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2年12月出生于江苏武进县孟河镇西门内牌坊场故居，是喝牌坊场的“双井”水长大的，今年94岁了。饮水思源，这口井是当年上海孟河名医丁甘仁为家乡公益捐资挖掘的。

回首一生，我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并为国家的建设、公安和国防事业做出了一些的贡献，这是和家乡父老乡亲的栽培、无私的支持与帮助分不开的。特别是1938年我15岁参加新四军的3年间，故乡父老掩护我工作、营救我脱险，这个恩情是永志不忘的。

   我3岁时母亲去世，由于受到了祖母、外祖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养育，以及婶母、后母的帮助，使我在幼年时没有感受到失去母爱的痛苦。

在孟河小学学习期间，我经历了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侵占东三省、以及1932年日军发动的“一二·八”淞沪战争。学校培养了我们的爱国思想，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当时每个同学都带着写有“国难”两字做成的黑布袖箍。我立志长大后要报效祖国，要为国家的强盛努力奋斗。我从小对历史和地理特别感兴趣，博闻强记，很好地锻炼、增强了我的记忆力。

  1934年小学毕业以后，因孟河没有中学，叔父丁德生把我带到无锡，进入无锡羊腰湾“私锡中”学习，使我打下了较好的文化基础。课余时间，我经常去学校“阅报室”饱览各地报纸，从中获取更多信息，对我知识的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养成了我此后数10年的读报习惯。初三时我因伤寒症辍学，外婆专门从上海到无锡把我接到她家休养。到上海后，我一边休养一边补习功课。在此其间经历了七君子事件和西安事变，全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1937年抗战爆发，“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更加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同年10月，上海战事开始逆转，我和父亲回到孟河。

   在孟河我和同学陈青山、陈桂生、巢松寿等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下,自发组建了“孟河青年抗日服务团”，在家乡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我担任宣传股长和锄奸股长。宣传股的工作是每天利用矿石收音机，收听记录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关于战事的消息，然后用毛笔写成壁报，张贴在太平桥下的大街上，供群众阅读。锄奸股则动员群众防空、防奸细。在我们轰轰烈烈的工作中，曾经遭到国民党武进县三区区长谢应征的取缔，他出于党派利益，迫令我们将“孟河青年抗日服务团”改名为“抗日后援委员会”直接受他领导。但由于我们的坚决抵制，此事不了了之。

  1937年11月，日本鬼子沿京沪线向南京进攻，孟城恰好在镇澄公路线上，战事日益逼近，乡亲们纷纷逃难，我家也躲到了段家桥我祖母的娘家。在敌人到来的前几天我和邻居也是我小学同学巢亚丰回到母校，看见图书馆里有很多好书，我们怕日本鬼子来了毁掉这些书，于是商量后挑选了一部分，用独轮车他推我拉地把这些图书送到了长江边程家村藏了起来。这些图书中包括“资治通鉴”等古典名著和“十万个为什么”等知识类书籍。

12月，日本鬼子进攻南京，路过孟城时放火烧掉了我们孟城的半条街。1938年春节后，日本鬼子还没有进入当时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外婆带信要我去她那里，我随表叔聂思林从苏北张黄港乘轮船一同去了上海。到上海后，我在浦东大楼补习功课，同时进入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浦东大楼有很多补习学校，这些学校也是进步组织的活动场所，在那里我有幸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读到了如“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我开始向往中国共产党，并在这里参加了进步组织的活动。

在这个时期，我小学同学陈桂生来信说，他已经参加了家乡的游击队，要我也回去参加游击队抗日。这个游击队就是管文蔚同志领导的“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后来改编为新四军“江南挺进纵队”。那时我父亲丁连生也已参加了管文蔚部队。

