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到1937年底，我就读于威海卫公立中学。1936年下半年开学时，袁时若老师应聘来到威中任教，与他同来的还有赵野民老师。他俩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其后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两位老师的到来，给威中的抗日救亡运动带来了新的生机。
袁老师来后，主要给我们上英语课。他授课方法新颖，要求严格。首先他提出在英语课堂内不许讲汉语，起初我们常被搞得懵头转向不能适应。半年之后，我们的听说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同学们打心眼感到满意。其次他主张在完成基本教学任务的同时，教师还应指导学生学习刚兴起的基本英文，并使之能借助词典，读懂一些英文读物。那时的中学生特别像我们这些毕业班的学生，为了应付毕业会考，几乎一心扑在课本上，成天背单词记方程式。袁老师针对这种学风，经常开导我们说：“一个学生光靠从课本学那么一点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大量的知识还要在自学中积累。”所以他要求我们两条：第一，学会使用工具书；第二，养成手不释卷的习惯。他的治学方法是我们前所未闻的，使同学们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在袁老师的支持下，我们班组织起读书小组，成立了读书会，掀起了阅读课外书籍的热潮。袁老师不仅教书有方，更注意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在他的指导下，不少同学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苏联文学名著《铁流》、《毁灭》，以及郭沫若根据托尔斯泰原著改编的剧本《复活》等，既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又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觉悟。为了抵制音乐教师在学生中教唱靡靡之音，袁老师又倡导学生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抗日救亡歌曲，他亲自组织排演了《雷雨》《伪君子》《烙痕》等话剧，并把莫里哀的《伪君子》搬上威海民兴大舞台公演，一时间轰动了整个威海。这些活动，为后来“民先”威海卫地方队部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蒋介石在西安临潼华清池被捉。“西安事变”发生后，威中师生对此反应强烈。一些人赞成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爱国举动，说杀掉蒋介石才叫人痛快。一些人则大骂张杨两位将军，说他们大逆不道，劫持统帅，背叛党国。更多的人则忧心忡忡，说内战打起来国势更危，只是苦了老百姓。以袁老师为首的进步师生，明显地倾向于第一种观点。是年12月24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获得了释放。12月25日，国民党威海卫行政管理公署命令各学校停课一天，让学生赶制彩灯，参加26日晚全市统一举行的庆祝蒋介石获释游行。游行结束校长张宝山在队前训话，不指名地指责说：“想不到我们学校竟有三位教师逃避今天的庆祝活动，这谈何为人师表？”张宝山此语意在孤立袁时若、赵野民、张立吾三位进步教师，实际上却适得其反，使他们在师生中更加受到大家尊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威中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也更加激烈。校长张宝山和高一学生陶传心从庐山受训回来，政治立场更加靠近国民党反动派。一些从平津流亡来威海的学生，插入威中借读，使学校的政治成分进一步复杂。军阀韩复渠的部队以抗日之名来到威海，不到一个月又悄悄撤走，使威海成了一座几乎没有防务的空城，引起许多市民的不安和惊慌。一些主张读书救国的同学，因面临平津失守、德州危机、家乡难保的时局，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而一批进步同学则强烈要求以更加实际、更加直接的行动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去。
1937年下半年，我免试升入高二级（B）班。这时袁老师不再担任我们的英语教师，他的挚友赵野民老师继续担任我们班的生物课教师。在我们的一再请求下，在每周的两节生物课时，他几乎都用来讲解时事形势问题。为了满足同学们抗日救亡的渴望，他后来干脆把生物课让给袁老师，讲解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东进抗日的情况，极大地鼓舞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袁老师为了帮助我们懂得更多抗日救亡的道理，还教我们学会了拉丁文。他教我们阅读拉丁文本的《不走正路的安德论》等小册子。这些书我爱不释手，保存了很长时间，后来在残酷的地下斗争中丢失了。
