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鄂豫边区，是中原抗日的战略基地。新四军第五师战胜了敌顽夹击和包围封锁的重重困难，取得了反“扫荡”和反“摩擦”斗争的节节胜利，开辟了以大悟山为中心的纵横千里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边区党委、行政公署根据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结合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各项工作迫切需要干部的实际，先后创办或迁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鄂豫边区党校”等学校，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作出了贡献。

一、抗大十分校始终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把政治教育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生命线

抗大十分校始终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把政治教育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生命线。在此基础上，高度注重文化教育，为政治教育打牢基础，练实基本功，这既是当时斗争的需要，又是党的长远利益的要求。

原鄂豫边区行署教育处处长李实同志在一次回忆中说：抗大十分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既根据当时的环境和需要，又着眼于长远的利益和要求，切实做到了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同时注意文化知识的传授。以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抗战必胜信心，提高民族气节，提高政策水平，坚定不移地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

抗大十分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始终坚持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其主要做法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开设专门的政治课程。以政治常识和党的工作为主要学习内容，以改造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为目的，开设“群众工作”“党的工作”“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马列主义”“政治工作”“中国问题”等政治课程，使学员了解社会发展史，掌握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知识。如“中国问题”，又分“抗战六年”“汉奸汪精卫”“摩擦与反共”“帝国主义与中国”“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战后新中国”等方面。“政治工作”包括“政治工作的一般问题”“连队各种政工组织”“怎样巩固新战士”“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和领导方式”“怎样开展居民工作”“防止奸细活动”“行军战斗的政治工作”七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翔实具体。

二是重视政治理论教育。政治理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抗大学员通晓一般理论与一般政策，扩大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一般来说，“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为时事，一般政策、政治、思想、经济、历史等学科的科学理论。结合到根据地实际，便是边区颁布的各项政策 ，边区及其周围情况，马列主义理论及其为指导的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经济史等等。”边区党委把整风运动作为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1943年2月，组织团以上干部115人先后在八角门楼开办整风学习班，学习《整风文献》；1943年6月，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发生后，抗大十分校转移到钟祥县大山里上课，由李实主讲政治理论课，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鄂豫边区施政纲领》、中共党史、百年来中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等。这些，使学员的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为迎接全面反攻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抗大十分校除政治理论教育外，注重加强文化教育，以便为政治教育夯实基础，练实基本功。文化教育以识字为主要内容，以提高读写能力为目标。学习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国语、算术、物理、化学、英语等学科。1939年冬至1940年元月，根据边区党委“厉行识字”的号召，抗大十分校学员投入到以识字为中心，包括学习和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法令在内的学习运动中，掀起了文化学习的热潮。要求学员“每天学习两小时，读一本书，写一篇日记”，使学员文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抗大十分校的师生，还参与和指导各部队的文化教育工作。识字甚少者（五百字以下）重点识字，要求能简单写读；识字较多者（五百字以上），进而达到读写通顺。此外，有相当读写能力的干部，则在理论学习的同时，以向报社撰稿的形式进行文化学习，迅速提高了学员的读写能力。”

党政军干部除参加学校文化学习外，还领导和参加突击性文化教育运动。1941年的“三个月扫盲”运动，是专门的识字运动，要求每人识字一千个，三个月后大测验；1943年4月至1944年4月，被称为“文化突击年”，这次文化学习运动，除识字以外，着重练习应用文写作、掌握看地图以及军事、经济、史地、自然等常识。

抗大十分校坚持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同时注重文化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各级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为战胜侵略者，建立新中国，为祖国未来的建设事业，培养了领导干部，准备了管理人才。如果说教育工作者一般具有超前意识的话，那么抗大十分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先辈们正是如此。“那时候大家都很自信，相信打败日本后，共产党是要掌握全国政权的。”(赵季：《回忆鄂豫边区国民教育的一些情况》1984.4.14)为打败日本以后掌握全国政权而努力提高受教育者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这一做法是极有战略意义和政治远见的。