1938年10月初我回家乡，小学同学陈青山带我去了离城5里地的童家桥见管文蔚司令员。正巧，此时新四军一支队的司令员陈毅同志在管文蔚那儿视察工作。我还没和管文蔚同志说几句话，陈毅同志一听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就急不可待地接了过去，与和他同来的中央社记者黄源一起，直接找我谈话了解上海“孤岛”的情况，他还和我谈了抗战的形势、江南游击战的前途，青年的方向，统一战线等等一系列问题，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谈话的内容令我为之振奋，让我耳目一新。陈毅同志和我谈到他曾是留法的学生，后回国参加了共产党，我听了十分敬佩。我告诉他，上海也有很多青年人想参加新四军，但从上海去参军，先要乘船到温州，在温州登陆后，还要走很长一段路程才能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陈司令说，告诉这些青年，走你这条路线不是很方便吗？先到管文蔚司令这里，通过兵站找我，再送他们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去。他正式提出让我回上海去做动员青年学生参军的工作。当时他给我一张名片，记得名片上写着“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陈毅仲弘四川乐至”。于是我奉命回到上海。

  1939年初有3位男女青年要求参加新四军，我带他们同行。临行前我没忍心告诉外祖母要去参军。路费没着落，就问当时已在上海申新纱厂的老乡巢松寿筹借了20元钱（我外祖母知道后代我还了这笔钱），到了溧阳一支队司令部后，陈毅同志马上安排他们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我告诉陈毅同志我有个亲戚在安徽广德县县政府当秘书，他曾经写信让我到他那里去搞电台。陈毅司令听后说道：广德离我们这里很近，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统战朋友关系，他让我去了广德。我到广德后电台尚未运到，暂时在县政府帮秘书收发文件。在此期间，看到了一些以安徽省党部调统室名义刊发的防共限共秘密文件，我大为惊讶，不是说国共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了吗？！我觉得此事必须向陈毅司令汇报。恰好这时我的那个亲戚告诉我说，你外祖母写信来说你是偷偷跑出来的，她很想念你。我便以回上海安慰外祖母的名义，离开广德徒步100多里到溧阳找到陈司令，把这些秘密文件的内容逐一向陈司令做了汇报。陈毅听后说，那很好，但你不适合再回广德去了。

陈毅司令让我去上海和统战人士纪振纲（茅麓公司老板）联系，接洽他向新四军捐助物资的相关事宜。我圆满完成此项任务后，陈毅司令又派我担任来往上海的情报交通联络工作，与上海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刘少文和时在上海的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等同志建立联系。在苏北江都县焦家荡新四军挺进纵队，陈毅同志派我送《大公报》记者和新安旅行团团长去上海活动（他们后经香港返回大后方）；在焦家荡陈毅司令还单独见了我的父亲——时任新四军挺进纵队3支队副官丁连生。此后我还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在上海安装无线电收发报机、采购特种药品、带了几批青年医生和学生到部队参军等，先后5次往返上海。

每次去上海，我都因怕引起外祖母担心和伤感不敢见她，只和姐姐丁冰净(1941也去苏北抗大参军)联系，在堂叔丁荣生和堂哥丁兆洲家中居住。在上海工作期间，因新四军给我的活动经费有限，小学同学费纪福、马云官、堂兄丁兆春等曾先后接济我，缓解了我经济上的压力。

1939年11月，一天陈毅同志问我，你是江南本地人，你能不能给我搞一套“资治通鉴”？我猛地想起来我还真有哇！当年我和巢亚丰从孟河小学图书馆藏起来的书里面就有这套书。陈毅司令要我想办法把这套书搞到。我把陈毅司令员的想法告诉了巢亚丰，巢亚丰到当年藏书的地方，找出了这40多册线装书，我们一起请了位民工，挑担送到扬中县油坊桥，当面交给了陈毅司令员。

  有一次，在和陈司令的谈话中我提起我的小学校长李兆芳是国民党党员，我曾听他说过，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冷欣的《江南日报》准备请他去担任主笔。陈毅同志要我利用这个关系，去做统战工作，因此我又回到家乡工作。但最终因故李兆芳并未去溧阳山丫桥的《江南日报》就职。

在家乡工作期间，我的小学同学朱友仁告诉我，孟河医生费益人家驻扎了日本警备队的无线电台，费益人夫妻与日本人混得很熟，他有机会进入存放无线电台的房间。为此朱友仁带费益人出城见了挺进纵队参谋长贺敏学、政治部主任龙树林，与他们建立了情报联系。他们布置他了解敌人的密电码。朱友仁把此事也告诉了我，并介绍费益人和我见了面。我了解了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后向费益人提出了进一步窥视、分批积累获取敌人密电码的方法。

