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随部队行动

1946年3、4月间，我在中原军区13旅文工队。原本我是有机会化装突围去华北解放区的。当时文工队也确有不少女同志和体弱多病的同志陆陆续续跟伤病员们合法北上或化装走了。是化装突围还是跟大部队一起突围，对此我作了认真的考虑：我从15旅调到13旅文工队工作才两个多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入了党，入党时我还不满l7周岁。入党那天，文工队全体同志都参加了我们的入党宣誓仪式。这是因为文工队不少同志，是不久前才从大后方国立剧专来的。他们业务水平高，政治上要求进步，党组织要借此机会扩大党的影响，消除入党“可望不可及”的神秘感。我作为候补党员，就要按照党员标准，严于律己，接受战争的考验。因此，我决定随部队行动。

轻装前进

    6月26日，部队接到出发的命令，按往常的习惯，我们把自己的东西全部带上了。走了半天，部队停下来，在一片空旷的田野上开会，由13旅副政委肖元礼讲话。我一听他讲话的口气，便感到这次行军和往常不一样。我一边听，一边就动手把我带的一件棉大衣里边的棉花掏出来，以减轻一些重量。说起这件大衣的来历可不一般，那是在日本投降后，我随行署由大悟山转移到河南信阳时，刘子厚副主席特地叫被服厂给我做了这件大衣，以奖励我和弟弟的，所以我非常珍惜它，穿了一个冬天，还当被子盖。现在只好割爱，把棉花掏掉，变成夹大衣，还想留它作纪念。

部队进山后，在一条河边生了几堆篝火，部队首长动员大家轻装。我的棉大衣只剩下一个面子了，这时，只好把大衣面子也“轻装”掉了。

再行动时，我包袱里只剩下一双鞋，一件衬衣，一条长裤。也甭打背包了，把包袱系在腰里，走起路来轻便多了。

我就是这样在二纵13旅的行列里，突围过了平汉铁路。

身上溅满战友的血迹

7月的天，骄阳似火，我们挥汗行军。军区司令部参谋处作訓科长邹作盛和李先念司令员的随从参谋肖健章，来到我们旅里一起行动。我在行进中碰见肖参谋，我们边走边说着话，忽然敌机飞来，肖参谋一伸手把我拉到公路旁的沟坎下卧倒，敌机从头上飞过去了，我立即爬起，拽着一根小树准备上公路。肖参谋猛地把我一扯，我摔倒在地上，敌机扫过来一梭子子弹，我攥的小树被打断了。肖参谋趁敌机还没有回过头来，拉起我就往南跑，钻进青纱帐，逃离火力点。跑了大约有两里地，我们在一块高梁地里坐下来。我发现肖参谋衣服上有斑斑血迹，脑子一轰，以为他负伤了。他是我的童年好友童鸿影的未婚夫，他要是受了伤，我怎么把他弄走？这时，肖参谋检查了自己的全身，幸好没有受伤。我低头一看，自己身上也溅了许多血，也没有受伤。奇怪！这是谁的血呢？敌机飞走了，我们按原路返回时，遇到一位组织上留下来做收容和善后工作的小战士。才知道刚才我们一起是7个人，当敌机飞来时，我们7个人同时隐蔽在路边。敌机俯冲时一梭子机枪子弹扫下来，打断了我拽的那棵小树，四位战友也正是在这时不幸牺牲的，我们身上浸的正是牺牲战友的血迹。

陈大姐的英明果断

部队行进到陕西商南县梁家坟附近。这里两边是山，我们沿着左边小路往西走。此时，左前方山上传来枪声。军区司令部不知是谁指挥行军队伍到右边山凹子里隐蔽，山凹子里一下聚集了很多人，又没有上山的路。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大姐见此地形，发火了。她说：“谁让聚集在这里的？我命令：马上离开这里！”为了不暴露目标，陈大姐没有骑马，她带头顺着河沟中趟着水一直往西走。她带的警卫班利用一人多高的河坎子进行掩护。我紧紧跟着陈大姐的警卫员的后边走，我们就这样顺利地通过这段峡谷，从右边爬上山。到达山粱子时，看到中原军区李先念司令员、郑位三政委和二纵任质斌政委，他们都先到这里。后续部队因错过这个时机，遭到敌人阻击，伤亡较大。