二、“三个结合”是抗大十分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主要特色

抗大十分校教育教学工作，一个重要方面是培养和提高学员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因此，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三个结合。

（一）教育教学与客观实际相结合，兴理论联系实际之风，育理论联系实际之人

为了使抗大十分校教育工作符合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要求，边区党委对学校的教学进行了改革，使学制、教材、教法和课程等更适应革命战争和建设的迫切需要。就学制而言，最长是半年至一年；教学内容，根据学校的性质和需要以及学员的具体情况而定。学校以学习革命理论和工作任务的专业知识为主，干什么，学什么。所学的文化知识，也是适应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需要，适合农村根据地革命和建设情况的文化知识。

首先，“理论联系实际”是抗大十分校的开课原则。他们强调“一切从边区抗战的实际需要出发，根据学员认识的能力，迅速而系统地学习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培养对敌斗争的骨干人才。”抗大十分校的老师在上课前，由教员、指导员和行政干部以平时了解的情况和教育目的为依据，订出教学计划，解决政治工作，教学工作、课外活动等方面的问题。他们把“情况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情况教育”包括“边区友军情况”“边区敌军情况”“边区伪军组织情形”“边区我党我军及民主建设”“全国八路军新四军情况”“陕甘宁边区情况”“大后方情况”“时事报告”等八个方面。学校开设的“自然常识”课，有“边区特产的介绍（棉花、谷物、食物、烟草等）”“农业生产的改良（水利、种子、肥料等）”“土产品的制作和改良（纺织、制纸、制肥皂、制药等）”“兵器的研究”等等。可见，抗大十分校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都在大兴理论联系实际之风，而其目的在于培育理论联系实际之人。

（二）教育教学与工作实践相结合，培养实践第一的观点，造就勇于实践的人才

为了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抗大十分校教学工作特别注重实践，真正做到了实践第一，使学员在学习期间“又是学员，又是战士，又是工作人员，在实际锻炼中加速成长。”（李实：《抗战时期鄂豫边区的教育工作》）

抗大十分校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一致”，认为“全部教育都要尽可能做到实践，这里一切平常生活都是实践，都要与教育一致，故在完整教育中实践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学校十分重视学员“政治活动能力的培养”，“这一工作应该从最具体的基本方面着手。使学员学会开会。做主席，做总结、学会讲演、辩论、谈话以及其他有关政治生活的基本能力。”因此，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抗大十分校的办学方针。学员经常上山挖野菜、打野味、养猪养鸡，改善生活。1945年他们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和边区军民一道开荒、种地、挖塘、筑堰，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好收成。

在实践活动中，学校经常让学生参加根据地“减租减息”、查田、支援前线、慰问伤病员和部队战士、开荒种地，征税收税等实际工作。1942年，边区党委决定实行丈量土地，以反对地主瞒报田亩逃避田赋的行为，教师带领学员们到田边上数学课，他们量的量、算的算，运用面积公式和三角公式，把那些奇形怪状的田地面积又快又准地计算出来。1943年，新四军第五师开辟了洪湖、监利大片新的根据地，抗大十分校的学员们进驻该地，一边学习，一边收税。学校还专门开设对敌干部训练班，专门培养敌工干部，除学习对敌工作外，主要学习日语，学员经常教给战士们日语口号和战场用语，平时还负责制作日语宣传品，收集日军情报，有时还直接到战场的前沿阵地用日语向敌军喊话。因此，学校教育教学非常注重实践性和适用性，为边区抗战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教育教学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

教育事业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特别是战争环境迫使学校采取游击教学方式坚持教学，就更要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声息相通，生死与共。