这期间还遇到了一个姓杨的伪军绥靖队士兵，他常去找我对门邻居巢亚丰治病，因此我有机会和他接触，并了解到他原是一名国民党八十八师士兵，国民党从上海撤退时他留了下来，后来在常州无以为生，参加了伪军。但我发现他还有民族意识，并不是死心塌地愿当汉奸。我趁机做了他的策反工作，动员他在伪军中秘密行动，投诚新四军继续抗战，他表示同意，并打算策反一个排的伪军投诚。但有一天他受到伪军连长的当众羞辱十分气愤，找我说实在待不下去了一定要离开。我说服不了他，就到孟城外南乡联系了在附近活动的新四军二团团长王必成、副团长刘培善和敌工股长巫然，让他们准备接应。一天晚上这个伪军士兵利用值班的机会，带枪从南门城墙跳下，由我们的接应人员直接把他带到二团团部。这个消息曾刊登在当时的新四军《抗敌报》头版上。

伪军士兵投诚的第二天，我正在家吃早饭，看到房子南门外伪军把河东曾参加过新四军的费八斤抓了，正往西林寺方向走。我猜测这和伪军投诚的事情有关，立刻想到有必要先躲避一下。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前一天恰好回家探亲的父亲，丢下饭碗就一直逃到了北门外陈青山家暂时歇脚。接着就听说我父亲被抓了！伪军让他坐老虎凳、给他灌辣椒水，用尽了酷刑！

我焦急万分，找到新四军二团团长王必成想办法营救父亲，王必成派了一个侦察班的战士，由我带领埋伏在孟河上的水塔口，希望抓住过往船只上的伪军绥靖队人员，然后交换我父亲，但没能成功。我又找到堂叔丁家禄，是他通过姓何的维持会长，花钱把我父亲赎了出来。父亲受了酷刑双腿已不能行走，我家对门邻居巢林把他从绥靖队背回了家。从此父亲因伤残未能重新归队，此后在家乡协助游击队做秘密征税的工作。抗战胜利后，由于我和姐姐都是新四军，父亲因此被认为是“匪属”几次遭到国民党的迫害。

我回部队前，在孟诚南郊的观音堂庙与父亲见了一次面，父亲被人用小车推去和我见面告别。他虽然为我吃了这么多苦头，非但没说一句埋怨的话，反而还鼓励我跟着陈司令员好好干。当时的情景始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朱友仁（挺进纵队的通信员）被日本人俘虏后，从常州日本宪兵队监狱逃回家乡，在我回部队前他告诉我，周苏平被关押在常州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周苏平是原新四军挺进纵队的民运科长，同时担任镇丹武中心县委书记，他在敌人“扫荡”中被俘，在监狱中受尽折磨，狱中不给水喝，竟然只能喝小便。我回部队后，向陈毅和军法处长周林汇报了此事，他们派我到常州开展情报工作，并设法营救周苏平。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只有17岁，在常州没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关系，要完成这项任务并没把握，但我还是愿意去闯一闯便接受了任务。

我先在上海认识的朋友家住常州北门外的方鳌峰那儿落脚，后来感到不是长久之计，就住到怀德桥我堂伯母丁兆春（丁兆祥）家里。之后，遇到了小学同学马道衡，他是原孟河商会会长马润生的儿子，马润生又是我外祖母的姑夫。他当时在常州开了间济民丝厂，住在常州鸣珂巷。马道衡明知我的新四军身份，他和他父亲商议后仍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居住，此后马家成为我在常州工作时的秘密据点。

