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95岁。虽早已离休在家，但却时刻感受着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尤其是孩子们对我极其尊重和关爱，是我极大的宽慰。我心情舒畅、健康长寿，与全国人民一道，分享着祖国建设的辉煌成果，幸福地安度着晚年生活。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追忆起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青春往事历历在目……

1938年6月，我所在的河南省舞阳县师范学校（高中）期末考试完毕。趁放暑假之际，由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我和王林、张秀松等几位同学，来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教导队学习、受训。

    竹沟，是新四军发展抗日武装，培养抗日人才的地方。这里四面环山，空气新鲜，景色非常优美。

竹沟，是一个不满千人的山村小镇。镇中有条东西街道，两边是老式民房，街东头有条南北小河，水深浅宽窄不一，水深处约一两米，水浅处人们可踏石块渡过。河水清澈透底，昼夜奔流不息，是人们食用、洗涤、游水、欢聚的好地方。我们教导队的女生，就住在河东岸坡的民房里。一天学习、训练下来，每到傍晚，一群群抗日青年，涌向河边，开展各种活动，有追逐赛跑的，有做游戏的，热烈紧张。那一曲曲高昂雄壮的抗日歌声，伴随着河流激荡、飞扬！

我们参加的是竹沟镇新四军第2期教导队。学员共有4个中队，其中1个是女生中队。我们这些抗战青年，来自于全国的四面八方，经过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汇聚到这个偏僻的山沟里来。大家同食同宿、一同上课学习、一起到野外实地演习……

每天，我们都踏着矫健的步伐，发出嘹亮的歌声。那种努力认真地学习、团结互助的精神、充满欢乐的气氛，时刻都在激荡着我们；那种抗日救国的决心、发奋革命的斗志、舍身高尚的思想；不断鼓舞着我们勇往直前。

在竹沟，新四军教导队的学习和训练，真是像当时我们党的机关报，即《新华日报》上登载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和训练的生活情景一样：既要训练射击、匍匐前进、挖战壕；又要训练紧急集合、夜行军……那时，学员们都快乐极了，深感实现了我们久盼的、参加、投身于中国抗日队伍的愿望！

在短短3个多月的学习和训练中，不论是军事知识还是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我们均有不少的收获和显著的提高。尤其是夜间紧急集合演习，大家正在甜梦中酣睡，突然被急促的、紧急集合的号声惊醒，真像是发生了敌情。学员们个个睁大眼睛，蹦起身紧张地快速整装，急促奔向集合地点。指挥官下达命令，各班排按令立即行动。在爬山演习与“对敌交战中”，有的学员像英雄一样捉到几个俘虏，有的学员则去背抬战场伤员……通过亲身参加实战演习，我们不仅增强了敌情观念的意识，而且有了真实、切身的感受和体验，加深了对战场上战略战术运用的理解和认识。

在训练期间，由于我的“肯学苦练，坚定勇敢”得到队里一致好评，因此被第一个吸收参加了“民先”，即“民族解放先锋队员”，我真是高兴极了。此后，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要处处带头，事事领先。

    竹沟的夏天蚊虫很多，疟疾发病率特别高，因蚊虫叮咬传染使不少同志都生了病。我很怕染病会影响学习，可偏偏越怕越难逃！当为期3个月的训练将要结束时，我不幸被染上了疟疾！疟疾，土名叫“摆子”，非常顽固，难以治愈，也缺乏特效药，只好咬紧牙关硬抗。我每天都要发作一次，先冷后热，一阵冷起来，上下牙碰的咯咯响，这从内心发出的寒冷，即使盖上3条棉被也止不住浑身冷的哆嗦，这是发病的高峰，也是高烧的顶端。高烧将要退时就出大汗，热的要命，全身湿透，难过极了。从发病到症状停止，足有3个小时，每天一次。原本活泼的我，被疟疾折腾的已是沉默寡言，无精打采。结实的身体这时也是少气无力，脸肿色黄。我力不从心，什么事也干不成，病魔真是要把我折磨垮了！

1938年10月，因抗战形势变化，我们竹沟教导队的训练亦已结束。这时新四军新编的游击支队由首长彭雪枫率领，将从竹沟出征，向豫东抗日前线挺进。我们女生中队里身强力壮的同志，被荣幸的编入游击支队，她们个个精神抖擞，英姿飒爽，真是令人羡慕！而我和少数因病体弱的同志却不能随队出征，等待着领导的再行安排。几天后，组织上找我们谈话，并写好介绍信，让我们回家乡工作或继续去上学。说来也巧，我们一同来参训的几位同学，都不幸被染上了病魔，都不得不告别了竹沟——这个团结抗日的、新四军温暖的大家庭。

火车飞快地奔驰，吼叫声震耳，冷风呼啸刺骨。我们受命离开竹沟，疲倦的坐在装货的、无厢顶露天的车厢上。可恶的病魔，路途上也不把我放过。一会儿，我开始感到发冷，冷的难以忍受；之后又热，热得喘不过气来。头剧烈疼痛，像要爆炸一样，闭眼苦熬，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才觉得稍稍有些轻松。我勉强睁开眼，远望辽阔的田野和贫穷落后的村庄，内心激烈翻腾着……我心中暗暗发誓，要以在竹沟新四军教导队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坚持抗战到底，一定完成好党组织交给我的光荣使命！