1937年12月，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两周年，袁时若和赵野民二位老师领导我们班开展了一次走向社会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这次活动由班长车学藻具体组织，全班近四十名同学分成八个小组，分头到长峰以北、田村以东的七、八个村庄开办夜校。向农民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教农民学唱救亡歌曲，学习新文字。我带领的那个小组共有五位同学，其中一位叫薛淑敏的女同学特别活跃。我们在西门外黄家夼村活动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们这次活动，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劳苦大众热烈欢迎，亲日分子和“恐日症”患者横加指责，说什么“威中出了共产党，年轻学生被赤化了”等等。校长张宝山把车学藻叫到办公室大声质问：“这样的大事，你为什么不向学校报告？”车学藻回答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宣传为什么非要向学校报告不可？”以至于两个人顶撞起来。张宝山怒气冲冲地拍了桌子，车学藻也据理力争，毫不示弱。张宝山恼羞成怒，当即写了开除车学藻学籍的布告。我们班同学即以罢课抗议。经教务主任戚简候先生调停，我班推举傅正义、张超文和我等八名同学当代表向校长请愿，要求立即撤销对车学藻的无理处分，否则就诉诸学校告知社会。校长张宝山也不让步，他声称：“如果你们班进一步闹事，我将开除八个学生代表，进而解散全班。”事态越闹越僵，双方都准备着更大风暴的到来。
在这个情况下，学校召集全体教师举行了一整夜的紧急校务会议。会上辩论非常激烈，经过一些进步教师的据理力争，终于迫使校长张宝山收回成命，改开除车学藻学籍为记大过两次，并答应不歧视不迫害其他进步学生。但是他也向我班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立即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二）今后一切校外活动，必先报请学校同意；（三）车学藻要向校长赔礼道歉，承认错误。紧急校务会议决定由年级主任李老师向我们班作了宣布，顿时整个课堂像炸开了锅。不仅车学藻本人不接受，全班同学也坚决反对，大家沸沸扬扬，准备破釜沉舟，硬干到底。这时袁时若老师来了，他反复劝导开解，我们仍然气愤难平。当晚他特地召集我们五位在校住宿的骨干同学（都是“民先”队员），有我、丛天滋、张福藻和另外两人，在他的单间宿舍里开了个秘密会议。他为了进一步说服我们，专门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他说：“比方我们要出这个门，这是个原则，要坚定不移。可是这个门比较低，而我们的个子又比较高，为了能出去，我们不妨把头低以下，这就是灵活性。就是说：为达到目的，在策略上可以灵活。”同时，他还十分严肃地提醒我们，要警惕高三班部分人的阴谋活动。
当时学校内部以戚立忠为首的对立面，也在暗中进行一些活动，其主要力量是附读高三班的学生，这些人大多是本地名门望族子弟。“七七”事变前，他们大部分在北平和天津读高中。“一二九”运动时，他们有的曾参加过反对“一二九”运动的示威游行，分裂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变后，他们回到威中借读。这些人年龄比我们大，这次他们公然组织起“棒子队”，妄图用武力阻止我们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若不是袁老师及时给我们指明这些情况，后果是难以想象的。经袁老师一番耐心说服教育，我们终于接受了学校的条件，一场风波就此平息。在一系列的斗争中，全校师生的政治分野基本清楚了，袁赵两位老师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陆续吸收了许多进步同学为“民先”队员。
1937年12月24日，傅正义同学秘密通知我说：“袁老师让你明天上午八时到戚东夼居仁里二号去，有要事相谈。”第二天上午我准时到了那里。这是袁老师租赁的一幢房子，我进屋一看已经有一些人了。袁老师忙进忙出的，赵老师招呼我坐下。不一会儿即宣布开会，在这些人中，除了袁赵两位老师，其他的都不是威中学生。我正感到有些纳闷，这时国民党威海卫政训处总干事孙正谊（字端夫，民先队员）说话了。他先讲了开会的意义，随即宣布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威海卫地方队部”领导成员名单，袁时若任队长，赵野民任组织干事，未到会的毕基初任宣传干事。接着，赵野民宣读了“民先”队员的名单，二十多人，其中近半数是威中学生，大部分是高二（B）班的同学，如车学藻、傅正义、戚道顺、丛天滋、张福藻、孙金一和我。不知什么原因，除了我他们都未出席这次会议。毕基初是威中高中一年级学生，威海城里人，擅长文学。他一边读书，一边担任国民党人刘敬熙主办的《新生日报》副刊《惊涛》的编辑。当时还有一人坐在显要位置上，我不认识他。孙总干事介绍说：他是“民先”山东省队部的代表王明光（孙明光）。我们请他讲几句话，王明光再三谦让。会议结束时，袁时若老师布置了任务。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点，是要求所有“民先”队员暂时不要离开威海，等待命令随时行动。会后，袁老师买了烧饼和油条招待大家吃了午饭。“民先”队部的那些成员，基本都成了那一时期威海党组织的领导骨干，我就是在1938年1月由“民先”转入中国共产党的。
