砻糠搓绳起头难。85年前，杭州湾南岸的“三北”平原上，一个小小的集镇——相公殿，为何会成为浦东抗日武装南渡登陆的首选之地？前后七批浦东武装跨海南下，六批选择在相公殿上岸。这背后，离不开古语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互为因果，容我一一道来。
一、天时：山河破碎，亟需一支铁军
1941年4月23日，余姚城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国民党军队虽有过抵抗，终因组织不力，一溃千里。县、区、乡政府相继瘫痪。一时间，“烧毛部队”（地方方言，指趁火打劫的杂牌武装）、土匪帮伙纷纷出笼，鱼肉百姓。而在此之前，余姚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屡遭挫折，始终未能形成规模。
“三北”沿海地区——包括余姚北、慈溪北、镇海北及上虞北——迫切需要一支军政双优的新四军抗日武装。关键时刻，中共江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同志审时度势，提出“灰色隐蔽”的方针，借用了“淞沪游击指挥部”“宗德公署第三大队”“暂编第三纵队”等国民党部队番号，在日、伪、顽之间机智周旋，为浦东武装南渡打开了通道。
二、地利：浅滩扇形中心，盐场双子星之一
俯瞰“三北”浅滩，西起上虞曹娥江沥海所，东至镇海县澥浦镇，东西长约130余华里。相公殿恰好位于这片扇形海岸的偏东中心点。与庵东镇并称“盐场双子星”，相公殿老街繁华程度堪比“小上海”。
当时“三北”沿海港汊众多，多为滩涂。西首沥海所偏远，中部庵东镇已有日军驻守。唯有相公殿后海一片滩涂，适合秘密登陆。受潮汐、风向和天气制约，当年的海船多为风帆驱动，载重小的50担、100担，大的有两桅、三桅沙卤船（可装300担盐）。相公殿海域地处慈溪北部突出位置，距离浦东南汇直线距离最近，航程短、风险小，成为天然良选。
更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元年（1875年）以前，庵东盐场盐民还采用煎熬法产盐。光绪九年（1883年），相公殿玉顺廒率先改煎为晒，极大提高了生产力，声名远播。民国时期，崇寿镇境内盐廒林立：东有罗家路晋益廠、下周家路公亨廒，西有傅家路源泰廒、五属公廒。而相公殿一地就有三所盐廒：玉顺廒（袁功亭开办）、东南侧二灶江边余散廒、清水廒（袁可敬开办）。盐业兴旺带来码头繁荣，也为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提供了基础。
三、人和：商路通南北，人心向正义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和，是连接天时与地利的纽带。
相公殿经商人才济济，与杭州湾对岸的浦东南汇、乍浦等地港口生意往来密切。不少人在本地开办商行、过塘行，有的当乡长保长，有的做校长，人脉深厚。其中，相公殿保长宣生鳌、商行老板施元同等人，结识了南汇县小洼港的黄矮弟（黄关根），或拜其为“先生”，或让儿子认作干爹，结为兄弟。此事被当地人称“相公殿乡长”的陈庭辉心知肚明——他虽然并非中共党员，但其师兄余姚县工委书记陈小平、胞弟吕大千（陈庭鲤）都是余姚的革命志士。陈庭辉的父亲陈增义、叔父陈增淦，更是以相公殿“同德堂”国药号为基地，依托“相公殿天主教堂”的良好信誉，以及“相公殿十结拜兄弟”的商业影响力，积极为革命提供掩护。
1926年5月，中共坎镇支部成立，书记岑鹿寿急需一个安全的落脚点。正是陈氏家族仗义执言，推荐他到相公殿玉顺廒就职司事（会计）。这为党领导庵东数万盐工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这种“商路通南北，人心向正义”的社会基础，使得浦东抗日武装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相公殿作为“南渡浙东第一船”的登陆地，并由此创建了“三北”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后海码头，打响了“三北敌后抗日第一仗”，名载史册，千古流芳。
附述一：浦东武装三探“三北”考证
一探“三北”（1941年3月初）
中共浦委伪军工委书记朱人俊（时任南汇县长夏履之秘书）利用统战关系，先行派朱人侠率伪八连一个班共10余人，借助蒋树楼海船（蒋指派亲信赵伯青、芦祥生随行），从马泐港出发，在段头湾登陆。到达庵东预先约定的旅馆，找到宗德公署联络副官张月庭，雇小划船陪送朱、赵两人到历山芦城庙——宗德公署所在地。在薛天白处领到子弹5000发、手榴弹250颗。（注1）
二探“三北”（1941年4月）
张大鹏、潘林儒率伪八连半个班共8人，携机枪一挺、步枪4支，再渡杭州湾，再次向薛天白处领到子弹5000发、手榴弹250颗。此行已无需向导。
三探“三北”（1941年4月）
淞沪游击第五支队同时派员赴浙东侦察。侦察船在龙山夜袭，张大鹏在滩浒岛洋面遭遇海匪并开枪还击。这次经历启发我军：要在海上活动，必须有武装保护。此后组建海上武装被提上日程。