陈大姐的英明果断，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首长和战友们的亲切关怀

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到陕南地界时，我是跟随军区机关走的。整个部队就我一个小女孩，有时我跟在位老（中原局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和他的爱人蒲云同志的后边走；有时又跟在陈大姐后边走。跟着他们走，我感到安全，也掉不了队。7月下旬，郑位三和陈少敏两位首长离队休息养病。我和13旅旅长吴世安及他的爱人谢文同志走到一起了。谢文同志就像大姐姐一样关心着我，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休息，一道行军。

一天下午，我们还在路上休息，碰见李先念司令员，他问我跟谁一起走？我说：“跟着吴旅长和谢文同志一起。”他说：“回来，回来（指回司令部机关）!跟着他们走不方便。”当时我心里纳闷：跟着他们有什么不方便?他们的警卫员和饲养员对我都非常好呀！从不嫌弃我。在行军打仗的环境中，有饭吃，有地方睡觉，我就以为是最大的满足。李司令员要我回到司令部，原来是要我跟着他的保健医生（卫生队长、老红军）严荣大姐一起行动，女同志在一起会更方便些。我想到这一点，从心里感谢李司令员的细心关怀。刚回到司令部，中午开饭时，警卫员叫我去吃饭，我不敢去。邹科长和肖参谋就说我:“傻瓜！叫你去吃飯嘛！你还不去！好事，快去吧！”我在大家的催促下，硬着头皮去了。和李司令员、二纵任质斌政委、文建武司令员坐在一起吃饭，很不自在，活像个“小媳妇”，头也不敢抬，菜也不敢拣，还是任政委把菜夹到我碗里。首长们对我这样亲切的关怀，使我深感革命阵营中，官爱兵，老爱小的革命感情之高尚。它给了我无限的勇气和力量，使我能够战胜重重困难，完成突围任务，胜利到达了华北。

暑疮

在梁家坟受到敌人阻击那天上午，我跟在陈大姐后边顺峡谷河沟淌水走。我把裤腿卷起来，它又掉下去，反复几次，裤腿全湿透了。上山后，全在山梁子上走，没有树林遮荫，烈日猛烤，湿裤子烤干了，可我的两条腿却生了急性皮炎。当时没有药物治疗，还要继续走路，皮炎发展成了暑疮，暑疮溃烂的面积扩大，痛疼难忍。休息时，不能盘腿，否则就站不起来，更难走路。我下狠心咬紧牙不掉队。领导上几次考虑想把我留下来化装走，但我几次表示不愿离开部队。

8月2日在商洛留仙坪，部队与我党陕南游击队司令巩德芳会合。当天晚上，军区首长决定把我和简文同志留下来化装去延安，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陕南游击队的田队长把我们送到离留仙坪15离里的马家垮去隐蔽。这个村的马天荣，是游击队的基本群众，他家住在半山腰里。我们在马家一个多月，用梓树叶沾上口水贴在暑疮上,土法把我的暑疮治好了。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当地保安团的封锁，我们没能化装走成。我给军区首长写信要求归队。不久，首长派游击队田队长来把我们接回部队了。

转移到鄂豫陕四分区

10月，我随邹作盛科长，37团政治处主任赵长河，由商洛地区向豫西转移，到第四军分区去。四分区司令员闵学胜、政治委员黄林带领部队在伏牛山作战。当時四分区部队在伏牛山西南的双槐树、朱阳关、五里川等地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了不少枪枝弹药和生活用品，部队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这年冬天虽然没有发棉衣，但从消灭保安团时缴获的物品中，我们干部队也分到了一些衣服。我把分到的旗袍，剪成两截，用上半截做了件小棉袄，下半截做成棉背心，再用分到的一块布，做了两条长裤，改善了我只有一条长裤、一条短裤“脱衣洗、等衣干”的困难境况。我们正酝酿化装去华北的时候，听说华北八路军太岳军区派了一支小部队，来到伏牛山区。他们奉中央军委命令来给中原部队送密电码和款子。我们准备化装走的同志，也立即打消了走的念头。这时，其他分区也有些干部到四分区来，我们干部队的人数逐渐增多了。我们都盼望八路军老大哥快点来！

两块银元

在我保存的战争年代的物品中，有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小布袋，里面装着两块“袁大头”（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这个小布袋，我曾带它在身边南征北战走了大半个中国，距今已度过了70个春秋。它把我的思绪带回到那难忘的往事的回忆中。

