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浙东区党委成立70周年，也是我走上革命道路70周年。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浙东区党委的诞生之地浙江省余姚梁弄镇是我的家乡，在这个四明山的小镇上，一个苦孩子从浙东游击队小情报员开始走上了漫漫70年的革命征程。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回想起当年在家乡参加抗日革命的艰苦岁月，我不禁百感交集浮想联翩……..

1928年我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梁弄镇晓岭街，我父亲在我不年满周岁那年就因病去世了，从那以后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艰难度日，居住在小岭街临街的三间小房子里（现在是晓岭街38号）以卖柴火、大饼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两个哥哥很小就到上海学徒谋生去了，我只读了三年半书就因家中生活困难辍学回家，帮助母亲做小生意。

我14岁那年，母亲突然病逝。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两个远离家乡的哥哥杳无音讯，我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为了糊口只好每天趸些大饼油条沿街叫卖。

我的家乡梁弄是四明山地区重镇，姚南地区的山货都要集中在这里集市上来贩卖，来往人口较多，在浙东是很有影响的地方。1942年6月，梁弄还在日伪控制下，百姓生活相当困苦，有个叫汪文元的同乡人从上海回到梁弄，我知道他是我去世大哥的徒弟，曾在上海的文明书店干活，但我不知道他是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他看到我孤苦伶仃生活，就对我说：“阿寿，跟我走吧，我给你找个有饭吃不受欺负、能抗日的地方。”

在他的指引下，我离家到了山区三北游击队的办事处，当时这个早期的小办事处是秘密的，只有四个人：汪文元（又名朱雯）主任，两个干部和我。他们看我只有14岁年纪小，就让我当传递情报的通信员。当时办事处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游击队大部队筹集粮草做准备，需要联络各个秘密点互通情报和信件，也要给周围十几个敌占区的伪乡镇公所递送公文，送达游击队的催军粮的协商和通告、通知的信函。

经常让我化装成为了换口饭吃而代送信的小乞丐，把信直接送到敌伪镇长和保长家中，信中是争取他们为抗日游击队筹集粮草的事宜。那时候游击队主力还没有到达，人们还没完全了解游击队的抗日作用，姚江以南和四明山地区的日伪人员还不太知道我们游击队的详情，当他们看到我送来的公文还嘲弄的口气说：“什么游击队呀，不过是些野毛部队吧？”“要粮食没有，要砻糠还是有的。”有的干脆不理不睬。也有的慑于游击队的威力，除了色厉内荐说几句外，也想留条后路，不敢太为难我。

记得有一次给夹塘镇送催粮公文时遇到了麻烦。夹塘镇属于上虞县管辖的，镇中有个小山，日本鬼子在里面做了据点，在山中修建了碉堡和工事，四周圈上铁丝网，镇内外有哨兵把守。年少的我斗争经验少，对如何如进入镇中对付盘查还心中无数，但是已在游击队同志帮助教育下，明白为抗日不能怕艰苦必须把信送到夹塘镇伪镇公所。那天上午我来到唯一仅出镇内有站岗的路口，壮着胆子混入进进出出的人群，紧紧跟在一个老头的后面，站岗的鬼子看我又瘦又小、穿着破旧没有查问我的《良民证》，我走到镇里打听道路才知道，镇公所在山下鬼子的兵营旁边，那地方是禁止百姓通行的，路上也有伪军的哨兵。了解到镇公所在的位置，我就直接冲着镇公所走去，站岗的伪军大声喝住我“不准往前走”，我把信封高高举起，信封上有三北游击队的大红印章，那个伪军看着我理直气昂，信封有镇公所收字样，红印落款也没看，认为是他们上司来的信，估计经常有来送信的，摆手放行“走吧”。过了这道关，又见到一个鬼子哨兵，我心里明白要让鬼子抓住了可要被杀后头的，鬼子可能见到伪军已盘问过我，对一个又脏又小的信童就没理睬，我假装镇定继续向镇公所院子走去。进了院子不见人影，只寻到东房里有人低头写字，我把大信封放到他桌子上，看见“三北游击队”几个字，他紧张地叫道“游击队”立即起身，一看是个没有枪的小孩，才掩住慌张平稳了下来，看他哆嗦着拆开信封，看了公文后，让我别走，立刻出去喊人。马上进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身穿绸长衫、头戴礼帽，另外两个黑色短衫、腰间一条绸带、背着手枪，好像是保镖。他们嘀咕着看完信，狐疑的厉声问我：“你从哪里来？是游击队让你送来的吗？”我知道要把我当游击队员抓起来交给鬼子，我必死无疑。我佯装害怕的说：“要饭路上碰到一个人，给我几个铜板让我送来的，什么都不知道的。”这下子他们才放松。盘问了送信的要饭孩子也没什么结果，只好放我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头脑稍灵活的敌伪镇长和保长们已经听说了游击队要来到，他们一方面要服从占领的日军，一方面也惧怕游击队威慑，看到了抗日大势所趋，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很多都私下服从给游击队留了粮草。