三探“三北”的五大成果
1. 取得宗德公署薛天白的信任，不仅领回一万发子弹、一千枚手榴弹，更为南进浙东、以灰色隐蔽面目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取得了合法地位。
2. 获得国民党友军在浙东的布防情报：宁绍地区有正规军七师之众，加上地方武装不下六七万人，并查明了沿海布防情况，为选择登陆点提供了依据。
3. 进一步熟悉了玉盘洋、杭州湾海况、航线、航行时间及各岛屿、海匪活动情况，为中共浦委及伪军工作委员会贯彻南进方针提供了可靠依据，积累了初步经验。
4. 亲眼目睹日寇发动宁绍战役后国民党军不战而退、闻风而逃的惨状，并带回浙东百姓饱受蹂躏的真实情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求战热情。
5. 深刻认识到：海上活动，必须建立一支自己的海上武装。注(2)
【参考文献】
（1）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主编《红九卷》第四卷，胡骏、朱人侠《忆去浙东前后》，第129～134页。
（2）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海防大队之歌——新四军浙东纵队海防大队史实》，何亦达《新四军浙东纵队直属海防大队纪实》，第7页。
附述二：浦东武装七批南渡考证
第1批（1941年5月10日）
起渡点：南汇县小洼港。由黄矮弟（黄关根）提供船只并担任向导，黄与首次带队的姜文光关系很好，黄矮弟联系相公殿保长宣生鳌、商行老板施元同，由宣、施接应，促成首批武装登陆相公殿后海滩涂。该部由姜文光、朱人侠率领，抽调中共控制的伪十三师五十团三营九连一个区队，及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一个班（班长孟张金），共50余人枪。
第2批（1941年6月12日）
时值庵东沦陷，盐行倒闭。祟德乡战社团副支团长宣岳近为解盐民饥饿之急，装两船盐到浦东南汇县四灶港售盐换米。恰逢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林有璋在商行雇船。宣岳近受过抗日教育，见林有璋言语和气、武装抗日，当即答应借船，又另雇一艘沙飞船，共三艘。由林有璋、政委蔡群帆率领“五支四大队”136人南渡。因风向不顺，14日下午抵达相公殿附近海涂。林有璋写条子派宣岳近上岸找到先期到达的“崇德三大队”姜文光、朱人侠部。6月18日，两支武装在相公殿伏击日寇，取得“三北抗日第一仗”胜利。注（1）
第3批（1941年7月初）
国民党海上游击队指挥部副指挥孙运达率李文光、陆安石部到达三北，控制东起新浦、西至段头湾一线沿海，增加了我后续部队南渡难度。浦东工委派朱人俊从伪五十团三营八连抽调一个排约40余人，从马泐港下海，在段头湾登陆后与宗德三大队会合。朱人俊代表伪五十团副团长茅铸九，按茅、孙事先约定，争取到“海上游击指挥部第二支队第一大队”番号（此为浙东纵队最早有正规番号的海防大队，也是华东军区海军最早的来源之一）。朱人俊将该排交朱人侠率领，朱人侠任大队长，张大鹏任大队附，活动于新浦沿、相公殿一线，重新控制沿海地区，为后续部队扫除障碍。
注（2）
第4批（1941年7月下旬）
朱人俊返回浦东向浦委报告工作。注（3），得知“三北”沿海已由我军控制，浦委组织伪五十团地方部队，由党员负责人姚镜人、陆阳率100余人枪，从马泐港下海，相公殿登岸，由朱人侠接应，与宗德三大队汇合。姚镜人任大队附，陆阳任政指。
第5批（1941年8月）
凌汉琪、王荣桂率领淞沪五支队二大队一个中队、三大队一个中队，共100余人，从马泐港上船，相公殿登陆。
第6批（1941年8月）
浦委决定将常备大队（淞沪游击队地方部队）所属的第二、四、六、七、八、九、十、十二、十六、十七等10个常备中队，以及常备大队部及直属区队约180人南渡，在相公殿登陆，编入五支四大。
第7批（1941年9月15日）
朱人俊、方晓带队，率五十团二营六连、三营七连和八连、第二期干部队共350余人，从马泐港上船，相公殿登陆。
【参考文献】
注（1）：沈一民《往矣录》第4页。
注（2）：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浙东抗战与敌后根据地史料丛书·第四卷〈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之《关于浙东抗日根据地初创期的若干问题的意见》，作者何亦达，第191～19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注（3）：宁波新四军研究会主编《红九卷》第四卷，朱人俊《从浦东到浙东》，第144～147页。涉及一探、二探及1941年7月争取“海上游击指挥部第二支队第一大队”番号及“暂三纵”司令的来历。
慈溪市新四军历史（革命老区经济促进）研究会文献史料部沈国庆，
2026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