那是1946年初冬，我由陕南转移到第四军分区。黄林政委见我衣衫单薄，赤着脚，穿着麻打的“草鞋”，心疼我，当即给我两块银元，要我去买点御寒的衣服。我当时确实身无分文，组织上给我的化装费我回部队后全部交还给组织了。我当时想得很简单，个人困难事小，而部队更需要用钱。黄林政委既是首长又是我的长辈。现在给我两块钱，这是领导对我的关怀和爱护，使我感动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没有拿这钱去买东西，而是向房东大嫂要了巴掌大的一块布，缝了一个小口袋，把两块“袁大头”装在里边，保存起来。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我经济上遇到多大困难，我从来不去动用这两块银元。它的实际价值在于，它是鼓舞我斗志的一种精神财富。所以，我把它一直珍藏至今。

1986年，黄林长辈因病住进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我每星期去医院看望他一两次。聊起往事，我曾告诉他，那两块银元我至今还保存着呢！不久，在我到武汉参加中原突围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传来黄林长辈不幸逝世的噩耗。这两块银元就成为永远的纪念品了。

千里姻缘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年过二八的少女，自然是被男同志注意的目标。

1946年初冬的一天，徐振、袁杰和我三个年轻的女同志行军走在一起，无意中聊起个人问题。三人都表态：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年底，徐振和袁杰她们先后结婚了，我倒先参加她们的婚礼，喝了她们的喜酒，心里还暗自得意；三人打赌，我胜了。

1947年元旦过后，要北上的干部都往豫西卢氏县洪涧镇聚集，那里驻扎着早就传闻的八路军从黄河北岸南下的那支部队。四分区副政委许子威有任务要到洪涧镇那边去，顺便把我送到干部队。我到达的当晚，邹作盛和赵长河就对我开玩笑地说：“晓阳呀，你可要小心哟！有人要“攻坚”呀。”我也随意地回答：“有你们保护，我不怕。”（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向北团长介绍过我的情况，并且告戒：不能急追。）

我们干部队，是个临时凑起来的组织，生活比较单调，没有书报看。邹作盛、赵长河等同志常到程家棱村去找八路军老大哥、太岳三分区樊执中参谋长和58团北团长一起聊天、玩玩。樊参谋长1938年在河南确山竹沟工作过，和五师的一些同志比较熟，作风平易近人，和他交谈，毫无上下级拘束的感觉。听说他过黄河前不久才结婚。北团长看来大约有二十七八岁，高高个子，衣着风纪整齐，戴顶缴获的日军皮帽，腰扎皮带，打着绑腿，脚上穿双华北妇女做的军鞋，鞋底很厚，鞋帮用黑线纳了半截子。他这一身装束,走起路来，显得格外精神。他待人热情诚恳、风度潇洒，说话也比较风趣。我和干部队的同志都喜欢和他们来往。就在这平凡的交往中，我不知不觉地对这位北团长产生了一种好感。有一天，樊参谋长叫我去，我无意中发现了“北沙”这个名字，信口说：“北方沙漠”。樊说：“这个名字好吧？”我点了点头。他们的“攻坚”战术很巧妙，让城堡不攻自破。

有一天傍晚，我和邹科长在村子里散步，闲谈起来，邹把话题引到北沙身上。邹科长，我称他“邹叔叔”，这是由于一次说我们一起化装走，邹充当我的叔叔，另外一位女同志充当我的婶婶。我后来就是这样叫他“叔叔”的。（他是我在鄂豫边区对长一辈的同志唯一称呼“叔叔”的人。）在我的思想里，这位“叔赦”是我的保护伞。当我第一次在他面前叫“北沙同志”而不称呼“北团长”，邹就会意地笑了，他似乎已心领神会。当时我谈了自己对北沙同志的看法，并和邹叔叔从各方面对北沙同志进行了一些分析，彼此意见一致。邹要我和他一起到北沙的住处去喝茶。我俩走到陈家棱村口时，恰好碰上北沙也在村头散步，他见我拿着大仲马写的《茶花女》，立即夸我在这样紧张的日子里还看书学习，倒使我怪不好意思的。从北沙的表情中看出，他此时还不知道我的心事。

第二天，樊参谋长派警卫员来叫我去他那里，我猜想是邹科长通了消息了。我和北沙第一次单独交谈，各自介绍了情况。战争环境中，不允许我俩有较长时间的恋爱过程，开门见山，只要看法一致，心心相印，就够了，我同意了写订婚报告。中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夏农苔亲手批准了我们的订婚报告。夏副主任是我非常敬重的首长。记得有一次我和李司令员、文建武司令员在一起打扑克时，围在跟前的警卫员给我出主意，要我出他们认为好的一张牌。夏副主任亲切地说：“晓阳呀，打牌也要学会自己动脑子哟。”他的这句话，虽平平常常，却印入了我的脑海。他像严父一样地要求我，这次对我的终身大事，有了他的认可，当然说明是错不了，我的心就更踏实了。