就是这样，为了执行任务还多日不洗脸为了更像要饭的小孩，一个人翻山越岭在山林中行走，冒着生命危险的完成了很多去敌占区催粮送信和情报联络传递任务。

在我送信一两个月后，新四军主力部队就进入姚江附近，1942年8月三北地区成立了总办事处，10月浙东区党委也成立了。

1943年初，抗日战争中期，日伪军第10师37团1营占据着梁弄镇，这时的慈姚办事处合并发展为姚南办事处（第三战区三北游击队司令部姚南办事处，又改称新四军抗日浙东纵队姚南办事处）。那时我已在浙东抗日游击队姚南办事处当了通信班长。

一天，姚南办事处朱之光主任给我布置任务，让我重回到敌占区的梁弄镇小岭街那个有三间住房的空家里，要以我家为联络站点、以小贩身份做掩护，隐蔽在家中做情报联络工作。办事处主任朱之光对我说：“你是梁弄本地人，年纪小，家中无亲人是孤儿，周围没人会注意到你。你当过走街串巷的小贩，熟悉地形，最合适派你回去。以你家为联络点，派你作为游击队传送情报的联络员。交给你三项任务：1、在维持会那里做事的黄阿范会把情报送到你家，你拿到情报不分昼夜要立即转送过来。2、把了解到的梁弄镇驻扎的伪军数量、武器、工事、哨位等情况及时汇报过来。3、配合游击队侦察员执行敌情侦查任务。”

我的房子在梁弄镇小岭街上比较热闹的集市位置，家门口有一个水井，外来的秘密联络人员可以很容易辨认查找到，家门的斜对面就是镇里警察署，也便于观察动静、了解各个方面情报。

接受朱主任派给任务的第二天我就回到梁弄镇晓岭街的家里。邻居问：“你怎么回来了？”我说：“和平军已来了，外面做事太危险，还是回家做生意好。”当天晚上，我悄悄找到了黄阿范，此人看上去是镇里的有奶便是娘流氓式人物，日本人打来了他做过汉奸。游击队作过争取他的工作，这次他看了朱主任的信，可能怕抗日游击队今后处置他，或许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等其他原因，答应给游击队提供敌伪行动情报，定好每天夜里到我家里给“任务”。

从此，我又恢复了做小贩的身份。先找到原来的开大饼油条店的老板，他同意还按原来的方式让我卖完货付款，这样我便以贩卖大饼油条走街串巷作掩护，侦察了解镇上敌人的部署、传递情报，执行着浙东游击队情报员的任务。

梁弄是个大镇子，在山区交通不便。当时日本主力撤离，镇上敌伪兵力不足，只在镇西住兵建据点，我家在镇东晓岭街，这边没有兵力，所以我行动起来很方便。

黄阿范的传递的情报很多，差不多天天都有情报条子送过来。如果不是急的，我白天以卖大饼的名义离村送走。也有非常急的情报，必须当夜翻山越岭送出去。

南方初春，雨雪天气很多。我们镇到总办事处有十多里路交通不便，而且大部分路都需要爬山越岭。那时年纪很小，一个人孤零零得走在黑暗的密林山路上，听到山上野兽时而嚎叫、山头“鬼火”闪烁不免感到恐惧。但是，为了抗日、为了完成游击队传送情报任务，就不顾一切，翻山疾走在山间小道上，奔向总办事处的驻地。

有一天黄阿范送来紧急情报，要求我立即送走。这夜正在下大雪，刮着大风，山路上积了厚厚的雪,我立刻套上竹笋壳做的防雪草鞋，穿上蓑衣冒着风雪向总办事处走去。出村后就开始爬山，山路上行走很艰难，走一步退几步，平时一个多小时这天走了三四个小时。南方的气候下雪化得很快，到了目的地后雨雪湿透了衣衫，办事处的同志接到情报后，马上找人帮我点火烤衣，烧水热饭，我吃完倒头便睡了一天。

传递的情报是密封的，按照纪律我不知道其中的内容。后来我才了解到，主要是敌人调动的情况及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阴谋等。完成这些任务虽然很艰苦，但是看到为抗日游击队的战斗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我感到很值得的。

我常常利用卖大饼油条的机会，尽量到离敌人据点近的村民房子那边去叫卖，以便观察得清楚一些。经常到据点周边叫卖，后来与据点伪军的采买上士也混熟了，他要求我每日送多少根油条过去，这样我就更容易了解伪军据点情况。从我平日的观察中了解到，镇上敌人有百十余人，分了三个地方做据点，一连驻扎在村外的狮子山（现在烈士纪念塔那里），一个连驻扎在镇西东明寺、民教馆（现在梁弄中学那里），一个连驻扎在横街黄氏祠堂旁边（现在的汽车站）。每个据点，构建有大碉堡，四周有小地堡还有交通壕，外面设有铁丝网，每个据点有四五挺轻机枪，还有掷弹筒，每个据点三四十人，当官的四十多岁，当兵的大多数是北方人。他们兵力不足，自占领梁弄后，很快就修了工事。训练活动都在据点里面，不外出。三个据点好像很少联系，这些情况我都随时报告给办事处。