经历过出生入死流血战斗的鄂豫边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把党的教育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把革命干部当作自己的骨肉，把抗大师生当作自己的亲人，经常给学校师生以无私的支援和深切的关怀。他们给学校送情报、打掩护、保护师生安全。学校每转移到一个地方，全靠他们提供住房、开会和晚自习场所，提供黑板（门板）、晚自习的油灯、课桌凳等用具以及锄头、镰刀、纺车等劳动工具。在鄂东陂安南一带，侯家大塆、陈家楼，陈家老屋，都是学校常住的地方。晚上，几个学员围着油灯看书学习，房东老婆婆、大妈、大嫂就着灯光在一旁做针线活。学员们每到一个新地方，三个五个分到群众家里，很快就和房东搞熟了，大伯大妈、哥哥姐姐，喊得很亲热，还抢着给房东挑水、打柴、挽草把子、拾粪积肥、抢着为老百姓干农活。农忙时跟房东一起下田栽秧割谷，离开住地时，上门板，捆稻草，打扫卫生，各班民运委员还挨家挨户检查群众纪律。总之，学校广大师生，与边区人民群众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广大知识青年走在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迅速成长为支撑斗争大厦的栋梁之才。

三、改革教育形式，创新教育方法，是抗大十分校教育教学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关键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有着“流动学府”“背包大学”特点的抗大十分校，以适应紧张的斗争环境。采用灵活多样、方便速成的教学形式和教育方法作为办学方针。

在教学形式上，一是“游击教学”。当时，学校大都没有固定的校址，往往随着战局的变化，一有敌情就转移，安定下来就立即抓紧教学，哪怕只有半天安定的时间也不放过。有时在稻场上或大树下，有时隐蔽在密林里，在坟包边，师生们找块门板做黑板，口讲手写，课就上起来了。二是“巡回教学”。学校的学员们，经常是以小组为单位，分散驻住于一条小山沟的几个村子里，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教学不可能进行，巡回教学就成为适用的办法，即教师轮流到各小组上课，辅导老师轮流到各小组辅导讨论。三是一般课程都采取上大课的形式，如政治理论和时事，多数是由新四军第五师首长、边区或学校党政领导用报告的形式进行讲授，有时上历史地理课，也打破班级界线，集中上大课。这些教学形式灵活机动，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在教学方法上，首先是“提倡启发式教学，反对填鸭式的灌注式”， 1942年4月2日由新四军第五师颁布的“关于创办抗大十分校的工作”中有“启发与民主”的条文，把启发与民主联系起来，更加体现了抗大十分校教育的特点。第二是“从具体到抽象，即根据认识论的原理，按照人们认识发展的规律，由浅入深，由近及远，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在识字运动中，在一些日常生活的具体实物上写下或刻上该物体的名称，以便人们随时识记。有时上自然、生物课，教师把学生带到田野里现场讲授稻谷、小麦、棉花等作物生长过程和培育知识，这种教法，具体、生动，学员学得扎实、牢固。此外，各校还经常组织开展爬山、赛跑、跳高、跳远、拔河、单杠、双杠、篮球、排球等体育活动和唱歌、演戏、下棋等文娱活动，组织学员进行社会调查研究，要求学员撰写连队工作情况报告，使学员做到学以致用，锻炼和提高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942年2月15日，李先念同志在抗大十分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我们的大学》的充满激情的讲话。他说，抗大十分校将是“鄂豫边区英雄儿女的‘萃英堂’，新中国的‘育才院’，“又将是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培育鄂豫边区民族英雄的摇篮”。历史雄辩地证明：抗大十分校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工作，不仅造就了大批抗击来犯之敌的民族英雄，更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培育了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和管理人才。抗大十分校的教育教学实践，真正是烈火熔炉炼真金，日月天地育英才。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里，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取得如此成功的教育成果和教学经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抗大十分校在教育实践中形成了“政治挂帅，思想领军；从严治校，纪律严明；探索真知，质量为本；联系群众，依靠人民；艰苦创业，勇于创新”的办学精神。这种精神，凝聚了校长李先念超前睿智的思维能力，严谨务实的治学作风，高超的领导艺术才能；凝聚了新四军第五师的集体智慧。在全党全国全军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和强军梦的今天，传承和发扬抗大十分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精神，具有极其深刻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我们今天的国防军事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抗大十分校的伟大历史功绩，必将永垂青史，昭示和激励着世世代代的后来人。

陈义万  曹汉厚  傅森林

   （五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