原来我不准备马上在横涧镇结婚，想等过了黄河到华北去学习两年后再说。但干部队的熊景钊和其他许多同志都說我的想法“不现实”。他们认为：在继续突围的困难环境中，我首先应该跟58团团部一起走，可以减少很多困难；其次，过了黄河后我应当留在他们团里住一段时间，为的是好和北沙进一步互相了解、或者现在就结婚，理由是：“娘家人多”（即中原军区的同志多），若以后到了太岳区结婚，周围的同志都不熟悉。前两条我根本不同意，但后边的一条理由却打动了我的心。我想，结婚以后，仍然可以去学习嘛。因此，把婚期订在1947年元月18日（即农历腊月二十七）。原计划我们结婚的第二天部队就出发。后来四分区张水泉副司令员回来后，研究敌情，认为敌人准备在春节时紧缩包围圈，现在围攻之敌距我们驻地还远，我们不能一步跳出去，故把出发日期推迟到除夕，要给敌人制造一种错觉。

铺张举办18日我俩的婚礼，也是一计。结婚的仪式故意弄得大张旗鼓：把房东院子里的柴火挪开，摆上几张桌子和条凳，干部队的同志们和58团团部、营部都用红纸写了对联，把被烟熏黑的墙贴得红彤彤的。其中营部一幅对联写着：“过黄河、越铁道，巧逢佳人。突重围，走天险，妙遇郎君。横幅：“千里姻缘”。同志们闹洞房，八路军，新四军，称兄道弟，非要“老大哥”叫一声“小妹妹”不可。

我们这一手真灵验。立即在敌占区卢氏县城传开了“八路军的团长在洪润结婚，摆酒宴，他们准备在那里过年。”

过黄河前后

除夕早晨，老百姓家家户户忙着贴春联，挂红灯，天上飞起鹅毛大雪，地上泥泞难行，我们部队突然出发了。这支队伍由三部分组成“八路军58团两个半连、中原军区干部队、张水泉副司令员带的7团（护送部队）。在街上围观的乡亲们，依依不舍，临时摆出条桌，端上美酒，给亲人们送行。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刻，,我们经过几天的急行军，突出敌人的包围圈，翻山越岭、踏着没膝深的雪，沿途没有受阻，顺利到达黄河边。没有想到的是，黄河发生罕见的流冰，奔腾而泻。黄河北岸接应我们的船只，被冰块冲跑了两只，剩下两只船也要用好多人把船拉到上游后再顺流冰的缝隙划到南岸。南岸的人也要到上游去上船，才能划到对岸。渡一船要花很长时间。我们原计划，在天亮时不等敌人追兵赶到，就可以全部渡过河去。然而，遇此天险，一时无法克服。天亮以后，敌人三个团的追兵赶上来了。我军与追敌激战终日，双方伤亡不小。我军在坚守最后一个山头时，天黑下来了。敌人害怕我军夜间反击，暂时停止了进攻，撤到后山集结，等待从陕县、渑池来的援兵，准备第二天拂晓组织新的进攻。

这一天，在黄河南岸的坚守战斗中，我军与10倍以上的追敌展开搏斗，在高山雪地争夺每一个山头。这是实实在在的“背水一战”。我们除了阵亡的同志，还有掉进雪凹里爬不起来冻死的。李根宝参谋在与敌督战军官同时举枪对射时壮烈牺牲。黄昏前，激战到最紧张的时刻，北沙带着警卫、通讯人员坚守在最后一个山头上。他准备与阵地共存亡，匆忙间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三句话留给我：“三天的小媳妇，变成小寡妇，要坚强活着。”

经过日晒，黄河水暖冰稀，改善了渡河条件，没有干部队上午渡河时的那种艰难情况了。伤员从阵地上撤下来，迅速送他们过河，得到及时抢救。张水泉副司令员、樊执中参谋长等随后到达对岸，北沙直到半夜乘倒数第二批船过来了。护送我们的7团政委邵敏同志带着一、七、九连顺原路线打回卢民复命。

