当地游击队会合。23日，“江抗”2路2支队在廖政国率领下，夜袭虹桥机场，烧毁敌机4架，震动了日军，大鼓抗日军民的士气。
廖政国将军回忆：
这时候，适值日寇“扫荡”。有一天，我们打了一次伏击，缴到一条汽船，打死了十几个鬼子。接着，又粉碎了日寇的四路围攻。正当我们快要撤出战斗的时候，国民党许雷生部又来夹击我军。许雷生部是一股地地道道的伪化顽军，他们的符号的正面是国民党军，反面是汪精卫的和平军。对于这样的卖国军队，我们当然不能容忍，立刻予以反击。许部遭我歼灭性的打击后，夹着尾巴逃跑了。
我带着5、6连和两个机枪排乘胜追击，一口气追了60余里，晚上来到了一个地方。这里四下空荡荡、黑黝黝的，我问向导 (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同志):“这是什么地方？” 向导告诉我:“到虹桥飞机场了。”
听说到了上海近郊，部队欢欣若狂。我想，要是趁机袭击一下敌人的机场，给日寇一个打击，扩大一下我军的影响，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于是我把连、排干部召集起来，向他们说明袭击机场的意图。同志们听了，个个摩拳擦掌，大为振奋。当场，我们研究了一下打法后，就悄悄地向机场扑去。这次袭击，出乎意料的顺利，我们一枪末发，便突进了机场。伪警察和办事人员正睡得像死猪一样，战士们上去，揪着他们的耳朵，把他们从被窝里一个个地拖了出来，然后集中关在一间房子里。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机场，而且缴到了十几支步枪，这真是一笔意外的收获。可是，怎么不见日本鬼子呢？机场不可能没有驻军呀！也许日寇以为这里地处上海近郊，稳如泰山，想不到新四军会神兵夜临，现在正在做好梦吧！于是我就命令部队分路搜索。
传达命令的通信员刚走，侦察员跑来报告：机场上停着四架飞机。我连忙向那里跑去，赶到跟前一看，只见战士们正围着飞机：比比划划地在研究对付它的法子哩!
突然，步枪、机枪响了起来。机场四角的高大碉堡里的日寇开始向我射击。接着，我军还击的机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也响成一片，搜索部队和日寇打上了。
我们考虑到这儿离上海太近，敌人的增援很快就会到来，纠缠下去对我不利，便一面派人查明情况，收拢部队，一面下命令烧飞机。战士们跑步来到敌机跟前，将汽油筒打开，往机身上浇汽油，然后把一支支火把扔上去。顷刻，夜空里升起了冲天大火，四架敌机全燃烧起来。 守卫机场的日军弄不清我军虚实，只管朝四野乱放枪，不敢出来，我们安全地撤出了战斗。 “江抗”挺进上海西郊，多次对日伪发动袭击。使驻沪日军受到极大威胁。因此，日军从各地抽调部队，出动坦克、装甲车对青浦东乡大举扫荡。8月12日，日军在观音堂附近与我军发生激战。“江抗”3路直属大队长刘金林英勇牺牲，3路3连指导员包厚昌受伤。
由于青浦、嘉定一带过于靠近上海市区，不利于我数千人的大部队长期活动。因此，我军主力在圆满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后，于8月下旬回师苏常地区，对所属部队进行初步整编。
8月底，“江抗”由东进时的10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江抗”总指挥部决定采用以老带新之法，在常熟梅李地区东乡进行统一整编。整编为4路，相当于4个团。初步打开了苏州、常熟、太仓（简称苏常太）地区和江阴、无锡、常熟（简称澄锡虞）地区的抗战局面。
9月初，“江抗”进入江阴地区，在顾山遭到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军）的袭击，“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负重伤。不日，“江抗”与“忠救”军在锡东白丹山、太平桥、胶山一带展开大规模战斗，激战数日后，“江抗”西撤。行至江阴马镇时遭“忠救”军侧击，6团副团长吴焜不幸牺牲。9月8日，国民党第3战区对“江抗”的“防剿”失败后，向新四军军部施压，多次发电报给叶挺，要求“速将东进各部撤回”。
24日，新四军第2团与“江抗”在江阴周庄会师，王必成和叶飞准备与“忠救”军进行决战，接陈毅电令西撤，这是国军第三战区不断向新四军军部施加压力的结果。为了缓和国共双方的紧张关系和避免摩擦，新四军第2、6团在总攻发起前夕停战，并准备西撤。
10月26日，“江抗”西撤到扬中老朗街、油坊桥休整。月底与管文蔚率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下辖1、2、3、4团4个团。
为了执行中央关于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要分兵进入江北的部署，早在1938年冬陈毅就派人到江北进行联络。1939年11月，陶勇率4团渡江，以苏皖支队和送弹药的名义到江北发展。不久3团先行渡江到达江都地区，除了2团留在丹北地区外，11月底其余部队北渡长江，到达吴家桥、大桥、嘶马一带，开展苏中地区的游击战，开始了创建苏北根据地的斗争。
11月6日，“江抗”西撤后，“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在常熟东塘市成立，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主任。同时常熟又组建新“民抗”（即“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任天石任司令。“新江抗”的基本骨干是在阳澄湖畔后方医院养伤的新四军第6团干部战士，还有部分闽东红军游击队的老战士。第2天，新“江抗”就在北桥伏击日军的抢粮汽艇。群众奔走相告：“江抗又回来了！”
至此，新四军完成了在苏南地区的东进战略任务，开始了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同时展开了在苏南地区坚持抗战游击战的艰苦斗争。
综上所述，新四军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东进苏南地区，展开抗日游击战，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1、新四军第1、2支队由皖南东进苏南地区，建立茅山根据地；
2、“江抗”由茅山根据地东进无锡、常州、苏州，直至上海近郊，初步打开了苏常太地区和澄锡虞地区的抗战局面；
3、“江抗”西撤，渡江北上，开创苏北根据地。