有一天游击队派来的侦察员找我，问抓个伪军的舌头有何办法？我说：每次赶集的时候，他们采买的上士常常带着炊事员上街买菜，你们装成山民去卖山货，就可很容易抓一个。那时我只提供了情况，具体怎样实施我并不知晓。几天后就听到老百姓传说，前几天集市上游击队抓走了一个伪军的上士。我暗自想到，这就是游击队抓到的舌头。

1943年4月游击队在攻打梁弄镇的前几天，游击队的一个侦察员要我陪他一道去侦察敌人工事和驻防敌人情况。我凭借着熟悉地形，把他带到了附近山林，隐蔽在丛林中的一个隐蔽点，侦察员仔细观看了地形、工事和哨兵的位置等情况，他一面看一面记。尤其对西南面开阔地看得很详细，对东北面居民居住地还画了图。后来我又带他到镇外西南方民教馆的附近，镇西北

狮子山敌据点102高地附近观察，侦察员都查明敌情和部署，一一作了详细的记录，绘制兵力分布，工事构筑，火力配置等内容详细地图。我们又转到镇内里弄，最后我悄悄把他送出镇外。

那次战斗的具体情况按照纪律我一点不知道，我是作隐蔽工作不能暴露，所以只能继续在家里等待。在4月23日后半夜，我在家中被战斗的激烈枪声惊醒了，原来游击队攻打梁弄镇敌人的据点了。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左右，镇上伪军投降了。狮子山的据点仍在战斗中，我军顽强作战，不断摧毁狮子山、横街祠堂的坚固防御工事。在战斗期间，地下党的同志还来叫我帮助找煤油、稻草、辣椒为火烧攻打碉堡提供材料，我还帮助他们一起四处找门板运送伤员。溃败的敌人趁天黑，向上虞地方逃跑了一部分，战斗胜利了。1943年4月24日，梁弄解放了。

后来才知道这场解放梁弄镇的战斗是由何克希司令和谭震林亲自到现场指挥作战的，姚南梁弄重镇的收复，中共浙东区委即迁址梁弄横坎头，梁弄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我也完成了配合游击队消灭日伪军解放梁弄敌后传送情报的任务。从此我的情报工作结束了，也离开了作为情报联络站的我的家，又回到了总办事处继续接受新的任务。

1943年6月我到梁弄横坎头新四军浙东游击队政治部当通信员，跟随大部队从四明山根据地抗击日伪军的游击战一直战斗到抗日战争胜利。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梁弄，我在浙东游击队前后做了三年多的情报通信工作。直到1945年随部队北撤，离开了梁弄，这一别家乡就是半个世纪。

我们四明山走出来的浙东纵队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解放战争时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0军60师，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解放浙江一江山岛战斗。我也一直跟随着这支部队在枪林炮火中成长，始终战斗在最前线。1955年我从20军60师被调到北京，一直在北京的军队总部机关工作，为两弹一星国防建设发展尽职。

因为家乡已没有亲人加之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机会回到家乡梁弄，直到80年代离休后才两次回到故乡梁弄镇。离别几十年后我回到了家乡，沿着梁弄镇小岭街的石板路寻找，看见了家门前的那口老井，看见了那快要倒塌的老房子，看见了家乡青山绿水，看见了邻居和小学同学。站在老房子的门前我非常激动，这里是我的家、我生长的地方、我战斗过的地方。我想起了勤劳善良的父母、想起了艰苦的少年生活、也想起了在这间房子里传递情报的危难时刻……。因老家早已无亲人，40年前我就几次写信要把我家房子捐献给镇政府，但他们知道我在北京工作坚决不要、也没占用，使这个曾作为游击队联络点的房子一直留存至今，我很感激。

两次回到家乡，我带着家人去给父母扫墓、去参观离我家住房不到百米外浙东游击队司令部旧址、去看韬奋书店；带着我的子孙去狮子山“四明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祭拜革命烈士们，在横坎头村原浙东区委旧址建立“浙东抗日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我看到了战友们的照片和革命文物。当年和我一起走上革命征程的有一百多梁弄人现在所剩无几，我们曾为了革命事业共同浴血奋战，很多同乡人都牺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们不能回来看看家乡了。我是幸存者、是幸运者，也是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现在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能再回去了，看到书报、子女去参观带回来的见闻，我了解到家乡梁弄镇发展建设得非常好，人民生活水准提高很快，物产丰富、商贸繁荣，作为一个梁弄人我心里真是非常高兴。

在纪念浙东抗日根据地区党委成立70周年的时刻，我这个从浙东走上革命道路70年的老兵也送上真诚的祝贺，祝愿我的家乡梁弄这块红色的故土更加壮丽秀美，祝福四明山的父老乡亲生活富足美满，祝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建设发展的更加繁荣昌盛！

                      浙东分会  张钦寿

                             2011年