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农历十二月)，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司令部派我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副校长兼苏中党校校长，会同九分校教育长杜屏同志和政治部主任张崇文同志，率领两校学员同志经老新洲渡江南下，到我茅山根据地以南的两溧地区进行军事政治教育，同时协助地方上做一部分工作，军事上归当时的十六旅指挥。不料到达该地后不久，就遭到了反共顽固派部队的大举进攻，不仅刚部署下去的教育计划无法进行，还被迫打下一场极为艰苦的战斗，紧接着又渡江转移到淮南地区。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也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毛主席所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深刻教育，一次比平时训练更为重要的实践教育。就我个人来讲，更是如此。在这次行动中，我虽是副校长，实际上更为主要的却是一名学员，学到了好多极为宝贵的新知识。

  抓紧敌情侦察与相机灵活作战

  那次使我学到的最关紧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及时抓紧侦察和分析敌情，并根据敌情的变化，力求机动灵活作战。

    当时抗大九分校接受的任务，是在我军西南方向上从云鹤山至上、下芝山一线牵制敌人，以掩护十六旅主力部队相机主动出击。我们把所属的三个营配置在拉开二十多里的三个阵地上，却没有抓紧了解和研究当面敌情。等顽军发动进攻后，才弄明白这一线正是顽军的主攻方向，当面之敌是兵力大于九分校好多倍的顽军一九二师全部和五十二师一部。可是尽管双方力量悬殊甚大，我们却不能轻易撤退，否则将使我军后方遭受严重破坏。幸亏顽军并未全线出击，而是逐山前进。他们每攻一个山头，就先用大量炮火扫射，等到他们以为打得差不多了，才敢缓慢摸索前进。这样，我们在前几个阵地上才得以各自坚守一天多时间，然后主动后撤，使顽军的前进速度延缓了两天两夜。然而正因为如此，也使我一、二两营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除伤亡班、排、连干部和战士一百多人外，还牺牲了当时担任营长、教导员的团级干部汤万益、唐昆远、文有武三同志。直到第三天顽军进攻我三营阵地上、下芝山时，才在当时教育长杜屏同志直接指挥下，针对顽军那种老一套的正规打法，把大部分同志撤到芳山安全地带，只留下一部分军队，一面扎了好些草人，作为靶子，让顽军乱打，一面东放一枪，西放一枪，用以迷惑顽军，这样和顽军周旋了一天，才奉命撤出。

  从上述两种情况看，一、二营奋勇死守，不怕牺牲，即有其客观原因，也表现了人民军队本应坚持的崇高品质，但如能像后来三营那样，更早一点想些机动灵活的打法至少也可以减少一些伤亡，及时打开缺口跳出包围。

  在顽军占领观山、铜山后，我十六旅主力部队和指挥机关，抗大九分校和苏中党校，都集中到了芳山一带，反共顽固派部队则以约大于我们四倍的兵力，在东西南北四面对我们初步构成了一个包围圈。不过顽军兵力分布很不平衡，其中北线最薄弱，只有杂牌的所谓“忠救军”两个支队，并尚未调整加强。十六旅负责同志召集我们和各团负责人共同商讨后，立即将情况和意见分头电告粟裕和陈毅同志。陈、粟二人迅即批准跳出包围。这样，十六旅就在当晚以四十八团之一部，攻占北线苇蓬山，掩护我们及十六旅各单位撤到我苏南其它地区。反共顽固派部队妄图制造所谓第二个“皖南事变"的阴谋，就完全破产了。

  据当时的掩护部队讲，他们在那夜拂晓前随着撤离苇蓬山后回头瞭望时，发现顽军正紧急抽调部队向苇蓬山行进。这样看，如果我们不在那天夜间及时跳出，则整个战斗结果必将大不一样。可见在这种紧急关头当机立断，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我那次所学到的又一重要经验教训。

军地、军民的鱼水关系

  我在那次军事行动中学到的另一重要经验，是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军地、军民的鱼水关系。

  在那次作战前后，我们经历两次非同寻常的行军。除二次渡过长江外，还要渡过运河，穿越布有电网的京沪铁路。第二次在越过龙潭附近的铁路后，要通过二十多里路程的敌占区，急行军赶到江边，才能渡江北上。在敌伪据点林立的地带，我们这两次行军都极为顺利，原因何在?除九分校司、政、后及全体同志共同努力外，还有一点更为基本的，就是依靠了地方党、政机关及广大群众的大力协作。只因有了这个依靠，我们才能如鱼得水，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比较自由地来来去去。其中最突出的有如下几个事例：

  (1)在我们奉命由苏中南下时，除第一夜依靠当地有关机关和人民群众，具体动员组织船只与向导，帮助我们顺利渡到长江南岸外，还依靠丹北的有关组织与群众(其中有些是革命的“两面派”)，帮助我们预先安排好在他们掩护下的宿营地，准备好了下一步渡过运河的竹筏，并作好驻守敌伪据点辛丰镇的伪军工作，采取安全措施，使我们在穿过布有电网的铁路时，能昂然通行无阻。

  (2)在我们后来奉命由苏南向淮南地区转移时，除电台联系外，主要依靠苏南与淮南两个地区的地方组织及人民群众，及派毛进、佘景行等组成的先遣队，协同地方同志共同商定北上路线、渡江日期、地点、时间，做好船只安排、组织等一系列准备。我们由江宁至句容一线，不断转移驻地，使敌伪捉摸不定，同时抓紧作好轻装行进的具体部署，然后于约定日期的前夜，突然转移到句容县东北的集结点，于约定日期当晚出发，自句容山区至敌伪据点龙潭、下蜀之间过铁路由当地向导带路，跑步急行二十多里，穿过铁路以北的敌占区，到达渡江点，鱼贯登上预先安排好的船只，这才胜利完成了北渡任务。

  人民军队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地方和群众。这两次渡江只是比较一般的事例，但就我个人来讲，这却是一次既紧张又极生动的一堂大课，使我十分亲切地体会到了有关军地、军民关系的好些道理。

  在我们到达淮南路东地区后不久，陈毅代军长和张云逸副军长先后到达。他们在天长县的铜城驻地，亲自找好些同志谈话，对这一战役作了十分深入的调查研究。其后(那年5月间)，召集当时任十六旅政治委员的江渭清同志和九分校负责人，在新四军军部开了一次总结会议，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武器，总结了那次战役的经验教训，作了深人浅出、简明扼要的分析研究。

                         一师分会 刘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