回到河南舞阳县家中，同学们纷纷来看我，说：开学一个多月了，仍不见你去学校报名，也曾到家问过，却不得信息，大家都很着急。后来听说你是受“红色教育”去了，可谁也不敢去学校替你说情。结果，学校贴布告开除你了。我听后才知继续求学这条路已中断，只得等待地下党另行给我分配工作任务。

很快，党组织介绍我参加本县“青年救国会”（党直接领导的群众团体）工作，同时又安排我在一所学校代理音乐课（是尽义务）。我这时病已治愈。我白天很少回家，全心扑在工作上，积极努力、吃苦耐劳。因表现突出，经同事李持英、樊春秀介绍，我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时我举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打消一切顾虑，工作上干劲更足。仅用两个多月，就把我在竹沟训练时学到的抗战歌曲，全部印发出来，并在代课学校教唱给学生们。很快，学校传出一片新颖、激昂的抗战歌声，在当时显得格外活跃、突出，不久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时，党组织提醒让我警惕、收敛，以免发生意外。不久，党组织又指示我辞掉该校代课工作。此后，我便以全部精力投入本县“青年救国会”的工作。

当时，党领导的“青救会”，吸收了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将他们组织起来，有计划的进行宣传抗日救国活动。我们经常有组织的到学校、到农村和城镇去开展抗日宣传及青年运动，激发他们参加抗战的热情，培养抗日积极分子，并从中挑选优秀者发展成为党、团员，扩大我们的队伍，壮大抗日的力量。由此，我们全县抗日救亡力量日益蓬勃发展起来。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组织从“青年救国会”抽调出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同志，成立了舞阳县“舞卫剧团”。团长李景伦，导演屈桂卿，以文艺团体出面，名正言顺地开展抗日爱国活动，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战。我们编排、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抓壮丁”“生死关头”等抗战剧目；演唱“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游击队之歌”。为唤起民众的觉悟，大家兴致高昂、四处奔走，不顾疲劳，满腔热情地工作。我们经常到城镇、居民区、驻地部队做广泛、深入的抗战宣传。

我们曾到冯玉祥第30军驻地进行演出，收到很好效果，对激发官兵们爱国、救国的思想和坚决抗日的主战情绪、民族精神，鼓舞很大，教育极深。该军的官长们看过演出后，主动向剧团团长提出邀请，指名要招募几名剧团演员作他们成立宣传队的骨干队员，并亲自来动员我们能够留下。当时我心想，不管其意善恶，我绝不能留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兵。党组织领导偷偷对我说：“要参军，将来送你们回到自己的队伍去，绝不能留在国民党部队。”后由我们剧团团长出面，婉言谢绝了加入国民党部队的邀请。从此，我牢记并深切期盼着：一定要回到我们党自己的队伍中去！我时刻渴望着这幸福一天的来临。

“舞卫剧团”在舞阳县开展抗日活动频繁，宣传内容及形式新颖，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推动了全县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但是后来，政治形势变化，国民党挑事闹分裂，妄图控制共产党的抗日活动，他们散布谣言，暗地盯哨，尤其对“舞卫剧团”进行重点监视，并散布舆论，扬言要解散剧团，要逮捕剧团某某人关到集中营去，等等，公开威胁、制造万分恐怖的分裂空气。地下党组织为保存实力，免遭破坏和损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斗争对策。首先决定让“舞卫剧团”中几个“太红”的同志先行离开，按计划分批向两个方向走：一个是去延安，一个是去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新兴集。暂没暴露的同志继续坚守岗位。然而，在这白色恐怖猖獗的环境里，任务更艰巨，斗争更激烈，更要做好随时随地有可能被捕并牺牲的思想准备。

此后几天里，我发现背后有人跟踪、盯梢，同时还接到了恐吓的条子：“你别逞能，小心你的脑袋……”看来，我已处于敌特监视之中，且很难摆脱了。但此时我并没有惊慌和惧怕，因为我懂得，要革命、要抗日，就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胆小怕死就别去抗日，就别去参加革命队伍。我早已做好了应付最坏时刻的准备，因此，我仍就很冷静、很镇静的去面对这个现实。

形势紧迫、现实逼迫，但在党组织的转移、撤离计划开始实施和行动前，谁走谁留，同志们还都不清楚，他们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但在思想上早已做好了最坏的、对敌斗争和作战的准备！待命，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决定！

1940年3月，我接到了党组织紧急撤离的通知，因我的舞阳县抗日青年救国会身份已经暴露，命我马上转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我和另外两位同志连夜启程，奔向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去找新四军部队（幸亏走得及时，后来听说，国民党第二天就来抓人了）。我们经过10余天的艰苦跋涉，历经一次次的惊险盘查，闯过了国民党3道封锁线，终于走进了皖北革命根据地——新兴集。我又见到了曾在竹沟教导队受训时新四军部队的首长彭雪枫，以及与我一同学习、训练的战友们！

    从此，我穿上灰色军装，实现了期盼已久的理想：成为我们自己的、抗日部队的一名战士——一名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4师分会 孟昭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