“民先”威海卫地方队部成立后，我在学校呆了近十天，经济发生了困难，吃饭都成了问题。我找到袁老师，问他还要等多久，如果时间长了，我就向家里写信要钱。袁老师回答说：“你先回去吧，有事会通知你的。”于是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学校，回到了离城区六十华里的家乡、威海卫八区的屯钟家村。
1938年1月25日，袁时若和赵野民两位老师带领一些民先队员参加了威海第一次武装起义，并随起义部队到了文登大水泊，以后又随同三军总部到了牟平县崖子村一带。3月袁老师派人与我们联系，通知梁氏三兄弟和我西上。梁学张（梁晓庵）因有妻女之累，我因母亲暴病，均未能从命。只有梁学韶、梁学孟（梁回云）兄弟两人和林基凤（林岐）相偕西上，进入胶东军政学校学习。5月，袁老师再次通知我西上，我又因脚气病发作，两脚化脓难以行走作罢。7月，韩力从文登回到威海，以袁时若提供的“民先”关系和他本人掌握的“民先”关系，在雅格庄重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威海卫地方队部”，主要成员有韩玉珠（殷少欣）梁培泰（岳东、后牺牲）梁学张（梁晓庵）梁学宗（王斋、后牺牲）梁春万（王冰）夏基增（林乔）和我，正式恢复了“民先”在威海的活动。不久党组织也在威海开始恢复，1938年10月，建立了中共威海卫特别支部。1939年1月，中共威海特区委员会在威海卫八区屯钟家村我家成立，殷少欣担任第一任特区委书记。8月，殷少欣身份不幸暴露，上级通知立即撤离。9月，由我接任特区委书记。
1939年9月18日，我作为威海党组织代表，出席了在平（平度）、招（招远）、莱（莱阳）、掖（掖县）边区张格庄（胶东第三区党委驻地）召开的中共胶东区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选举出席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代表。会议期间，我见到负责保卫工作的同班同学、五旅特务营教导员车学藻，得知袁时若老师已改名为阮志刚，担任胶东《大众报》社社长，住在离张格庄不远的东馆村。听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特地抽空到东馆村拜访了袁老师，我们彼此回顾了威中时代老师和同学们的一些情况，互相交换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看法。告别时，袁老师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外。
1939年12月10日，日寇调集重兵扫荡我南掖根据地。在平、招、莱、掖边区的三元乡河南村，撤退的《大众报社》队伍与扫荡的日军突然遭遇。老师身先士卒，掩护同志们先后突出重围，自己却因寡不敌众，胸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9岁。“男儿一身英豪气，直挺身躯战敌顽”，想不到那次在东馆村和袁老师的见面竟成永诀。噩耗传来，夜不能寐。
袁时若老师是山东临沂县城人，一生嗜好读书，博学多才，通晓英、德、法、日四国语言文字。他为人忠厚正直，在同学、同事和同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袁老师1929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国民党通缉与党失掉了联系。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在校期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毕业后，到山东省威海公立中学任教，利用讲台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在学生中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山东德州后，中共山东省委派干部来到威海，与袁时若等人酝酿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威海卫地方队部”，由他担任队长，统一领导威海卫的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月，袁老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中共威海卫市委担任宣传部部长。工作之余，我重访了居仁里二号袁老师故居，当年“民先”威海卫地方队部宣告成立的地方。阔别了七、八年，风物依旧，人事全非。再也不见到袁老师英俊潇洒的身影，令人无限怀念，不禁热泪盈眶。
为了缅怀尊敬的袁老师，1945年12月9日，我在《新威日报》上发表了《一二九忆故师》的文章，以寄托自己的哀思。育华中学的李廉凤先生，也写了一首的诗纪念袁老师，同时发表在《新威日报》上。可惜我保留的这些诗文在1947年9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威海时都丢失了，但袁老师的不朽形象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注： 钟冶平根据父亲章若明的回忆记成
2018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