我在过黄河前后，又经受了两次严峻考验。

从洪涧出发那天起，就飞雪满天，直到黄河边的数天行军，我们都是踏着雪前进的。我光着脚丫子穿布鞋，鞋整天都是湿的。前几天宿营时用温水泡泡脚，用棉被暖一暖，冻麻木的脚就恢复过来了，第二天照常行军不受影响。最后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跨过陇海铁路，直奔三门峡下游的赵家河底，坡下边就是我们日夜盼望的黄河。天还不亮。过河前，女同志被安排在老乡家里休息。老大娘见我们是女娃，格外热情，。她把我们让到热炕上休息，给我们烧米汤喝。我当时不懂得冻僵的脚是不能在热炕上烤的。当通知我们出发到黄河边去上渡船时，我一下炕就觉得脚不对劲。我忍着脚趾痛疼，从坡上走到黄河边，不自觉地一瘸一拐。过了黄河，就算到了家。八路军58团的肖平政委、蒋寿鹏主任热情接待我们，我这个团长的新媳妇也是他们开玩笑的对象。他们把我们过河的这一批人安排到黄河边最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休息。敌人在黄河南岸，有我们的部队抵挡，还有黄河天堑，我们可以放心地睡觉。一天一夜的行军，实在太疲劳了，不想吃饭，只想睡觉。大家都躺在老乡的热坑上。我们都是第一次睡热炕。我年纪比他们小，把我让到热炕头（靠近烧火的一头）。睡了许久，我睡够了爬起来。坏了！脚剧烈地痛起来。后来化脓了，两个大拇指盖和一个二趾盖脱落了。十趾连心，痛疼难忍。许久以后才长出新的趾盖。一两年后，冻坏的脚趾还不断地脱皮。这个因无知而吃苦的教训深刻，使我终身难忘。

黄河南岸的同志们在后半夜过了河，我也盼到北沙平安地过来了。第二天，吃过早饭，干部队的同志已全部向58团团部驻地平陆县望远村转移。我的脚痛得已经走不了路。北沙要留在河边处理一些善后事务，就让饲养员家万同志送我到团部去。走了没多远，听到轰隆隆的飞机声。我顾不了脚痛，急忙从马上跳下来。正好后边有几个“小鬼”牵着几匹马。我喊他们：“快点隐蔽！”这一带是黄河边上的黄土高原，没有树林，全是梯形地、棱坎子的光坡地，目标太明显，敌机正朝我们这个方向俯冲下来。我顺势跳进路边一个一丈多深、一人宽的沟里。这时，敌机一梭子弹倾泻到我头顶上那块地里，击起的尘土飞下来，覆盖了我的全身。敌机飞走后，离我50米远的电台李队长，他着急地飞快跑到我跟前，以为我被打死了。他清楚地看到敌机扫射的子弹打在我头顶上的情景。当他看到我还活着，才松了一口气，连话也顾不上问，拉起我就跑。我也顾不上脚痛了，一直跑进地边一个小窑洞里，他才长长舒了一口气，说：“晓阳呀！你真把我吓死了！咱们不能回到家门口时牺牲了，那才冤哩！”我听后，内心非常感激。他带的这座电台，是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配给北沙过河执行任务的。我们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八路军、新四军亲如兄弟，八路军同志对我这位新四军女同志的热情照顾，使人感动。电台队长说：“敌机主要是发现咱们的马匹目标，硬要找这些不会说话的牲口出气。幸亏这条沟很窄，子弹打在坎子上面，要是平地，你的命就难保了。”我告诉他，中原突围以来，我这是第二次险些被国民党的飞机机枪打死。此后一段时间，无形中我在神经上对飞机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直到1952年，我在空军第六师野外飞机修理厂当指导员时，参加抗美援朝，驻防鸭绿江边的浪头机场。在丹东市南边l5公里处，靠东通朝鲜新义洲鸭绿江边大桥附近，那时，日夜都有我机与来袭之敌机空战，还有保护鸭绿江桥的地面高射炮射击不停。飞机的轰鸣声、高射炮弹爆炸声，在空中交织成一片。对震耳欲聋的噪声，久而久之习惯了，革命的责任心和荣誉感，终于使我克服了对敌机轰炸的紧张心理，胜利地完成了我所担负的工作。

中原突围是一首壮丽的诗篇，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值得歌颂，值得赞美。我回顾中原突围这一段艰苦历程，深深感到我有幸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受到这一次难得的锻炼和考验。但是，如果没有首长和战友们的爱护和帮助，它是难以胜利通过的。为了正义事业，“坚持到底”的信念，也给予我以无穷的力量。

     晓阳

（五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