新四军东进苏南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新四军的东进，打破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的限制和防范。国民党吸取放弃华北后，八路军在敌后大发展的教训，在华中大撤退时留下部分部队，收编游杂部队，企图恢复对敌后地区的统治。同时又限制新四军第1、2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以东，溧水、金坛以北，丹阳金坛公路以西，东西百余公里，南北不到60公里的狭小地区活动。而新四军东进苏南，建立茅山根据地后，冲破限制，派第6团（即“江抗”）继续东进，剑锋直抵日军占领的心脏地区上海近郊，震动了日伪统治，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不东进，新四军就不能发展，并可能在后来的皖南事变中损失殆尽，甚至全军覆没，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存亡的大问题。
新四军的东进，先后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苏常太、澄锡虞、丹（阳）北、太（湖）滆（湖）等地区的游击根据地，为新四军渡江北上苏中地区，向苏北发展提供了桥头堡。
新四军的东进，尤其是将战火烧到日军占领的上海，沦陷区的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纷纷参加新四军，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壮大了新四军部队。著名的军旅作家王昊，就是受到夜袭虹桥机场报导的感召，参加了新四军。叶飞回忆：1939年5月，“江抗”2路（即第6团）东进时不足700人（6团3营留在皖南，只有1、2营换防到苏南），到了10月，连同地方武装已有6000人之多（参见《叶飞回忆录》129页）。同时，经过战火的考验，部队的战斗力有所提高；并且大量缴获日伪军的武器装备，武装自己，使新四军东进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日渐更新，叶飞回忆：西撤时，第6团除了调出50余挺轻重机枪给江南的部队之外，每个班还有一挺轻机枪（参见《叶飞回忆录》133页）。这为以后开创苏中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也成为皖南事变后重建军部的主力作战部队。
新四军东进后的西撤是在国民党第3战区不断向新四军军部施加压力的条件下，为了缓和国共双方的紧张关系和避免摩擦，东进部队被迫西撤（新四军隶属国民党第3战区，第4支队由第5战区管辖）。但是为了坚持苏南东路地区的游击根据地，东进部队留下的第6团伤病员，后来发展为“沙家浜”部队，这为苏南东路地区留下了宝贵的火种，不久成立了新“江抗”，直到后来皖南事变重建新四军军部，成立第6师，继续坚持苏南地区的斗争，保卫了东进的作战成果。
苏南地区被日军占领后，成为日军侵华的大后方，新四军东进苏南一定会受到日伪军的疯狂围剿，而且苏南地处水网地区，公路铁路交通发达，敌军运动快速，使新四军的游击战术受到限制；国民党第3战区处处为新四军设置各种限制，就连第6团初到苏南战后补充30-40名新战士都不被允许；苏南地区敌、伪、顽、我4方形势犬牙交错，态势复杂；还要受到来自我军内部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限制。在这样险恶的环境条件下，东进苏南所要承担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东进苏南决策的部署和执行，充分表现了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粟裕、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胆色。
东进苏南是新四军成立后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初建的新四军是由8省红军游击队所组成，能否在初战中取胜也是对新四军的一个考验。东进苏南的新四军部队有湘粤边、湘鄂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有闽西、闽南、浙东浙南红军游击队（第2支队）；有闽东红军游击队（第3支队第6团）。在整个东进过程中，新四军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敢打敢拼，打出了红军的战斗作风；在根据地建设中，发扬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老传统，在复杂的环境中建设游击根据地，使红军传统在新四军中得以发扬光大。
东进苏南，并坚持苏南游击根据地，对于新四军乃至后来的华东野战军战略战术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苏南在敌伪顽的夹击下，虽然遭受苏常太反“淸乡”以及塘马战斗的损失，但是新四军将士的鲜血换来茅山、丹北、太滆地区反“淸乡”的胜利；1942年底王必成将军率2旅南下与16旅合编，壮大了苏南新四军的力量；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底，粟裕率苏中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南下，建立苏浙军区，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的胜利，标志了新四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以后华东野战军提高战斗力提供了战略战术的基础。
东进苏南是新四军的发展之路，胜利之路，为创建苏北根据地打下坚实的基础，更为后来解放战争的华东野战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参考资料： 《新四军征途纪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6月版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
（江苏 汪 洋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