   我了解到马润生有两个汉奸关系，一个是与日本宪兵队有关系的孟河人王寿彭，另一个是伪警察局侦缉队长。名义上他俩是丝厂的股东，实际上是马润生利用他们保护自己的财产，他们之间关系很好。我和马润生讲，周苏平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坐牢了，能不能想办法营救？他表示这事不能急，要找机会试探试探。得到这个消息后，我从常州城回到长江边向粟裕司令汇报，他要我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周苏平，同时布置我到宜兴和桥楝树港找地方游击队的张之宜，叫他们也想办法疏通关系。我回到常州后的一天，马润生告诉我，有好消息了，王寿彭和日本宪兵队长私下谈了这件事，日本宪兵队长答应趁新旧队长交替时，找机会把周苏平放出来，并提出了要200担大米的条件。马润生慷慨地对我表示说，如果营救成功，他愿意承担营救工作所需的费用！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准备马上回部队汇报，就在准备离开常州的前一天，遇到周苏平当年的一名警卫员（他因生活作风问题为躲避处罚逃到常州），他向我借钱，我当时身上没钱，我说“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去看你”便把他支走了。第二天我出发刚上轮船，就被两个伪军抓了下来，挟持着上了一辆黄包车，拉到小南门外的崇胜寺关了起来。此处门口的牌子写的是“和平救国军战编独立团”。被审时，他们说我是新四军到常州来发饷的，我一口否认。我的良民证上用的是化名，当时随身携带的藤皮箱里有一批云南白药，这些药是上海的郑律成（云南人）捐助给新四军的，托我带回部队。我说我是跑单帮贩药的商人，根本不是新四军。一天中午，有个伪军的小勤务兵来到我的木栅栏前问我，你知道是谁告密的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个姓马的瘌痢头告的密，我否认认识此人。我看这个好心的小勤务兵（很遗憾，至今不知道他的姓名）态度好人也诚恳，于是写了个条子，请他送到鸣珂巷马润生家去。马润生一面想办法营救我，一面通知了我父亲和上海的姐姐来常州到伪军团部把我接了出来，这次一共被关了9天。回到孟城北门外，我和父亲讲，我营救周苏平的任务没能完成，以后由你同马润生和新四军联系，继续完成这个任务吧。后来得知，我父亲和丁宝珍、丁家禄一起，通过马润生最终成功营救了周苏平，也正是借日本宪兵队长新旧交替之际，把周苏平押到铁道边的新丰车站附近劳动，使他有机会顺利脱逃。周苏平出狱后当过沙州县委书记，后在上海治病时因发生意外事件不幸去世。

我在长江边找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参谋长罗忠毅，得知部队已经在苏北打下了黄桥。我去了苏北，先后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军法处、新四军盐城重建军部军法处工作，之后又转到苏北盐阜根据地做公安工作，直到1949年渡江后才和家乡恢复了联系。遗憾的是，许多有恩于我的父老乡亲已经相继故去。幸而我和姐姐在孟河见到了已双目失明、孤苦无依的外祖母，那时她靠房客照顾，生活相当艰辛，不久也谢世了。我没能给她老人家养老送终一直心怀内疚，抱憾终生。后来健在的祖母曾去上海与我短暂同住，87岁高龄时去世。1954年父亲在苏州花莎布公司工作时走完了人生。我在吕城乡下找到了马道衡，并一直同他保持了几十年的联系，直到3年前他驾鹤西去。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还未成年时，能够基本适应敌占区地下工作的环境，为革命作了一些工作，是跟陈毅司令的教育和鼓励分不开的。也因为我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曾在上海无锡生活过一段时间，有较开阔的眼界，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以及为人处事较少稚气，不畏艰险、胆大心细等，所以得到了陈毅同志对我的大胆使用和培养。更难能可贵的是，当乡亲们知道了我新四军的身份后，面对敌人的威胁，同仇敌忾，想方设法极力掩护我帮助我，在我开始工作的几个关键时刻，每每在遇到危机时都能化险为夷。

乡亲们对我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并要我的儿孙们永远不忘故乡根，牢记故乡情，感恩故乡人。在我有生之年对家乡无以为报，我将我的近千册藏书作为精神食粮捐献给家乡，供大家阅读，以感谢家乡父老对我的情意。这批图书主要是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中外现代历史读物，通过阅读这些书籍，既能了解到建国前艰辛的历程，也能了解到建国后所走弯路的教训，可以史为鉴，温故而知新。

在我15岁参加新四军的纪念地——溧阳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我也准备将自己收集、购买的606册书籍作为新四军历史研究资料捐赠给他们。

   我衷心祝愿作为中华文化古城的孟河镇蒸蒸日上，繁荣昌盛，办好教育多出人才，多为国家做出贡献。

                             军部分会 丁兆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